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備經濟時代意味著什麼？

西方學者指出，發達國家大幅增加軍費開支雖可提升安全，但若試圖同時實現經濟增長、創造就業等多重目標，將削弱財政效率、加劇債務風險，反而適得其反。下面是他的詳細看法，發上來僅供大家參考借鑑，立場不同，請注意甄別。#戰備經濟

戰備經濟時代意味著什麼？

幾十年來，發達國家首次掀起了大規模的軍備重整浪潮。烏克蘭和中東的戰爭、亞洲衝突的風險，以及特朗普對盟友不可預測的態度，使加強國防成為各國政府的緊迫任務。6月25日，北約成員國同意將軍費開支目標提升至GDP的3.5%，其中1.5%將用於安全相關事務（西班牙則堅持保留一個“例外條款”）。若這一目標在2035年得以實現，各國每年的軍費將比俄烏戰爭爆發前多出8,000億美元（經通脹調整後）。這場軍備熱潮不僅侷限於北約內部——據估算，飽受衝突困擾的以色列去年軍費佔GDP的比重超過8%；即便是長期主張和平主義的日本，如今也計劃大幅增加國防預算。

如此龐大的支出，不僅將改變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也可能深刻影響全球經濟結構。一方面，它會對各國公共財政造成壓力，另一方面，也將重新分配國家內部的經濟活動。而各國政客在向選民兜售“軍備再擴張”的合理性時，往往聲稱軍費開支不僅能換來安全，還能帶來經濟收益。英國首相斯塔默承諾，國防支出將為“下一代帶來穩定而高薪的就業機會”；歐盟委員會也宣稱，這筆開支將“讓所有國家受益”。然而，這種看似“魚與熊掌兼得”的說法，在經濟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將軍費作為經濟工具，可能帶來嚴重的政策誤判和財政負擔。

首先，軍費上漲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加劇財政壓力。當前各國債務已高企，老齡化加劇和利率上升進一步壓縮財政空間。以北約國家（不含美國）為例，若要達成目標，其軍費平均需再增加GDP的1.5%。這意味著其他預算專案——如社會福利——將遭到壓縮，從而削弱自冷戰結束以來積累的“和平紅利”。然而在現實中，要麼大幅削減其他支出，要麼顯著增稅，這在政治上幾乎無法實現。因此，許多國家將不得不容忍更高的財政赤字。這不僅會推高利率，令財政狀況更加脆弱，也將使得國家雖更安全，但經濟風險卻同步上升。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赤字支出短期內確實會起到一定的凱恩斯式刺激作用，但在當前失業率較低、通脹仍高的背景下，這種刺激作用可能適得其反。而更重要的是，軍費支出本身並不直接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它不像教育、醫療或基礎設施那樣具有普遍受益性。

相較之下，國防研發可能帶來更積極的溢位效應。歷史表明，政府主導的軍事技術創新常常能激發私人領域的創新活力。以一個最新研究為例，當某行業的國防研發投入增加到其附加值的1%，其年均生產率增長可達8.3%。網際網路和核能就是從軍事研究中誕生的典型案例。

不過，武器製造也會在國內經濟中重新配置資源。政客們希望軍工產業能抵消製造業外移的衝擊，但這種願望恐怕難以實現。現代武器製造和許多高階製造業一樣，正日益專業化、自動化，意味著軍費擴張所創造的就業機會遠少於技術進步或外部競爭所導致的崗位流失。按某項估算，歐洲北約國家提高軍費最多能創造約50萬個就業崗位，而這一數字在整個擁有3,000萬製造業工人的歐盟面前顯得微不足道。

現代戰爭的特點也使得“就業拉動型國防經濟”愈發難以實現。烏克蘭戰場表明，一個國家並不需要全面的工業體系來應戰。如今殺傷力最強的無人機制造工藝相對簡單，而隨著人工智慧逐漸在作戰系統中發揮主導作用，從操作到導航越來越依賴軟體和演算法，實際需要的裝配線工人反而更少，真正獲利的往往是技術企業而非普通勞動者。

龐大的軍費預算也會帶來安全、效率與公平之間的艱難抉擇。隨著預算增長，各地政府、軍火企業和工會勢必會圍繞分配展開角力，爭取資源傾斜。但如果各國政府一味遷就地方或利益集團，將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例如，歐洲防務開支的一大問題在於重複建設：歐盟國家目前運營著12種不同型號的主戰坦克，而美國僅有一種。這種重複不僅浪費資源，也削弱了各國部隊之間的協同作戰能力。

保障國家安全是政府最核心的職責，但正因財政形勢日益緊張，各國更需要精打細算、用好每一分納稅人的錢。如果軍費被當作區域補貼工具或就業專案，最終只會帶來更高稅收或削減社會福利，反而適得其反。若想真正實現軍備重整的戰略目標，各發達國政府必須坦誠地向民眾說明：這是一項單純為了國家安全的投資，而非經濟增長的萬能鑰匙。若想用同一筆預算解決所有問題，結果往往是一事無成。畢竟，如果增長的代價是失去主權，再多的GDP也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