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病傳播，幾天之內，就徹底顛覆了鼠年的春節氣氛。也讓我們再度深切地體會到，苦難與危機從來不會擇時擇地。
往年的大年初一，中國人總有燒頭柱香的儀式，但今年鑑於病毒傳播的風險，各宗教場所陸續宣佈取消法會活動甚至暫時關閉寺廟。
在國人的傳統觀念裡，“春節”似乎總是擁有令苦難暫時止息的魔力，我們會努力地構建一個夢幻般的“春節烏托邦”，就如同宮崎駿在《千與千尋》中所描繪的那個美妙的神靈世界，人類進入其中，立刻就被見到的美好事物所吸引，盡情地放縱，卻看不到那背後迫在眉睫的危機。
短暫的春節假期，或許就像是年復一年的“春節遊樂園"，那是中國家庭藉助短暫的團聚所營造出來的幸福想象。我們縱情的娛樂，講說著、聆聽著各種吉祥的話語，從某個程度而言，那大概是中國人生命寄託意義與價值的最後庇護所。
或許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何中國人對於家庭關係如此的重視，而且並沒有因為這百年來的社會轉型而瓦解，相反卻隨著經濟的起飛，以個人利益本位為導向的市場觀念再度激發起國人對於家庭關係的依戀，家庭親情也再度成為普通中國人的“無意識信仰”。
尋求認同與親情的撫慰，是中國人在這一波經濟大潮之後的精神自救，就如同充斥在各處的廣場舞一樣，那是年長一輩重新構建社會生活的努力，而我們最為看重的的“家庭”，卻在高速變化的社會中充滿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在脆弱的社會保障與救濟背景下，”家“更像是浮沙上的避難所，如夢如幻，漂泊無根。我們可以看到，教育、養老、疾病，所有與家庭密切相關的議題，都輕易地成為中國人敏感的痛處。財富越是快速地積累，我們就會越發渴望家庭的安穩與幸福；需要看清的是，每到春節來臨時媒體上鋪天蓋地播放著各種對於家庭、社會幸福生活的描繪與歌頌，其實遮掩不住真實的人生其實充滿著悲歡離合與各種苦難。
可以想見，春節團圓的那份如夢幻般的安樂感，消除不了現實的殘酷。也正因此，春節也自然成為百姓祈福的重要時節，要麼忙著透過電話或社交媒體殷勤地送出各種祝福與祈願，稍有宗教情感的人，則會前往供奉神佛的寺廟道觀去作虔誠的禮拜，期待冥冥不可見的護佑。
這樣的祈福情景，恢復不過才短短近四十年而已。
1982年宗教政策落實，消失的各種宗教空間又慢慢地迴歸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但是此時的寺廟、道觀，多隻有年歲較長的信眾而已，燒香祈福仍然是非常“小眾”與“老齡化”的的宗教行為。但是隨著宗教場所的恢復，經濟的迅猛發展，進入千禧年之後，我們驚奇地發現，無論是在寺廟中親眼所見的情形，還是閱讀到的相關新聞報道，都可以感受到，進入寺廟、道觀燒香祈福的人群在迅速增加，更為明顯的是，這當中除了傳統祈福的人群外，還不乏年輕人參與其中。
在經濟發展四十年之後，我們不僅享受了前所未有的財富，卻也同時迸發出前所未有的祈福熱情。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對於許多中國人而言，無論是否具備宗教信仰，在春節時分大概都會隨著人潮進入佛寺、道觀，甚至奔跑著搶一柱頭香，手持香燭虔誠禮拜，向神佛、菩薩訴說自己的美好願望。
人類的”祈福“動機，從一開始其實與祭祀相關。因為感受到世間的不可掌控，所以對於人事的執行就會產生各式的理解。在多數的文明中，大多會將問題的解決指向神靈等超越性的世界，所以才會以祭祀來達到攘災避禍的目的，例如印度婆羅門的《吠陀》祭祀，中國的龜甲卜筮，都是各自文明中最初的祈福觀念與實踐。
不過今天的民間祈福，已與早期祭祀的意涵相距遠矣，更多是儒釋道三教在中國歷史漫長的演變過程中沉澱下來的某種民俗。其最為常見的形式，就是手持香燭在寺廟、道觀中作揖祈願，然後將其供奉於香爐燭臺之上。對於一般的百姓而言，寺廟、道觀不過是一合法燒香的處所，因此在合法的宗教活動場所中，還專門列有一類簡易的場所，名為“燒香點”。
我們或許不必苛求每年春節洶湧的燒香祈福人流，那是一般人對不可知的人生所產生的一種發自本能的期許，是對生命幸福的質樸追求。普通人其實無暇思考，端坐在高臺上的佛祖、菩薩以及各種各樣的神靈，究竟要用什麼樣的理論去解釋。他們的至誠祈願，可能來自於對於壓倒人生幸福的“那根不確定的稻草”的一份直接的敬畏，所以希望透過祈福去試圖彌補“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那一塊認知拼圖。那背後其實蘊藏著我們對於人生苦難的深切體驗，因為只有當幸福是稀缺與不確定的時候，“祈福”才會擁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那是人類對自身有限性的承認，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的焦灼，從而試圖將這份內心的忐忑託付給神靈、菩薩，以求獲得某種許諾與擔保。
當然，有人會批評說，許多人進入寺廟、道觀祈福，不過是滿足自己那永無饜足的貪慾而已，以為藉助幾根香燭就可以換取神靈的護佑。這種批評固然有理，但是卻似乎太快速地佔據了某種道德高位。
其實，“祈福”更像是一場社會心理的自我疏解。今天競爭性的社會氛圍，對於財富的無休止追逐，使得我們雖然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但是也同時打開了內心中相互攀比與追逐慾望的潘多拉盒。我們不是嘗試學習“知足常樂”，反倒是藉助財富、地位與名位來獲得內心的滿足，因而才會越努力，越焦慮。因為我們的攀比可以無休止的拓展，只要心存壓倒他人的想法，就會生活在永遠不能如願的焦灼之中。
走入寺廟，以香火錢去換取神靈對於個人慾望的加持，背後不過是另外一種永遠無法滿足的渴求，看上去春風得意，內心卻是備受煎熬。
在今日前往寺廟的祈福人潮中，無論貧富貴賤，我們的祈願都可能更多關注在一己慾望的滿足，也就是對個人世福的祈求方面。這些來往於寺廟的人群，可能並不瞭解，他們所跪拜的佛陀，當初不過是生長在迦毗羅衛城的悉達多太子，而他被供奉於高臺之上，並不是他化身為某個神通廣大的神靈，而是源於當年看到人世間生、老、病、死的現象，遂縱馬離開嬌妻與華麗的皇宮，過上風餐露宿的修行生活，最終洞察了人世間的真相。
悉達多太子覺悟後，並沒有過上了奢華的生活，成為寶座上的”教主“，而是如同孔子當年周遊列國一樣，赤腳行遍北印度各地，給大家講說如何真正”幸福“的方法（也可以描述為解脫與覺悟）。佛陀的角度有點不同的是，常人總是期待環境不斷的改善來獲得滿足，而佛陀認為，真正的“福”來自於內心對於環境的改變皆能順應而不起憂愁，只有這樣，我們雖然會努力，但卻不會帶著那份難以壓抑的焦慮，更不會肆意伸張個人的慾望。
雖然佛陀也認為，每個人擁有的財富、名位都因各人的努力而皆有差別，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財富、名位才是獲得幸福的金鑰，因為外在的資源終究是有限的，而且常常是排他性的，而我們人心的貪慾卻可以無遠弗屆，如若不能安撫自己那份躁動的慾望，財富不過是一根黃金的鎖鏈，金光燦燦，卻將我們緊緊地綁住，不得自在。
這四十年的經濟飛躍，讓中國人前所未有地體驗到財富的魔力，以至於常常以集體的面目表現出難以剋制的自矜，這本是經濟發展後的人性常態，加之過去百年來的歷史創傷記憶，所以今日的國人常陷入一種關於財富的幸福迷思，以為一旦富裕，就可以順利地開啟那扇幸福的大門。
不過結論或許是令人沮喪的，財富帶來了各種消費主義的高峰體驗，也同樣帶來了巨大的身心不安。我們的經濟是在不斷地進步，但卻讓每個人的“小我”變得越來越狹隘，我們祈福物件的最大單位，可能抵達“家庭”就宣告止步。
我們可能也會附帶祈願國家昌盛，但是那背後可能不過是長久以來我們的“家國“思維教條而已，在“家”與“國”之間，我們缺少了太多的中間鏈條環節，例如我們的鄰居、保潔阿姨、快遞小哥、便利店的收銀員等等。我們在祈福時，有沒有也為這些天天圍繞在身邊的人群一併默默地祈福，希望他們也能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而且在每天面對他們的時候，能否用“謝謝”來表達自己對他們的祝願？如果我們的祈福只是侷促在自己的“家”與抽象的“國”之間，卻忽略每天真正支撐我們生活的那些活生生的人，這樣的“祈福”要麼狹隘，要麼空洞。
最近全國各地宗教機構紛紛公告，宣佈春節期間關閉場所，不再開放任何法會祈福活動。可以預見的是，前往寺廟燒香的人流將會大幅度減少，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能作出自己的祈福？
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對於疫情的關切、對於失職的憤怒，其實都可以轉化為每個人切身可行的祈福。除了關注家人的健康之外，可以多去關懷身邊那些仍然在忙碌的普通人，以自律檢省的心態去減少社會的風險與負擔。在這方面，最近資訊地發現，許多認識的大學生在春節期間都在努力地與長輩們溝通，希望他們能戴上口罩，少聚眾串門。雖然這樣的嘗試也常遇到老人們的誤解，令他們感到沮喪，但是這些年輕人的心態與行為，多了一份清明自律，少了一份侷促於家庭的自私，這無疑比帶著一份狹隘的心情前往寺廟燒香，更與祈福的“本來面目”接近。
祈福，是每個人內心中的善意期待，但是這份期待可以狹隘，也可以寬廣。神靈如果是自私狹隘的，那麼燃香燒燭不過是“心魔的交易”，如果他們是無私廣大的，我們何不以此為師？
大年初一，也是漢傳佛教彌勒菩薩的聖誕。彌勒菩薩在一般中國人的心目中，就是寺廟天王殿中那笑面迎人的大肚和尚，兩旁常掛這樣的對聯：“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開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彌勒菩薩在佛教中也常常被稱為“慈氏菩薩”，因為其常以慈心待人，所以能容天下難容之事，同時也會笑那些迷於“我執”的眾生，不知道放下“自我”即是“真祈福”。因此與其帶著私心的祈福，不如自己主動地造福、行福、送福，學著讓自己成為他人所信任和依靠的一份子，這或許是古人修建寺廟道觀以樹典範的用心處，也是現代人從古老文明中汲取的真實智慧。
大家一週閱讀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