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千多年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官場和一個封閉的商場。
從秦始皇的郡縣制開始，歷朝歷代，除了皇帝，政府中所有的官位都是對大眾開放的，你只要有能力、運氣好，就可以進入政府。
漢代是舉賢良、用孝悌，按照人口比例從地方選官，送到中央培養。隋唐之後，有了正式的科舉制度，一個平民的孩子，只要好好讀書，參加考試，就有希望當到大臣甚至宰相級別的官員。
與此對照，自漢武帝之後，許多工商業活動卻被政府壟斷，不允許民間經營；即便允許，也有許多限制，商人經常受到官府的掠奪。
這與西方國家是不一樣的，西方長期以來是貴族制，政權被貴族壟斷，對老百姓是不開放的，貴族的爵位又是長子才能繼承，長子以下的要自謀生路，所以西方發展起來了工業城市、商業城市。
中國沒有商業城市，中國歷史上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商業中心。在中國，最好的選擇是做官，而非從商。政府官員地位高，自由裁量權又大，所以腐敗的機會多。
就社會地位而言，在士農工商中，商人地位最低，還不如農民，其商業利益又得不到有效保護，資產很容易被剝奪。總而言之，政府官員的綜合報酬遠大於商人的綜合報酬，結果是“學而優則仕”。
在這樣的激勵機制下，兩千多年來，最優秀的人都被吸引到了政府部門，這是中國社會長期能維持大一統的重要原因，當然也是近代中國變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17世紀開始，在英國，隨後相繼在歐洲其他一些國家，通向官場的道路開放了，但是，更大的開放是工商業活動的開放。
特別是在英國，光榮革命後實行了君主立憲制，國王和政府的行為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限制，私有財產得到有效保護，專利法也開始實施，工商業活動成為最有吸引力的行業，由此英國成為世界工廠。
而與此同時，在我們古老的中國，仍然是開放的官場和封閉的商場並存，讀書取仕比經商做買賣有吸引力得多，結果是，人家把企業做大了，我們把政府做大了。
中國其實並不是缺少企業家資源，中國的問題是企業家資源被錯誤地配置了，本來可以做企業的人都去做了官。
我們知道，東南亞許多國家的經濟都是華人企業主導，中國人出國以後到其他國家多從事工商業，他們敢冒險，骨子裡一定有企業家精神。
為什麼中國人出國以後就變成了好的企業家？原因很簡單，這些國家的政治對華人不開放，而工商業活動是開放的。那些流落到東南亞的人不可能到政府部門做官，他們提高自己地位的唯一方法就是經商賺錢，賺了錢再把當地的達官貴人買通保護自己，所以就成了成功的企業家。
同樣，為什麼猶太人商業才能那麼好？因為猶太人流離失所，到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沒有政治地位的，既不能當官，也不能買土地，他們可做的事就是經商，所以猶太人變成了世界上最具商業頭腦的族群。如果猶太人在哪個國家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們可能就不大會經商了。
鄧小平發起的改革開放，就是透過對內放開和對外開放，提高了企業家的預期報酬，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當企業家。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發生了些什麼變化？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源配置發生了變化，甚至可以說是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為什麼說是歷史性的？因為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最優秀的人才都往政府集中，都去當官；而這40多年來，越來越多的優秀人才轉向了企業界，轉向了工商業活動。兩千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現在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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