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週期律

1998年，武漢兩位下崗工人在街頭相遇。

其中一位是當年運動中著名保派組織“百萬雄師”的小頭目，曾經主持過某區聯絡站。然而曾經風光無限的他，在下崗大潮中失去工作，只能在街頭做批發啤酒的生意。

另外一位是“保派”的死對頭“造派”的頭頭，運動結束後坐了十年的牢，再就業只能打零工，同樣在下崗潮中受到衝擊，最後在家門口擺了一個街邊攤，今天來批發啤酒。

命運的齒輪滾滾轉動：曾經在運動中鬥得頭破血流、勢不兩立的兩派，如今都成為了下崗工人。對雙方境遇的共情使他們放下了仇恨，紛紛吐露了心聲。

造派問：我在牢裡落下一身病，老婆早改嫁了。老兄你們保派混得應當不錯吧?

保派回答：“不錯個屁！我們‘百萬雄師’的許多老工人都下崗失業了，早知道如此，老子當年絕對不參加‘百萬雄師’。現在看來，當年你們對了，你們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了。如果再搞嗡嗡嗡嗡嗡，老子一定跟著你們當造反派。”

以上內容並非我的杜撰，載於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的徐海亮著作《武漢“七二〇”實錄》。同樣，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王紹光的著作《超凡領袖挫敗》一書中，也記載了作者採訪“百萬雄師”工人，工人們明確表示再來一次運動他們會當“造反派”。

2007年7月6日，武漢保派、造派幾大頭目齊聚漢口亢龍太子酒店，正式和解運動中的恩恩怨怨，並決定共同創作回憶錄，給後人留下一份寶貴的歷史。此次宴請由造派買單。7月29日，保派在漢口三陽路湖錦酒樓回請造反派。此事在當時有不少媒體報道。

在運動中，武漢這座城市是當年鬥爭烈度最高的幾座城市之一，其他恐怕也只有一個重慶可以相提並論——因為工業化程度高，但也並沒有像東北、上海一樣那麼高，新舊勢力拉扯力度大，又處在交通要衝。所以當年武漢的保、造兩派絕對是不共戴天、水火不容。

但是什麼最終讓他們“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呢？很簡單，是大下崗。正所謂“形勢比人強”。

保派組織“百萬雄師”成員講話資訊量很大，有兩點最為重要：第一，保派組織是知道——或者至少相關頭目、領導是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是違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方略方針的、是扛著紅旗反紅旗的。而“造派”則是“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不管運動中兩派都如何生成“自己才是領袖方略真正執行人”，但最終保派頭目還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下崗之後才說實話）——自己做的事其實是反對毛主席的。

偉大領袖毛主席耗盡生命中最後一點時光，發動天魔解體大法，就是要把屠龍術手把手地交給每一個人民手中。人民接得住，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萬萬年；人民接不住，那就是“二茬苦、二茬罪”——這是很公平的事情。

當然，我們也必須要理解“保派”存在的社會基礎，正如我在《毛澤東一生最大的敵人》《毛澤東的“大民主”思想》等一系列文章中，首先都要強調的一個前提的是：雖然偉大領袖認識到了新中國存在的官僚主義、特權主義、門閥主義的危機，但是當時的新中國政府依然是全世界最清廉、最高效、最人民立場的政府，沒有之一。當時的新中國依然是百分之一百的“無產階級專政”。

只不過毛主席比我們遠看一百年：毛主席認為如果無產階級不能繼續革命，那麼官僚主義、特權主義、門閥主義當前的“小苗頭”，必將會發展為“大危機”，最終紅色江山也會變色，“烈士們的鮮血也白流了”。

中國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英國人說“爵位不傳三代”；到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會是個什麼樣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僱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雖然毛主席這麼說，很多人發自內心地不相信。正如上文所說，橫向比較當時世界各國的政府，縱向比較中國歷史的各個政權，新中國政府絕對是金光燦燦獨一份的。那時候很多老百姓都是經歷過大清、北洋軍閥、民國的，哪裡見過這麼好的人民政府啊？

這不是拍馬屁，這是大實話。所以老百姓不能理解啊，好不容易過了十幾年安穩日子，怎麼又要“運動”啊？我們現在都安居樂業了，有些幹部能開個高階小轎車，幹部子女有專門的子弟小學，幹部能吃特供、住三層小樓——這並不是什麼不可接受的事情啊，畢竟人家操心的事情多，多勞多得嘛。

反過來看，在運動中特別積極的“造派”，也確實混進了不少“小人”或者“流氓無產者”。說實話，新中國砸爛了一箇舊社會，把買辦、資本家、舊官僚、舊軍隊都掃進了歷史的垃圾桶，那時候的上升通道是非常非常通暢的，“努力奮鬥”真的會有回報。有些真的是水平不行、人品不行的人，藉以“運動”之名，行報復社會之實。

這一個歷史側面也必須被重視：造派中也確實混入了不少流氓無產者、野心家、投機分子；保派中不少也發自內心地認為——認為現在生活安逸得很，只要“生活不如意”才去造反。為了保衛現在來之不易的生活，必須要反對造派“瞎胡鬧”。

還是那句話“人民接得住，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萬萬年；人民接不住，那就是“二茬苦、二茬罪”——這是很公平的事情”。事實證明了，人民接不住，必須要經過“二茬苦、二茬罪”的再教育，才能意識到老人家比我們早看了一百年。

就如同武漢“保派”中的下崗職工們，沒有鐵一般事實的敲打，他們就是成為了歷史程序中拖後腿的那一部分。

這就是我在《革命盡頭（上）》《革命盡頭（下）》《歷史週期律的下行週期》等一系列文章中所老生常談的話題：第一，當代生產力巨大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革命的基礎，畢竟大家都有口飯吃，就沒有搏命的動力了。

於是我們又在扭扭捏捏中回到了“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不過這個“奴隸”是相對的，相對於巨大的貧富差距和高高在上的權貴階層。如果看絕對值來說，大多數人過得都說得過去。

第二，成功的革命會消解革命的基礎，這是革命“最偉大的悲哀”。

偉大的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大家團結起來革命，靠的是一種社會意識的共識，而這種共識是建立在大多數人都活不下去的基礎之上的。毛詩有云：“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這是一個因果關係：因為地主的重重壓迫，所以農民才會個個同仇。

而成功的革命恰恰會消滅這樣的社會存在，革命的成功讓大多數人沒有了凍餓之虞，而只有死亡的威脅——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才是革命最大的動力。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能有一份養活自己的工作、老婆孩子熱炕頭就已經完全知足了。

面對社會依然存在的不公平，可能會吐槽兩句，表達下“牛馬”的悲傷，但是離搏命造反、把統治階級掛在路燈上，那還遠著呢。

切格瓦拉那句名言：“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這話其實只描述了一半現象，後面的故事就是有了學校和醫院之後，他們還會繼續跟革命者走嗎？

姜文早年參演的知名“反思文革”題材電影《芙蓉鎮》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芙蓉鎮上所有人都想老婆孩子熱炕頭好好過日子，只有一個傻子天天喊“運動啦”“運動啦”。

有錯嗎？似乎並沒有錯，大家至少都安安穩穩過日子，喊“運動”的那個人反而有些不合時宜了。重要的是這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事實判斷，這個事實就是那句話——成功的革命反而會消解革命基礎。

所以只有像毛主席這樣超越於時代、超越於歷史、超越於社會存在的偉人，才會警醒我們：如果無產階級喪失了革命性，如果修正主義當權，如果放棄了繼續革命，那中國人民就會吃二茬苦、受二茬罪，革命先烈們的鮮血就白流了。

可惜的是，當時絕大多數人沒有把毛主席的預言當回事，當年追隨毛主席的人的形象最後被定格為了《芙蓉鎮》中傻子。絕大多數人都只能像“百萬雄師”一樣被現實暴打“從頭再來”之後，才能體會到老人家的良苦用心。

這就是革命週期律：越成功的革命越徹底地消滅“頭茬苦、頭茬罪”，於是自然而然喪失了“繼續革命”的社會基礎，甚至當時革命的動機都變得難以理解，進而產生一批精神資本家、精神官僚、精神人上人。於是，隨著貧富差距的加劇和階級分化的加固，終於成為了“二茬苦，二茬罪”，那麼新的革命的社會意識又將重塑。

辯證法太偉大了：任何事物都會產生一種反對自己的異己的力量。就像資本家會賣出絞死自己的繩索一樣，資本主義會培養一大批為自己掘墓的無產階級一樣。革命的成功也會殺死自己——當然，這就是革命者的本原，革命的社會意識越小，就說明社會存在越公平、越繁榮。但是這種繁榮也同樣孕育著殺死自己的異己力量，那就是“二茬苦、二茬罪”的醞釀與生長。

毛主席把辯證法學透了，基於此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內涵——不是政治革命，不是經濟革命，而是“文化”即意識形態層面的革命。這就是要超越社會存在，塑造更高階的社會意識，以此來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來保證下一代不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