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萬瑪才旦

2023年5月8日凌晨，導演萬瑪才旦在西藏逝世。今天是他逝世一週年的日子。

他突然離世，留下了許多未竟之事，包括兩部已經殺青、但還未完成製作的電影——《雪豹》和《陌生人》，一套等待出版的文學作品集，還有一些他多次說起的、早就想拍的故事。過去一年，他的兒子久美成列與藏地電影團隊在慢慢完成這些事情。今年4月，《雪豹》上映。

《人物》分別在2016年和2020年採訪過萬瑪才旦，他是一個溫和寬厚到令人難以忘記的人。打量他在人間度過的53年，會有一種感動。你會看到一個出生在貧瘠時代、生活在高原邊地的年輕人，是如何懷著不甘的心，不服從命運，一寸寸騰挪，最終實現自己的志業。

17歲，他中專畢業，成為教師；4年後，他考上西北民族大學，學藏語言文學專業；25歲，他大學畢業，成為公務員，結婚生子；30歲，他又考上研究生，學藏漢文學翻譯專業；32歲，他正式轉入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開始系統學習電影，成為這所學校培養的第一位藏族導演；35歲，他終於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每一年，他都有產出，無論是小說、電影還是翻譯。

他是最早用電影的語言講述藏地故事的人之一。

電影《雪豹》上映之後，我們見到了萬瑪才旦的兒子久美成列。他今年27歲，也是一位導演，2021年，他的第一部長片《一個和四個》已經和觀眾見面。

久美成列在小學五年級時，和母親從西寧搬到北京，與父親團聚。最初那些年，這個家庭經歷過艱難的生活。從藏地到北京，他也是在動盪中慢慢確認自己的身份。他最初喜歡畫畫，但陰差陽錯之間還是做了導演，和父親共事。

在他的心裡，父親就像他曾見到的幾棵楊樹，「永恆地，靜靜地仁立在那裡，從不打擾別人。而當我們靠近，只是不經意的一瞥，卻也能獲得難以言說的安慰。」

他跟我們講起，父親去世之後這一年，他都做了什麼。他知道父親最關心的是什麼，也知道他的遺憾是什麼。他也坦陳，他們的父子關係中，有溫暖的部分，也有矛盾。他講起他認識的藏地電影人，他們是誰，他們為了什麼拍電影，他們想表達什麼，有些事情不會因為父親的離開而結束。

最後我們談起了他記憶裡最鮮活的父親——一個看起來凌亂的、帶著糌粑和酥油味道的牧人，懷揣著追求夢想的生猛與野心，從高原走來。

以下是久美成列的講述——

文｜林松果

編輯｜姚璐

攝影｜吳明（除特殊標註外）

前幾天，我參加完《雪豹》在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個研討活動，開車回家。一路上，勾起了我的很多回憶。

我先是經過了北太平橋，那是我五年級時在北京生活過的街道，路邊很多爬山虎，那片區域真是太熟悉不過了。小時候，每到週末，我常常早上六七點就起來，跟我父親出門，你知道去幹什麼嗎？去看電影，看最早場的電影。為啥那麼早？便宜，而且人少。

我們去的是華星UME影城，就在雙安商場那邊。看完之後，我們會去電影院旁邊的一家牛肉麵館吃碗拉麵，再一起走回家，每週都一樣。真的在那兒看了好多電影。我記得看《阿凡達》，一共看了三遍。我父親告訴我，第一遍看故事。第二遍你就閉著眼睛聽聲音，聽聲音設計。第三遍要幹啥來著，忘了（笑）。

從北太平橋開到太陽宮，高速路旁邊，有一條城鐵軌道，剛好有一輛城鐵從我身邊開過去。我就看到裡面的人，應該是下班了吧，看起來很累的樣子。

我又想到，我小時候，跟我父親從很遠的地方回家，也是這樣，很累很累。我可能什麼都不幹，但我父親可能會拿著一本書，靠在邊上看。很多那時艱辛的回憶，和我現在的狀態重疊在一起，我會覺得，命運好像就是這樣。

我開車的時候，車裡放的是藏歌，我最近聽了很多藏歌。有一首，是一個安多姑娘和一個拉薩男孩唱的，很古老的民歌。我一直在聽。當時我就在想，我為什麼現在會在北京這樣一個地方，我開著車，有我自己的家，但我還在聽藏語歌。

這一切都是因為我的父親和母親。從那時到現在，他們真的很不容易。但他們沒有忘記在我身上注入這些東西。我特別感激。

你們看我父親所有的作品，無論是文字，還是影像，都可以看到他的創作是什麼，作為那個時代的一個藏族人，他的使命感又是什麼。但不僅如此，作為一個父親，他也把一些很寶貴的東西傳承給了他的下一代。

父親去世後這一年，要問我發生了什麼印象很深的事情，很難一下子說出來。

我們有一些必須要完成的工作。《雪豹》在父親去世前，已經做完了99%，只有聲音、調色、特效等等要做最後的檢查。所以我就是和同事們一起，完成最後的檢查，把它做成成片，報送電影節。另一部電影《陌生人》，我父親生前已經定剪，這一年我們就是做後期，我們請了之前跟父親有過密切合作的、他很信任的人來完成。

《雪豹》上映後的這段時間，我接受了很多采訪。說實話，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挺難的。尤其是第一次接受採訪，當時我覺得我沒有找到特別對的狀態。我會用自己的想法和立場去闡釋這個片子，甚至會讓人覺得，好像我就是我父親。那個採訪做完，我心裡有點慌，覺得這樣不太對。我就跟金巴（藏族演員，萬瑪才旦多部電影的男主角）深聊了一次，我回答問題時，措辭應該要再斟酌，儘可能多說我瞭解到的、當時我父親的想法。

拍《雪豹》的時候，我是執行導演，我的工作就是執行我父親的意志，他說什麼，我就做什麼。但很多細節，他到底為什麼那麼處理，我們不一定完全理解。反倒是在電影上映後，我們看到了更多的細節。

比如說，《雪豹》的劇本是在疫情期間，我父親在家裡寫出來的，半個月就完成了，過程很流暢。但直到電影上映後，有一天，我遇到了我父親在西北民族大學的老同學，才知道故事原型就是這位同學告訴我父親的——有一隻雪豹，跑進了牧民家裡，咬死了幾頭羊。

還有電影后半段，有一場戲，大家在屋子裡吃自嗨鍋，一位記者站起來，想拿個東西給老爺爺遞過去。他走的時候，把茶碗碰倒了，茶灑在了地上。拍的時候，我隱隱約約能明白是什麼意思。其實在我們藏族人的生活習慣中，非常注重一些徵兆，比如結婚的時候，新娘要給父母親敬酒，如果不小心把碗摔碎了，就是不吉利的徵兆，那這段婚姻可能就不順利。這是我父親很明確要拍的細節。我在現場，隱約明白其中的意思，但直到看到成片，才更加確定。

前些天我和一位老師聊天，他說在《雪豹》裡，他再一次看到了很熟悉的東西，那就是我父親的慈悲。他舉了一個例子——電影開頭，漢族記者王旭在學藏文。他的理解是，不同民族之間去交融，去互相理解，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思考問題。

我當時忽略了這個細節，可能是因為我在拍攝現場，是一個執行者，只把它當成了表演。但如果我從分析電影的角度，去看這個細節，它確實就是人和人之間達成的相互共情。這就是一種慈悲。從平常人的態度去看，我可能會被它感動。

還有一位老師也說，在我父親的電影裡，沒有一處是閒筆。它不僅是在講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在講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每一個角色，他們的身份，他們所代表的文化符號，都有非常嚴謹的考慮。也是經由這些觀眾，我父親生前的摯友們，才讓我們更深刻地去理解他的創作。

圖源電影《雪豹》

我接觸電影創作不算早。我想從我出生起，我父親並沒想過，我也會成為一個導演。他對我的教育，只不過是讓我成為一個對世界有認知的人。

但我記得，那時候我父親還在北京電影學院讀研究生，每天回家，他會用兩個塑膠袋拎很多光碟回來。當時我們家不富裕，但他會把所有的錢花在電影、文學上面，包括後來我開始畫畫。家裡就有這樣一種氛圍。

小時候我喜歡畫畫，喜歡一個人待著，畫畫是我和自己對話的一種方式。拍電影是父親的工作，大學之前我都沒去過他的劇組。

直到高三備考那年，一位攝影老師介紹我去了一個電影劇組，想著去積累一些經驗，可能對考試有幫助。去了之後，我覺得自己真是什麼都不懂，在劇組是一個很崩潰的狀態。想幫忙，但什麼都幫不上，只能在旁邊乾站著，所有人都覺得你多餘。

而且我當時感覺，這是一個冷冰冰的劇組。人在劇組裡的待遇真的是有階級之分的。比如演員，有保姆車，現場有椅子，咖啡什麼的隨時送到位。當時我是和攝影助理住一個房間，我們住的酒店就很破爛，光線也很陰暗，當時我就挺失望的。因為你會看到，劇組裡底層的人過得太難受了，就像民工一樣。開了工，大家坐在攝影組的金盃車裡的時候，都是很苦大仇深的樣子，也不怎麼說話，臉上都寫著，「今天又要幹活了」。

當時我要幫他們舉一個柔光片，因為在冰上，我滑倒了，攝影掌機就對我一頓大罵，「你在幹什麼呀？都開拍了」。我就覺得，這個劇組真的，太冷酷了。

後來我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大一下學期有一個紀錄片作業，當時我剛好也去了劇組，是藏族導演拉華加的電影《旺扎的雨靴》，在青海拍，我父親是監製。我當時就想，那就拍劇組生活吧，就拍我認識的這些藏族的電影工作者，他們的狀態是什麼樣的。

圖源電影《旺扎的雨靴》

這個劇組的狀態就非常好，大家似乎不是工作的狀態，而是真正在學習。比如，要給某個演員定妝，要給他定髮型，所有人都會圍過來一起看，看導演和監製怎麼跟造型指導商量，要怎麼剪。他們經常會開一些玩笑，大家都嘻嘻哈哈的。

因為這是拉華加的第一部長片，我父親作為監製也在現場。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片場的狀態，其實他整個人的狀態和生活中很像，笑眯眯的，也不怎麼說話，很安靜，想說什麼，也都是很小聲地溝通。

但這個劇組給我的狀態，會讓我覺得很溫暖。你能感受到，這群人是非常真誠的，對待所有事物都很平等，你心裡就會覺得，有一個更加堅實的後盾。藏族電影的整個團隊，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這樣的存在。

我就開始拍自己的紀錄片，叫《他們在高原拍電影》，拍著拍著就拍出了四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就叫「你為什麼想當導演」，這是我採訪一個群演小男孩時的提問，他就說，「因為導演有房子、有車子，還有腳踏車。」他的回答很天真，很荒誕，但我又感覺，可能很多剛開始時做電影的藏族電影人會有類似的狀態。電影是什麼，該怎麼做電影，可能都是沒那麼清晰的。

第二個主題是「我是誰」，講他們對自己的認識。當時我採訪達傑丁增，他是《旺扎的雨靴》、《撞死了一隻羊》、《一個和四個》的執行導演，已經很成熟了。但我問他，他覺得應該怎麼拍電影，想拍什麼電影，他也會說，他很迷茫，「我是誰？我在幹嘛？我到底洗乾淨了沒有？」

他說，他一直在看電影史上那些經典作品，一直在學習，但學著學著，他也會有些亂了，「那我拍什麼呢」，他就會問這種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挺好的。

我還問了一個攝影師。當時我們在玉樹遇見，聊起某部片子，羅攀就說，「上帝崇高，你拍了上帝，那你的電影就崇高嗎？」我覺得特別好，這是很總結性的一句話，總結了我們對於藏族電影的認知是怎麼樣的，或者說，對於好電影的認知是什麼樣的。

如果說一個人決心投身某項事業，有一個「決定性瞬間」。我的第一個決定性瞬間，也是在《旺扎的雨靴》劇組。

有一天晚上，拍完夜戲，已經兩三點，大家都很累了，準備收工了。突然錄音指導說，全場安靜，我們要補錄一下聲音。大家收燈的，收攝影器材的，都停下了。

他說，「好，開機，柴火燃燒，補錄一次」。大家都屏住呼吸，真是一點呼吸聲都沒有。甚至有人剛好要下床，就找了一個扶手，就這樣僵持著。其實沒有人看那個火塘，看柴火是怎麼燃燒的，我就看著牆面，有的人可能看著窗簾，有的人看著彼此的臉，但是你的耳朵，能很清晰地聽到柴火燃燒的、很細微的聲音。

那個氛圍是屬於拍電影的氛圍，是一個很美好的時刻。那個時刻我覺得，對，電影是很了不起的。

圖源電影《旺扎的雨靴》

後來我自己開始拍電影。我們是父子，但一定會有意見不一致的時候。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方式，以及看待事物的眼光，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像那句話說的，「兒子也可能是父親最激烈的反對者」。

有時候他像在片場，事無鉅細跟執行導演溝通，一遍遍地叮囑我、告訴我，他怎麼理解一些事情，讓我也這樣理解、這樣做的時候，我有時候就會跟他吵起來，我會反駁他。

有時候他會先笑，說「你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我就說，「你這些老掉牙的想法，已經跟不上這個時代了」。這時候他可能就會生氣，我們就更僵持不下。然後過一兩天，慢慢又好了。

我記得當時我拍《一個和四個》（久美成列執導的第一部長片），最開始他去了一兩天，我就覺得不太舒服，因為他總在監視器旁邊，也會給我一些意見。但我就是不想聽，我覺得他說的我也想到了，但他總在我前面說出來，我就覺得煩人，所以我就不讓他去了。

又過了一陣子，有一天，我們在片場，有點吵鬧，因為我一般更關注演員和攝影部門的工作，其他部門我沒有怎麼去管。突然我覺得很奇怪，現場安靜下來了，回頭一看，我父親站在那裡，來探班了。他還是有些不怒自威的狀態，大家看到他，都安靜下來了。

有時候我對他的排程也有些意見。之前拍《氣球》，有一場戲是女主角要拿著避孕棒，去測試自己有沒有懷孕，她從小診所走出去，經過窗戶，有一隻羊跑了過去。這是一個長鏡頭的排程，鏡頭從每個人臉上搖過去，所有人都是一動不動，好像在想著什麼。

圖源電影《氣球》

我覺得這個鏡頭有一點刻意，是不是需要加一些排程？鏡頭移動時，人也有動作，跟鏡頭配合。我跟我父親提了這個意見，他想了想說，「嗯，我覺得現在這樣挺好的（笑）」。

但現在我再看，反倒覺得這種堅持，是一個真正在創作的人非常珍貴的品質吧。他就是要那種效果，不在意這個鏡頭在理論上是不是合理的。也正是這些構造出了他的影像風格。

也是我父親去世之後這一年，我越來越意識到，我們是挺不一樣的人。這一年，我拒絕了很多事情，拒絕了很多人。我身上是有刺的。

但我父親是一個過於善良的人，總是很難拒絕別人。他一直都是要處理的事特別多，無論是一些年輕的電影人找他幫忙看劇本、當監製，還是一些電影節請他做評委、選片子等等這些事情，他都不會拒絕。他去世之前那段時間，也是做了北京電影節注目未來單元的評委，肯定還有一些幫人看劇本、改劇本之類的工作。

我跟他說過，「你太累了，不要這麼累，身體還是更重要的，如果把太多精力放在雜七雜八的事情上，對自己的創作也好，精神也好，都會有不太好的影響」。我這麼說過幾次，但他只是笑，然後輕聲嘆一口氣，就說，「那我總不能不幫別人吧」。

久美成列（左）和萬瑪才旦（右）圖源網路

這兩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回學校讀書，去學藏文化。

我小學五年級就從西寧搬到了北京，有時候別人會問，我作為藏族人，有什麼特徵？能不能說藏語？每到這種時刻，我都會感到尷尬。後來我讀到高一，我父親決定讓我休學一年，送我回藏地的學校學藏文。

知道這個訊息，我非常不高興。因為那段時間我特別喜歡踢球，踢得也很好，是校隊隊長，找到了自己的一個小天地。聽說要休學，我第一個念頭：「我靠，我的隊長要沒了。」

但真的去了之後，在那片土地上，和同民族的人一起生活、一起學習，我覺得我放開了很多。那裡條件不好，你會經常拿起鐵鍬，大家一起建個廁所，修條路，或者一起撿垃圾。這讓我覺得，我是在真正關心世界，關心身邊的人，用非常實際的行動做事，有價值。也讓我覺得自己真正成為了一個男人。而且學校裡教的藏文化，是我從來沒聽過的東西，發現了一個新世界。這讓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並有了歸屬感，不再感到痛苦。

所以那一年結束了，我還是想待在那裡，一直待到高中畢業，不想回北京了。但後來因為要高考（笑），還是回來了。但我一直就覺得，無論如何都應該繼續學下去。所以我也在思考，現在要怎麼辦？是不是去考藏語言文學專業的研究生，一邊拍電影，一邊上學。

我們都知道，藏語電影是一條很難得的、非常珍貴的道路，不能也不會因為父親的離去就結束。但我也不希望，我們在創作關於藏族的故事和表達的時候，是非常功利的、有目的的，那樣創作出來的東西會無趣，會很畸形。我想更自然地講述，我作為一個藏族人，在自己的成長經歷中，我看到的世界是什麼樣，我的感受如何，我想表達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