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鄒瀾升任副行長，中國人民銀行歷經一年半的時間，完成了新的決策層迭代。
2月10日，國務院宣佈任命鄒瀾為中國人民銀行（下稱“央行”）副行長，算上此前陸續到任的行長、副行長，央行領導班子配置重回“一正五副”，分別是：行長潘功勝，副行長朱鶴新、宣昌能、陸磊、陶玲、鄒瀾。此外，曲吉山任央行紀檢監察組組長。
2023年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公佈，執行五年的“一行兩會”金融監管格局調整為“一行一局一會”。本次機構改革中，涉及央行的改革主要有兩項：一是剝離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團的日常監管職責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職責；二是統籌推進分支機構改革，將當前的大區分行體制調整為按照行政區設立分支機構。
彼時，一位接近央行人士對《財經》表示，此番機構改革強化了央行貨幣政策、金融穩定和金融服務的職能，更加側重宏觀審慎管理，有助於建設現代央行制度。
2023年7月，在擔任11年央行副行長、7年兼任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局長後，潘功勝出任央行行長。
同年12月，闊別三年，擁有近30年金融從業經歷的朱鶴新再次迴歸央行，出任央行副行長，同時兼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彼時距離朱上一次位居央行副行長主抓金融穩定相關工作已經過了三年近九個月。而這三年多離開央行的時間，朱擔任了資產超過8萬億元的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同時推動了中國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金控的誕生。
同年同月，出身央行系統，兼具金融機構、學術機構和監管機構經歷的陸磊從外匯局再次迴歸央行，出任副行長。
2024年3月，曾推動資管新規的制定、實施和完善，在網際網路金融整頓、金融控股公司監管等方面做了很多基礎性工作的陶玲，成為時隔九年，央行的又一位女性副行長。
更早之前，2022年10月，宣昌能卸任外匯局副局長，出任央行副行長。此前在央行金融研究所任職期間，宣昌能主要研究領域包括金融投資、金融監管、金融安全、金融改革。
綜觀央行領導層，潘功勝生於1963年7月，時年61歲，其餘五位副行長均出生於1970年前後，其中最年輕的鄒瀾時年51歲，新陣容可謂年富力強。
“專業、務實”是多位受訪人士對當前央行領導班子的評價。從過往履歷來看，潘功勝、朱鶴新、宣昌能、陸磊均有較為豐富的跨領域工作經驗，其中潘功勝、朱鶴新有20年左右的銀行工作經歷，後者還是最早一批赴地方政府任職的“金融副省長”之一。
陶玲、鄒瀾在央行系統工作多年，各自曾在資管業務監管、房地產風險化解等領域擔任關鍵角色，業務能力頗受各方認可。
2024年召開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第一項即是加快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
對此，潘功勝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加快完善中央銀行制度是一項系統工程，央行將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實現幣值穩定和金融穩定雙目標。
對於央行當前的決策層而言，除了新一輪金融監管改革下的央行新使命的週期背景，還面臨百年難遇的大變局時代背景。
履步前行。接掌央行不到兩年，潘功勝帶領央行領導班子最佳化調整貨幣政策框架；批次下調存量房貸利率、設立兩項支援股市工具，穩定樓市、股市；力抗人民幣外部貶值壓力⋯⋯
“總體而言，應該給央行過去一段時間採取的行動打高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餘永定對《財經》表示，特別是2024年9月24日，央行推出了降準、降息、降低存量房貸利率和穩定股市的兩項重要措施，股市一度大幅度上升。
展望未來，餘永定認為，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任務是落實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加強超常規逆週期調節”。在進行超常規逆週期調節時，財政政策是第一小提琴手，貨幣政策是第二小提琴手，前者搭好舞臺，後者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隨著鄒瀾正式就任央行副行長，央行領導班子內部分工亦頗受市場關注。
據多位接近央行人士對《財經》表示，目前朱鶴新兼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同時分管信貸市場司、調查統計司等司局；宣昌能主要分管貨幣政策司、國際司等司局；陸磊主要分管研究局、金融穩定局、支付結算司、貨幣金銀局等司局；陶玲主要分管上海總部、宏審局、條法司、會計司等司局，同時協管信貸市場司；新上任的鄒瀾主要分管金融市場司、科技司、國庫局、徵信管理局等司局。
公開資料顯示，本屆央行領導班子中，潘功勝出生於1963年，其餘五位副行長均出生於1967年-1973年之間，其中最年輕的副行長鄒瀾生於1973年7月，現年51歲。
央行新任領導班子多有豐富的監管從業經驗。2012年6月，不到50歲的潘功勝被任命央行副行長，成為央行系統內較為年輕的副行長。任職央行副行長期間，他分管過央行研究局、辦公廳、金融市場司、金融穩定局、國庫司、調統司等司局，之後兼任外匯局局長，主管外匯局和央行金融市場司等。
擔任外匯局局長後，潘功勝在外匯形勢變動、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等方面發聲較多。比如，在2023年陸家嘴論壇上，潘功勝曾以“全球金融週期：趨勢和影響”為題，回顧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金融活動的週期波動特徵。
2025年1月13日，在亞洲金融論壇開幕式上，潘功勝表示，注重把握經濟增長中內部和外部的平衡。將堅持走改革開放之路、多邊主義之路，倡導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同時，他還表示支援香港資本市場發展。
2000年，宣昌能回國，進入中國證監會任職。2018年7月，朱鶴新首次擔綱監管角色，出任央行副行長。
此外，陸磊、陶玲、鄒瀾亦有多年的央行、外匯局的工作經驗。
除了監管方面，央行新任領導班子亦深耕銀行多年，並有地方政府管理經驗。
潘功勝曾在兩家國有大行有近20年的任職經歷。他親歷了工商銀行不良資產剝離、財務重組以及引進戰略投資者的股改工作。此後，他又進入農業銀行，主管該行股改、上市事務。
潘功勝在當年總結工行、農行股改上市經驗時曾指出，要謀近思遠地認識到當前國內銀行業發展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他在《大行蝶變》書末寫道：“感謝這個偉大的時代，給夢想以搏擊的天空。”
朱鶴新曾出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彼時，四川省成功處置了安邦系退出成都農商行、浦發銀行成都分行“掩蓋不良貸款”等風險事件。
2018年7月，朱鶴新從四川省副省長一職調任央行副行長，後主抓金融穩定等相關工作。據接近央行人士表示，朱鶴新在央行期間，重點抓金融穩定工作，對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做出過比較深入的研究，並評價其在日常工作中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
陸磊則在招商銀行研究部、廣東金融學院等機構任職，這使其兼具金融機構、學術機構和監管機構從業經歷。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員多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工作之餘亦是筆耕不輟，貢獻了不少來自監管視角的研究成果。
宣昌能曾為外匯局副局長、黨委委員。近幾年，他在外匯監管領域頗有著述。2022年2月，宣昌能以《跨境資本流動與風險防控》為題釋出文章，提出國際收支更加均衡、風險防控更加有力、國際經濟金融政策協調更加重要這三個層面是理解跨境資本流動與風險防控問題的關鍵點。
多位金融界人士表示，陸磊擔任央行研究局局長期間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行領導的肯定。2005年，陸磊主持的《中國金融腐敗的經濟學分析》研究專案獲第十一屆（2004-2005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在擔任國務院金融委辦公室秘書局局長期間，陶玲發表“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設計和效應分析”一文，從親歷者視角講述了中國金融監管央地協調機制的探索成果。
鄒瀾長期在金融市場司任職，在中國債券市場的建設發展、房地產金融調控等方面做了不少重要工作。2024年初，鄒瀾發表“新發展模式過渡視角下的住房需求與供給”一文，提出地方土地財政、房企高槓杆的傳統模式難以為繼，並建議應提升信貸供給與行業發展的契合度。
一位宏觀經濟學家表示，新的領導班子如何代表央行繼續在國際上發出中國聲音，也是業內較為關心的問題。“上述官員多具有較高的國際視野”。
央行領導班子人事更替始自2023年的金融監管機構改革。
2023年以來，中國金融監管格局由此前的“一行兩會”（即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調整為“一行一局一會”（央行、國家金融監管總局、證監會）。
本輪改革中，央行剝離了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團的日常監管職責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職責；機構設定上，由大區分行體制迴歸省分行體制，裁撤縣支行。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對《財經》表示，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剝離金融控股公司監管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等職責，完善分支機構改革，有助於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盛松成接受《財經》採訪時表示，完善中央銀行制度也意味著在機構改革中強化總行能力。央行撤銷了縣支行，其內在邏輯就在於此。
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第一項即是加快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
如何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潘功勝表示，加快完善中央銀行制度是一項系統工程，央行將更加聚焦以“雙支柱”支撐實現“雙目標”，也就是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實現幣值穩定和金融穩定雙目標。
上任不到兩年，潘功勝帶領中國央行推進實施了央行機構改革等改革事項，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是2024年在貨幣政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調整。
2024年9月24日，央行在國新辦新聞釋出會上宣佈推出降準、降息、降低存量房貸利率和穩定股市的兩項工具等一攬子增量政策。隨後，A股市場一掃此前悲觀情緒，股票交易量價齊升，上證指數最高觸及3674.4點，創近三年新高。
“2024年9月底以來一攬子增量政策陸續推出，顯著提振了社會預期和市場信心，顯示政策重新走到了市場曲線前面。”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撰文稱。
2024年6月，在陸家嘴論壇上，潘功勝首次提出，中國貨幣政策的立場是支援性的，為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提供金融支援。2024年全年，央行兩次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共1個百分點，兩次下調央行政策利率共0.3個百分點，力度都是近年來最大。
同時，央行著手推動貨幣政策框架最佳化轉型，具體舉措包括：明確7天期逆回購利率為主要政策利率，增加了臨時正、逆回購操作，進一步突出政策利率地位，框住貨幣市場利率波動範圍；在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等。
多位受訪人士表示，總體而言，這一輪貨幣政策框架變革的核心在於數量目標向價格目標的轉化，其背景是貨幣信貸增長已由供給約束轉為需求約束。由此，未來需要更加註重發揮利率調控的作用，而把金融總量更多作為觀測性、參考性、預期性的指標。
對於央行的工作，尤其是2024年9月24日出臺的一系列支援性貨幣政策舉措，餘永定認為是值得讚揚的。“央行各級領導，與經濟學界交流較多，也儘可能聽取大家的意見。”餘永定表示。
在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看來，央行貨幣政策框架轉型中，最重要的一個突破是在公開市場操作中增加了國債買賣。
“透過買賣國債，尤其是買賣短期限國債，央行才能強化對銀行間市場短端利率的掌控力，進而對中長端利率施加影響。”陸挺對《財經》表示，“這是中國央行邁向現代化中央銀行的關鍵一步，也是當今世界發達經濟體央行的主流操作方式。”
展望未來，陸挺坦言，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框架轉型仍有較長一段路要走。“中央銀行的改革要依託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包括經濟制度在內的各方面制度的演進，改革程序不由央行自身的意願決定。”陸挺強調，但買賣國債為央行後續發揮利率調控作用奠定了基礎，其重要意義仍不容忽視。
2025年初以來，隨著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國總統，其推行的“強勢美元”政策令全球非美貨幣承壓。
伴隨美元指數上升、美債利率上行，中美利差走闊至3個百分點左右，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度下破7.3關口，觸及2023年9月以來新低。
2024年末以來，央行透過嚴控中間價、上調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引數、發行離岸央票、暫停國債買入等舉措，抽緊人民幣流動性並增加美元流動性，釋放強烈的穩匯率訊號。當前，人民幣匯率已回到7.3以內。
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折射出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之下，中國央行面臨複雜的內外部環境。
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連平對《財經》表示，一方面，當前外部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貿易局勢緊張，疊加美聯儲降息步伐放緩產生的外溢影響，令人民幣匯率面臨一定的貶值壓力。另一方面，央行當前支援經濟增長、保障充分就業的任務較重，疊加實際利率偏高，市場對央行降息存在較高期待，但外部壓力一定程度掣肘央行降息步伐。
從內部來看，2024年全年，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5.0%，順利完成了年初確定的主要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日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紛紛上調中國2025年經濟增速預測。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保持了穩定增長，經濟結構正在朝著高質量發展方向轉型，近年來高技術產業投資快速增長，部分高技術行業投資連年保持兩位數增長。”連平表示，“但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也有幾個方面需要特別關注。”
連平認為，當前房地產業、民營企業和資本市場各自仍面臨著一些潛在風險，其中房地產投資、開工增速依然存在幅度不小的下降，仍是經濟增長的拖累項。“央行承擔著最後貸款人的職能，這些領域一旦出現較大的區域性風險，甚至引發系統性風險，壓力最終都會傳導至央行。”連平表示，“當然，房地產等風險的防範化解不能全靠央行，央行可透過低息再貸款等方式對市場主體予以支援。”
站在2025年開端，餘永定認為，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應努力實現三個目標：一是爭取實現5%的GDP增速目標；二是“防範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三是穩定房地產市場，“防範房地產業因債務問題引發系統性風險”。
由此，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儘快落實2024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加強超常規逆週期調節”，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現實的情況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總需求不足的挑戰。2025年1月，中國PPI同比增速為-2.3%，顯示生產價格連續28個月下跌；CPI同比增速為0.5%，連續23個月低於1%。餘永定表示，中國物價已有較長一段時間維持低位，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面臨通貨收縮壓力。當前情況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受到很多制約。
一方面，執行寬鬆貨幣政策，不外乎增加貨幣供應量（主要工具是降準）和降低利息率兩種方式。但中國經濟面臨總需求不足，無論降準還是降息，都難以有效刺激消費者和投資者的貸款需求。近期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1.6%左右，雖然原因是多樣的，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商業銀行的“資產荒”並未得到解決。
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放鬆也受到不少客觀條件的限制。例如，當前商業銀行存-貸款息差接近1.5%，如果存-貸款息差過低，如小於1.5%，中小銀行就可能出現虧損。
“如果財政政策首先發力，貨幣政策跟進，則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就能最大限度發揮它們的功效。”餘永定進一步解釋道，如果財政部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提高赤字率、大規模增發國債，極有可能導致10年期國債利率上行和整體經濟收益率曲線的上升。財政赤字的增加，意味著總需求的增加，居民和企業的貸款需求就會增加，資產荒問題就可以得到緩解。在此情況下，貨幣政策可以透過維持低息環境，同時增加公開市場操作，為執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籌集資金。
值得一提的是，為落實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的要求，央行、財政部已建立聯合工作組。光大證券首席固收分析師張旭認為，此舉意味著財政部門和貨幣當局之間建立更密切的國債發行溝通機制。2024年10月，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在國新辦新聞釋出會上直言，“中央財政還有較大的舉債空間和赤字提升空間”，為2025年財政政策的進一步發力留下想象空間。
責編 | 秦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