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同區域和城市間的良性競爭，一直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積極動力。但競爭過度，則過猶不及，尤其“內卷式”低質重複無序競爭，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市場的扭曲和產能過剩的加劇，中國經濟週期性起伏的幅度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難度，在一定程度上即與此有關。此前一段時間，在新能源汽車、光伏、電商等領域出現的“內卷式”競爭，導致諸多不良後果，整治“內卷式”競爭也因此成為國家相關監管部門今年以來的工作重點。
人們注意到，在新能源汽車、光伏、電商等領域的“內卷式”競爭剛剛略有消停之際，圍繞人工智慧（AI）、大模型、算力等相關領域的競爭又呈火爆之勢。杭州“六小龍”的橫空出世，給不少城市平添了幾分焦灼感。一時間，接入深度求索（DeepSeek）成為風尚，不管其中涉及的資料安全和本地化部署所要求的最基本條件是否具備等等。而推出新的AI大模型，追求自己的DeepSeek時刻，更是成為不少城市躍躍欲試的目標。
坦率講，包括DeepSeek在內的杭州“六小龍”的出現，有著一定的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這也是市場經濟和科技前沿探索的魅力所在。換言之，所謂杭州成功密碼，很難簡單複製、整體“克隆”，不顧自身條件去硬性模仿和強力趕超，反而會受事倍功半之累。
事實上，以中國之大，各地區和各城市產業基礎、資源稟賦、發展歷程和城市化、工業化程序以及創新生態等都各不相同，有著各自的比較優勢，有的更擅長科技創新，有的更擅長產業創新，有的則勝在將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結合起來進行融合創新。總之，百花爭豔才是春，百家爭鳴優勢互補方為正途，而不必強求人無我有、人有我有、人有我強，甚至要求全鏈在手，以一城而集各種鏈長、高地、基地等角色於一身，重蹈計劃經濟時代小而全或大而全的覆轍。
以人工智慧產業為例，其對算力、雲計算等IT基礎設施、科研生態和相關產業集聚度等要求極高，投入極大，且週期長、見效慢，非一般城市能“望其項背”。與其冀望平地起高樓，不如在大模型落地上多下功夫，而非像之前拼搶新能源汽車、光伏那樣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由於包括人工智慧在內的高精尖行業對人才隊伍要求很高，近期不少城市為吸引人才推出種種優惠舉措，當然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常見的城市間階段性競爭戲碼。如若是企業行為，自然無可厚非。若是動用財政補貼、考試減免、住房優惠等涉及公共資源傾斜的舉措，則易於引發公平與否的爭議。一方面涉及一個城市內部的公共資源分配是否公平，另一方面則涉及區域競爭的公平性。
平心而論，沿海發達地區的城市憑藉自身的市場集聚度、研發配套強度、成果轉化水平、生活水平、社會福利、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等各方面的優勢，已經對全國的人才構成了強大的吸引力，若再透過自身雄厚的公共財力以及相關政策繼續“加槓桿”，進一步造成虹吸效應，則全國其他地區和城市面對這種碾壓式競爭該如何自處呢？
再比如個別城市為提高購房吸引力，自行放寬購房資格限制，甚至准許滿足一定條件的外地戶籍人才使用家屬及親戚的異地住房公積金，這無疑會在相當程度上對內地造成資源汲取，加大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過剩和房地產市場維穩難度。
當然，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外部局勢的不確定性，需要經濟大省挑大樑，也需要沿海發達城市敢於和善於創新，以創新引領中國經濟發展，這也決定了我們不能用“鞭打快牛”的方式對相關城市的競爭熱望進行打壓。如何在經濟大省挑大樑、沿海創新高地銳意進取和振興縣域經濟、鄉村振興事業間取得更好的平衡，使區域發展更為均衡、更為協調，需要從中央到地方妥為籌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魅力在於同時充分發揮好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所謂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完美結合，而不是透過政府的過度干預加劇市場的扭曲和浪費。謹防中國城市陷入新一輪“內卷式”競爭，讓中國經濟行穩致遠，方為長久之計。
責編 | 秦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