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思維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有所啟發。
1.不同的經營地點、行業、經營性質，關鍵點都不一樣
長期經營與短期牟利操作不同，長期要投資合作，投專案要買裝置、建工廠。
比如做能源的企業，在第三世界做與在發達國家做就有非常大的不同。
發達國家的能源行業要遵循很多法律、規章制度，包括行業規矩等，基本能查到比較可靠的資料和可靠的文獻，你要僱一個相當可靠的專業人員，而不是自己作為一個外行或者半個外行試圖把這些問題都搞清楚，因為其中牽涉到語言，還牽涉到專業知識等。
中國做能源經營的企業很多其實就在第三世界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經營能源，必然跟其政界、軍方、警方，甚至黑社會牽扯上關係，而這些國家的勞工水平也無法確定。
不同行業，遇到的情況都不一樣。如電商行業遇到的問題與能源行業的經營不一樣，同是在東南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緬甸遇到的問題都不一樣。
不同的經營性質，情況也不一樣。1990年代後期，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做“企業經營中屢屢犯錯的原因”的研究，發現動機（motivation）是一個很基本的原因。
如果是自己的公司（不管是他一個人，還是合夥人性質，或者是家族性質），動機就很強烈，如果失敗了就是自己的虧空；如果拿別人的錢做經營，動機就不會那麼強烈。
我在中國工商管理學院講課的時候，和我討論最多的基本就是屬於自己的公司的那部分人。
2.出海的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國有資產出境
1993年，我離開哈佛之後，擔任香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1995年，我受邀到北京開會。當時有個背景，因為香港要在1997年7月1日迴歸，內地（尤其是沿海地帶）看到了海外經營的機會，但經營什麼並不清楚，因此一些相關部門領導很焦慮。
因為當時要出去的單位很多都是政府部門下面的機構，當時企業還沒有這方面的資格。
政府所擔憂的，是這些國有資產出境之後如何管理？
因為內地管理國有資產有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和手段。
在1995年到1999年間，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逐步有了國資出境經營的專案。
第二階段，非國營、非政府企業走出去
非國營企業出海，東南亞是首選，因為香港的經營成本太高。
當時由中方提出了“走出去”和“經濟走廊”的想法，當時主要的經濟走廊是中國周邊國家。
主要領導當時提出把雲南作為到東南亞去的最重要的出發點（不一定是雲南的公司，但一定要從雲南走出去）。
受中國政府一些部門（主要是雲南，也包括四川和新疆的政府部門）的委託，我代表中國參加國際合作研究團隊。
當時，中國政府直接從內地派人面臨著幾個問題：
第一，語言問題，對外交流不能抱一本詞典就去的；
第二，外國的政治、法律、宗教、民族，甚至還有軍隊的情況，事先要有相當程度的瞭解；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政府顧問專案的經費只能在境內使用，不能在境外用。因此，在國外的很多費用都是由顧問自己承擔的，包括機票等等，顧問在內地落地後的費用才是由政府部門來承擔。
當時，中國政府所關心的並不是賣東西，而要打通交通要道。
同時，東南亞各國同中國的關係也逐漸回暖，但整體的基礎設施都很差。
中國認為，要把經濟發展起來，首先要解決目的地交通問題（包括一帶一路戰略也是這種思路）。
一接觸到交通問題，考察的專案就非常多了。
第三階段，中國加入WTO，走向全球化市場
這一階段，無論是國企、民企都出現了出海浪潮。
第四階段，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出海專案遭到挑戰
從2018年開始，美國利用關稅、事實清單等手段，打壓、制裁中國企業，致使中國企業面臨著各種挑戰。
2018年之後，我已經不再直接參與這些專案了，而是指導青年研究員來做。
比如，做礦業研究就不僅限於中國周邊地區了（如非洲的稀土礦合作開發）；人民幣在國際的貿易中間結算的問題；中國的專案、公司或者產業在海外遇到了嚴重糾紛的解決手段；目的地國家的政治動盪對中國投資的影響等。
1.PPE課程的歷史沿革和特點
PPE在歐洲、美國在學術上、教育上是非常不一樣的。在英國，有類似的課程，但不一定叫PPE。
PPE是為了滿足優秀學生思考重大問題的視野和結構的，因為無論是做研究還是分析，知識結構、視野都不能太狹窄，也不能太技術化。因此，政治的、經濟的和哲學的素養都要具備。
牛津大學最早做PPE的時候，重要的背景是一戰之後英國對海外殖民地實際管理能力的需求，要培養一些能幹大事的人。
在大英帝國時期，統治（中性詞，非貶義，也非褒義）的範圍非常大，而英國本土才2600萬多人，如果純粹看武力來統治，就會出現很多問題。不靠武力，那靠什麼？雖然當時英國的技術很先進，但更重要的是靠法律和制度！
在大英帝國統治印度之前，印度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也是在大英帝國統治之後，變成了統一的國家。而且印度人能透過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爭奪了獨立，也證明了這種制度的寬容性。
到現在為止，受過最好教育的印度人，有著非常濃郁的英國腔，說明沒有英國的統治，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印度。
荷蘭人到印度尼西亞時，印度尼西亞的幾千個島還沒統一為一個國家，在荷蘭人殖民的時候，也是透過法律和商業以及交通才讓這幾千個島慢慢培養出一種共同的意識。當時荷蘭人管理這些地方時才幾百個官員，也是靠法律和制度！
當然除了法律、制度和治理能力之外，語言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在所有殖民主義大國中，最成功的是英國，這跟英語的廣泛使用有非常大的關係。
法國殖民地範圍開始也和英國也差不多，後來漸漸比不上英國了。日本也有很多殖民地，除了二戰失敗的因素，語言不通用也是其沒落的重要原因。西班牙殖民開始的時間比英國早多了，但西班牙曾經的殖民地有幾個管理得好的？
這其實都跟法律、制度和語言有很大關係。聽起來和PPE關係不是特別大，但正是這些基礎的東西發揮極大的作用。
這樣的課程在實際落地的時候並不容易。英國大學本科是三年，是先講政治，還是先講哲學呢？也不能第一年先把哲學講完，第二年就不講哲學了；也不可能第二年把政治講了，第三年就不講政治了。
是一個教授講，還是幾個教授講？國外只有極罕見的情況下，才會讓一個教授講，通常都是好幾個教授講，那麼這幾個教授之間的協調也非常不容易。
英國的大學教育是比較寬容的。但如果教授們不是一個流派，會使學生感到非常為難。
比如，哲學教授是實證主義，還是存在主義？這會影響到哲學課程以及和另外兩個學科之間的交叉關係。
西方比較好的大學中，有些政治學教授是很極端的，很可能和教經濟學的教授吵翻之後課程就無法進行下去了。因為經濟學教授可能把市場看著高於一切，把政府看作非常次要的。如果教授們吵來吵去，學生就無所適從了。
即使是畢業很多年的企業家，一旦牽涉到理論問題，概念問題，學派問題，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我認為只有一個敞開的心胸才能學到東西，至少不能太排斥。
接觸了不同教授才發現，歐洲特色非常強的教授對美國本土的有些東西是很反對的。
比如中西部的芝加哥大學、密西根大學非常強調技術性的東西，但在歐洲特色很重的教授眼裡就認為這種教育是不對的，技術性的只能放在最後。
哈佛大學在美國所有名牌大學中，是最不美國的大學，反而與歐洲的關係更為深厚，歐洲特色非常濃郁。
1988年，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對這個問題的感受就越來越深。
當時哈佛大學有一件事非常有爭議，持續了有兩年時間。當時哈佛大學有一個program，實際就是PPE，不過當時叫social studies（社會研究委員會）。
為什麼會有爭議呢？
贊成的認為，這個專案所針對的學生，是對數學等技術方面沒那麼多興趣，技能也非常差的本科生。這些學生是想本科畢業以後，能夠考上最好的法學院、外交學院，或者政治學院的研究生。
這個課程又不是一個專業，是很多學科的集中，要花很多時間讀書，寫論文、辯論等。
反對的人認為是把PPE從英國拉到哈佛來了。而這些學生花那麼多時間又沒學到一個具體的專業。
但贊成的認為，這些課程的學習對他們以後的發展更有好處，因為他的根基更深，看得更遠。因為當時這個委員會中有政治學教授，也有經濟學教授，還有社會學教授。
當時委員會的主席是David Landes，他是全世界公認的研究技術對人類的經濟和社會影響的第一人，他的很多書都有中譯本。
比如《解除束縛的普羅米修斯》（分析工業革命的技術突破及其對全球經濟的重塑，書名隱喻“普羅米修斯盜火”象徵人類透過技術解放生產力）、《時間的革命》（研究鐘錶技術如何推動現代社會的精確化管理和工業化程序）等。
David Landes是哈佛大學經濟系的講座教授，他的副手是社會學系的Orlando Patterson，研究西方社會中自由觀念的由來以及自由觀念所導致的法律制度。
他們的課程對學生啟發很大，但沒有具體的技能。
在我拿到博士學位以後，David Landes竟在這個委員會為我提供了一份三年的教職，因此對這個委員會非常熟悉，後來發現這個學院的學生都非常非常優秀。
哈佛大學最重要的是本科學院，因為哈佛大學本就是從本科教育發展起來的，本科生院是哈佛所有學院中最老的，同時也是最有錢和影響最大的。
與本科學院關係最密切的是文理學院，這兩個都是基礎學科學院。而哈佛的研究生院都是專業或者職業的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s），比如法學院、商學院、醫學院、建築學院等。
2.PPE對企業家的要求和作用
對企業家，PPE課程要求不會那麼嚴格，因為他們不必做研究，主要是培養他們獨立批判性思維。
閱讀、寫作、辯論是PPE課程的通用要求，對企業家來說是困難的，多閱讀對企業家是有好處的，可能他沒有可以直接應用的東西，但它會使你的思維開放。
美國很多成功的企業家和管理者，他們的大學專業並不是經濟、會計或者審計，有的是歷史，有的學哲學，或者學的是社會學。這些人都是天才，他們所做出的成就，和他原來學的專業一點關係都沒有。
3.體與用的關係：PPE,看似無用的大用
這些人的成就與美國社會的流動性和靈活性有關係，能在美國最好的本科生院來學習的年輕人本身是非常優秀的。
他們不把那些功利性的東西當作至高無上的，賺多少錢，當多大的官對他們來說影響不是很大，但他們非常重視他想做的事，如果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也激不起來那種狂熱的興趣和追求，他們一定會為他的目標付出很多。當然，真正功利的人，也不會來學這些東西。
PPE課程，幫助他們拓寬了視野和掌握了批判性思維，這個能力是他能看清大的格局和趨勢最重要的底層能力，延伸到任何一個專業領域中都是必備的。
這對他以後成為CEO、成為政府高管，或者成為大學教授，或者成為NGO組織的領導人，抑或成為大律師，都有相當大的助力，因為他的學識深厚，可以延伸擴充套件到更廣的領域。
4.PPE對學員能力的要求
我認為，要學習PPE，先要把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去除掉，保持開放的心態來接納，否則就會很難受。
此外，要多讀好書，讀好文章，多討論、爭論、辯論。
一個人如果不受到刺激，就不會覺醒。學習過程就是一個刺激過程，無論是閱讀，還是討論，或者是辯論。
企業家上PPE，一定要拋卻功利心，大家不是來學操作的。對於學員的素質，如果外語比較好，國外的資料和文獻就不會太費心力，如果數學比較好，邏輯推理能力就比較強。
保持開放的態度，再有這兩項素質，是學習的重要基礎。
我認為有三點非常重要：第一，要找到好的老師；第二，老師要推薦一些好書；第三，在前面的基礎上再去找到好的學生。
PPE的核心價值，是對它的精神核心領悟。
另外，PPE對於培養一個人的責任感和道德感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要做大事，就要冒很多風險，有些事是很得罪人的，有些事的後果怎樣我們並不清楚，這時候如果沒有一種道德力量來支撐，是幹不下去的。
丘吉爾就是很典型的，當時那麼多人討厭他，但後來最關鍵、最重大的事情上，他被驗證了是有遠見的，有智慧的。
道德力量，其實就是信仰。人沒有信仰，就缺乏真誠，就像個機器。中國人是比較缺乏信仰的，當然也跟我們的成長經歷有關（過去我們沒有功利的機會，但後來功利的機會太多了，有太多人發了財，我為什麼不能發財呢？）。
當然，正當得利也沒什麼不對，但總有極少數人不為功利所動，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如果企業家對企業現在的經營不那麼滿意，或者有很多焦慮，想出去看一看、闖一闖、轉一轉，那是非常適合學PPE課程的。
在PPE課程方面，英國做得最好，因為他們的辯論特別厲害。英國的議會制度本身就是透過辯論來說服，在民主、法治的情況下，要想讓人信服併成為一個團隊，重要的不是威脅，而是說服。
丘吉爾是英國現代史上最偉大的首相，他在議會的發言和講話，他的政策主張，很多人聽了都覺得是對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也是非常優秀的政治家，同樣善於辯論。
馬若德（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中國問題專家）在從政時，做過國會議員，也給英國外交大臣做過首席秘書，他的政治經驗非常豐富。他棄政從教之後，同時被歷史系和政治系所聘用，這說明他不是一個狹隘的人。
這些東西，都是值得我們現在的企業家去學習的。
展望未來，風險似乎還在繼續增大。
我們來到了一個極端複雜的時代，一切堅固而清晰的東西都煙消雲散。
早看出趨勢的人，更容易贏得未來！
為此，作為第一個面向企業家的PPE（政經哲）課程，筆記俠“第五代企業家PPE班”高揚“天下格局，有容乃大”的旗幟,致力於為中國新一代的企業家和創業者提升和放大見識。
什麼是PPE？
PPE，即（Philosophy哲學，Politics政治，Economics經濟），通譯政經哲。最早由英國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於20世紀20年代初設立，被譽為人文社科類最頂尖的專業之一。
PPE可以幫助企業家更好地理解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企業的運營和發展，從而指導企業戰略和決策。
PPE課程的本質價值，正在於將企業家的認知維度從“商業戰術”提升至“文明演進”的尺度。
筆記俠的PPE是一種方法、更是一種實踐。我們一直在探索PPE內容的中國化、企業家化和經世致用化，這也是我們貫穿始終的治學理念：思想性、方向性、妙用性。
筆記俠PPE課程，在名師指引下，挖掘經濟、技術、政治、東西方哲學、商學的跨學科智慧，和一群已經開始升級思維、擁抱未來的創業者一起，探索鉅變背後相對穩定的商業的、社會的、人性的規律和結構。
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下，更多的優秀企業家創業者，在筆記俠PPE（政經哲）班的思想結構與社群組織中，去構築在大時代下的大見解和大格局。
筆記俠PPE課程2025級，現已開始報名。（報名截止日期：2025年3月20日）
本文提到的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香港博源基金會學術委員丁學良老師，也將作為全程授課導師，為我們講解在波譎雲詭的世界格局變化中，我們應當如何理解中國模式，如何理解全球政治規則和執行原理，如何培養對國際大勢的判斷能力，從而實現在具體的社會與市場中投資、經營落地。
掃描下方海報二維碼或點選“閱讀原文”報名，加入筆記俠PPE（政經哲）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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