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從汽車天窗廠辭職之後，我原打算回河南老家，可上海的封控解除之後，各地仍對上海嚴密封鎖。我打電話諮詢老家的防疫政策，工作人員不建議我現在回家，說如果硬要回，那就得拉去隔離半個月，費用一天300塊。

我在天窗廠每小時工資25元，夜班26元，一天辛辛苦苦做12個小時，也才300多，實在捨不得花這個隔離費。我只能躺在小出租屋裡等著，閒極無聊時，我突發奇想，何不去看看老鄉劉剛。

劉剛在上海開大貨車，有個抖音號，裡面大多數影片都是他開貨車的記錄。他是一個黑胖的中年男人，叼著煙，滿臉滄桑。我們好久沒聯絡了，聽說我也在上海，劉剛很開心，連著問了好幾個問題：

“你啥時候來的？”

“想跟我一起玩一天？天天跟著我玩都行啊。”

“你住在哪裡？我去找你，請你吃飯。”

我說太晚了，明天再見吧。放下手機，趕忙連夜把亂得跟狗窩似的小出租屋收拾了一遍，把暫時不用的雜物都搬到小廚房裡。

第二天一早，劉剛就來了，我去葛隆菜市場門口接他，他騎著一輛小電動車。他又胖又壯，身高有1.65米，我猜他應該有160多斤。我問他有多重？他笑笑說有180斤，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劉剛比我大一歲。初入小學時，我和他妹妹一個班。他早我兩年讀書，但學習不太好，留了兩級。讀到三年級，我們就同班了。

他念到初一下學期，自覺跟不上，輟了學。那是1996年，劉剛15歲，怕出門打工沒人要，他爸爸就託關係把他身份證上的年齡改大了3歲。劉剛在家放了半年牛，第二年，經親戚介紹，去武漢的一家麵包店當學徒，一個月100塊工資。劉剛抱著混日子的心態在那裡學了近一年，僅僅學會了怎麼把麵包做熟。之後他又回來放牛種地，偶爾在市裡的建築工地當小工。

2000年夏天，我去北京的建築工地當小工，劉剛也去了。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躺在骯髒的工棚裡，憧憬著有錢後的生活，他說自己要像港片裡的那些大佬一樣，每天戴著大墨鏡，披著風衣，嘴裡叼著一支大雪茄。農村的放牛娃從未抽過雪茄，甚至都沒有在現實世界中見過雪茄，倒是對自家菜地裡種的茄子很熟悉，於是他很自然地把大雪茄念成了“大雪qié”，為此沒少被工友們嘲笑。

2001年，劉剛經媒人介紹，與小學同學張梅結婚。婚後也沒有打工的好門路，仍在家放牛種田。2003年初，有關係不錯的老同學寫信給他，邀請他去廣西搞裝修，說一天能掙100多塊。現在拿腳底板想想也能明白，在2003年，一個初一輟學，啥也不會的農民怎麼可能一天掙100多塊呢？那時候建築工地的大工一天也就30多塊，小工20左右。

可那時劉剛還年輕，沒見過世面，根本想不到這些。他按照老同學寫來的地址，坐車就去了。去的時候帶了600多塊錢，到了就被那幫人搜走了。然後每天讓劉剛上課，給他洗腦。劉剛發現是傳銷之後，整天只想著離開。老同學見實在洗不動，就帶著幾個人把劉剛打了一頓，扔給他100多塊錢，讓他走了。

劉剛先坐汽車到南寧，再從南寧坐火車。怕錢不夠，他只買了短途火車票。路上查票時，他躲到了廁所裡，沒有查到他。可出站時他被抓住了，他告訴工作人員，說他沒錢了，可工作人員就是不放人。等了幾個小時，劉剛只得把手伸進褲襠裡，拉開內褲上的拉鍊，摸出了僅剩的26塊錢。

那時候小偷特別多，一不小心錢就被偷走了。所以，農民出門打工，都是穿著帶拉鍊兜的內褲，把錢裝在裡面。工作人員拿了20塊，把6塊零錢留給了他。他用這6塊零錢坐班車回到鎮上，又從鎮上步行回了家。

劉剛說，那次自己是餓著肚子、扛著蛇皮袋走回村的。快進村時怕熟人看見他的狼狽樣，就躲到一片小樹林裡睡了一會兒，天快黑時才往回趕，到家時天已經黑透了。聽到有人叫門，劉剛母親開啟門走出來，看見剛出去兩個多月的兒子頭髮蓬亂，臉上帶傷，瘦脫了相。劉剛哭著把這趟去廣西的經歷講給母親聽，母親聽完心疼壞了，哭著罵道：“這是什麼老同學，怎麼專坑熟人？外面壞人太多了，以後咱再也不出門打工了。就在家種田，我不信還能餓死了。”

劉剛的這段經歷倒是和我一樣，1999年我去新疆當水電工，同樣沒掙到錢，同樣怕丟人。我是躲到菜農的小屋裡，睡到天黑才敢回家。

每年正月，揹著行李包出門的時候，哪個打工仔、打工妹不是想著能當個包工頭，或者當個小老闆呢？可真正做到的少之又少。隔壁村倒是有一個，也是初中輟學，之後在建築工地打工。後來同學介紹他去武漢的一家燈具店打工。一個月只有兩三百塊錢，還經常受老闆的責罵，他幾次想離開。可兩手空空回來又怕受嘲笑，就在那裡堅持幹，業務也越來越熟練。後來溫州老闆就把店轉讓給了他，溫州老闆家的保姆也成了他老婆。我們外出打工一個月只能掙幾百塊的時候，人家一年就能賺十幾萬了。我們還沒買摩托的時候，人家已經開著轎車回來了。村裡人見人誇，都眼紅得要死，他的父母在村裡也很有面子。

可像他這樣有能力又有運氣的人是極少數，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在工廠打工，或做點小買賣，過著普通而平凡的日子。還有少數人去哪裡打工都幹不長，掙不到錢，回鄉就會受到親友們的嘲笑，比如“那xx懶得很，今年沒掙到錢”，“那xx幹活兒不行，被人家攆回來了”，“那xx笨得很，怎麼教都學不會，在哪裡都幹不好……”

所以，無論在外面打工有多苦，咬著牙也要堅持下去。

我在新疆當水電工時，每天早上8點多上班，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3點多，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19個小時，連著幾個月不休息一天。那是怎樣的人間地獄呀！如果是現在，我一天都幹不下去。可那年只有17歲的我，照樣堅持了半年，因為我實在無法接受自己空著兩手返鄉，被親友們嘲笑。

之後有3年多，劉剛沒再出門打工，專心在家種田，除了種自家的田地，他還承包了同村的20多畝田地。那些年農業稅還沒有完全取消，種田賺不了什麼錢，也就僅能溫飽而已。他的兒子一天比一天大，上幼兒園了，處處都是花錢的地方，不出門打工不行啊。

於是，2007年，劉剛和張梅把兒子放在家裡，由父母帶著，他們跟著熟人去寧波打工。張梅去了電子廠的流水線，劉剛去學開叉車，學會之後在寧波的工廠開了幾年叉車。

那幾年，我們的另一個小學同學李勇一直在上海以跑貨運為生。他只讀到小學畢業，但很熱心。李勇開一輛“小搖窩兒”給別人拉貨，我們當地人稱搖籃為“搖窩”，李勇的那個小貨車車斗很小，開起來搖搖晃晃，就跟搖窩似的，所以也這麼叫。

李勇勸劉剛去上海發展，還幫劉剛也買了一輛小搖窩兒，二手的，一萬多塊錢，並給劉剛介紹活兒，帶他上路。剛開始的時候特別艱難，劉剛不知道怎麼接活兒，不知道怎麼談價格，車開得不太熟練，對上海的路也不熟。有時找不到路了，劉剛就把車停在路邊，拿出上海地圖，放在方向盤上展開，用手指在地圖上一條路一條路地扒，一年扒爛十幾張上海地圖。

慢慢地，劉剛在上海站穩了腳跟，車也越換越大：小搖窩開了1年多，加了3萬，換成了3.3米的微卡；微卡開了1年多，又加了5萬，換成了4.2米的廂貨。小廂貨開了2年，覺得不過癮，又加了4.8萬，換成了5.2米的大廂貨；5.2米的廂貨開了3年多，又加了7.3萬，換成了6.8米的廂貨；6.8米的廂貨開了2年多，又加了8.6萬，換成了現在7.7米的廂貨。

還不到11年的時間，劉剛光是換車就花了近30萬。平時一算，他一個月也能掙1萬多，卻總是沒錢花。而把劉剛帶進貨車司機這一行，也給了他不少幫助的李勇卻在5年前轉了行，他把自己的貨車轉讓掉，去駕校當教練了。

那天傍晚，我和劉剛一起去市場買菜，路過一家汽修廠。汽修廠門口停了好幾十輛各種大小，新舊不一的廂式貨車，上面都掛著“轉讓”的牌子。劉剛指著其中一輛紅色的廂式貨車說：“那輛車就是我之前換下來的，跟了我兩年多呀。”

劉剛像看老朋友似的，看著那輛6.8米的廂貨，頗有些戀戀不捨。

劉剛的煙癮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一直說我們這一代農村人過得苦，沒文化，掙不到錢。現在活了大半輩子，幾乎從沒享過什麼像樣的福。他大兒子已經20歲了，去年職高畢業，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現在在學修汽車。劉剛表示自己壓力很大，得給大兒子搞房子，不然沒地方結婚，還得寄錢回家供小兒子讀書。

2008年，劉剛拿出全家的積蓄，還借了一些錢，在鎮上買了一棟小樓，花了20多萬。後來裝修又花了10萬左右。剛買下小樓不久，劉剛的母親就去世了。

十幾年過去，小樓不但沒漲價，還掉價了，只值十幾萬了。劉剛很後悔，說，當時要是買在市裡就好了。現在劉剛的小兒子在市裡讀初中，劉剛為了方便父親照顧孩子，還得在市裡租房子，而鎮上的小樓卻長年閒置，門口的小樹都長到碗口粗了。

晚上8點多，劉剛說自己接到單了。如果我想明天一起去玩，那今天晚上就要去做核酸。我說這麼晚了，還有做核酸的嗎？他說有，在外岡鎮衛生院那裡。我騎車趕去衛生院時已經快9點了，可人行道上還排著好幾百米長的隊伍，有很多人都穿著廠服。他們一下班就來這裡排隊做核酸，因為不檢測，明天就無法上班。好在有三個人捅棉籤，隊伍前進得很快。

第二天早上6點多，我在手機上檢視檢測結果，是陰性，我截圖發給劉剛，問我去哪裡找他。不一會兒，他給我發了個定位。我買了倆包子胡亂塞進嘴裡，就騎車去了。

這次是去江蘇太倉拉一批貨回上海，運費600塊。一路上，劉剛的手機一直響個不停，車友群裡不斷有車友聯絡劉剛，問他在忙什麼？接到活兒沒有？這趟活兒有利可圖，劉剛樂呵呵地說：“嘿嘿……逮到一個小蝦米呀。”

當時，上海市內的疫情防控已經完全放開了，但只能從高速進出，進高速時，工作人員給我們倆做了免費的核酸，就揮手放行了。高速路很髒，好久沒打掃了。路邊有很多落葉和各種零食袋，還散亂地扔著很多大小不一裝著黃色液體的塑膠瓶。從太倉下高速時，防疫人員給兩邊的車門都貼上了封條。封條約有二尺長，斜著貼在車門和門框上，一開車門，封條就會斷。紅底白字的封條上書：重點管控車輛，太倉高新區封。

防疫人員囑咐我們千萬不要開啟車門，“如果把封條弄斷了，把新冠傳染給蘇州人民，我們倆要負刑事責任”。我緊張極了，出門忘記上廁所了，把這麼重要的事情竟然給忘了。

防疫人員問我們到哪裡去？又看了看我們的核酸檢測碼，發現沒問題之後終於揮手放行，但派了一輛紅色的小車尾隨我們。走了幾公里，紅色小車開始跟我們並行，小車司機開啟車窗，對著劉剛大聲喊：“你去哪裡？你具體去什麼地方？”

劉剛放下車窗，也對著下面大喊：“我去龍行洲，我去龍行洲，你可以先去那裡等我們。”

紅色小車搞明白我們的目的地之後，就前面開走了。

劉剛說，一個多月前，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管得嚴，小車跟在他的廂貨後面寸步不離，全程監視，別說下車，連車窗都不讓開。車窗上都貼著封條，想開啟車窗往外吐口痰都不可能。相比之下，現在已經放鬆多了。

上海的疫情防控沒有放開之前，只有運送急需的生活物資的車輛才能進出上海，進上海時，車門車窗都要貼封條，為的是怕司機被上海人感染；上海的貨車司機出上海時，車門車窗也要貼封條，為的是怕上海的司機感染外地人。

我的肚子越來越不舒服，憋得汗都下來了。我知道車到山前必有路，但路在哪兒？最後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呢？如果拉在褲襠裡，那我這老臉往哪兒擱呢？想想有的大貨車司機，外面貼著幾十個封條，好幾天都無法下車，吃住都是駕駛室裡，他們都是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呢？我不敢想。

劉剛按照導航的指引，七轉八拐，終於開到了龍行洲的大門外。那個跟蹤我們的紅色小車也不見了蹤跡。劉剛跟保安喊，是上海那邊來拉貨的，保安就把門打開了。在院內等了十幾分鍾，來了三個男人，天熱，他們都沒戴口罩。

有一個男人開著叉車準備裝貨，劉剛跟我說：“我的車廂他們開不好，我得下去。”他搖下車窗，把頭伸出窗外問他們：“我可以出來嗎？”

有個男人滿不在乎地說：“沒事兒，出來吧。”

劉剛把車窗開到底，身子探出去，不行，翻不出去。又縮回身子，再把腿伸出去，還是不行。他長得太胖了，圓滾滾的，跟個石磙差不多，兩條腿又粗又短。他乾脆趴在車窗上，伸手小心地把封條摳開，開啟車門，跳下車去。我問他我能下去嗎？他說可以，也從這邊下。

| 劉剛在幫忙裝鋼管（作者供圖）

裝了幾捆鋼管，裝好之後又測量、盤點。將近10點我們才離開。

關好車門之後，劉剛又把上半身伸出車窗，小心地把封門條貼好，用手掌仔細地拍了又拍，轉回頭笑嘻嘻地對我說：“還是原裝貨！”

回程的高速路上，有幾個環衛工拖著大編織袋，撿拾那些裝著黃色液體的塑膠瓶子。天氣炎熱，他們的衣服都汗溼了。

從太倉回上海，啥也不要，一路暢行無阻，也沒人檢查車門上的封條是否被摳開過。回到上海那邊的公司，有幾輛大貨車在門口等著卸貨，我們也等了半個小時，終於把貨卸掉，完成了一單生意。

此時已經是中午了，劉剛把車開到老地方停好，請我吃了一頓午飯。劉剛開啟手機笑著向我展示，600元的運費已經到賬了。這600元“運滿滿”沒有抽成，全是劉剛的。

吃過午飯，回到停車的地方，劉剛坐在馬路牙子上，開啟兩部手機，一部登入“貨拉拉”，一部登入“運滿滿”，看了好多，沒有一單合適的，運費太低了，平臺還要抽成。有好多運單是往返上海和江蘇之間的，而上海和江蘇之間好多路都封了，還得繞高速，不但要付過路費，還要跑好多冤枉路，劉剛輕易不敢接。

劉剛不是貨運平臺的會員，每天只能接兩單，每單平臺要抽走15%的“資訊費”。有好的貨運資訊了，平臺都是先提供給會員，只有會員不要的，才輪到非會員接單。劉剛一直猶豫著要不要辦個會員，初級會員和高階會員作用不大，只是可以無限接單，“資訊費”也不少收；要辦就辦超級會員，優先接單，也不收“資訊費”，可超級會員的會費是每月1099元，每天無論出不出車，都要出30多元的支出，想想也是肉疼。

過了一會兒，一箇中年車主也過來了，他有一輛8.2米長的廂貨，跟劉剛一起坐在馬路牙子上聊天，抱怨油貴，報怨運費便宜，報怨平臺抽成太多。大家商量一番，打算去看看從上海嘉定到江蘇太倉國道上的關卡通了沒有。劉剛領著我們走向他停在陽光炙烤下的白色轎車，車內像烤箱一樣，車座皮革散發出難聞的臭味兒。車座燙人，我們三個像三塊魷魚肉，一下被攤販用鏟子摁在了鐵板上，燙得滋滋冒油。車內的味兒還沒散，劉剛就關上車門，打開了空調。

只有幾公里，很快就到了。上海葛隆公安檢查站外立著一塊大牌子，上書：“貨車禁止通行。”小汽車是可以通行的，有個瘦瘦的長髮小夥子在檢查進入太倉的人員的核酸碼。8.2米車車主問：“他是男的還是女的？”劉剛說：“我也沒看出來。”

小夥子只查驗了劉剛一個人的核酸碼就放我們過去了。又往前走了幾百米，到了太倉這邊的檢查站。工作人員問我們要通行證，劉剛說：“我們不去太倉了。”

我們前後有一大半貨車都因為沒有通行證而被迫調頭返回上海。再進入上海還要查核酸碼，劉剛說：“我們是剛調頭回來的。”就放我們進來了。

剛走了幾百米，又看見對面有兩輛大貨車往太倉方向駛去。劉剛說：“哎——他們怎麼能過？我們剛才只看牌子上不能過就走了，也該問問檢查站的人。”

劉剛又調轉車頭，跟上大貨車，哪知大貨車走到檢查站卻被攔住了。大貨車主很生氣，搖下車窗大喊著跟檢查站的人理論：“病毒主要是人跟人之間傳播，貨物之間又不傳播，現在坐人的小車能過去，拉貨的大車卻不讓過，這是什麼道理？”

理論無用，他只能恨恨地調轉車頭，去繞道高速進入太倉。

劉剛和8.2米車車主看到同行投機取巧不成，都笑了。劉剛說：“這兩個傢伙，還想走近道，乖乖地去走高速吧。”

走到滬宜公路和寶錢公路的交叉口，劉剛說，我再去看看崑山那邊通了沒有。

8.2米車車主說：“肯定沒通。這兩個檢查站離這麼近，封一個通一個，那不等於沒封嗎？”

劉剛說：“反正也接不到合適的單子，閒著也是閒著，我們去看看，萬一通了呢。”

出乎大家的預料，崑山這邊的大通公安檢查站空無一人，隨便進出，好像疫情根本不存在。兩人嘿嘿笑起來，劉剛開心地說：“放開了，完全放開了！這下好了，可以放心接單了。”

劉剛放慢車速，興奮地掏出手機拍他毫無阻攔地透過大通公安檢查站，並配音：“兄弟們，我給你們探路來了，告訴你們一個好訊息，崑山這邊完全通了，啥也不要，連核酸碼都不看了，快準備接單吧。”

劉剛準備調頭返回，接單幹活。8.2米車車主說：“這真奇怪吔，太倉不通，崑山通了，難道太倉跟崑山之間封了？”

劉剛說，那咱們去看看。劉剛又順著崑山那邊的沿滬大道往太倉去。沿滬大道邊的圍欄還沒拆除，圍欄上架著鐵絲網，令我聯想到深圳和香港的邊界。前一段疫情封控時，我在上海躺在床上刷短影片，經常可以看到沿滬大道的圍欄後面，每隔幾十米就坐著一個看守人，以防止上海那邊的人翻過來。

崑山和太倉兩市之間沒有任何攔阻，我們順利地進入了太倉，繞到了太倉檢查站的後面。剛才還那麼難入的太倉，現在輕而易舉地進來了。

劉剛笑著說：“那檢查站的人會不會很奇怪，剛才明明看見你們三個人走了，不大會兒的工夫怎麼又繞到後面來了？”

然而他們並沒有問，只看了劉剛一個人的核酸碼，就放我們進入了上海。他們兩人笑著，搖著頭說：“想不通，我真想不通他們這樣搞有什麼用。”

| 沿滬大道邊拉起的鐵絲網（作者供圖）

回到停貨車的地方，劉剛在貨拉拉上接了一單，420元，平臺抽成50元。這一單沒什麼油水，可再不接，這一天就接不到單了。

這一次是去太倉拉8噸貨到嘉定。如果不是疫情封控，直接從太倉檢查站這邊過來，那就只有19.6公里，還是有利可圖的。可從崑山繞道，就要40多公里，來回近百公里。單是油錢就得150塊左右。平臺抽成和油錢先去了一半，如果再扣除各項可能產生的雜費，能剩80塊錢就不錯了。劉剛今天共收入1020元。

聽起來也不少，但開大貨車，各種不確定因素太多了。

比如扣掉平臺抽成、過路費、飯錢、油錢、保險費、磨損、折舊（他這輛二十來萬的新貨車，每年光是折舊就達3萬左右），再加上偶爾被交警罰點款，補個輪胎，換個零件啥的。有時候車壞在半路，一方面修車要錢，貨物沒按時間送到，貨主還要扣錢。如果再倒黴，走到半路車翻了，貨物再被高速兩邊的村民搶了，那就會賠得連褲衩子都沒得穿。

上海疫情封了兩個多月，劉剛總共也沒跑10單，還賠錢。一輛大貨車放一天不動，都要折掉不少錢。所以，一個貨車司機每年到底能收入多少，怕是連一個多年的老司機也沒法算清楚。

從崑山過來的一路上，我們一輛貨車都沒遇到，劉剛很興奮：“我不會是第一個從這邊過的貨車司機吧！”

到了目的地，我見公司對面有家小賣部，就戴好口罩，去買了兩大瓶冰紅茶。劉剛的車座後面還有一個小床，小床上放著幾桶泡麵、幾瓶純淨水。如果晚上無法趕回家，他就睡在這張小床上。劉剛用左手摸著小床上那幾瓶已經被太陽曬得溫熱的純淨水說：“這還不熱呀，還能喝的，你花那錢做什麼？”

話雖這麼說，但他還是右手接過去，擰開，“咕咚咕咚”喝了幾大口，露出很享受的表情。過了一會兒，一個禿頭男人開著叉車來裝貨。一個托盤上的鐵件堆了1米多高，看上去非常沉重，托盤被小心地放上去，車廂被壓得發出“吱呀吱呀”的慘叫聲，車廂側歪了不少。連著放上三個托盤，車廂已經明顯傾斜了。我擔心車廂翻過來，忙躲開很遠。

裝好這一邊，劉剛把側廂板放下來，扣好卡扣。禿頭男又在對面裝了三個托盤，車身這才正了過來。劉剛手扶著牆，上衣都汗透了，邊看邊說：“早知道這麼重，我就不來了，這根本不止8噸貨。我還得過高速，老闆你再加幾個錢兒唄？”

禿頭男笑而不語。裝完之後，他問劉剛是否能把另一個托盤帶到一公里外的倉庫，劉剛拒絕了。

回來要爬一座長長的橋，發動機發出沉悶的吼聲。想到近期高昂的油價，我感覺劉剛口袋裡的鋼鏰兒在不斷往外嘩嘩流淌。劉剛想從太倉那邊直接進上海，就一邊開車一邊打電話向幾個司機朋友諮詢，貨車是否能從太倉直接進入上海？但朋友都說不清楚，讓他自己試試看，大不了再調頭回去。劉剛考慮了一下，說：“算了，還是從崑山繞過去吧。”

我問：“從崑山這邊繞道和走高速哪個更遠？”

劉剛說：“都差不多，從崑山這邊走可以省20多塊錢的過路費，一來一回省50塊錢左右。”

進入嘉定保稅區，工廠的廠區很大。劉剛叫我下車，我們兩人在門衛處登記，檢視核酸碼，之後才獲准進入。卸車時，我去了趟廁所，從廁所出來，無意從旁邊的小門走進車間看了看。車間裡很吵，機器臂不停地伸縮焊接，發出吱吱的噪聲，車間裡迷漫著淡藍色的電焊煙。電焊車間沒法裝空調，車間比外面還熱。相比之下，我剛辭職的天窗廠簡直就是天堂。

一箇中年婦女熱得受不住了，就來到車間外面喘口氣。她渾身是汗，脖子和臉通紅，不斷用毛巾擦著臉上的汗，滿臉的疲憊。

這家工廠一年四季招工，中介總說，活不重，有機器人焊接，工人只做些輔助工作，很輕鬆。一些專家也經常在媒體上為工廠發聲，說年輕人寧願送快遞也不願進工廠，應該想辦法把年輕人弄進工廠。可是這裡的小時工每小時21塊，做8個小時只有168塊錢，除了這點錢，沒有其它任何福利。每天就是不幹活，只來車間裡坐著，聽8小時吱吱的噪聲，呼吸8小時有毒的氣體，拿168塊，他們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來這裡嗎？

刷短影片時，看到一個記者在深圳火車站採訪一個小夥子，小夥子嫌深圳工廠的活兒累，工資低。他聽說上海的工資高，因為上海疫情很多人回老家了，工廠招不到人，一個小時30多塊錢。他已經買好到上海的火車票，就準備來上海掙高工資了。

我想這個小夥子可能要失望了，等來了上海他會發現，對於底層的苦力來說，滬深兩地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我們這些底層的打工者跟100多年前英國作家哈代筆下的低層窮人一樣，他們每年也喜歡搬來搬去，想找到一個更好的地方。“這些農田工人，總覺得自己住的地方是埃及，總老遠看著別的地方是福地，到了他們搬到那個福地住下以後，那個福地自己就又依次變成了埃及了。”（編者注：摘自《德伯家的苔絲》）

第二單成交之後，劉剛邀請我去他家吃晚飯。原本不應該再去討擾，可我確實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原計劃燉排骨吃，結果排骨賣完了，劉剛就買了幾斤肉骨頭。我買了一箱啤酒，劉剛搶著付錢，被我推開了。

劉剛和人合租在一個拆遷補償小區的四樓，81平，兩室一廳。房東多是鎮上的農民，因為佔地拆遷賠的房子，每家都有四五套，住不完，就拿來出租。幾乎所有用來出租的房子都是毛坯房，水泥牆面，水泥地板。衛生間裡只裝了馬桶和熱水器，牆面和地板也是水泥的，能滿足最基本的需求。

劉剛從房東手裡租下這套毛坯房，每月1600塊。最初的幾年，只有他們夫婦住。後來隨著油價上漲，再加上疫情，錢越來越難掙，劉剛就當起了二房東。劉剛和妻子住主臥，把次臥租出去，月租400元。後來劉剛又買來石膏板，把客廳隔成一間房，每月600塊租出去。

廚房也很簡陋，只裝了一個洗碗池。靠牆擺著一個碗櫃和兩張木桌。劉剛佔著碗櫃，兩個租戶各佔一張桌子。住次臥的小夥子也是貨車司機，他還沒結婚，不用養家餬口，所以捨得花錢，每天都在館子裡吃，吃完再去網咖玩到很晚才回來睡覺。他從不做飯，桌子上啥也沒有；劉剛兩口子經常做飯，桌子上的瓶瓶罐罐最多；住客廳的男人在一家汽配廠的流水線上打螺絲，廠裡管飯，他平時也不做飯，只有星期天，老人帶孩子來玩時做幾頓飯。

劉剛的妻子張梅，是我堂姐，大我1歲。她是我嬸子抱養的姑娘，我們兩家離得很近。嬸子生了一個兒子之後，聽村幹部說只生一個好，就去結紮了。結紮之後才發現，我們村子裡每家都是幾個孩子，她又後悔了，就去抱養了一個女娃，這個女娃就是張梅。

張梅中等個，圓臉，一雙大眼睛，也挺好看的。見人還沒說話，先是一臉的笑，就是皮膚有些黑，那是曬的。她很勤快，天天幫家裡幹農活兒、放牛、打豬草，不黑才怪。讀小學的時候，她的成績還是挺不錯的，到了初中就不行了。再加上嬸子也不是特別支援她讀書，所以讀完初一她就輟學了。

20歲那年，媒人把她介紹給了劉剛。兩人是小學同學，張梅和劉剛的妹妹也是好朋友，大家都知根知底。那時的劉剛雖然個子不高，但遠沒這麼胖，還算好看，張梅也就同意了。自從她結婚之後，我們有10多年沒見面了，她今年也41歲了。

| 劉剛在炒菜（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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