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臨界全球事務觀察第69期【20241205】》主編點評 分享嘉賓：黃靖，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傑出教授，筆記俠PPE（政經哲）課程導師
責編 | 賈寧 排版 | 六月 第 8792篇深度好文：4942字 | 15分鐘閱讀
筆記君說：
再過不到30個小時，美國東部時間1月20日中午，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將在華盛頓國會大廈前宣誓就職，正式開始他的第二任期。
他也是美國曆史上第二位敗選之後“捲土重來”的總統，前一個記錄還是在132年前。而且這次特朗普率領的共和黨還贏得了國會眾參兩院的大多數席位，同時在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擁有6:3的絕對優勢，堪稱全面勝利。
不難想象，進化到“2.0形態”，擁有了“絕對權力”的特朗普，將在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對美國乃至全世界帶來更加巨大的影響。今天我們與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傑出教授，筆記俠PPE(政經哲)課程導師黃靖老師一起分析和預測“特朗普2.0”時代，美國和世界會發生哪些重大變化，以及作為企業家、創業者或普通人的我們，應該怎樣應對。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有所啟發。
二戰結束後，“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就是威爾遜總統（1913-1921）倡導的自由國際主義成為美國政治的主流。目的是打造一個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以此確保美國安全。
而冷戰結束後，克林頓政府推出的“全球主義”（globalism）戰略——自由價值觀全球化，（美式）民主制度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球化，試圖在美國聯盟體系之上建立一個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以此使美國霸權永固，“星條旗永不落地”。
但是，基於“威爾遜主義”的全球主義戰略不僅大量消耗了美國的戰略資源，而且導致了美國力量的相對下滑。
更嚴重的是，一方面大資本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依賴美元霸權畸形擴張，不僅使美國產業日益空心化，而且鯨吞了經濟發展的紅利，導致美國國內貧富差距迅速拉大，曾經是社會中堅力量的產業中產階級因為他們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下墜而日益沮喪和憤怒；
另一方面左翼自由派在推行全球主義戰略中為了佔據道德制高點而濫用“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理念，這不僅導致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虛偽的“雙標”行為，致使它的“軟實力”急劇衰減，更在國內促發了“政治正確”思潮，將本來對弱勢群體比如少數族裔、女性和性變異者的保護促成大肆弘揚其立場、行為和勢力的政治運動——“黑命貴”、“女權”和“彩虹族”（LGBTQ：同性、雙性、變性、酷兒）大行其道。
貧富差距導致了階級/階層對立，政治正確促發了價值觀衝突的“文化戰爭”。其結果是撕裂了美國社會，民眾以“身份”認同劃界，形成了勢不兩立的兩股力量，政治極端化成為常態。
現在，特朗普的“大滿貫”勝利，標誌著以白人勞動群體、福音派信眾、少數族裔天主教信眾以及反女權主義者為主體的右翼保守派在“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的大旗下，開始對左翼自由派全面反攻倒算。
MAGA運動的基礎是”新傑克遜主義” (Neo-Jacksonism)。傑克遜總統（1829-1837）主張美國優先，不主動參與歐亞“舊大陸”的事務，集中力量擴張美國勢力，確保美國在“新大陸”的主導地位。
MAGA運動也倡導“美國優先”，對“自由國際秩序”不感興趣，主張全面戰略收縮，其政治主軸是內卷清算。
勝選後，特朗普不失時機地成立了由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OGE）。這個不需國會批准的“體制外”機構，其真正目的是為特朗普清算建制派和深層政權提供必要的“證據”。
同時，迅速推出以“忠誠”為關鍵選拔標準、以80後為主體、以副總統萬斯和特朗普兩個兒子為“前線指揮”的年輕保守執政團隊。這些舉措絕非一時興奮之舉，而是一場大清算的開始。
特朗普在經濟上大搞保護主義，大幅提高關稅，強化傳統能源產業，在增加預算赤字的同時去監管，企圖重振美國製造業；在文化上反移民，反對“多元文化”的價值取向，強調基於基督教信仰之上的“美國價值”，其實是保守排外的價值觀；在政治上向建制派和深層政權宣戰，這不僅是為了清算左翼自由派勢力，更是為MAGA運動奠定自身的“政治正確”基礎。
很明顯，左翼自由派與MAGA運動水火不容。雙方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南轅北轍，而且在利益上也是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
在自由派看來，特朗普的經濟舉措不僅必將導致高通脹和債務劇增，進而引發經濟衰退，而且將危及美元霸權的基礎，即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
特朗普的反環保政策，也必然帶來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割喉”博弈,畢竟環保產業在左翼自由派的扶持下早已枝繁葉茂；排外反移民不僅將削弱民主派的社會力量，而且會動搖立國之本，畢竟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
美國建制派和深層政權更是將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視為維護美國霸權及其福祉的根本基礎。在他們看來，特朗普不惜犧牲盟友利益的“戰略收縮”，必將自毀長城，進而從根本上砸掉他們的飯碗。
這種勢不兩立使得雙方很難妥協。特朗普必定要攜“大滿貫”之勢力圖全面壓倒對方；而左翼自由派和深層政權也必將進行強烈抵抗和反撲。
這樣一來，2026年的中期國會大選將具有指標性意義：如果民主黨奪回參眾兩院至少是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則必定大舉反撲；如果共和黨仍然保有參眾兩院多數席位，則特朗普領導下的保守勢力將變本加厲。不論結果如何，美國政治的極化內鬥和經濟的動盪性將持續甚至加劇。
中美是早已深深地嵌入了同一個世界的兩個大國。因此，中美兩國關係的走向必須放在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中加以檢視。
首先，特朗普上臺後，以大幅提高關稅、逼迫歐洲交納高額的“保護費”為核心的對歐政策，必將給美歐關係帶來極大的傷害；而他“立即停止”俄烏衝突的計劃及其對內塔尼亞胡政權的“無限度”支援，更將不可避免地損害歐洲的安全利益。
美國在二戰後放棄孤立主義走向世界後，被稱為“跨大西洋橋”的美歐聯盟為地處“新大陸”的美國贏得冷戰並稱霸世界提供了最根本的支撐，因而也在當今國際秩序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歐洲經濟下行、政治日益碎片化的形勢下，美歐關係在各自面臨內在的巨大不確定時發生“轉折性“惡化，這必然導致國際政治的更加混亂和失序，這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絕對不是什麼好事。
第二，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將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失序風險。
特朗普宣稱其高關稅政策將像19世紀下半葉那樣給美國製造業帶來繁榮，但當時孤立主義高關稅之所以成功的兩個必要條件：英鎊霸權和美國強勁的製造業已然不在。
今天美國製造業衰退的根本原因，正是美元霸權。1971年美國廢除金本位確立美元霸權時，製造業在美國GDP中佔比為23.2%，之後便逐年下降。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總統時，製造業在美國GDP中佔比僅為11.18%。經過特朗普和拜登兩任總統努力“重振美國製造業”，2023年製造業在美國GDP中佔比卻下降至10.2%。
特朗普大幅提高關稅、增加預算赤字、強化量化寬鬆為核心的經濟政策，非但難以重振美國製造業，反而將給美國帶來高通脹、高債務、高赤字以至經濟衰退的巨大風險，並且將對全球經貿秩序造成巨大沖擊；而大量“廉價”美元流入市場，在大量輸出通脹的同時，美元快速貶值進而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也將急劇增加。
這些風險都對世界經濟、尤其是第一製造和貿易大國的中國經濟形成了巨大的潛在威脅。
第三，特朗普奉行“新傑克遜主義”內卷的必然結果，是一個對外更具攻擊性的美國。
當年美國奉行孤立主義養精蓄銳，最終走向世界並謀得全球霸權。而今特朗普宣稱美國是一個“正在失敗”的國家，當初志在天下的豪氣早已不在，高舉美國優先的大旗只是為其內卷提供政治合法性；不惜傷害盟友的全面戰略收縮只能導致自我孤立。
在這樣的形勢下，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必將更加強硬，更具攻擊性。因為只有透過強硬和攻擊姿態，才能凝聚MAGA運動的鬥志與力量，對內壓制激烈的內鬥，對外敲詐勒索。
最後，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即將面臨的不僅僅是一個更加敵視、蠻橫且難以預料的特朗普政府，更為嚴重的是霸權國家美國的高度不確定性和攻擊性將使整個世界更加無序和混亂。
而且，如果高度內卷的特朗普政府採納米爾斯海默之流的進攻現實主義戰略，必將不遺餘力、甚至不惜代價地打壓被其視為“最根本威脅”的中國。對此，我們不應抱有任何幻想。
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中國首先要做到“打鐵還須自身硬”。必須毫不含糊地展示中國保衛自身和平環境的決心和力量。中國決不允許任何戰亂進入亞太，尤其是周邊地區。
對此，必須有堅定的自信心。畢竟一個社會高度撕裂、政治極化、工業產能被掏空、國防預算的41%用於裝置維護的美國，難以支撐一場大國之間的大規模高烈度衝突。
第二，必須堅決回應和反制任何蠻橫無理的敲詐勒索和威脅。作為一個霸凌高手，特朗普將“極限施壓”和“不可預測性”作為榨取最大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他得寸進尺的另一面是善變。
不經堅決鬥爭的妥協只能更進一步激發他得寸進尺的慾望；有理有據的強硬才能促使他尋求變化和妥協。更何況特朗普集團內部也絕非鐵板一塊；而左翼自由派更是把他視為死敵，讓特朗普“翻車”是他們壓倒一切的政治目的。
第三，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搞好經濟，畢竟發展才是硬道理。開放是應對圍堵和“脫鉤斷鏈”的不二選擇。
一方面張燈結綵地歡迎別人走進來，互惠互利；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支援和鼓勵自己走出去，努力加大一帶一路建設的力度和範圍，在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大舉將產業鏈和供應鏈延伸“出海”，以此增強鏈的韌性，提高別人“斷鏈”的代價。
第四，特朗普政府大搞“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退群鬧群以至赤裸裸地敲詐勒索，是逆潮流而動的。畢竟和平、穩定、發展是普世的願望和要求，得道多助；多邊機制是當今國際秩序的根本基礎；多邊主義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條件；互惠互利的經貿往來是大家都樂於加入的正和博弈。
所以，特朗普的逆潮流是挑戰，但也是機遇。我們必須以最大的誠意與切實可行的合作方案，首先與周邊各國家與地區發展合作關係，同時積極發展與歐洲、拉美、中東和非洲的關係。
“世界好，中國才會好”。今天看來，更是如此。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們身處在一個難以預測未來的時代，從更長的歷史週期來看，中國企業家需要從心態到行為上，學會適應世界前進與發展程序中的動盪狀態。
放眼全球，世界一流企業絕不是孤立發展的企業，它們的經營活動往往深嵌在世界各國的複雜商業生態系統之中，其中包括各國政府、各種營利與非營利機構在內，由政治、經濟、技術、法律、金融、文化等諸多因素交織而成。
西方國家有很多百年曆史的跨國公司，經歷過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才逐漸壯大成為全球舞臺上的重要參與主體。中國企業要真正成長為世界一流企業，也需要學習並洞察，讓企業在高度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系統中謀生存與發展。
今天，我們必須學會深耕，跟經濟、社會之間形成有機關聯。這個時候不僅僅需要商學方面的知識，還需要更多的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社會學等等一系列知識儲備。
這也意味著，中國新一代的企業家，眼界，決定邊界！見識，決定認知！
在英國和美國，很多知名人士都會涉足PPE（政治、經濟、哲學）的深入研究，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外部環境因素對組織的影響。
什麼是PPE？
PPE，即（Philosophy哲學，Politics政治，Economics經濟），通譯政經哲。最早由英國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於20世紀20年代初設立，被譽為人文社科類最頂尖的專業之一。
PPE可以幫助企業家更好地理解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企業的運營和發展，從而指導企業戰略和決策。
今天的企業家決策，需要更深刻的邏輯、更寬廣的視野。
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下，更多的優秀企業家創業者，在筆記俠PPE（政經哲）班的思想結構與社群組織中，去構築在大時代下的大見解和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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