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兆一
來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2025年6月13日至今，以色列與伊朗正陷入數十年來最嚴峻的直接軍事對抗：
以色列出動約200架戰機對伊朗境內100多個目標發動大規模空襲，重點打擊伊朗的核設施和導彈基地，並“定點清除”多名伊朗高階將領。空襲導致包括平民在內的傷亡，引發伊朗誓言實施“嚴厲懲罰”的報復；
此後數日，伊朗對以色列本土發動了密集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以色列的“鐵穹”“大衛彈弓”等防空系統全天候攔截，兩國實際處於準戰爭狀態。伊朗還動員了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等地區盟友，對以色列及其盟友目標進行襲擾攻擊，紅海和波斯灣的國際航運險情頻發。
美國雖未直接參戰，但加強了在中東的軍事部署，並警告伊朗不得攻擊美軍設施。國際社會紛紛呼籲剋制聯合調停：聯合國安理會應伊朗請求召開緊急會議，中國、俄羅斯支援透過外交斡旋降溫危機。
然而截至目前，衝突尚無緩解跡象。這場危機可能如何演變？將對區域格局和全球經濟產生怎樣的衝擊？中國應當如何在大國博弈中保持戰略定力、平衡利益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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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可能結局：
從僵持到失控的三種推演
1. 僵持消耗戰（機率約60%）
以色列與伊朗在初期激烈交鋒後，逐步進入一種長期僵持的消耗戰模式。雙方刻意避免全面戰爭，但不斷進行低強度互相打擊。以色列持續動用空軍和導彈，對伊朗境內的核設施、導彈基地和軍事指揮中心實施定點清除行動；伊朗則透過導彈與無人機頻繁回擊，並支援黎巴嫩真主黨和葉門胡塞武裝等代理勢力，對以色列進行襲擾。
雖然衝突強度遠高於普通區域性戰爭，但雙方仍未突破導致戰爭徹底升級的底線，美俄等大國也採取“有限介入”，提供情報和防禦支援而避免直接參戰，局勢維持在可控但緊張的狀態。
形成這種僵持狀態的核心原因是雙方成本和風險的精確計算。以色列軍事實力雖佔優，但徹底摧毀伊朗核與導彈能力需付出巨大經濟代價。
根據以色列前軍方顧問的測算，以色列一晚應對伊朗密集導彈襲擊的防空成本就可能達近百億元人民幣，持續數週即耗盡全年軍費預算的很大比例。這種經濟上的不對稱消耗，迫使以色列在最初大規模打擊後不得不有所剋制，轉入以防禦為主的策略，避免財政崩潰。
另一方面，伊朗導彈庫龐大，且多處於地下或移動狀態，難以被完全摧毀，但其空防和基礎設施又顯著弱於以色列。一旦伊朗貿然升級，比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或攻擊美軍基地，將立即招致美軍毀滅性打擊，因此伊朗也傾向於採取謹慎的“代理人戰爭+拖延戰術”，消耗以色列的耐心與經濟實力。
經濟方面，這種持續僵持的消耗戰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區域性供應鏈中斷風險。石油市場將頻繁劇烈波動，布倫特油價可能在每桶90～120美元之間震盪。一旦衝突有任何失控跡象，尤其是威脅到霍爾木茲海峽，油價可能迅速飆升，全球能源市場動盪。
此外，中東地區物流航線的風險溢價提高，航運成本與保險費用增加；以色列的高科技產業因預備役大規模徵召面臨嚴重勞動力短缺，可能導致大量初創企業倒閉。
這種持久的經濟消耗戰，將持續考驗雙方的承受能力和全球市場的耐心。
2. 伊朗政權更迭（機率約20%）
這種情景的核心是以色列對伊朗政權最高層成功實施“斬首行動”，例如刺殺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或革命衛隊核心指揮官，引發伊朗內部權力真空和全面混亂。
強硬派可能在憤怒中發動激烈報復，甚至將戰火擴大至美軍基地；同時國內經濟崩潰導致大規模騷亂，各派系爭奪權力，局勢迅速惡化。在內外壓力之下，伊朗可能出現兩種走向：
一是伊斯蘭革命衛隊鷹派透過軍事接管實施更強硬的政策，甚至不惜全面對外戰爭；
二是政權完全碎片化，伊朗陷入長期內戰和無政府狀態，類似敘利亞或利比亞的局面。
以色列一直視伊朗核計劃為生存威脅，部分戰略圈人士公開表示，軍事打擊本身無法永久解決核問題，真正目標是促使伊朗內部發生政權更迭。但“斬首行動”雖然誘人，卻極為冒險。
伊朗政權在數十年的制裁與動盪中形成了強大的韌性，且缺乏可信的替代力量。即便高層遇襲，掌控軍力的革命衛隊也可能迅速填補權力真空，使局勢更加危險。
因此，儘管存在外部推動和內部動盪的可能，這種劇變場景的機率仍相對較低，但一旦出現，必將深刻重塑中東格局，加劇區域不穩定和全球博弈。
3. 代理人戰爭升級（機率約20%）
該情景描述的是伊朗在局勢不利或極端報復情緒驅使下，決定全面動員中東地區的代理人力量，使戰爭快速升級。黎巴嫩真主黨可能發起對以色列北部的火箭彈和導彈攻擊，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則向以色列南部發動密集襲擊，形成南北夾擊。
同時，葉門胡塞武裝可能利用遠端無人機和反艦導彈，威脅紅海和曼德海峽航運安全。最危險的情況是伊朗採取激進措施，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或攻擊波斯灣內油輪與海合會國家石油設施，將衝突升級為地區全面戰爭。
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全球經濟後果將極其嚴重。霍爾木茲海峽輸送全球約20%的石油，如果海峽被封鎖，即使短暫中斷，油價也可能迅速飆升至每桶150美元以上，全球經濟面臨嚴重滯脹風險。
此外，美國將不得不出兵保護海灣盟國，可能導致與伊朗的直接軍事衝突，進一步惡化局勢。這種代理人戰爭升級雖機率不高，卻是極為危險的失控局面，各方均保持謹慎避免觸發這一災難性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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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持戰的經濟
衝擊：誰更受傷？
僵持的消耗戰不僅在戰場上較量，也考驗著交戰雙方經濟的持久力。以色列與伊朗經濟結構差異顯著，各自的軟肋和優勢決定了其抗壓能力的不同。與此同時，捲入其中的海灣產油國和美國也面臨不同程度的經濟衝擊。
以色列：“高科技經濟”的雙重困境
以色列經濟以高科技產業為支柱，但持續戰爭正嚴重侵蝕這一根基。首先，鉅額的防空攔截費用極其沉重。每枚“箭”-3反導攔截彈成本約350萬美元，而伊朗導彈成本僅幾十萬美元，以色列每夜應對密集襲擊的防禦成本就可能超過10億美元。
2024財年以色列國防預算僅約465億美元，這種高烈度防禦模式顯然難以長期維持。據牛津經濟研究院估算，戰爭爆發以來，以色列軍事開支同比激增93%，政府被迫大量發行債券，國際評級機構已下調其信用展望，警告戰爭持續將進一步惡化財政健康。
更嚴重的是戰爭對勞動力的衝擊。以色列緊急徵召約36萬預備役，多數來自科技和金融行業，大量企業陷入人手短缺。高科技部門貢獻全國出口的一半以上，但大量技術骨幹入伍後，這一領域正陷入低效運轉甚至停擺，超過6萬家中小企業可能因人力短缺、供應鏈斷裂而倒閉。
此外，旅遊業也遭遇嚴重打擊，外國遊客銳減，服務業收入斷崖式下降。以色列GDP增長預期因此從3.5%驟降到1.5%以下，甚至可能出現負增長。如果僵持長期持續，不僅經濟陷入停滯，技術人才流失和資本外逃的趨勢也將加劇，長期競爭力受到嚴重威脅。
伊朗：“石油命脈”面臨致命風險
相較於以色列，伊朗經濟規模更大但結構單一，石油出口長期佔據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是國家經濟的絕對支柱。每天出口約170萬桶原油，其中大部分透過霍爾木茲海峽出口到中國等市場。
因此，海峽安全直接關乎伊朗財政穩定。一旦海峽受阻或出口市場萎縮，伊朗財政立即陷入癱瘓。戰爭爆發後，以色列不斷攻擊伊朗油庫和輸油設施，加劇伊朗國內燃料供應短缺，更重要的是戰爭氛圍令原本有限的國際買家減少採購，以規避風險。
制裁壓力疊加戰爭衝擊，伊朗貨幣里亞爾持續貶值，過去一年內貶值幅度接近一半，通貨膨脹率高達50%以上，食品和藥品價格飆升，民眾生活困苦加劇。
今年以來，伊朗多個城市已有零星抗議發生，雖然規模尚未達到政權威脅級別，但若經濟繼續惡化，大規模社會動盪的風險將顯著上升。歷史上，伊朗政權合法性曾多次因經濟崩潰而受到嚴峻考驗，這次也不例外。
伊朗雖試圖透過地下走私和避開歐美製裁的貿易等灰色渠道緩解經濟壓力，但這些措施無法從根本上抵消戰爭的長期損耗。如果衝突持續半年以上且外交無突破，伊朗可能陷入嚴重財政危機，甚至觸發全面經濟崩盤和社會動盪。
綜上，以色列經濟多元但對人力資本高度敏感，長期僵持將損耗核心競爭力；伊朗雖擁有資源優勢，但單一經濟結構和國際制裁使其更加脆弱。
最終，這場經濟消耗戰不會產生真正的贏家，雙方可能在付出巨大代價後不得不回到談判桌上，以求止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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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戰略選擇：
利益平衡與風險
中東動盪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考驗。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地區重要利益攸關方，中國在此次以伊衝突中選擇了剋制的平衡策略。如何既維護自身利益又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中國需要多維度精準佈局。
我國在此次衝突中明確了利益底線並自設了風險紅線。首先，中國絕不支援透過外部軍事幹預實現伊朗政權更迭。中國長期反對顛覆別國政權，認為伊朗穩定符合自身利益。如果伊朗陷入政權真空，中國會倡議聯合國主導維穩，而非縱容外部勢力扶植親西方傀儡。
其次，中國不會向伊朗提供“無條件保護”或軍事聯盟。伊朗若希望中國像俄羅斯對白俄羅斯那樣提供軍事保護是不現實的。中國不會因伊朗與美國、以色列直接對抗，更不會軍事介入衝突，僅在安理會外交上支援伊朗的合法權益。
此外，核安全也是中國的明確紅線。如果衝突導致伊朗核設施受損，中國將積極參與國際援助，避免核事故擴大。但若伊朗在衝突中衝刺核武，中國也將強烈反對，支援國際社會進一步制裁。中國決不允許中東地區出現核擴散或全面核軍備競賽。
從經濟上而言，中東是中國重要能源供應和“一帶一路”節點，以伊衝突增加了地區風險。中國當前戰略核心是降低對沖突地區能源依賴，推動能源多元化。
首先，加快從俄羅斯、中亞進口能源。俄烏衝突後，中俄能源合作加深，中國已增加俄羅斯石油進口。規劃中的中俄西線天然氣管道和中亞-中國天然氣管道D線將大幅提高能源安全冗餘。
其次，加快戰略通道建設。中吉烏鐵路2023年9月開工，該鐵路將成為“一帶一路”的新樞紐，未來貨物甚至可繞開馬六甲和蘇伊士直通歐洲。中國正加速推進該鐵路，以增強跨洲運輸韌性。
外交上中國的原則也非常明確，那就是“倡導對話，拒絕站隊”，中國積極推動多邊斡旋，發揮勸和促談作用。中國在聯合國多次呼籲各方停火，強調國際法原則，避免攻擊民用和核設施。中國還與俄羅斯等國一道，為伊朗提供必要經濟支援，以換取其軍事剋制。
在具體操作中，中國以自身“朋友圈”為基礎，與伊朗及以色列同時保持密切溝通，透過上合組織、金磚國家以及歐盟國家（如法、德）共同構建多邊對話渠道，推動以伊雙方私下接觸，探索停火路徑。這種策略體現了中國的中立性，不加入西方陣營對伊朗的制裁，也不支援伊朗過激行動，而是以國際規則為基礎，維護地區穩定。2023年，中國成功促成沙特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的案例，凸顯了這種外交策略的有效性。
結語:
中國需做“冷靜的平衡國”
面對劍拔弩張的以伊衝突，中國既不能袖手旁觀，也不可貿然介入。最佳路徑是在冷靜評估的基礎上，採取綜合平衡策略。
短期看，中國應發揮經濟影響力，幫助伊朗穩住局勢，防止其因內外交困倒向極端（無論是投靠他國陣營還是政權崩潰引發難民潮）。這包括繼續正常中伊貿易、在人道領域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等。
中國還需嚴防以伊衝突打斷自身在中東的重要專案程序，比如確保中資在當地的工程人員和資產安全撤離或防護。在外交場合，中國可聯合新興市場國家呼籲停火，為伊朗爭取安全保障承諾，從而創造條件結束戰事。
中國可以將“一帶一路”倡議與戰後重建深度結合，例如提議在停火後牽頭成立中東重建投資基金，由中國出資和工程技術參與，幫助伊朗和受影響的周邊國家恢復經濟。這既塑造中國“中立調停者”的正面形象，又實質性增加了各國對和平的投入意願。
在安全架構上，中國可以倡導建立海灣地區多邊對話平臺，吸納伊朗、沙特、以色列等共同討論安全保障機制——參考近期中國促成的沙特伊朗和解經驗，透過對話逐步降低互疑。
中國有意讓世界看到，與西方動輒軍事介入不同，中國提供的是另一種“東方解決方案”：以經濟合作夯實和平基礎，以外交對話解決安全困境。
歸根結底，以伊戰爭的走向充滿不確定性，但中國對自己的定位卻應當是確定的：不選邊偏袒、不火上澆油，而是做負責任的大國，冷靜審慎，平衡各方。在刀尖上起舞，維護和平機遇，同時守護自身利益。這場中東危機或許也是中國外交成熟度的一次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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