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汶蓉，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現在大家對原生家庭的討論那麼多，也是因為大家對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會把自己的問題放大地歸責於父母，認為如果父母好一點，我就會好一點。這也是因為他們的社會關係太少了，能夠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 這其實反映了青年人社會網路和社會發展空間的一種逼仄。
今天的年輕人為何“懶婚”？
2025.4.12 杭州
大家好，我叫劉汶蓉，來自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一直從事家庭社會學研究。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來這裡，和大家分享我關於“大城市青年人的婚戀趨勢、困境和社會過程”的研究和一些思考。
其實關於青年人結婚難、結婚焦慮、晚婚不婚等現象的討論，已經非常多了。而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帶入我的代際關係研究，把婚姻關係放在家庭這個場域中，我們到底怎麼去看待青年人這個問題？青年人真的不再向往結婚，也不再向往生育了嗎？
婚姻價值的變革
中國婚育率的下降趨勢已經眾所周知。而依據宏觀資料，中國人的結婚模式發生巨大變化，是在2010年後。
這是我國的初婚年齡趨勢圖。我們可以看到2010年之前的曲線相對平滑，2000年到2010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齡都只上升了0.7歲左右，基本在25歲上下。但在2010年到2020年這十年間，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齡都上漲了近4歲，曲線出現了一個巨大的上揚。
2023年底，我對北京、上海、廣州的21-40歲不在讀的青年人進行了一項2400份問卷的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北上廣青年人的理想結婚年齡平均為31.5歲，男女差別不大。這個年齡已經和全球生育窪地日本、韓國的平均初婚年齡基本持平。
結婚年齡的推遲，也是導致終身不婚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依據中國人口出生率的變動趨勢，二孩政策的三次調整，都伴隨著後一年生育率的上揚，但到了2021年三孩政策出臺的時候，生育率不僅沒有上揚，反而一直下滑。
為什麼生育政策的調整未能起到預期的激勵效果？這背後其實是世代的更迭。
二孩政策調整的作用物件主要是70後，他們大多數處在婚姻狀態，且有一定的生育意願。但三孩政策出臺的時候，70後已經過了生育年齡，政策可能發生作用的物件變成了80後和90後，這代人可能連婚姻都還沒有進入。
在生育和結婚密切掛鉤的東亞社會，沒有結婚的青年人是不太會發生生育行為的。一些調查資料也反映，我們的生育率下降不是因為二孩生育率低，而是一孩生育率非常低。
宏觀資料表現出的青年人晚婚不婚，落到微觀具體的生活中，他們的父母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我的調查中，父母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他們懶。”
這兩位事業很成功的父親都不能理解，自己有穩定和體面工作的兒子，為什麼週末寧願在家裡彈琴、做咖啡，甚至和自己喝酒，也不出去找女朋友、談戀愛。在他們看來，可能是孩子的價值觀出了問題，沒有進取心，安於現在這種比較舒適的生活方式。
青年人的價值觀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對“結婚”這件事的態度變化。
2023年的北上廣調查發現，青年人對於“結婚是個人選擇，結不結都可以”這個說法的認同率已經接近七成。特別是青年女性，有80%以上都認可這個觀念，而她們對於“結婚總比單身好”的認可率，只有10%左右。
婚姻似乎不再被視作人生幸福的一種必然歸宿。且與男性相比，婚姻制度對女性的吸引力要更低。
這個資料和90年代英美等一些西方國家的調查結果非常接近，那是否意味著我國也會像西方國家一樣，進入親密關係多元化的時代，出現類似“同居非婚”、同性戀婚姻等後現代家庭形式呢？
我的答案是大概不會，至少這幅圖景不會那樣簡單。
“新包辦婚姻”
西方現代化程序的最大特點就是個體化，而我的調查發現了一些與家庭現代化理論的預設不一致的結果。
談戀愛和結婚是兩回事
首先，未婚青年對婚姻中愛情含量的期待在下降。
對於“如果對方符合您的擇偶要求，但您還沒有愛上他，您是否會和他結婚？”這個問題，2001年回答“會”的女性只有8%，而到了2023年已經上升到23.6%，男女都有超過兩成的人明確表示他們會和不愛但符合標準的人結婚，遠遠高於2001年的資料。
而在90年代的美國青年人當中，回答“會”的只有2%的男性和13%的女性，幾乎有八成的人都非常鮮明地表示“不會”。和他們相比，中國人的回答要模糊很多，男女都有四到五成的人回答的是“很難說”。
對於愛情和婚姻的關係，我們和西方顯然有不一樣的理解。並且在婚姻關係中，比起愛情，我們越來越看重條件。
曾經，我們把談戀愛和結婚緊密掛鉤，當時很流行的一句話是“不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是耍流氓”，但到了今天，年輕人似乎不再這樣想。他們非常清晰地認為，戀愛是戀愛，結婚是結婚。
2001年，只有6%左右的上海未婚青年對“談戀愛和結婚是兩回事”這個觀點“非常同意”，但到了2023年，非常認同這個觀點的比例已經上揚到了40%以上，女性更是達到了46.5%。
父母對婚姻的介入上升
另一個出乎我預料的結果是，青年人在婚戀決策中對父母親友態度的重視程度也在上升。
在八九十年代，為了愛人反叛家庭是一種自我個性的宣揚。但到了2023年，對於“我所愛的人即使父母親友都反對，我也不在乎”這個觀點的不認同比例，相較2001年大大上升。上海的未婚青年女性中，有五成的人都反對這個觀點，說明她們認可父母介入婚姻，認為婚姻得不到父母的祝福將難以為繼。
“對方父母通情達理、好相處”在理想結婚物件的10個條件中也排到了第三位，相當靠前。青年人開始主動認為，締結婚姻關係是要和對方父母相處的，所以對方父母和自己合不合得來很重要。
甚至，有一些青年人會主動提到“新包辦婚姻”這個詞。
來自上海的盛小姐覺得，說包辦有點誇張，也可以自由戀愛，只不過這個自由是在父母安排的大範圍下的自由。
在她看來，父母已經幫你篩掉了很多不合適的人，那些能夠順利結婚、長長久久的，都是父母介紹的。在她的大學裡，只有兩對是自由戀愛，談得也非常艱難。所以，接受父母的包辦或安排，是一種比較理性的選擇。
這個結果也和社會學很多調查結果相近。一項長三角的調查顯示，江浙滬地區有將近兩成婚姻是由父母介紹的，而由於青年人接受父母介紹這種形式，形成了“同質婚”，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門當戶對的婚姻，以及江浙滬獨生女不下嫁的婚姻模式。
2023年的調查資料中，父母或親屬介紹的比例也高於2001年的調查結果。如果說戀愛伴侶還有比較多是經由朋友介紹的，那麼結婚伴侶則更多依靠親屬介紹。
這其實也不難理解。現在的年輕人，幾乎沒有人可以說，依靠自己獨立的力量就可以在大城市過上體面的生活。從結婚前的買房，到結婚後的帶孩子，都離不開父母的幫助。
90年代的社會學調查就發現，中國在90年代就基本實現了青年人的婚戀自主。但是到了21世紀，父母的介入似乎又在上升。
這個現象背後，是青年人的一種無力。
婚戀信心不足
2023年在上海的調查資料顯示，30歲及以下的未婚青年，特別是未婚女性，有五成左右都沒有信心能自己找到滿意的結婚物件。而綜合北上廣的資料，信心不足的青年人超過了四成。
婚戀信心又和青年人自己的心理健康顯著相關。那些表達沒有信心的青年人，往往也表現出更低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評價。
所以，我用“懶婚”這個概念，更想強調的是：大城市青年人的晚婚、不婚，是一種理性的選擇，背後是婚姻價值的變革和糾結，以及在諸多結構性衝突中表現出的疲憊、拖延和無力感。
結婚變得困難和無意義
青年為什麼會出現"懶婚"，小湯是一個很典型的個案。小湯30歲還沒有男朋友的時候，她的母親非常焦慮，經常和她發生衝突。她對於母親的不理解，也感到很委屈。
她說，平時上班就很累了，每個週末還要花時間和一個陌生人見面，真的很費神，還不要說見面之前要做鋪墊，微信聯絡要花心思，與其把這些時間精力花在沒什麼結果的相親上，不如花在工作上。工作上取得的進步帶來的成就感，遠遠大於一次又一次無果的相親。這也是很多年輕人的表達。
那麼為什麼這個時代的青年人更願意優先投資自己呢？為什麼職業身份比婚姻身份對他們的吸引力更大呢？我總結了三個力量來分析：拉力、推力和拖力。
拉力：社會個體化
社會個體化也是現代化程序中推動社會發展的一個結構性力量。在個體化的背景下，我們的教育制度、生活方式，都是以自我導向和自我實現的價值觀在驅動。
很多青年女性從小被教育要努力實現自我價值，但是當她離開學校，卻又受到他人導向的價值觀的衝擊。她被要求改變，要變得弱小，要去結婚，要去做一個母親，這和她過往人生歷程的投入是反向的。
另一方面，消費主義尤其是單身經濟的發展，也支援著“只要努力掙錢就能過得好”的生活方式。不僅是想要的、想穿的、想吃的可以花錢來買，現在連情感也可以購買。
虛擬戀愛、cos委託等情感代償品的發展，彌補了他們情感上的空缺。與現實親密關係的不可控相比，虛擬戀愛可控、低風險、高定製。長期沉浸在這種更自由、更靈活、更甜蜜的“超現實”情感體驗，也會降低他們對現實戀愛關係的渴望。我的學生就跟我說：“老師，我們追劇追星嗑cp不香嗎？為什麼要談戀愛？”
推力：婚姻風險化
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說法是：“結婚不再是跳跳腳就能夠到的事情。”實際上，在任何一個時代，結婚對個人和家庭來說都是大事，但這個時代，似乎這個gap變得非常大。
首先是擇偶標準的提高，每個人都為自己在婚姻市場上的形象和條件擔憂。
戀愛成本也在提高。一位兒子跟他的父親說：“我為什麼要花自己的錢養別人的老婆？”這是他不願意出去相親或者談戀愛的理由之一。他父親聽到這句話非常不解，我也很吃驚，但是仔細分析又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在男性買單的戀愛文化中，男性不得不計算，在大城市消費成本如此高的情況下，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卻沒有結果，是為了什麼？這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所以經過仔細衡量，他們不太能夠輕易邁出腳，去投入這個成本。
協商成本也非常高。當兩個獨生子女家庭備婚，且雙方都在江浙滬有一定的經濟條件，那從買什麼樣的房子、車子，到生幾個小孩、跟誰姓，再到誰養誰的父母、怎麼安排，這些都需要協商。
所以在江浙滬出現“兩頭婚”的現象，男不娶女不嫁，雖然結婚了，但仍然主要和原生家庭形成支援和互助的網路，生兩個孩子，各自養各自的父母。
另一個有代表性的說法是：“以前一個人過日子難，現在是一家人過日子難。”
過去，只有結了婚，才可能在單位分到一套房子，靠兩個人的工資才有可能過下去，養一個孩子。但現在，在大城市，一個人有一份比較好的收入，可能自己就可以過得很瀟灑。但如果要買房子、結婚、生孩子、養孩子，在很多年輕人看來，這是不可想象的困難。
中國親子一體的文化和代際之間的無限責任，也深深壓在青年人身上。他們一想到孩子的幸福終身都和自己掛鉤，就感到很無力。很多青年人會說：“我自己都過得很艱難了，我為什麼還要生一個孩子，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受苦呢？”
婚姻的風險化，還在於婚姻的不穩定。一些人跟我講，她媽媽最近不催婚了，是因為她的閨蜜已經離婚了，所以她媽媽看到，婚姻確實沒有那麼靠譜，結了婚也沒有保障可以一直過到頭。
拖力：代際關係
代際關係在中國既是一種支援，也是一種束縛。
對於中國人來說，只要孩子不結婚，他就一直是孩子，會一直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孩子沒有錢的時候，只需要打一個電話，父母就會支援。因為孩子的任何風險，在父母看來，都是他們無法承擔的風險。
因為有父母的保障，所以很多年輕人沒有太大的動力，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生活網路。很多年輕人會衡量，如果我的結婚物件跟我合在一起，不能讓我過上更好的物質生活，我就沒有必要往前邁這一步。男女都在做這樣的計算。
代際關係給予支援的另一面，其實是一種隱性的掌控。特別是現在大城市的中產階級父母的教育方式，和以前那種“不聽話就打一頓”的方式很不一樣，他們對孩子的親密親職，使得權威變得非常隱性。他們給孩子的自由，至少是包裝出來的自由很多。比如想讓孩子學鋼琴，他們就帶孩子去聽音樂會，變成讓他喜歡這件事。這種隱秘的愛的操控，也讓孩子習慣了這樣的狀態，沒有動力走出這個家庭。
另一個原生家庭的影響是，父母並沒有提供一個好的婚姻模板。
那些遲遲不肯結婚，或者不能維持穩定的戀愛關係的青年人跟我講述得最多的就是，他們在父母的婚姻中，看不到美好和幸福的影子。
在曾經普婚和早婚的年代，由於婚姻嫁娶的規範非常強大，人們還來不及處理原生家庭給自己造成的這些創傷，就走入了婚姻。但是到了晚婚和個體選擇變多的時代，今天的青年人在進入婚姻前，必須誠實地面對和處理自己內心深處這些隱藏的傷痛。這個過程就必然造成年輕人在邁向結婚這個階段時變得遲疑和猶豫。
我和我的學生做了一個網路文學的分析，我們發現，青年人理想的婚戀模式傾心於一種純粹的關係——平等的、指向心理回報和自我成長的關係。他們非常渴望被無條件地接納和愛，但是自己又沒有力量去無條件地接納和愛別人，誰都不願意先邁出那一步。
當愛情在現實世界無法落地的時候，青年人決心把愛永遠留在虛擬世界，在現實世界中就一心搞錢，也就看不到在現實世界中進入婚姻的意義。
所以，“懶婚”表現出來的一邊焦慮一邊躺平的狀態，其實是因為結婚變得非常困難，以及沒有意義。
四分之一人生危機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這種無條件接納的愛在婚戀關係中得不到的時候，青年人似乎把對這份愛的期待又轉向了父母。
2023年在上海的調查資料顯示，青年人對與父母關係的滿意度比2001年顯著下降。這是出乎我意料的，這個階段父母對待孩子的態度、養育投入都在增加，都在變好，為什麼子女的評價反而會降低呢？我的反思是，青年人的期待在變高。
現在大家對原生家庭的討論那麼多，也是因為大家對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會把自己的問題放大地歸責於父母，認為如果父母好一點，我就會好一點。這也是因為他們的社會關係太少了，能夠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
在中國的社會轉型中，家庭制度保持了強大的韌性，幫助個人度過了快速的社會轉型、經濟危機等等。但同時，工具支援、經濟支援、情感支援和勞務支援，都壓在了代際關係上，這其實也反映了青年人社會網路和社會發展空間的一種逼仄。
所以，作為時代症候的一種映象，我認為“懶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下青年人發展的一種困境。
事實上，這種困境也是全球性的。社會學和心理學有一個概念叫“成年初顯期”，這是阿尼特在2000年提出的，他發現進入21世紀以後，人的青春期和成年期之間出現了一個非常明確的過渡階段。
那些經濟發展越好、福利越高的國家，這個階段也越長。有的是從20到25歲，有的是25歲到30歲，甚至是35歲。
這個漫長的過渡期最大的特徵就是不穩定：職業身份不穩定、親密關係不穩定、沒有父母身份，它反映的是生理成熟與社會成熟之間的脫節和斷裂，因此也造成了“四分之一人生危機”。
在這個階段，青年人會出現焦慮、迷茫、不確定、孤獨，甚至自我懷疑。
而婚姻，不僅僅是價值觀的選擇，更涉及到社會分層問題。在社會分化程度越高的社會，婚姻市場的競爭壓力就越大，婚姻資源總是會向優勢群體集中。那些性格內向，不擅長交際，缺乏顏值、金錢、地位等“光環加持”的青年人，則面臨巨大的婚戀擠壓。
在全球經濟低迷的當下，全世界青年人都面臨著一個難題：難以憑一己之力超越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這個壓力非常之大。而能否順利度過“四分之一人生危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父母能提供多少支援。
在中國的家庭主義傳統之下，緊密的代際支援扮演了重要角色，極大緩解了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青年貧困以及相關的社會問題。但與此同時，青年人也面臨更嚴峻的“關係貧困”問題。
在整個東亞儒家文化圈，我們普遍缺乏與陌生人交往、營造社群、建立個人支援網路的文化習性。我們習慣躺在血緣和先賦責任義務的網路中。
我記得在2015年左右，同時出現了兩本書：《單身社會》和《無緣社會》。
《單身社會》講述的是在西方個體主義文化下，大家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個孤獨的個體，沒有誰對誰有責任，所以必須要建立自己的支援網路。那些不結婚的人，也依然積極參與社會建設，建立社交網路，創造更有活力的社會。
而《無緣社會》則描述了在日本80年代的經濟繁榮過程中，在搖擺不定和觀望中，滑入終身不婚的那代人的處境。他們到了五六十歲，父母去世後，孤身一人，死後也無人問津，形成“無緣死”的現象，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悲劇。
當時這本書給我很大的震驚。我們要思考，在現代化程序中，我們的價值觀一路往前推進，會造成什麼？我們的文化會斷裂嗎？雖然不一定發生日本那樣的悲劇，但我們的社會到底會怎麼樣？
如今，無論是東亞圈，還是中國，很多社會政策在促進青年婚育這件事上都顯得非常無力。
在我看來，更多是因為他們沒有關照到青年人的生命體驗。婚姻家庭制度的規範還停留在生存正規化，對結婚生子、組建家庭的價值討論也主要停留在傳宗接代、後繼有人、階層流動和利益交換的工具性意義層面，沒有出現一個讓青年人能夠接納的新的婚姻家庭文化指令碼。
但文化總是在變動中傳承的，每一代人都是在上一代人的經驗上來調整自己的人生規劃，尋找自己的路。
就像戈爾丁在《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裡提到的，百年來，美國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從最開始的想要家庭就會沒有事業，到後面如果要工作就沒法要孩子，再到現在我們既要工作又要家庭。雖然不完美，做得非常掙扎，但她們都在不斷地努力，尋找自己的方向。
我覺得中國的青年人也一樣。當我們將自己的人生處境，放在更宏大的社會結構中去理解的時候，可能更有力量去行動，也可能找到更多的方向。只有青年人自身真正邁出腳步，才能探索出一種屬於他們的新的婚姻文化指令碼。
謝謝大家！
*文章結合演講稿及試講內容有所增補
策劃丨YXQ
剪輯丨大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