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歷史的兩根柱子”

（一）告別革命

本文繼續《文化革命的意義》《文化革命的內涵》兩篇文章的內容，講完了意義和內涵，我們再來看一看文化革命失敗後是什麼樣子的：那就是統治剝削階級“還鄉團”在意識形態領域瘋狂的反攻倒算。

1976年毛澤東主席逝世，他所領導的國際共運最後一次全球高潮結束，從此文藝界的一大主題就是“告別革命”。

在大年初一的文章中，我講解了宮崎駿的作品《紅豬》：這是宮崎駿寫給革命理想最優美的情詩。在這部作品中“紅豬”就是被汙名化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想的具象代表，小女孩則是追隨革命理想的一代又一代青年，最後用一個吻把被詛咒（汙名化）的革命理想從“豬”變成了“人”。

日本動畫大師今敏的作品《千年女優》中，也使用了以愛情隱喻革命的類似手法，女主苦苦追尋的愛人是三十年代的日本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一同在東北與日本軍國主義作戰。

女主的一生，都是在追尋這位“一眼誤終生”的愛人。雖然這位愛人早早就死在了法西斯的大牢中，但並不妨礙女主矢志不渝的追尋，因為“追尋理想的過程”對她來說是最重要的。

這兩部作品可以算作是“浪漫主義”式的告別革命。而姜文的作品《一步之遙》則是一個“現實主義”式的告別革命——用看似荒誕的情節，講述我們正在經歷的最真實的現實：

第一，是誰放棄了革命；第二，反動勢力“還鄉團”們對革命的汙名化運動。這就是“改寫歷史的兩根柱子”。

《一步之遙》中一個核心主線就是——革命是被革命青年自己拋棄了——最後馬走日也意識到了“我沒殺完顏，但完顏因我而死”。

姜文自己當年也拍了一部“傷痕文學”經典之作《芙蓉鎮》，於是他在這一部中用“馬走日親自去演《槍斃馬走日》”調侃了一把自己。

洗白剝削者壓迫者、抹黑革命者，是“一根柱子”的正反兩面。宮崎駿為什麼把電影主角設定為“紅豬”，據宮崎駿和加藤登紀子共著的回憶錄《偶爾聊聊過去的》一文中提及，“紅豬”這個詞來自於二戰前義大利法西斯分子對於共產黨人的汙衊，於是宮崎駿便以這個形象作為了革命者的象徵。

紅豬是一位英俊帥氣的飛行員，但是電影也沒有交待到底是什麼魔法之類的把他詛咒成為了豬，這個象徵就代表著對革命的汙名化運動。

在電影《一步之遙》中也有同樣的情節，革命死了之後是什麼呢，是特權階層與輿論特權階層（文人、知識分子）聯合進行的“汙名化運動”——槍斃馬走日。本文我們就來看一看，他們是怎麼拍攝“槍斃馬走日”的。

（二）汙名化運動

知名美劇《權力的遊戲》從史詩級神作到史詩級爛尾，僅僅只需要一個大結局。

當代左翼學者齊澤克專門寫了一篇批判權遊大結局的文章，題目就非常一針見血了：Game of Thrones tapped into fears of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women—and left us no better off than before——《權力的遊戲》的結局反應了對革命和女性參政的恐懼，沒有任何進步意義。

確實如此，龍女王丹妮莉絲·塔格利安做了整整七季的“聖母”——解放奴隸、勵精圖治、志向遠大；還因為自己的龍吃掉了小女孩把它們關進了地窖，並而引發了一系列危機；放著自己唾手可及的勝利不顧，依然北上抗擊異鬼，損失了自己絕大部分實力和一條龍。這樣的一個角色，突然在第八季結尾處性情大變，變成了屠城的惡魔，這種缺乏鋪墊的反轉自然讓觀眾難以接受。

在前七季丹妮莉絲·塔格利安的形象簡直就是：李·富農之子·井岡山大王·農民領袖·工人旗手·延安之光·五十六個民族的主席·第三世界的精神領袖·共產主義運動第五任盟主··帝國主義一生之敵·解放者·哲學家·詩人·德勝。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真正因素。從革命之初，丹妮莉絲就把發動人民群眾作為最重要的鬥爭策略，讓統治階級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是奴隸灣的奴隸主，一座是維斯特洛的舊貴族。坦格利安人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所有受壓迫的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愚龍移山》

革命的浪潮席捲整個奴隸灣，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枷鎖,而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人民擁有了自由，人民獲得瞭解放，還有誰不會愛戴人民的卡麗熙呢？

彼時天下大亂，拜拉席恩失其鹿，而天下共逐之。有人想借亂世實現自己的慾望和野心：

而丹妮莉絲·坦格利安，只有一個樸素的願望，人民不再受剝削、受壓迫：

她不是一個征服者，而是一個解放者。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在打到了就壓迫者之後，往往會產生新的壓迫者。瓦雷利亞人剝削了大量的奴隸，取代瓦雷利亞的自由城邦和奴隸灣同樣享受著奴隸制帶來的鉅額利益。

然而龍女王的志向絕不僅限於統治和王位，她有更崇高的理想，那就是：消滅剝削，推翻壓迫，終結歷史週期律，再造一個新世界！

正是來自這崇高理想的號召，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有識之士。他們不惜突破反動政權的重重圍堵，前往龍媽的革命根據地，去追求自己救國救民的抱負。

同時，反動勢力對於新政權的仇視一刻從未停止，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妄圖把革命政權扼殺在搖籃中。丹妮莉絲的戰友一語道破反動勢力的意圖，如果革命政權成功了，那就意味著剝削和壓迫是錯的、是不必要的，彌林革命根據地的聖火必將激勵整個奴隸灣的反抗：

沒錯啊，如果無產階級能夠透過《鞍鋼憲法》指導下的集體經濟勤勞致富，那豈不是就證明了資產階級就是沒有用的寄生蟲嗎？

還有更多的困境。在曾經的革命根據地，過去的被壓迫者變成了新的壓迫者：

可以看到，我們偉大的丹妮莉絲·坦格利安，她革的不是命，革的是人性啊！

然而道路是艱難的、充滿挫折的，反動勢力的根深蒂固比想象中地要更嚴重。她親密的夥伴都產生了動搖：

為此，丹妮莉絲深刻地分析了當前的革命局勢，解答了小惡魔同志“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疑惑。

首先，紅色政權遇到了危機，但是奴隸主和貴族城邦同樣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其次，維斯特洛的各大貴族之間矛盾重重，給了紅色政權壯大發展的空間；最後，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紅色政權會從弱小變強大，同時各種矛盾都向前發展了，全世界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

果不其然，維斯特洛的局勢發生了劇烈地變化，各大貴族在內鬥中頭破血流，人民遭受了沉重的苦難。在粉碎了奴隸主一次又一次的圍剿之後，丹妮莉絲深刻分析了國內外革命鬥爭形勢後，決定帶領軍隊進行戰略轉移，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

經過長征後，丹妮莉絲在貧瘠的龍石島開闢了新的革命根據地。然而此時的維斯特洛，人民正在反動派頭子瑟曦統治的水深火熱中苟延殘喘。他們魚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

他們虐待士兵，把拉來的壯丁不當人對待：

雖然大量的蘭尼斯特士兵在反動政權裡為虎作倀，但丹妮莉絲認為他們也是受剝削受壓迫的底層人民，也是可以爭取的革命力量。於是她提出了禁止虐待俘虜的原則，並將自己的革命理想傳播給每一個人。

在蘭尼斯特戰俘中，開展了廣泛的訴苦運動；苦大仇深計程車兵們紛紛踴躍加入革命軍隊，保衛革命政權。

以上，就是《權力的遊戲》前七季中龍女王的全部形象。然而在大結局第八季中，丹妮所有的優秀特質都被編劇吃了，變成了一個屠城的暴君，從劇情臺詞到鏡頭語言，全面“汙名化”。

讓觀眾更加難以接受的是，接替龍媽掌握權力中心的貴族集團，表現的更加糟糕。史塔克國王剛剛上任，就承諾了自己姐姐讓北境獨立，這明顯不符合七大國的整體利益。同時御前會議更加讓人難以接受，一個揮金如土、縱兵搶糧的僱傭兵竟然當上財政大臣了，就因為他威脅了御前首相一句。

貴族集團赤裸裸地瓜分革命成果，毫無顧忌地把國家公器當做私產分封，最關鍵的是他們竟然覺得這一切理所應當，這一切還是個happy ending。

我們維斯特洛新任宰相小侏儒，問他任命的財政大臣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當上了財政大臣）終於可以還清你以前欠的債了吧？不由得為維斯特洛人民的未來擔憂。

按理說我們的龍女王，瘋了就瘋了，死了就死了。但是後面這些人都特麼是什麼貨色，讓人實在沒眼看。貴族集團一上來就開始分家，毫無顧忌毫無廉恥，反而認為自己推翻了“暴君”而沾沾自喜。

貴族集團認為這樣毫無問題，背後反映的是編劇和主創團隊認為此理所應當，這就是問題的關鍵了。這就反應了某些群體潛意識裡根深蒂固的偏見：解放奴隸的平民領袖，她是一定會黑化的；貴族分封私產，把國事當兒戲，完全ojbk。

那麼我們更深一步地去想，龍女王的黑化如此草率如此站不住腳，那麼歷史上，所謂的“勇士變成惡龍”的故事，是不是也摻雜了某些“場外因素”呢？究竟是勇士真的長出了龍鱗，還是勇士“親密的戰友”們為了瓜分他的政治遺產以及樹立自己的合法性編造出來的故事呢？

能讓我們思考到這一步，《權力的遊戲》的爛尾就有了其獨特的價值。毛主席評價《水滸傳》時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金聖嘆把《水滸》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嘆，專門寫了一篇評論金聖嘆的文章《談金聖嘆》。”

毛主席認為《水滸傳》好就好在“投降”。《水滸傳》透過寫梁山好漢招安後的遭遇，揭露了“修正主義”路線的危害，讓整本書更具有了批判性、反思性。這就是為什麼那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結尾要“批宋江”，這些內容在上一篇文章中講解過了。

同理，《權力的遊戲》這部戲，好就好“爛尾”。它讓我們能夠看出，那些小資產階級文人的所思所想；讓我們能夠反思，輿論場中對於革命和革命領袖的抹黑是否能夠站得住腳；更能讓我們能夠從稀爛的劇本中讀出某些階級的立場、讀出蹩腳抹黑的痕跡。

維斯特洛大陸可以臣服於一個騎著噴火巨獸的女王，但決不能容忍一個想要抹平貧富差距、帶領奴隸造反的革命者——這是維斯特洛大陸所有舊貴族們的共識。

同樣，在我們現實世界中，被文化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團操控的文藝作品中，這個革命者一定會腐化成暴君，用來警醒世人“還革命什麼呢，到頭來誰都一樣啊”——這是我們現實世界既得利益者們的共識。

龍女王的革命遺產被叛徒和舊貴族們瓜分了，而龍女王的故事也由叛徒和舊貴族們書寫，殺人誅心莫過於此。

正如齊澤克所說，權遊大結局反映了既得利益集團對革命的恐懼，這種恐懼投射在文藝作品中，就是各種約定俗成公式化的形象：革命者一定會“黑化”，一定會變成一個“暴君”，一定會無差別到處“屠屠”。

一部極其擰巴與醜陋的“權遊大結局”，無所謂邏輯、無所謂劇情發展、無所謂人物形象，反正龍媽一定得瘋。而類似的植入與潛意識的恐懼，我們在很多經典作品中都能看到。

比如諾蘭經典作品《蝙蝠俠》系列的第三部中，各種劇情已經強烈在暗示我們：哥譚劇烈的社會矛盾其實來源於嚴重的不公平與貧富分化。

這裡翻譯不是特別好，原話非常對仗“live so large and leave so little”，然後直言“暴風雨就要來了”——安妮海瑟薇可謂人間清醒，她非常清晰地明白自己屬於且代表了“the rest of us”。

電影中有個情節非常有趣，反派打劫了證券交易所，金融仔認為劫匪沒文化，告訴他們這裡沒有先進沒有啥你可以搶的，結果反派反嗆這些金融精英們天天在“打劫”勞苦大眾。

早就有人提出過這個問題，如果蝙蝠俠拿出他挖蝙蝠洞、造蝙蝠車、研發蝙蝠戰衣所花費億萬金錢的一小部分，用來改善經濟、提供就業崗位，那麼哥譚的犯罪率也會大為改觀。

所以說諾蘭已經觸碰到問題核心的邊緣了，只要再進一步就可以徹底封神，然而就在“再進一步”的過程中，諾蘭拉了泡大的，就像《權力的遊戲》爛尾一樣，《蝙蝠俠》第三部前後部分也完全不自洽——

貓女都已經把氣氛烘托到這份上了，就差說出“階級矛盾”四個大字了，但是“階級矛盾”的產物依然不是“革命者”，而是西方相關作品中慣用的“民粹主義暴徒”，這也是一貫的汙名化套路了，想“造反”的人一定是瘋子：

然後整部《蝙蝠俠3》的後半段，都充斥著對革命的各種“固化偏見”，我不信都已經講到階級矛盾這一步的諾蘭不懂這些，就只能理解這種套路式的“汙名化”運動就是好萊塢電影的標配，是好萊塢審查預設的“政治正確”。

比如說瘋子稻草人開設的“人民法庭”，專門流放有錢人和跟政府合作過的人：

電影剛上映的時候國內就有很多小資對這個情節莫名高潮，認為這是諷刺我們文化大革命的情節。其實大可不必如此，這明顯是抹黑法國大革命的相關內容：法國基本每一次革命都會成“人民法庭”吊死舊貴族——字面意義上的掛路燈。

所以盎撒貴族們兔死狐悲，法國大革命成為了他們永遠的ptsd，有事沒事就得拉出來斥責一番“民粹主義暴徒”，法國大革命最大的成果——拿破崙帝國，自然也需要順帶抹黑一番。

比如去年大導演雷德利·斯科特的電影《拿破崙》，對於拿皇一生功績、尤其是各種輝煌的軍事勝利一筆帶過，重點把他塑造成了戀愛腦舔狗形象，令人忍俊不禁。

法國大革命因為其相對的全民性、徹底性、決絕性，一直以來都是被主流精英歷史所抹黑的物件。很多人一說法國大革命就會像復讀機一樣叫喚起來：過激啦、屠殺啦。

對嘛，英國殺愛爾蘭人，美國殺印第安人，都不算屠殺，那是“文明對野蠻的感化”，法國大革命把貴族們吊在路燈上，那就一定是屠殺了。說一個數據：在“殘暴”的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損失了約2%的人口；而在“文明”的英國光榮革命期間，英格蘭損失了3.7%的人口，蘇格蘭損失了6%的人口，而愛爾蘭損失了41%（持這個資料的學者相對主流）的人口。

最有趣的是，法國大革命明明是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結果當代一群蠢貨小資產階級，一定要跟在盎撒精英和舊貴族的身後，去嘲笑法國大革命，數典忘祖了屬於是。

所以這些在意識形態層面都是一脈相承的，根源在於對“自下而上的革命”深入骨髓的恐懼。

再來舉一個例子，沒有那麼經典，但商業性上非常成功的系列電影《飢餓的遊戲》，這同樣是一部講“階級壓迫”和“造反”的作品。這部電影的設定非常極端：首都鎮壓了十二個區的叛亂，於是每年從各區選出共二十四位少年，在競技場進行“大逃殺”式的自相殘殺。

而作者非常“懂”的地方在於兩點，第一，斯諾總統明確說了，這是“統治術”而非“懲罰”。若為“懲罰”，大可以隨機選出二十四位青少年處決，而不是讓他們競技，因為要給他們（選手和其他十二區人民）一點虛假的希望——階級晉升的希望。

凡是能從這場殘酷的屠殺中獲勝的年輕人，都會獲得一輩子的榮華富貴，成為萬眾追捧的明星，所以真的會有年輕人從小訓練，然後志願參加這種血淋淋的屠殺，就是為了搏一個極小機率成功。

這正是現實社會階級晉升途徑的真實寫照：統治階級從天花板上開了一個小孔，並把從孔中擠出來的極少數人塑造為榜樣，告訴被埋葬在屍山血海中的99.99%——還不是因為你們不努力？

很“懂”的第二個方面是：這場“大逃殺”正是對當今資本主義體育產業的影射——透過體育產業給予人民虛假的寄託與心靈慰藉，從而消磨反抗意志。

整個“飢餓遊戲”的設定，從選秀、遊街、晚宴、收視率、贊助商，再到競技中各種人為的場外因素（博彩業），簡直就是美國體育行業現狀的翻版。

在歷史中，西班牙獨裁者弗朗哥就是一個最善於玩弄“足球政治”的人，但抵抗力量同樣不會放過足球的載體：

1964年這場勝利所帶來的持久的、精神上的愉悅表明了佛朗哥時期足球政治的一個重要側面：佛朗哥政權是如何最大化的利用西班牙國家隊在國際大賽上的勝利的。足球重建了許多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絡，如與蘇聯的聯絡，這對一個被外部世界視為法西斯最後堡壘的國家是至關重要的。佛朗哥迅速抓住了足球比賽的機會，使西班牙的國家形象更加積極向上從而替代殘暴的獨裁者的形象。

……在極權統治之下公開的反抗是不被允許的，持異議的人們通常傾向於選擇更為安全的渠道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如戲劇或文學。由於對足球的巨大狂熱再加上沒有其他便宜的娛樂活動，佛朗哥時期給了人們透過足球比賽表達公眾對政權不滿的機會。透過支援巴塞羅那和畢爾巴鄂競技這兩支地區代表性的球隊，人們可以更加安全的表達他們反對馬德里政權的政治立場。

當時，使用卡斯提爾語(Castilian)之外的語言，升起地區的旗幟，甚至參加7人以上的集會都是被絕對禁止的，違反者會遭到暴力的鎮壓與監禁。在這種情況下，巴塞羅那和畢爾巴鄂競技的比賽成為人們進行反佛朗哥政權情緒渲洩的場所，在球場里加泰羅尼亞人和巴斯克人可以在不被警察監視的情況下安全的用他們的母語交談。（《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的足球政治》作者：Duncan Shaw 翻譯：博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