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探》第一季
過去的2024年，社會情緒是躁動的。
數起暴力事件攪動著大眾的心神：蘇州、深圳、珠海等地都發生過惡性傷人事件。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彷彿照進現實。同時，“NPD”（自戀型人格障礙）、“PUA”、“XX型依戀”等泛心理學詞彙頻繁出現在流行文化中，成為大眾的語言工具包。
恐懼、憤怒、仇恨在不同的社會事件中被滋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前不久，我們和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教授王芳對話，從2024年的惡性事件與大眾反應聊起。
悲劇發生後，我們該如何看待暴力，並預防暴力？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該如何療傷？心理學在大眾文化中的崛起，可能帶來什麼影響？我們如何識別無用的話術，藉助心理學形成真正有效的防禦和思考？
來源 | 播客《看理想時刻》
1.
善惡從來不是毫無雜質的存在
看理想：今年發生了一些惡性事件後，大眾有很強烈的憤怒。有人會認為，去分析嫌犯的背景、犯罪成因，某種程度上是為他“洗地”。因為大部分人無論遭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會傷害跟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有一類人就是比較容易犯罪，可能是反社會人格。
王芳：你的後半句我是同意的，就是極端犯罪的人是極少數。但是這個事實不能作為“不要分析殺人成因”的原因。二者沒有因果關係，甚至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這些人是極少數，但同時他們造成的傷害又極大，我們反而更要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這些人到底是怎樣的人？事情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以及在哪個方面或者環節是存在規律的、值得注意的細節，以防範未來可能發生的犯罪？
我特別不同意分析犯罪成因是“洗地”。“洗地”這個詞本身就令人不適，這是在惡意揣測動機，而你是沒辦法自證的。
實際上，很多的努力只是在還原事實、澄清真相，甚至只是在去呈現已知的資訊，而這些東西都很重要。比如說在司法上，除了犯罪事實和傷害程度，一個特別重要的量刑標準就是犯罪動機，是加害者的主觀意願，他是籌謀已久的還是臨時起意等等。
多數犯罪一定跟這個人是個怎樣的人，他的各種前史、成長經歷、人生遭遇、所處的生活狀態都有關。
在學術研究的層面，像犯罪學、犯罪心理學、遺傳學有大量的研究，早就證明了沒有什麼天生殺人狂，所以去尋找規律是為了防範犯罪，比如為我們的家庭教養、學校教育、社群治理、社會政策、司法干預等等方面提供參考和指導。甚至對於被害人家屬，他們也會想知道為什麼。
《我們與惡的距離》
惡性事件演變成社會事件，大眾是有知情權的，這部分其實是媒體的責任。當然現在已經沒有多少媒體願意深入報道了，吃力不討好。這很悲哀。事情發生了就等通告，然後對前因後果一無所知。
看理想：現在對於嫌犯有標籤化的傾向，比如認為他是反社會人格，但如果簡單地把惡性事件歸結為偶發事件或個人“基因”，普通人會有一種無從防範的感覺。
早年的馬加爵殺人案、復旦投毒案，還有詳盡的報道分析犯人為何會做出這樣的行為。雖然報道釋出後可能依舊令人費解，但是否比一無所知更好一些？
王芳：我們面對一些超出自己的認知，第一反應難以理解的事情時，下意識就是恐懼的。我們不願意想象這些事情有可能發生。
如果罪犯並非純粹的壞人，而是跟“我”一樣的普通人，而他們會在某些因素的複雜助推下走向極致的罪惡，這也就意味著“我”可能生活在一個非常不安全的環境裡。有一天“我”也會成為被害者，甚至加害者。這種想法是非常令人不安和不適的。
於是我們傾向先確認自己是個好人，永遠不會作惡，然後與所謂的“壞人”決絕對立，這樣就可以把殺人惡魔和守法公民區分開。
有一位美國哲學家叫詹姆斯·道斯，他寫了一本書叫《惡人》。他在書中討論了一種現象——惡的他者化。
人們會習慣性地把邪惡想象成完全有別於自己的，甚至非同尋常的、很罕見又難以理解的存在，而這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人們可能因此忽略或沒辦法辨識出那些在頻繁製造邪惡的、看似稀鬆平常的環境性特徵。
另外，惡的他者化還可能帶來一個反向的作用，就是他者的邪惡化。
我們會害怕他者，把他們視為邪惡，我們就只在他者身上看見我們所害怕的東西，那麼到頭來，所有被我們認作是他者的東西，所有陌生的事物對我們來說就是邪惡的。
我們刻意去拉遠自己和惡的距離，是一種心理上的防禦，為了說服自己邪惡是很遙遠的存在，所以“我”是安全的。
但如果始終處於這種無意識的、拒絕瞭解的狀態裡，那麼惡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可理喻，我們就有可能在未來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地、猝不及防地撞上惡的隨機發生。
《暴裂無聲》
如果我們承認我們與惡的距離沒有那麼大，甚至是觸手可及的，那反而會讓我們時刻對潛在的惡保持警惕，進而也有可能預判和防範。
我還在思考，這套防禦背後是否還有一個更本質的認知，即我們不太接受人的複雜性。
我們好像特別信仰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希望看到完美無缺的聖人，一無是處的魔鬼。但人就是有很多面，善和惡從來都不是毫無雜質的存在，而是以某種配比共存的混沌體。
如果我們能理解所有人都有灰度，是否就不會那麼抗拒去了解惡以及背後的人了。
2.
惡性事件可能預防嗎？
看理想：這一類行為可以定性為報復社會嗎？有人不同意“無差別殺人”的說法，因為這些惡性事件嫌犯的攻擊的物件，往往是沒有反抗能力的人群，比如開車撞向行人。這些人是想報復抽象的社會嗎？還是想透過犯罪製造存在感，追求更大的社會認知度？
王芳：我們通俗講“報復社會”，心理學上會講替代性攻擊或替代性復仇。一般而言，如果這些嫌犯有機會給自己的暴行解釋，他們會認為自己的行為在道德上是正當且必要的。
從我們的角度出發，會覺得他們在傷害無辜的人，但他們會認為攻擊物件是自己所仇恨的外群體的一員，或者是讓自己遭遇不公對待的群體中的一份子。哪怕這個連線非常牽強，傷害行為也能被合理化。
換個角度，你會發現那些大規模行兇的犯罪者，他們並不是一時衝動，而是經過長期的醞釀和謀劃。他們清楚自己在幹什麼，也知道這些行為不被法律允許，因此他們會想辦法美化自己的惡行。
當暴力行為擊中某種社會情緒時，真的會有人為極端暴力拍手叫好，我覺得這是真正需要警惕的部分。
《小丑》
看理想：前面我們討論了偏個人的原因，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會如何看待這些惡性事件呢？
王芳：之前國外有相關研究，發現有42%的殺手經歷過童年創傷，多數是暴力、性虐待或目睹過父母自殺。
有超過80%的人在事件發生前幾周或幾個月，會達到所謂的危機點。比如他們被停職、被解僱、親密關係破裂、被社會排斥、陷入經濟危機等等。
這些危機會引發他們後續行為的明顯變化，比如強烈的焦慮、孤立，然後絕望，他們會感到自己被拋棄、被羞辱，被邊緣化了，甚至產生自我厭惡。但是這種自我厭惡最後都外化成別人的錯，進而心懷不滿，充滿憤怒，接著開始策劃這種大規模的殺戮，比如購買武器、踩點。
但是我在看資料的時候，也發現一個點。我們國家好像稍稍有一點不同，比如說近期的這幾起事件，除了一個行兇者是剛畢業的學生，其他都是50歲上下的中年男子。
曾經有國內的媒體對2004年到2013年公開披露的38起個人極端暴力事件進行過統計。他們發現 30歲到50歲是個人極端暴力犯罪比較高發的一個年齡段，大約佔到案件總數的73.68%。
一般暴力犯罪的年齡段很年輕，在18歲到25歲這個年齡段。有一些國內的研究總結，這些人的共同點是社會地位較低，社會資源匱乏，上升渠道受阻，社會適應性較差，人際關係不協調，情緒易衝動，並且在近期受過一定的社會挫折。
但是跟年輕人相比，中年人可能更難再透過學習知識技能去改變現狀，所以會覺得“反正我這輩子就這樣了，那一起完蛋”。
如果綜合這些研究結果，你會發現影響因素非常繁雜。
有可能來自先天遺傳的高攻擊性和衝動性；來自早年生活創傷帶來的不適應的人格發展；來自當下劣勢的社會處境和經濟狀況，還有來自因為社會挫敗激起的敵意和憤懣，以及透過暴力來展示權力、恢復尊嚴的這種錯誤的文化建構。
也正因為因素繁雜，我們不應該把大規模暴力的實施者視為“獨狼”一樣的個體，好像他們就蜷縮在陰暗的角落裡，每天密謀著作惡。不是這樣的，而是必須要把這種破壞性的動機置於更大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指令碼中去看待和理解。
同時，我們不能因為一件還沒有發生的事情給一個人定罪。因此這類研究，或是我們去做背後的分析工作，目的不是要去篩查出所謂的“高風險人群”，而是要去找到共性的因素，更廣泛地去預防。
那些“高風險人群”，總是在社會上佔一定比例的，任何時期、任何時候都有，而且你不知道他們在哪裡，更不可能把他們一一找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了一些規律，比如說觸發因素包括家庭暴力、校園霸凌、貧富差距、仇恨教育等等，在這些方面整體性地有所改善，就會讓那些人不那麼容易被引爆。這個是有效預防，可以降低極端犯罪發生的可能性。
《小丑》
看理想：也有很多人在談及惡性犯罪時，會提到變態、反社會人格、暗黑人格等等心理或精神問題，你認為這和犯罪行為有多大關聯？
王芳：首先澄清一下，我們講暗黑人格，其實還是在一個社會功能正常範圍內的。每個人身上都有，只不過有人明顯一點，有人弱一點，它都不是一個臨床意義上的術語，只是一種人格特徵的描述。
至於是否有一些精神疾病會跟暴力有關聯，確實有一些，比如反社會人格障礙，或是某些嚴重的精神疾病，它本身就帶有衝動、攻擊、難以自控等特徵。但是這並不能反過來說那些暴力犯罪的人，多數患有精神疾病。
這種說法事實上已經被證偽了，有研究系統地分析過176個大規模殺手的心理健康史，結果就發現精神疾病因素只關聯了其中11%的事件，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行兇者，並沒有顯著可見或者確證存在的精神疾病。
另一個已經被證實的事實是，大多數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並不暴力，他們甚至更有可能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
每當有類似事件發生的時候，就會聽到“兇手是個瘋子”、“兇手肯定有精神病”的說法。這是很多人的自動反應，可能是因為這種說法提供了我們對於一件出乎意料、不合邏輯、難以理解的事情，一個看似合理、邏輯簡單、好理解的解釋。
3.
修建自己的安全系統
看理想：關於無差別殺人事件的成因，AI給出了兩個答案。一個是心理危機干預的缺乏，另外一個是社會支援系統的不足。在這兩個方面，個人或者社會能夠做些什麼？
王芳：AI的回答挺切中要害，人們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就是安全感。向外攻擊和向內攻擊的人，整體的心理狀態都非常不穩定，否則不會自我毀滅或者毀滅他人。
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從我們所處的環境當中來。有個概念叫社會安全系統，由兩個世界構成。一個是個人關係世界，包括我們的伴侶、家人、朋友、同事等，他們可以給我們提供情感連線以及重要的社會支援。
另一個就是社會關係世界，包括我們所在的公司、學校、社群，再廣泛一點，各種社會機構、社會制度乃至整體的社會經濟狀況、社會穩定程度等。給我們提供經濟來源、社會身份、社會保障、社會秩序，以及道德和價值的依託。
《我們與惡的距離》
這兩個世界相互代償，任何一個系統失靈，人們就會轉去另一個獲取必要的安全感。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二者都運轉良好，但是如果一個人對二者的信任都斷裂了，就很可能進入極度的憤世嫉俗的情緒中，進而尋求極端報復和自我毀滅。
也許我們可以建設、鞏固和夯實這兩個安全系統，只要其中一個值得信任就可以支撐起一個人。比如在家庭裡，普及科學養育和情感教育；在學校裡，反對校園霸凌，培養情緒調節能力、同理心和心理韌性；在組織層面，倡導人性化的社會和組織文化。
另外在更廣大的社會層面，重視基層的社會工作和心理健康工作，在更大意義上減少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在為減少極端犯罪做努力，更本質上，是讓人們整體的心理狀態變得更好。
說得再小一點，我們每個普通人，都可以變成他人個人關係世界中的一部分，提供安全感和支援。我看過一個演講，演講人艾倫·斯塔克是典型的社會邊緣人。
成長過程中，他被包括父母在內的所有人貶低為“一無是處”，他很痛苦，也想過自殺。有一天他的情緒積累到了一個點，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準備做點什麼來表達憤怒。他的同學察覺到了不對勁，邀請他來自己家裡吃飯。
正是這個微小的善意舉動，阻止了一場大規模槍擊案的發生。在演講裡， 斯塔克說，當你自己都不覺得自己像人的時候，有人卻把你當人對待，這會改變你的整個世界。
人與人之間這種連線的力量讓人感動，我們常說，現在社會的戾氣越來越大，出門在外要對陌生人好一點，千萬不要不小心招惹到了誰，變成了那個出氣筒。
這話背後的動機是自保和防禦，而斯塔克的故事告訴我們，主動表達善意也許微不足道，但格外有力量。因為你不知道它對於某個人來說，會不會就是那個把Ta重新拉回人間的時刻。
我們確實一時改變不了世界和大環境，但是當有人要滑落惡的懸崖、在最後的一念之差中掙扎的時候，可以去做那個上前拉一把的人。至少，我們可以去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
互助就是最小的安全系統，我們有時候把系統想得太大了。可能兩個人之間微小的善意的釋放，就是改變我們所處社會環境的一種方式。
《我們與惡的距離》
4.
心理學漸成顯學，讓人不安
看理想：這些年心理學越來越成為一門顯學，原生家庭、MBTI、PUA、NPD（自戀型人格障礙）等詞彙非常流行。記得你說過，自己的心理學節目受歡迎，會有一點不安。
王芳：我上大學的時候，心理系是個很小的系，老師給我們鼓勁說心理學是朝陽產業。它背後的邏輯是隨著經濟越來越好，人們對於心理學的需求勢必越來越大。
這幾年心理學好像確實有流行的趨勢，我原來以為經濟好了，人們就有餘力去關心和追求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生活。
但現在看來，恰恰是在追求經濟進步的過程中，因為徹底忽視乃至擠壓了精神世界，導致人們普遍陷入了一種心靈危機，才來求助於心理學。
所以我有一點不安，很多聽眾說被我的節目治癒了，可是被治癒的前提就是有創痛，說明大家傷痕累累，讓我覺得很心疼。如果心理學的流行只是意味著，社會層面上那些引而不發的傷口以個體痛苦的形式裂開了，我會對這種流行心懷警惕。
一方面，可能會有人單純地利用這一點來獲利。另一方面要小心，心理學的療愈不要被用來掩蔽我們對於其他更復雜、更深刻的社會性痛苦的來源因素的辨識和改變。
我特別期待心理學可以變成我們關照自己內心世界的工具，去追求更加充實、舒展、美好的生活狀態。心理學所倡導的對於個體的關懷、善意和愛，可以變成一種普遍的社會觀念和實踐，而不只是用來包紮傷口、緩解疼痛。
當然現階段這個工具也很重要，有總比沒有強。
看理想：心理學概念的流行是雙刃劍，普通人怎麼才能更好地運用心理學來獲得幫助，而不是加強貼標籤和對立的狀況？
王芳：我能理解大家為什麼會用這些概念貼標籤，因為標籤看起來簡潔而且精準，可以把之前一些模模糊糊的感受犀利地總結和表達出來。
但是它經常不可考，特別是當我們用一些非常片段的資訊下結論，是很有問題的。被貼上標籤的人可能很無辜，但是百口莫辯。
扣帽子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事實上，真正的NPD才是扣帽子的高手，Ta完全可以先發制人把帽子扣在你身上，最後就變成了一個遊戲，誰先成功把帽子扣在對方身上誰就贏。
贏的意思是我擁有了指責、控訴、審判你的道德正當性，就像透過真人秀節目裡精心剪輯的碎片做“賽博診斷”，看起來是對某個人的所做所為進行解釋，最後卻演變成了一場全民審判。
《再見愛人》第四季
這個非常可怕，有“他者化”的意味。用病理性的標籤來區隔自我和他者，獲得某種幽微的道德優越感乃至快感，這些標籤可能會變成合理化自身攻擊的工具。
任何的概念和理論，都需要被放到具體的上下文語境裡理解，而不是生搬硬套、對號入座。雖然它們有解釋性的功能，可以幫我們理解、領悟 、接納、釋然或者改變，但它們不是包學包會的秘籍寶典，更不是真理。
我們需要永遠記得，人是具體的，也是複雜的。就算某個理論完美解釋了你所經歷的一切，也很難告訴你下一個選擇應該怎麼做。
就算是典型到符合一切NPD症狀的NPD，也是一個人，也有無法用這個簡單標籤來描述的方面。而且即便都是NPD，也可能在很多其他方面千差萬別。
所以不要把任何理論和概念奉為圭臬，也不要反過來用任何具體的人證明抽象的理論和概念的正確性。我們可以把它們作為了解自己、反省自身、健康生活的工具，而不是困住自己、攻擊他人、釋放惡意的工具。
研究者發現，當整個社會複雜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們的認知反而可能會走向簡化，來保護內心的秩序感。
近些年這樣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可能也跟整個社會的流變有關。我們好像在做某種程度的自我保護，代價是喪失了原本應該捍衛的人的複雜性。
當我們用簡單粗暴的方式來理解所有的一切，最終帶來的可能就是人與人的對立、群體跟群體的撕裂。世界沒有變得更好，反而分崩離析。
看理想：2024年熱門韓綜《思想驗證區域》，最開始把嘉賓按四個維度進行分類，但觀眾會慢慢發現，人的複雜性沒有辦法透過這些維度來判斷。看完這個綜藝，你的感受如何？
王芳：我覺得這個綜藝最精彩的地方，是打破了所有人的預設。導演的目的是觀察那些躲在標籤後面的人，在遇到具體的個體的時候到底會怎麼樣。
《思想驗證區域》
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這種差異性，人們即便在某些地方看似是一樣的，但具體的行為選擇和思考邏輯依然不一樣。這個綜藝呈現了這種差異性，也呈現了這種差異性從何而來。人們在網際網路上舉著標籤互相攻擊的時候，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看理想：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英文名是"The World Between Us"，我們仍然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我們共同擁有的也只有這個世界。“願你的身邊有光，願你就是那道光。”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播客《看理想時刻》第14期，有編輯刪減，完整內容可在看理想App或小宇宙等播客平臺收聽。
採訪：dy
微信內容編輯：林藍、布里
策劃：看理想新媒體部
封面圖：《小丑2：雙重妄想》
商業合作：[email protected]
投稿或其他事宜：[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