
溫哥華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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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首席經濟學家弗朗西斯·唐納德(Frances Donald)來說,6月6日的早晨,要麼是她這一週工作效率最高的時刻,要麼就是災難性的收尾——取決於你如何定義“災難”和“效率”。
那天早上不到8點,她已經把孩子送去託兒所,開始埋頭工作。儘管這一天並不是經濟學家眼中的“超級碗”(Super Bowl)級別的日子,但由於加拿大統計局即將公佈5月的勞動力市場調查,她還是把這天比作“季後賽”級別的大事——這類報告對經濟學家而言,可是一年一度的“重頭戲”。
然而,意外很快發生了。早上不到9點,託兒所打來電話,說孩子肚子不舒服,需要她立刻接走。有時候,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並不會如你所願地進行。
唐納德的這段早晨經歷,恰好說明了一點:大多數加拿大人並非懶散地窩在沙發上看Netflix,而是在兢兢業業地工作、生活。
但令人困惑的是,這樣的刻苦努力卻並沒有體現在加拿大的生產率上,尤其是與美國等國家相比。過去幾十年來,加拿大持續低迷的勞動生產率,已令政策制定者、經濟學家和所有關心國家未來的人感到焦慮。
“即便作為一名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我現在也不再僅僅拆解資料了,因為光看資料,你看不到全貌。”唐納德說,“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打造一個創新、有規模、能適應變化的韌性經濟?”
這是一個重要而迫切的問題。畢竟,加拿大央行高階副行長卡羅琳·羅傑斯(Carolyn Rogers)早在2024年3月就警告說,加拿大正面臨一場生產率的“緊急狀態”——“緊急”一詞可不是央行隨便用的。

### 昔日輝煌 今朝堪憂
或許更令人震驚的是,在1967年加拿大建國百年時,這個國家曾被認為是全球第三富裕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瑞士。
而今天,加拿大在全球生產率排行榜上位列第18,僅略高於義大利和西班牙(後者還以“午睡文化”聞名),而愛爾蘭則高居榜首。令人不禁要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多數人可能並不瞭解,也不關心‘生產率’這回事,”前加拿大統計局首席經濟分析師菲利普·克羅斯(Philip Cross)說,“但你的生產率和你的收入,其實是直接相關的。”
生產率,說白了就是你工作完成得有多快、多準確。工作完成得越快、越好,你就有更多時間陪伴朋友、參與志願活動,或是處理家中事務。
用金錢來衡量,勞動生產率是“每小時的產出價值”。40年前,加拿大人每小時產出的價值是美國人的88%;到了2022年,這一比例已降至71%。
換句話說,美國每小時人均產出91.5美元,而加拿大僅為71.9美元。
> “提高生產率就是一場勝利,”克羅斯說,“它是一份持續不斷帶來好處的禮物。”

### 不只是“加班幹活”
提高生產率,意味著更富裕的公民、更好的道路和醫院、更高質量的學校與公共交通,同時也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但很多人一聽到“提高生產率”就下意識反應:“是不是要讓我更辛苦地工作?”
“不是的,”前副總理、現任Jeffries Canada董事長約翰·曼利(John Manley)說,“生產率不是叫你更努力,而是叫你更聰明地工作。”

曼利現年75歲,仍拒絕退休。他早在1999年便在多倫多公開呼籲應對生產率危機。他指出,當時加拿大的生產率跟“密西西比州”差不多,美國人均收入比加拿大高出30%,而在G7國家中,加拿大的生產率增長墊底。
多年過去,情況幾乎沒有改善。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包括但不限於:省際貿易壁壘、企業不願投資、移民無法發揮專業技能、繁瑣的政府法規、融資困難、企業稅政策抑制發展、行業壟斷、缺乏創新與意願去真正解決問題。
> “加拿大的問題不是一無是處,而是‘還過得去’,”曼利說,“但如果事情難以解決,加拿大人的態度常常是——那就先不解決了。”

### 我們做得到,只是還沒做
其實,加拿大人完全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
1990年代,加拿大曾面臨財政危機——國家信用評級被下調、赤字高達5千億加元,每收1元稅就有34分用來還債。
當時,曼利在克雷蒂安政府擔任工業部長,他的部門從54個專案削減至9個,裁員四分之一,聯邦政府對各省的轉移支付也被大幅削減。雖痛苦,卻奏效——到1998年2月,加拿大實現30年來的首次預算平衡。
> 曼利說:“改革雖然艱難,但絕非不可能。”
### 被低估的資源部門與“紅色膠帶”
曼利認為,加拿大人需要正視並珍惜自然資源行業——油氣、採礦、林業等。“這些產業為加拿大買單,”他說,“我們不應為此感到羞恥。”
石油行業的斯科特·薩克斯伯格(Scott Saxberg)就說,他在2000年代初涉足石油行業時,加拿大是投資天堂。但此後法規層層疊加、政策不確定性加劇,加上Keystone XL管道專案被美國擱置,資本逐漸流出。
> “資本是全球競爭的,”他說,“你不具吸引力,它就轉頭離開。”
例如,美國2024年就新建了5條大型油氣管道,而包括道達爾能源、英國石油、康菲石油、殼牌等國際能源巨頭已先後退出加拿大油砂領域。

然而,加拿大聯邦擁有的“跨山管道”(Trans Mountain Pipeline)則是一個正面例子:它僅需750人運營,卻能在2043年前帶來28億加元的稅收,為加拿大原油開啟亞洲市場。
> 曼利說:“如果我們有更多這樣的專案,我們就能有更好的醫院、教育和基建。”
### 其實我們也有成功故事
加拿大並非毫無亮點。
零部件製造商Linamar董事長琳達·哈森弗拉茨(Linda Hasenfratz)指出,公司15年來的生產率提升了100%,而整個製造業提升了50%,甚至超過了美國製造業的增速。
豐田、通用在加拿大的工廠也常年排名北美第一。這說明,加拿大企業是有能力做到世界級競爭水平的。
她認為,障礙在於政府部門過於龐大——2010至2023年,聯邦公務員增長了26%,再加上250多萬非營利組織員工,太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加拿大人投身於不直接“創造收入”的領域。
> “我們需要讓更多人進入有營收的企業,這會極大提升整體生產率。”
### 阻礙“出口大國”的瓶頸:港口
卡爾加里大學經濟學教授特雷弗·湯姆(Trevor Tombe)提醒,哪怕製造業、能源和農業都能出口更多產品,問題是——這些產品怎麼出得去?

例如,溫哥華港口已是北美西海岸最大、運力飽和,擴建專案從2013年開始,可能要到2030年代才能完成。蒙特利爾港的擴建自2018年啟動,仍遙遙無期。
> “你不可能靠卡車運貨去日本,”他說,“我們沒有港口餘量,自然也無法擴大非美貿易。”
他建議建設北極深水港,既有經濟效益,也有國家安全意義。
### 小企業、稅制與“生產力武器”
生產率的另一個關鍵在於——企業裝置投資。加拿大的小企業僱傭了近一半勞動力,但投資裝置和技術的比重遠低於G7其他國家。
目前,公司購買裝置的支出要分多年才能抵稅,但如果改為一次性扣除,能大大激勵企業立刻投資、立刻升級,提高效率。

### 不只是資料,而是國家願景
儘管存在“生產率緊急狀況”,但唐納德強調,數字只是表象,關鍵在於:加拿大人到底想要什麼樣的國家?
比如,提升生產率可以靠多招工程師,但如果因此減少醫生、護士、消防員、教師,那加拿大人真的會滿意嗎?
> “我們的資源、人力、地理條件都不缺,”她說,“我們缺的是如何執行的共同意志。”
“我們不需要憑空創造什麼,只需善用已有。”
——這場“緊急狀況”,也許就是加拿大重新思考未來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