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大變局的背景下，需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的關係。一方面，外部地緣形勢日趨嚴峻。另一方面，內部經濟面臨轉型的陣痛期。如何利用好政策空間，特別是把握好財政發力節奏，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縱觀人類歷史，當外部地緣風險出現上升趨勢時，存在戰備不足、戰備過度和戰備適度三種情況。
戰備不足的案例——晚清和甲午戰爭
1888年，清政府正式宣告北洋水師成立，結束了有海無防的歷史。憑藉從西方採購的鐵甲艦，北洋水師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六”，很多西方媒體也將清朝視為列強之一。
在甲午海戰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吉野艦”：
清朝海軍的崛起深深刺激了日本，為了對抗北洋水師，日本製定了大規模軍艦採購計劃。為了籌措軍費，天皇帶頭捐款，每年拿出皇室收入1/10的帑銀用於支援海軍建設。受此鼓舞，日本朝野掀起了向海軍募捐的熱潮。1888年—1894年，日本海軍添置了12艘現代化軍艦，其中包括由法國設計，專門用於對付定遠、鎮遠艦的“三景艦”；以及由英國建造，安裝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速射炮的“吉野艦”。不僅如此，日本工程師還發明瞭以苦味酸為主要成分的“下瀨火藥”，這種火藥在爆炸時可以引起上千度的大火，能夠燒穿鋼板。相比之下，北洋水師採用的炮彈裝的是黑火藥，威力遠遠不如“下瀨火藥”。
號稱永不沉沒的頤和園“石舫”：
就在日本勒緊褲腰帶發展海軍的時候，清政府卻在國防上“躺平”。隨著北洋水師成軍，清政府認為外患已不足為懼，開始驕傲自滿起來。恰逢黃河發生水患，修築河堤需要耗費上千萬兩白銀，戶部尚書翁同龢便以“國庫空虛”為由，暫停了海軍的武器採購計劃。不僅如此，慈禧太后為了迎接60大壽，下令重修“三海”（南海、中海、北海）工程和頤和園，海軍部門的軍費累計被挪用了1100萬兩白銀。由於經費緊缺，1888年—1894年，北洋水師未添一艦一炮，裝置老化嚴重，清朝海軍建設陷入停滯。
事實上，1888年—1894年這6年裡，世界海軍技術突飛猛進，軍艦航速大幅提升，速射炮和無煙火藥也得到普及。像致遠號、靖遠號等軍艦，在剛下水的時候效能還算先進，僅隔6年之後就已經落後於時代（同為高速巡洋艦，“致遠號”航速18節，“吉野號”航速23節）。在1888年的時候，北洋水師實力遠強於日本；可到了1894年，北洋水師無論火力、噸位、航速等指標均落後於日本。在甲午海戰中，儘管北洋水師的官兵拼死抵抗（炮擊命中率高於聯合艦隊），但由於武器效能的差距，清朝依然輸給了日本，持續了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就此破產。
甲午戰敗後，中日簽署《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向日本“賠償”2.3億兩白銀，如果清政府早有戰備的覺悟，這筆錢可以建造十支北洋艦隊。不僅如此，中國還被迫割讓臺灣和澎湖列島給日本，為臺灣與大陸上百年的分裂埋下伏筆。
甲午戰敗的教訓不可謂不慘痛。事實上，清朝的GDP是日本四倍，但由於沒能建立現代財稅體制，財政汲稅能力嚴重不足，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僅略高於日本政府。不僅如此，在甲午戰爭之前的幾年裡，清政府大部分財政開支都流入非軍事領域，全國大量修建河堤、園林等工程。從凱恩斯主義的角度來講，這些工程雖然能帶動不少就業和GDP，但擠佔了國防建設資源，在備戰時期不能解燃眉之急。
清政府犯的錯誤，在於低估了戰爭風險，沒有正確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矛盾，導致戰備嚴重不足，為全民族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戰備過度的案例——星球大戰與蘇聯解體
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球陣營對抗出現升級的趨勢，很多人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
在東亞，中國和越南爆發戰爭。越南與蘇聯曾簽署軍事同盟協議，為了對越南提供支援，蘇聯向遠東地區大舉增兵，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局勢有一觸即發之勢。
在中亞，蘇聯大舉入侵阿富汗，西方趁機介入，向阿富汗游擊隊提供武器援助，並與中國聯手抵制莫斯科奧運會。
在中東，伊朗和伊拉克爆發曠日持久的戰爭，雙方互相襲擊對手油田和商船。不久之後阿拉伯國家也紛紛捲入，這場戰爭演化為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大戰。
在拉美，阿根廷和英國爆發馬島戰爭，英國皇家海軍大舉遠征，雖然擊敗了阿根廷軍隊，但自家的“謝菲爾德號”驅逐艦也被“飛魚”導彈擊沉。趁此機會，以色列主動挑起“第五次中東戰爭，”不僅佔領了黎巴嫩南部，還摧毀了敘利亞耗時十年建立的防空系統。
美國總統里根上臺後，奉行強硬的反蘇戰略，為此制定了“星球大戰”計劃，號稱要開發由衛星、雷射武器、電磁軌道炮組成的反導系統，削弱蘇聯核威懾能力。
蘇聯“81軍演”：
蘇聯也不甘示弱，里根上臺後，蘇聯舉行了“81軍演”，這場軍演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按照設想，蘇軍“鋼鐵洪流”會用三天的時間佔領西德，並在一週以後抵達英吉利海峽。為了保障計劃順利進行，蘇聯甚至考慮在必要的時候用核彈開路，在美國來不及反應之前摧毀西歐軍隊。
站在80年代初的時點上，世界並不太平。資本主義國家依然面臨經濟“滯漲”的問題，全球各地也爆發代理人戰爭。出於對美國“星球大戰”計劃的擔憂，蘇聯高層作出一個判斷：“戰爭與革命是時代的主題，世界大戰很難避免。”在此背景下，蘇聯決定大幅上調軍費，國防開支佔GDP比重飆升至30%以上。大量社會資源流向軍工部門，導致蘇聯農業部門和輕工業部門生產嚴重不足，作為世界上資源最豐富的國家，蘇聯竟然出現民用物資緊缺的現象，民眾被迫排起長隊買麵包。
不僅如此，80年代中期OPEC國家大幅增產石油，導致油價一落千丈。蘇聯經濟嚴重依賴原油出口，這使其財政雪上加霜。除了蘇聯外，印度、越南、東歐等親蘇經濟體也制定了較高的軍費比例，這延緩了其市場化轉型的步伐。
蘇聯和中國曆年國防開支佔GDP比重：
在80年代，儘管周邊地緣形勢錯綜複雜，但中國作出了跟蘇聯截然相反的判斷。蘇聯認為：“戰爭與革命是時代主題，要以戰備為中心。”中國則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蘇聯轉向戰備體制的同時，中國卻大幅削減軍費，並推行“百萬大裁軍”政策，國防開支佔GDP比重下降至2%。省下來的錢則投入到民用領域，財政發力重點轉向基建領域（當時有句話叫“要想富、先修路”）。
80年代世界呈現冰火兩重天的境地。一方面，兩大陣營激烈對抗，爆發曠日持久的代理人戰爭。另一方面，由於成本原因，全球掀起第四輪國際產業轉移。與印度、越南等經濟體相比，中國市場化改革最早、基礎設施最完善，因此佔盡了先機。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移至中國，出口成為拉動GDP的關鍵因素。
蘇聯之所以解體，很重要的原因在於錯誤估計了世界形勢，把區域性戰爭當成世界大戰的訊號。以至於把財政的發力重心從民生領域轉向國防領域，白白浪費了太多資源。80年代後期，莫斯科已經無力向加盟共和國提供財政轉移支付，也很難再負擔東歐衛星國的駐軍成本。戈爾巴喬夫被迫執行收縮戰略，這使從波蘭到波羅的海三國形成大片真空區，為蘇聯解體埋下伏筆。
正所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忘戰必危。”戰備不足會帶來災難性後果，但戰備過度也會產生嚴重負擔。
戰備適度的案例——二戰前英國的開源節流
1929年，世界爆發大蕭條，各工業國陷入嚴重衰退。面對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各個國家選擇了不同道路。
在經歷了連續數年的經濟衰退後，美國選擇擁抱凱恩斯主義。在全國範圍興修基建，透過以工代賑的方式拉動經濟增長。並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為失業人群發放救濟金。“羅斯福新政”放棄了傳統的財政平衡理念，在短期內使美國經濟強勁反彈，但代價是美國財政赤字率節節攀升。到了1938年，財政政策的邊際效用開始遞減，美國經濟再次出現負增長，失業率飆升至兩位數。
無擔保的信用貨幣“梅福券”：
1933年，在經歷了對傳統中左翼政黨的失望後，德國民眾選擇了納粹黨，希特勒成為新一任德國總理，並強行透過《授權法》，使政府可以繞開國會制定財政預算。希特勒上臺後，選擇沙赫特作為經濟部長，實施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為籌措資金，德國一方面以經濟危機為藉口，賴掉了大部分凡爾賽賠款；另一方面高舉反猶主義，從富裕的猶太人手裡掠奪財富。由於外匯短缺，沙赫特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與亞非拉國家做貿易，比如向中國出口武器換取鎢礦。不僅如此，德國發行“梅福券”作為表外融資渠道，並設定了4%的高利率來防止擠兌。
德國依靠修路和軍購拉動經濟增長：
在籌集到錢後，納粹政府大量興修基建並重整軍備，德國高速公路里程迅猛增長，帶動了汽車產業的繁榮。海量的軍購訂單則使機器重新運轉起來，工廠出現招工熱。希特勒剛上臺時，德國有800萬失業人口；四年之後，德國基本實現充分就業。雖然希特勒的經濟政策帶來短暫繁榮，但這種龐氏騙局的借債模式註定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大部分社會資源都投入到不產生實際利潤的軍工部門，經濟系統無法正迴圈。到了1938年，德國財政嚴重入不敷出，政府資金鍊斷裂，甚至連利息都無法支付。為了解決債務危機，德國選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並於次年入侵波蘭，透過戰爭的方式向外掠奪資源。
大蕭條對日本的影響同樣深遠。作為資源匱乏、內部市場狹小的國家，日本經濟嚴重依賴對外貿易。然而30年代全球掀起的關稅戰，使日本出口企業遭遇毀滅性打擊，大量商品積壓在港口。再加上濱口雄幸內閣堅持“金解禁”政策，執意恢復金本位，日元匯率被高估，日本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問題。在此背景下，日本極右翼勢力抬頭。1931年，為了轉嫁國內矛盾，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軍國主義勢力受到鼓舞，主張與英美協調、不干涉中國內政（實則是改軍事入侵為經濟掠奪）的幣原主義陷入破產。為了遏制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擴張，美國向中日兩國發出外交照會，不承認偽滿洲國傀儡政府，即“史汀生主義”，日美關係出現裂痕。
1933年，因不滿“李頓調查書”，日本退出國聯：
高橋是清組閣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透過央行購債的方式為政府部門融資，並多次下調利率。高橋是清的寬財政政策雖然短暫提振了日本經濟，但由於缺乏優質投資標的，大部分資金流入低效率的舊部門，不僅加劇了產能過剩問題，還導致財閥進一步做大，和軍部互相勾結。日本的經濟問題並未得到根治，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極右翼思潮成為社會主流，大正時期的民主風氣蕩然無存。隨著時間推移，日本主張與對英美強硬的艦隊派逐漸壓倒主張與英美協調的條約派，1935年，日本退出《倫敦裁軍協定》，與英美關係走向破裂。1936年，日本爆發“二二六兵變”，正式擁抱法西斯主義，為亞洲鄰國帶來巨大災難。
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斯大林決定舉全國之力發展重工業：
隨著德國和日本極右翼勢力上臺，斯大林覺察到了世界大戰的訊號。他以鐵腕的手段在蘇聯實施“斯大林模式”，透過計劃的手段推動國家高速工業化。作為農業國，蘇聯的底子非常弱。為了籌集工業化所必須的資金，蘇聯執行“農業集體化”政策，以極低的成本向農民徵收糧食，用於出口創匯。這一政策遭到富農抵制，農村生產效率大幅下降，擁有黑土地的烏克蘭甚至爆發饑荒，上百萬人餓死。為了壓制反對勢力，斯大林開啟“大清洗運動”，並堅持將大部分資源投入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為了獲取先進技術，蘇聯擱置意識形態主動與美國合作，借美國之手建立現代化工業體系。
客觀地說，斯大林模式使蘇聯僅用了十年時間就從農業國一躍發展為工業國，為衛國戰爭的勝利奠定基礎。但斯大林模式導致內部產業結構嚴重失衡，官僚盛行，並忽視了市場和價格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蘇聯依靠工農業剪刀差來積累財政資金，農民的剩餘價值被壓榨殆盡。以至於蘇德戰爭初期，烏克蘭的農民紛紛加入德軍，試圖推翻蘇聯統治。
上個世紀20年代，憑藉汽車產業和戰後重建，整個歐美迎來了消費市場的繁榮。法國經濟快速復甦，財政出現盈餘。“大蕭條”後，憑藉豐富的黃金儲備，法國決定維護金本位制度，堅持法郎不貶值。結果導致法國工業品出口競爭力受到削弱。為了提振經濟，法國政府推行減稅政策，不僅收效甚微，還造成了財政赤字。雪上加霜的是，一戰後法國多出數百萬退伍軍人，他們的養老金壓力在30年代逐漸釋放，財政支出壓力進一步提升。
二戰前歐洲各國GDP：
與右翼政黨的減稅政策相比，左翼政黨提倡的高福利政策對法國財政傷害更大。長期的入不敷出導致法國政府欠了一屁股債，儘管法國很早就意識到納粹德國崛起帶來的危害，但受預算限制，法國無力籌措足夠多的軍費來抗衡德國。1936年，德國藉口法國與蘇聯簽署《蘇法互助條約》，悍然出兵進駐萊茵河西岸。一方面受黨爭影響，另一方面財政捉襟見肘，法國選擇消極策略，任由德國撕毀《凡爾賽協議》。可以說，法國財政的失敗間接導致外交上的失敗。
凡爾賽賠款和道威斯計劃：
一戰後，英國從債權國淪為債務國。為了緩解財政壓力，協約國在凡爾賽會議上要求德國賠償2000多億金馬克，這筆錢將被全部用於償還協約國欠美國的貸款。為了支付戰爭賠款，德國被迫勒緊褲腰帶搞出口，靠貿易順差賺來的錢還債。即便如此，德國依舊無力償還賠款，以至於魏瑪政府不得不走上印鈔的道路，釀成史詩級的通貨膨脹。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924年美國出臺“道威斯計劃”，向德國提供貸款，促使德國工業恢復。在具備財政造血能力後，德國重新向英法支付賠款，在收到錢後，協約國欠美國的貸款得到兌付。
1925年，英國重建金本位，全球形成“美元—英鎊”雙貨幣體系。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擁有最高的工業產出。英國則控制了南非的金礦，在某種程度上擁有鑄幣權。紐約和倫敦一直在爭奪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大蕭條後，德國以經濟危機為藉口停止支付凡爾賽賠款，英國重新面臨被動縮表的局面，財政赤字攀升，工業陷入衰退。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931年，英國主動放棄金本位，任由英鎊貶值，以促進出口。
面對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英國朝野出現了兩種路線：一種是以古典學派為代表的減稅路線，主張降低企業稅負，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另一種是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大政府路線，主張實施財政擴張，以基建為抓手推動經濟復甦。然而時任財政大臣張伯倫既沒有減稅，也沒有搞基建，而是採取緊縮的財政政策。
二戰前英國執行緊縮性財政政策，以應對世界大戰風險：
一方面，張伯倫對外加徵保護性關稅，並駁回了議會的減稅要求。此舉違背了自亞當斯密以來的自由經濟政策，但張伯倫的出發點是為了增加政府收入，以儘快恢復財政平衡。不僅如此，張伯倫還大幅削減政府開支，精簡公共部門，透過開源節流的方式壓縮債務。大蕭條後，很多國家都走上了凱恩斯主義的道路，但英國並沒有依靠大規模財政赤字來推動經濟增長，反而限制央行購買債券，將政府債務長期控制在較低水平。
作為保守黨人，張伯倫的同儕紛紛要求減稅，這是保守黨維持了上百年的傳統。作為經濟學者，張伯倫非常清楚財政政策可以迅速推動經濟重回擴張軌道，讓英國走出通縮陷阱。但張伯倫更清楚一點：“大英帝國所面臨的地緣環境堪稱百年未見，兇險的外部形勢不容許英國出現持續性的財政赤字。”
上個世紀30年代，英國同時面臨德國、義大利、蘇聯、美國、日本的競爭。隨著極右翼勢力上臺，德國人的復仇主義情緒愈發強烈。義大利則試圖染指地中海，將英國勢力趕出直布羅陀海峽。蘇聯一直有輸出革命的想法，在世界各地掀起工人運動。美國則打算成為新的世界霸主，想從英國手裡奪走各大海峽的控制權。日本則想利用英國衰落的機會，蠶食其在遠東的利益。
不僅如此，與德國相比，英國產業空心化問題極其嚴重。由於長期奉行“金融立國”政策，大部分社會資源都投向第三產業，英國缺乏足夠多的熟練工人，製造業份額佔全球比重不斷縮水。英國只能大力發展尖端科技，試圖依靠科技代差來維持自身優勢。
為了應對外部競爭，英國被迫執行戰略收縮。比如召開倫敦海軍會議，呼籲各國停止軍備競賽。在新加坡修建要塞，放棄馬六甲海峽以東的區域，挑撥美日矛盾（代價是澳、新倒向美國）。在歐洲推行綏靖政策，試圖禍水東引，讓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蘇聯火拼。但最關鍵的一點，是英國長期恪守財政紀律，拒絕大規模增加政府債務，為潛在的戰爭風險預留政策空間。
1937年，張伯倫成為英國新一任首相。此時德國依靠舉債的方式完成了整軍計劃，成為歐洲乃至世界第一軍事強國。日本也對中國發動全面入侵，打算佔領長江中下游區域。張伯倫非常清楚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但此時英國並沒有做好戰爭準備，武器從研發到投入生產至少需要三年時間。對英國來說，最寶貴的是時間，綏靖政策是當時的無奈選擇。
雷達技術的完善是英國打贏不列顛空戰的關鍵：
但好在之前保守的財政政策，使英國有充足的預算來維持軍備擴張。張伯倫剛擔任首相的時候，英國的飛機和坦克產量不到德國一半。但到了1940年，在引入流水線作業後，英國的戰鬥機產量已經超過德國。不僅如此，張伯倫執政的三年裡，英國完善了雷達技術，並利用計算機技術破譯德軍密碼，這些成為英國打贏不列顛空戰的關鍵。
對比二戰時期英國和法國的表現。法國由於在戰前沒有控制債務上限，戰爭來臨時財力捉襟見肘，只能實施消極防禦策略，結果被德軍一波打穿。英國在大蕭條後頂住了加槓桿的誘惑，留下了健康的資產負債表，為世界大戰爭取到寬鬆的財政空間。二戰後期，英國不僅向蘇聯提供大量援助物資，幫蘇聯挺過最艱難的時刻；還對德國大後方實施戰略轟炸，大幅削減德國戰爭潛力，加速了盟軍的勝利。
結合各國在大蕭條後的財政政策，總體來看。德國模式最不可取，這種竭澤而漁的財政擴張模式短期內雖然效果顯著，但實則透支未來潛力。當大量債務到期後，納粹德國面臨兩種選擇，要麼政府破產，希特勒被迫下臺；要麼發動戰爭，透過搜刮國外財富維持自身存續。
蘇聯模式雖然能快速積累財政資金，但代價是壓榨農民的剩餘價值。市場調節的作用被忽視，使蘇聯經濟體制走向僵化。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雖然短期內有效果，但長期來看，寬財政的作用只是暫時的，到了1938年美國經濟再次探底。如果不是二戰爆發帶來的訂單激增，美國可能會重新走向蕭條。更重要的是，美國之所以能放心大膽推行凱恩斯主義，是因為美國跟歐洲隔著大西洋，受到的戰爭威脅較小，可以將發展置於安全之上，高舉孤立主義搞經濟建設。
相比之下，二戰前英國的財政模式具備一定參考價值。總的來說，英國奉行審慎的財政政策和靈活的貨幣政策，長期維持財政平衡，不搞大水漫灌。儘管代價是經濟復甦比美國緩慢，但英國的財政政策是健康而可持續的。如果爆發世界大戰，英國擁有充足的財政空間上調軍費，可以迅速轉入戰備狀態。如果世界維持和平，英國也能繼續維持經濟增長，而不必擔心被債務負擔壓垮。
為什麼要保留合適的財政空間？
站在當下的時間點，世界大戰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2022年以來，俄烏戰爭不斷升級，北約對烏克蘭的援助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允許烏克蘭用西方武器直接攻擊俄羅斯本土。作為回應，俄羅斯與朝鮮簽署軍事同盟協議，整個東亞都被捲入其中。
在中東，以色列和伊朗的代理人戰爭持續升級，從海洋（紅海危機）轉移到陸地（黎以衝突）。以色列的背後有美國支援，伊朗則打算與俄羅斯簽署軍事同盟協議，伊以衝突可能會演化為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
在歐美，隨著債務問題愈演愈烈，極右翼勢力持續抬頭。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大國反移民、反全球化的訴求越來越強烈。不僅如此，美國大選特朗普上臺的機率也出現上升之勢，全球有重演上個世紀30年代關稅戰的可能。
從當前的情況來看，誰也沒有辦法保證未來的世界究竟是戰爭，還是和平。冷戰似乎是不差的選擇，但如果是熱戰，那財政將成為最重要的事項之一。
事實上，一個國家的戰爭潛力，取決於這個國家可以動用的財政空間，這比單純的GDP更有參考意義。
以俄烏戰爭為例。西方國家的GDP是俄羅斯20倍，但戰爭持續三年來，俄羅斯依然與西方處於持平狀態，其經濟並沒有因為遭受制裁而崩潰。為什麼會這樣呢？
根本原因在於俄羅斯的政府槓槓率遠低於西方平均水平。在俄烏開戰前，憑藉高油價時期帶來的財政盈餘，以及2018年養老金改革帶來的支出削減，俄羅斯政府槓槓率不到20%，擁有充足的舉債空間。相比之下，西方在2008年之後走上了債務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等G7國家政府槓槓率均超過100%。在這種背景下，西方國家很難向烏克蘭提供與其GDP規模相匹配的援助。
2008年以來美國長期透支財政空間：
以美國為例，儘管美國GDP是俄羅斯15倍，但由於政府債務率過高，還本付息壓力過大，援助烏克蘭600億的法案在眾議院卡了半年才得以透過。歐洲國家亦是如此，英國和法國GDP高於俄羅斯，但由於債務負擔過重，英法納稅人不支援政府向烏克蘭提供過高援助。財政問題成為英法政黨輪替的重要原因。
憑藉充足的財政空間，以及價值上千億美元、可以用於外貿支付的黃金儲備，俄羅斯並沒有被持久戰拖垮，反而透過區域性動員建立了戰時經濟體制，工廠獲得大量軍購訂單，產能利用率明顯提升。從開戰到現在，俄羅斯的PMI從48.6%上升至54.9%，重新轉入擴張區間；失業率則從4.1%下降至2.6%，基本實現充分就業。
更寬裕的財政空間是東羅馬帝國得以倖存的重要原因：
公元4世紀，匈奴人和日耳曼人大量湧入羅馬帝國境內，史稱“蠻族入侵”。西羅馬帝國無論人口還是軍隊都不亞於東羅馬帝國，還掌握著西班牙的金礦，擁有鑄幣權。但前者卻日益衰落，走向敗亡；後者則挺過了蠻族入侵的黑暗時刻，成為中世紀歐洲的文明中心。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東羅馬帝國擁有更充沛的財政資源。西羅馬帝國以農耕為主，在莊園經濟崩潰後，西羅馬帝國的稅基遭到侵蝕，中央政府無力承擔龐大的軍費開支。面對武器裝備更差的蠻族，西羅馬帝國始終無法完全將他們趕出國境線。東羅馬帝國則以商業為主，憑藉發達的海洋貿易，東羅馬帝國能僱傭一支強大的軍團，守衛帝國的疆土。事實上，東羅馬帝國的命運取決於對海權的壟斷，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後，東地中海的商路被威尼斯人壟斷，東羅馬帝國失去了最重要的財稅收入，自此一蹶不振。
不同時期歐洲各國人口對比：
17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的主旋律是英法爭霸。儘管法國的人口是英國4倍，擁有更高的物質產出。但英國總是能壓制住法國，成為歐洲乃至世界的實際支配者。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方面，英國奉行“離岸平衡”的外交戰略，喜歡聯合普魯士、奧地利、荷蘭、俄羅斯等國共同遏制法國，讓法國始終不能吞併比利時和萊茵河西岸。另一方面，英國長期遵守“財政平衡”的規則，政府融資能力遠強於法國，這使其在戰爭時期能籌措更多軍費用於作戰或支援盟友。
英國的優勢/法國的劣勢在於：
1、英國擁有更廣闊的海外殖民地，控制關鍵航道，可以大量徵收商業稅；法國經濟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戰爭時期稅收極不穩定。
2、在光榮革命後，英國議會擁有向社會各個階層徵稅的權利，稅基得到擴大；法國貴族和教士擁有免稅權，隨著特權階層膨脹，法國汲稅能力走向枯竭，國家財政被掏空。
3、英國奉行財政平衡，在和平時期追求財政盈餘；法國王室揮霍無度，財政經常超支，以至於政府屢屢破產。
4、英國政府擁有較好信用，在戰爭時期可以透過英格蘭銀行大量發行國債，在國際國內籌措戰爭經費；法國沒能及時建立現代金融系統，遇到戰爭和自然災害只能選擇加稅。
可以說，從1688年—1815年，“離岸平衡”和“財政平衡”是英國能以1/4的人口體量，屢屢擊敗法國的關鍵。外交大臣和財政大臣，也是英國最重要的兩個職位，很多首相出自這兩個職位。
近幾年美國透過寬財政的方式，使經濟增速暫時恢復至潛在產出水平。儘管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政府欠下大量債務，但美元畢竟是全球貨幣，美國既可以向海外融資，也能大量增發貨幣，讓全世界承擔通脹的成本。這套模式是大多數國家沒辦法複製的。
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財政政策視為根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寬財政只能在短期內拉動經濟增長，並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日本之所以會陷入“失去的30年”，根本原因並不是財政問題，這裡面既有美國打壓的因素（限制日本半導體產業發展）、也有中韓產業追趕的因素（包括家電、汽車、造船、電子等領域）、還有人口老齡化的因素（消費端的萎縮和養老金支出壓力）。事實上90年代日本也實施過寬財政，但很多資金都流入公路和港口等傳統基建專案，最終並沒有產生太多經濟效益，反而加重了政府債務負擔。
事實上，財政政策的優點在於見效快，可以迅速拉動經濟增長，在短時間內走出通縮陷阱。但財政政策也有很多缺點，一味地強調大水漫灌，會加劇貧富差距問題，因為富人不僅擁有資金優勢，還有資訊優勢。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每一輪大放水富人都能享受到最多好處，通脹帶來的社會成本則由大部分窮人承擔。美國之所以會在2009年後會產生民粹主義思潮，正是因為QE政策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另一方面，持續性的寬財政也會導致產業結構扭曲，殭屍企業遲遲不能出清，長期來看會削弱經濟效率。拉動經濟增長最終還是得靠技術創新和結構性改革。
對我國來說，未來的外部形勢存在極大不確定性，儘管和平依舊是當下的時代主題，但戰爭風險也在不斷增多。參考晚清和蘇聯的經驗，戰備不足和戰備過度都會帶來災難性後果。在這種背景下，最務實的策略就是保留政策空間，開源節流，為過冬儲備糧食和彈藥，待地緣政治出現確定性趨勢後再製定下一步計劃。如果世界支援和平的力量上升，那就以發展為中心；如果世界大戰不可避免，那隻能堅持安全至上。
參考俄烏戰爭的經驗，在持久戰的背景下，中央財政保留的加槓桿空間，佔GDP比重至少要達到20%，這樣才能做到遊刃有餘。另一方面，美國大選無論哪一方獲勝，都會執行強硬的反華政策。無論是去風險還是脫鉤，都會對我國經濟造成不小衝擊。在這種背景下，財政政策更應該相機抉擇，提前做好對沖準備，避免經濟出現劇烈波動。
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裡有以下建議：
一、開闢新的、更穩定的稅源，徵稅基準從增量端向存量端傾斜，以對沖土地出讓金下滑帶來的壓力。建立可持續的財政模式，為迎接人口老齡化做準備。
二、在兜緊兜牢民生底線的前提下，合理規劃支出節奏，提升財政利用效率。繼續推進地方債務置換，降低利息成本，有序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三、嚴控債務上限，不搞大水漫灌。拓寬政府融資渠道，探索在海外發行人民幣債券的模式。外匯儲備多元化，大力增持黃金。
總之，財政政策的鬆緊程度應該參考外部地緣形勢變化。未來1-2年全球預計仍將處於動盪期，在此期間應保持戰略定力，預留政策空間，統籌發展和安全，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國防建設。等到2026—2027年，如果全球地緣風險下降，比如：中美關係改善、俄烏戰爭停火、臺海局勢緩和，屆時再出臺大規模需求端刺激政策會更加穩妥。自古以來，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應辯證處理二者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