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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對大公司的豁免暴露了他的邊境稅收具有任意政治性質。
關稅在名義上宣稱是為了幫助美國工人，但實際情況如何？事實證明，它們往往偏袒那些強大且政治關係密切的企業。這正是特朗普總統決定豁免智慧手機和各種電子產品免受其最嚴厲關稅影響的核心資訊。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於上週五晚間釋出通知，列出了一系列將免於特朗普所謂"對等關稅"的產品，該豁免清單涵蓋智慧手機、筆記型電腦、硬碟驅動器、計算機處理器、伺服器、記憶體晶片、半導體制造裝置以及其他電子產品。
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此項政策公告實質性降低了所涉產品類別的關稅稅率水平。根據《巴倫週刊》的計算，這些豁免措施涵蓋了2024年整年度進口總額中價值3,850億美元的商品，其中包括來自中國的1,000億美元，佔美國從該國進口總額的23%。對於這些新獲得豁免資格的中國出口產品，其適用的關稅稅率已降至20%。
這些豁免對消費者而言無疑是利好訊息，他們原本將面臨現代生活必需品—智慧手機價格的大幅上漲。您能接受一部售價2400美元的iPhone嗎？然而，真正的受益者是那些在海外組裝這些產品的巨型企業，它們現在獲得了喘息機會，至少在它們能夠維持與特朗普良好政治關係的前提下。
蘋果CEO蒂姆·庫克是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戴爾科技的邁克爾·戴爾、英偉達的黃仁勳以及惠普和臺積電的高管與股東們同樣如此。這並非對他們的批評，因為他們的職責本就是維護股東的最佳利益，這意味著在可能的情況下爭取關稅豁免。某些公司可能甚至並未主動尋求豁免，儘管獲取豁免的不透明程式正是華盛頓權力圈的理想狀態。
特朗普政府實施的這一系列戰略性關稅豁免措施實際上提供了多項印證關稅制度批評者核心論點的實證案例。其中最具說服力的例證之一是對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在CBS新聞採訪中所描繪的產業願景的有力反證。盧特尼克曾公開宣稱："數以百萬計人力密集型勞動力——那些專注於擰緊微小螺絲組裝iPhone的工作群體——將全面迴流至美國本土並實現自動化生產轉型。"
顯然事實並非如此。正如眾多CEO和專欄作家所論證的，美國根本沒有足夠多的勞動力可以勝任這類工作。即使有，經濟附加值的主要來源也並非最終組裝階段，而是設計與高階元件供應環節。特朗普政府擁有一位對現代商業知之甚少的商務部長，這絕非值得稱道之處。
這些策略性關稅豁免同時揭示了"外國出口商承擔大部分關稅成本"這一經濟論述的根本性缺陷。依據專業經濟學理論，若此論述確實有效，則對應關稅國家理應在經濟體系內部消化吸收相關成本負擔，美國消費市場則不會呈現價格上漲現象，從而關稅豁免政策也就失去了其政策合理性基礎。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戰略性推行這類差異化豁免機制，其核心政策動機在於規避高市場知名度產品價格大幅攀升所引發的潛在政治責任與選民反彈風險。
此關稅差異化策略實質上構成了一項默示性政策認知：全面性關稅機制確實會削弱美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中的戰略競爭地位，這一影響在人工智慧等前沿科技競爭領域尤為突出。此核心認知直接解釋了為何荷蘭ASML公司的尖端光刻裝置與美國英偉達公司的圖形處理單元等關鍵技術產品被納入優先豁免名單。
從政策邏輯分析視角來看，這形成了一種矛盾的政策迴圈：政府決策者首先透過廣泛性關稅措施構建了削弱企業競爭力的系統性因素，隨後又以其自詡的"毫無差錯的"選擇性地為特定行業與企業提供差異化豁免，以緩解其自身創造的競爭劣勢。這種政策機制本質上將商業成功的決定權從市場導向的競爭優勢評價體系轉移至政治決策層面的主觀判斷領域，從而導致經濟資源分配的政治化與非市場化。
這些豁免還削弱了政府關於其關稅是為應對國家"緊急情況"的法律辯護理由。從某個國家進口的玻璃製品和雨傘構成緊急情況，而進口電子產品卻不構成？商會和其他企業團體還在等待什麼來提起訴訟以阻止這種總統權力的過度擴張？
所有這一切都暴露了關稅的任意政治性質。一些行業獲益，而其他行業則不然。如果你生產鞋類、服裝或數千種其他必須支付關稅但缺乏政治影響力或市場地位來贏得豁免的消費產品，那就太不幸了。
歡迎來到新型關稅經濟體系，在這裡你仍需支付繁重稅負，忍受懲罰性監管，現在還必須在任意關稅構成的政治雷區中小心導航。
（*按：至少美媒還在發聲，糾錯機制還在起著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