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智合研究院
正如各位所知，最近幾周特朗普對全美範圍的大律所來了波群體打擊，審查他們的服務合同，取消所內律師的安全許可，等等。為了繼續營業，不少大律所被迫同意與特朗普政府合作，用各種形式協議免除處罰：
比如寶維斯提供4000萬美元的無償服務，並終止自己的DEI招聘政策；世達和美邦等所提供的無償服務更多，價值高達1億美元。
但也不是所有律所都選擇了“滑跪”。4月4日，清明節當天，超過500家律所聯名簽了一份簡報，支援一家被針對的律所——和前述律所不同，這家律所的選擇不是簽妥協協議，而是提起訴訟。美國有媒體稱之為一次“a trickle of resistance”。
結果雖未可知，不如先聊聊這家名為博欽（Perkins Coie）的律所吧——看看為什麼是它扛著時代大旗站在了漩渦中心。
西雅圖最好的律所
1912年，51歲的華盛頓西區聯邦法官喬治·唐沃斯（George Donworth）和39歲的西區聯邦檢察官埃爾默·託德 （Elmer Todd）一塊在街道上散步——兩個都想辦私人律所的公務員一拍即合，討論要怎麼辦自己的律所。
兩位創始人之一：喬治·唐沃斯
其中託德本已收到西雅圖另一家知名律所的加盟邀請，但最終他被唐沃斯說服，一道在西雅圖組建了律所Donworth & Todd（下文簡稱D&T），也就是現如今博欽律師事務所的前身。
雖然但是，組建之處的D&T是家三無律所：沒有合夥人，沒有客戶，沒有速記員。幾乎可以說是毫無前景。
變數來自於律所的房東——詹姆斯·D·霍格（James D. Hoge），兩位創始人在霍格的大樓租了三間辦公室，作為回報，霍格將律所介紹給了幾位長期客戶，包括後來的西雅圖第一國家銀行——這家銀行聘請D&T為首席法律顧問，為D&T提供了實質性的長期飯票。
1914年，霍格把D&T介紹給了自己的另一位租戶威廉·愛德華·波音——沒錯，就是你想的那個波音。1916年，威廉·愛德華·波音組建了太平洋飛機公司，並在一年後更名為現今普通人也耳熟能詳的波音公司。
依託這層關係，D&T從波音成立的1916年便開始為其提供服務，唐沃斯還為波音飛機和波音運輸公司起草了公司章程。隨著波音逐步膨脹為市值數十億美元的航空航天巨頭，作為其首席外部法律顧問的D&T（以及後來的博欽）也從爆炸式增長中受益頗多。
1919年，D&T和另一家律所Higgins and Hughes合併，拿下了美國西部最大的肉類包裝商Frye & Co和紙漿/紙張製造商Zellerbach，並在合併後更名為Donworth、Todd&Higgins。1930年，創始人唐沃斯和兒子另立門戶，律所也因此再次更名Todd，Holman&Sprague（下文簡稱TH&S）。
30年代美國陷入大蕭條時，TH&S逃過一劫，反而保持了擴張，員工增長一倍多。1969年，律所再次更名Perkins、Coie、Stone、Olsen&Williams，並在1985年順應法律行業的縮寫趨勢簡化為Perkins Coie，也即今日的博欽——兩位提供名字的合夥人分別於1931、1942年加盟，彼時已經退休。
半個世紀的快速增長幫助博欽贏得了太平洋西岸法律圈的尊重，被視作西雅圖最好的律師事務所之一。
客戶在精不在多
雖然只服務少量客戶，但波音這樣的巨頭客戶保障了博欽的利潤空間。
在維持客戶關係的過程中，博欽也形成了一個有意思的模式，即律師離開律所前往客戶公司擔任高管，加強兩方聯絡。如創始人埃爾默·託德離開律所加入《西雅圖時報》、合夥人威廉·艾倫離開律所擔任波音董事長兼總裁、合夥人詹姆斯·普林斯加入波音擔任副總裁，等等。
到1986年，博欽的收入已經增長到4100萬美元，擁有189位律師。如今，博欽在全球範圍擁有十餘個辦事處和近千名律師——相對行業巨頭們體量不大，但仍保留著服務大客戶的特點，常年入選《財富》雜誌評選的“美國最適宜工作的100家公司”。
除在服務波音過程中積累的航空法領域絕對服務優勢外，博欽在VC/PE和IP業務領域也有過硬口碑，是許多初創企業青睞的律所。博欽另一個業務特色則是Political law，代理了大量選舉權、競選事務案件——顯然，深耕這一領域的選擇也為博欽和特朗普間如今的不對付埋下了雷。
值得一提的是，博欽和中國的淵源相當早，當然這也主要得歸因於波音這個大客戶。1972年，尼克松訪華，同年中國向波音訂購了10家波音707，這一交易成為中美間最早的大型交易專案，博欽全程參與了這一過程。
此後，博欽積極活躍於中國市場，協助中美企業完成了智慧財產權、公司業務、國際貿易和個人規劃領域等多方面的合作。2001年和2006年，博欽分別在北京和上海設立了辦事處，開展中美相關業務。
近兩年的美資所撤離潮中，博欽也未能倖免：2024年3月，博欽關閉上海辦事處；2024年9月，博欽確認將關閉北京辦事處。遺留下來的業務團隊則被樂博“撿漏”。
但和其他不少美資所不同的是，博欽並未徹底放棄中國市場。2025年2月，博欽深圳辦事處獲批，成為博欽在華新的業務支點和重心。博欽發言人對此的說法是：“隨著在戰略上聚焦於深圳這一主要的科技中心，我們正在調整中國的業務佈局與工作，使之更加貼近客戶不斷發展的需求和我們的長期發展戰略。”
危機當前
雖然波音的近況多少讓人擔心會影響到博欽的業務，但至少在2025年4月這個節骨眼，博欽最大的危機並不在這方面。
特朗普和博欽之間，是綿延近十年的“舊恨新仇”。2016年，博欽代表民主黨候選人，也就是特朗普的對手希拉里參加總統競選，被曝在競選期間聘用了一傢俬人公司對特朗普進行調查。
博欽的動作激怒了特朗普，所以特朗普在2022年起訴了這家律所。雖然這一起訴最終被駁回，但樑子已經結下，於是就有了今年這輪“報復”：博欽被列入了首批針對名單，所內律師的安全許可被暫停，和聯邦的服務合同被終止，員工也被禁止進入聯邦大樓。
3月11日，博欽選擇提起訴訟。
這絕不是一場輕鬆的戰爭。雖然背後有500多家律所搖旗打氣，但絕大多數都是中小律所，知名大律所不多（僅有Arnold & Porter、Crowell & Moring、Fenwick & West 和 Freshfields US等幾家）。
即便如此，博欽顯然沒有太多退後空間，事態發展至今，他代表的早已不不止自己一家律所。博欽也並非在“孤軍奮戰”，威凱平和而德 (Wilmer Hale) 和簡博 (Jenner & Block)兩家律所也同樣提起了訴訟。
正如聯名簡報中所言：“本案及其他類似案件中涉及的行政令所帶來的迫在眉睫的威脅，對於當今在美國執業的任何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
博欽透過發言人對支援他的律所表示了感謝，顯然他們打算戰鬥到底。
往好了想，特朗普並不是博欽唯一經歷過的煩惱。1990年代上半葉，博欽的國內業務一度停滯不前。彼時，博欽的客戶希望降本增效，導致其賬單和薪資趨於平穩，合夥人小時費率幾乎停滯不前。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博欽用激勵機制替代了小時計費，將收費和客戶獲得的服務結果而不是服務時長掛鉤，並在技術方面投入了大筆資金。這些舉措效果拔群，到世紀末，博欽恢復了增長，並和太平洋西岸的高科技企業們建立起了緊密聯絡。
對所有“百年所”或走在“百年所”道路上的律所而言，挑戰和挑戰前的應變，都是不得不品嚐的人生經驗。博欽當然是其中一員，不論結果如何，總得積極應對。
END
參考資料
encyclopedia：“Perkins Coie LLP”，
https://www.encyclopedia.com/books/politics-and-business-magazines/perkins-coie-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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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 吳夢奇Scott編輯 / 顧文倩Aro
分類 / 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