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已經到達目的地。”車上的語音播報道。這裡是城郊的一條普通街道。我把車緩緩停在街邊，邊停車，邊往外看街邊的房子。我在找我要去的那間房子，房子上面的號碼一個個都褪了色。找到了——街道盡頭那間二層的磚瓦房就是。安排給緩刑期犯人住的地方必須不起眼，既沒有標牌，也沒有別的什麼記號。

我來到門口。住處有簡單的安保措施，一位安保人員查驗了我的身份證。一個男人從樓梯走了下來，我今天要見的人就是他。他看上去相當平常，跟隨便一個街坊鄰里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像許多在監獄裡待了很長時間的人那樣，他身上有某種謹慎和悲傷的氣息。

伊恩於一周前出獄。他因為對兩個年輕的兒子有性侵行為，服了很長的刑期。中年，窄肩，骨架苗條，一頭沙紅色短髮，尖尖的鼻子，鼻樑上有幾顆雀斑，下身穿著牛仔褲，上身是件有衣領的襯衫，外面套了一件純色的長袖運動衫。

我想起多年前，我在監獄裡給一位對兒童犯有性罪行的男犯人做心理治療，一位監獄長官曾跟我說，他“看起來就是一個典型的褻童犯”。我完全不能理解這個說法。很重要的一點是，所有人都應當清楚，性罪犯看上去並沒有什麼跟普通人不同之處，恐怖分子也一樣。“整潔而無趣”是我對伊恩的第一印象。像他這樣的男犯人大都有這樣的特點，不論是在監獄裡還是出獄後，因為他們一般不願意讓自己被注意到。

他斜眼看了看我出示的身份證。他跟一些人一樣，唸錯了我的姓—— 把Adshead中的“sh”連起來讀成了一個音。他問我喝不喝茶，我答應了。於是他領我離開門廳，去了一個我們方便談話的房間。

房間裡有一些不搭調的傢俱，鬆散地朝著一臺小小的電視機。我挑了門邊的一隻單人沙發坐下。沙發挨著一個書架，上面擺著一些破舊的平裝書。我用眼睛掃了掃書脊，不禁覺得有趣，好多都是犯罪紀實類的書和偵探小說。“你要加糖嗎？”伊恩回來了，手上端了兩隻冒著熱氣的馬克杯。我們見面顯然不是為了日常的寒暄，但見面一開始，跟大家平時的交談也沒什麼兩樣。“如果不是聊天氣，那就是聊吃的。”我想著。果不其然，伊恩接著說：“不好意思，我這兒沒有餅乾了。”

那時候，我仍會去監獄做一些工作，但我也加入了一個跟緩刑服務署合作的心理健康團隊。這個團隊的工作，就是為伊恩這種新出獄的犯人提供幫助。緩刑期男性罪犯的自殺風險越來越多地被大家關注，而我被請來見伊恩，部分也是這個原因。他在監獄裡曾因患有抑鬱症接受治療，服刑10年後假釋出獄，來到這裡，為將來徹底迴歸社會做準備。對他來說，那10年過得一定不容易。我聽說，他毫不猶豫就接受了我來見他的提議。這可能說明他的接納度比較高，但我想，也有可能意味著他只是習慣性地服從制度，習慣於遵照要求行事。

我們相對而坐。中間是一張木質咖啡桌，桌面上有許多燙痕，有的是香菸燙的，有的則是些杯子之類物件燙出來的深色圈圈。房間裡很安靜。我想這房子大概已經被塞得滿滿當當，畢竟這樣的安置住房有大量的需求，一直都供不應求。不過住在這裡的犯人通常白天也不在家，因為需要出去找工作，或者需要去見跟緩刑服務或者住房服務相關的人。

談話一開始，我先問了幾個無關痛癢的一般問題。喜歡這個房子嗎？（喜歡，房子挺好的。）出門多嗎？（多，馬路走到頭可以坐去市區的公交。）想找什麼樣的工作？（可能是建築方面，但現在是冬天，所以……）說到這兒，他的聲量小了下來。他只是坐在那兒，盯著面前的馬克杯，就像從杯子裡的茶葉能看出生活的前景似的。

在談話治療中，這樣毫無營養的交談可以一直進行下去。我知道我得問得深一些了，儘管我也意識到，我們倆可能都不是很情願開啟這樣的交流。我有一種感覺，伊恩彷彿現在站在了懸崖邊，等著我說出什麼要緊的話把他推下懸崖，讓他掉進痛苦和羞恥感受的深淵。

我讓交流平緩地往前推進。我問他，跟以前他住在這裡的時候相比，這裡的變化大不大。大多數的犯人在出獄後，都會被安排回到他們以前的家所在的轄區，除非遇到什麼異議或者限制條件。伊恩被安排到這裡，跟他以前所在社群相距僅幾公里遠。並不需要給他劃定“禁區”，因為他的家人很久以前就搬走了。

聽到這個問題，他的脖子和蠟黃色的臉一下子漲紅了，他的手抓住了沙發的扶手。“這一片沒什麼太多變化，”他聳了聳肩，“這裡的人我都不認識了，家裡人很久以前就走了……我是說……我不知道他們在哪兒。”

他用力嚥了口唾沫，又補了一句，“上面沒有寄件人地址……你知道的，那封信。”

這封信是我被請來見伊恩的另一個原因。信是伊恩的一個兒子寫的，他現在19歲。他最近聯絡到緩刑服務署，問可不可以見他父親一面，信簡短而有禮貌，看不出來他有什麼感受或者意圖。

像伊恩這樣的案子，家裡人主動跟犯人取得聯絡的情形是不常見的，他兒子的這番請求，讓緩刑服務團隊的人感到憂慮。那個年輕人現在已經成年，是一個普通的公民了，因此他們無權質疑或支配他的行動，不過也沒有保護他的義務了。但他們的確有責任幫助和支援伊恩，因為伊恩現在的狀況很脆弱，容易受傷。

團隊內對此做了討論，討論要不要跟伊恩講他兒子的這番意願，比如先等幾個月，等到他的狀況穩定下來再說。但團隊終究還是認為，這種不誠實的做法會對他們給他做的工作造成損害。幾天前，伊恩按照每週常例跟緩刑監督官見面時，監督官給他看了這封信。監督官後來告訴我，當時伊恩的反應是震驚又不安。因此，聽到他提到這封信，我安撫他說，我來不是想讓他感覺更糟糕的：“我們今天不一定要談那封信，如果你不想談的話。”

“我覺得我可以談，”伊恩說，卻顯得很疲憊，“我是說，沒有人喜歡這樣。”

“誰不喜歡哪樣？”我問。

“就是見面的主意，你懂的。”

我問他，為什麼覺得大家不喜歡他去見……說到這裡我頓了頓，因為我想提到他兒子的名字，但不確定此時這麼做是不是個好主意，但我還是提了：“……他是叫哈米什嗎？”伊恩的身體立即往後縮了縮。這是一種不由自主的反應，讓我和他自己都清醒地意識到，事實上那些過去依然沒有過去，依然能勾起痛苦。此刻，我明白察覺出這樣的訊號是多麼重要。要做更深入的交流，需要等到我們之間建立起某種信任關係之後。我很清楚這不容易。

我讓伊恩知道，我的確需要知道一些過去的事情以做評估，但我們今天不用去講那些。似乎這讓他安心了許多。我問他，可不可以跟我講講，他對兒子的來信是什麼想法。他往前坐了坐，變得稍活泛了一些：“他們不想我去見他，我知道。要是見了的話，本地的新聞會怎麼報道？”

這個回答很有意思，因為不是在說他怎麼想，而是在說緩刑服務團隊會怎麼想。這讓我感覺受到一點鼓舞，因為可能表明他具有心智化的能力，也就是能夠理解他的受害者的情感。但同時，這也可能表明他有某種自私的動機，而把這個動機在表面上偽裝成了對他人的關心：擔心被曝光於公眾會對他造成什麼影響。伊恩的語調開始變得有些不忿，甚至彷彿是在低吼：“‘本地的一位戀童癖拜訪兒子’，對嗎？我打賭，新聞上會這麼寫。”

從他的緩刑服務團隊那裡，我已經得知了一些背景資訊。伊恩被判處20年監禁，在服刑10年後，經假釋裁決委員會許可，他暫時從監獄裡被放出來。雖然這確實意味著不用接受監禁了，但出獄服緩刑並不等同於恢復自由。緩刑是監獄制度的一部分，針對緩刑期間的犯人，會安排嚴格的管控並配置相應的資訊系統，以觀察犯罪者的狀況，一旦發現其仍存在再犯罪的風險，就會立即將其送回監獄繼續接受監禁。

伊恩的罪行是對兩個兒子實施性侵，兩個兒子分別是時年9歲的哈米什和時年11歲的安德魯。向警方報警的是他的妻子希拉。還押候審期間，他否認了指控，但最終他表示認罪。據我所知，伊恩在被捕的那天晚上之後，就再也沒有跟家人有過任何聯絡，而在他入獄期間，希拉跟他離了婚。

他說得沒錯，當地的記者很可能會一眼盯上這樣一個刺眼的罪行，把報道登在頭版，再配上一張罪犯的大頭照。戀童癖一定會抓住讀者的眼球，因為所有人都會毫不剋制地對其嗤之以鼻。

對我來說，像伊恩這樣的犯人的講述，更讓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小說中描寫了犯罪者無法自拔地陷落的心路歷程，這在伊恩的講述中很能夠體現出來：做一件壞事的念頭冒出來，逐漸成形，直到慢慢地付諸行動，後來則是惡果慢慢降臨，令人飽受折磨。

在服刑數年後，伊恩同意參加了一個性犯罪者心理治療專案（Sexual Offenders Treatment Programme, SOTP）。這一專案是英國在過去20年裡發展起來的，旨在幫助性犯罪者瞭解性犯罪造成的傷害，建立自我意識，以降低他們未來的風險。

在美國，聯邦監獄局（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FBP）也為服刑的性犯罪者提供了類似的專案，不過並未在全美廣泛普及，各州的情形參差不齊。而不論是在英國還是美國，這類專案的重點都放在了風險控制上，而非犯罪者的恢復和治療上。不同的是，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於2011年通過了一項旨在減少兒童性侵害事件的新指令，強調了預防和治療類專案對兒童性犯罪者的價值。斯堪的納維亞和德國的同行們，已經開始積極嘗試幫助一些存在性犯罪風險的人防患於未然。他們的工作聚焦於青少年群體，嘗試干預並化解一些侵害行為模式，避免其發展到失控的地步，尤其是針對存在其他犯罪風險因素，如藥物濫用或社交孤立問題的青少年。

英國監獄裡的性犯罪者治療專案，會請來不幸遭受過性侵害的人分享自己的受害經歷。這些交流能幫助犯罪者正視他們給別人造成的傷害。我聽說，伊恩在聽了一位年輕男性受害者講述被一位親戚性侵的經歷之後，深感觸動。他在監獄裡跟他的罪犯管理人說，他對兩個兒子所體會到的痛苦有了新的理解，並對自己需要為侵害行為承擔的責任充分接受。

那之後，他陷入了長期的抑鬱，不時表現出自殺傾向。這種情況，在犯人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所犯下罪行的真實分量時，是可能發生的。伊恩在同我的第一次見面中告訴我，他願意繼續服用當時醫生開給他的那些抗抑鬱藥物，因為他知道有用。而我將此視為一個積極的訊號，因為關心自己的積極意願，是關心他人的第一步。

我會來見他6次。任務明確且有限，即針對要不要讓他跟兒子見面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做風險評估，以幫助緩刑服務團隊做決定。要不要讓他們見面，絕不只是涉及像他說的擔心媒體會做怎樣的報道，而是關乎倫理和現實層面的諸多考量。

我們在團隊會議上對這些問題做了討論。有人提問說，要是哈米什想對父親實施報復的話怎麼辦，或者伊恩想再次“誘騙”（groom）他兒子呢？我不喜歡“groom”這個詞，因為人們經常過度使用，而忽略了犯罪者讓受害者就範所可能採取的方式的複雜性。“誘騙”的說法也沒有傳達出受害者的兩難處境，即侵害者是他信任和愛的物件，這層關係導致他們很難對侵害說“不”。

我在會上說，我認為現在的伊恩不願意去見兒子，即便是真的見了，也不大可能會對他已經成年的兒子有任何這樣的意圖。伊恩的緩刑高階監督官彼得提議，我們先跟哈米什見個面，而我可以一起在場觀察觀察。我不跟哈米什特意談伊恩，在場的身份也不是哈米什的心理治療師，而是回答一些關於兒童性犯罪者及其治療的一般問題。與我的病人的受害者見面不屬於我工作的常規內容，不過也不算多麼少見，如果對所有人來說有幫助，我自然願意去見。出於資訊公開透明的考慮，我會讓伊恩事先對此知情。

在接下來跟伊恩的那次見面中，我跟他說到了這件事。對此他感到很憤怒。

他說，我是一起過去讓哈米什小心防範他之類的嗎，是去“把我跟你講的那些告訴他嗎”。我向他保證，他跟我講的東西，我一個字都不會跟他兒子講的。

於是他的語氣軟了下來：“那你過去是要看他是不是……比方說……是不是足夠健康？”我說不，我過去不是給哈米什當心理治療師的。我首要考慮的是伊恩。我補充說，聽起來他對兒子的現況比較感興趣，想知道如今已成年的兒子現在怎麼樣了，我問他是不是這樣。

伊恩雙手捧住腦袋，話音有些聽不清：“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我能感覺到他的絕望感和喪失感。在我們之間，頓時彷彿填滿了他的悲傷。

寫到這裡，我意識到作為讀者的你，在想象這樣的場景時，可能會有很強的負面感受。對一個傷害過孩子的人，一個利用了無辜者對他的信任的人，有這樣的義憤是可理解的，也符合人性——一個戀童癖怎麼有臉覺得悲傷或者脆弱呢？那麼多性侵受害者得不到這樣的支援，而我又怎麼可能去同情這樣一個人，還要聽他說話、理解他呢？還有就是，這樣做有任何好處嗎？

我經常被問到這樣一些問題。而我的一個看法是，讓伊恩這樣的人消失，也並不會讓受害者所得到的幫助變得更好。事實上，如果犯罪者得不到支援以改過自新，或者說得不到這樣的機會，將來的情形會更糟糕，可能會有更多的受害者。而且作為一位醫生，跟兒童性犯罪者坐在一起工作時，我知道面對的是什麼，這就好比一個肺病專家走進一間呼吸科診室時，一定知道他的犯人會咳嗽一樣。

人們還會問我，作為一位母親，我是怎麼能夠去做這樣的工作的。事實上，我最早跟兒童性犯罪者打交道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時候我還沒有結婚生孩子。那時候，我是一名資深實習醫生，正在為成為一名心理治療師而積累實踐經驗。當時，緩刑服務署在面向性犯罪者做團體治療的測試，而我得到一個機會，參與到了一個面向男性性犯罪者的團體治療專案。

參與這個專案的犯罪者中，一些已經出了監獄，專案的結果將決定他們是否可以繼續待在監獄外面；另一些仍在監獄服刑，專案的結果將決定他們是否可以被許可出獄。在法醫界，團體治療的方式當時越來越盛行。因為對犯罪者來說，團體治療要求他們與其他人一起，這意味著他們在聽的時候需要更尊重人，說的時候則要輪流說。還有一個原因是，許多犯過罪的人不願意跟一名專家或者照顧者單獨在一起，而需要在一個團體裡才感到比較安全。

在這個團體中，我們注意到存在某種反覆出現的模式，用犯罪學家的說法來說，叫“免責話術”（neutralization discourse）。也就是，他們在言語中會抹掉自己作為犯罪主體的罪責，就像我們每個人在年少時犯錯後可能會為自己辯解的那樣，說一些如“不是我的錯”或者“是他們先挑起的”之類的話術。

在這個團體中我還聽到一些比較精心的說辭，試圖把侵害說成 某種得到雙方同意的行為，比如，會說“她引誘了我”，或“她從來沒有說‘不’”，或者甚至“我愛她……這是我們相互表達愛的方式”。除此之外，他們還會說到一些在侵害時用到的話術，如打親情牌，說“你不愛爸爸嗎？”或者隱晦地表示威脅，說“媽媽會生我們氣的（所以你不要告訴她）”。

幾乎在每一個案件中，受害者都是侵害者認識的孩子，並且是他們關懷的物件，比如，侵害者是受害者的父親、爺爺、姥爺、繼父、表兄表姐、老師和家裡人的某個朋友等。資料毫無疑問地表明，在兒童性犯罪者中，這樣的身份是佔絕大多數的典型，而侵害則是在已有的親近關係中發生的。

如我們所見，新聞媒體只會關注兒童性犯罪中的特例情形，這與其他型別的暴力犯罪所面臨的情況一樣。一個孩子被陌生人暴力綁架，這樣的事件當然值得上新聞，但事件被報道的方式可能帶有誤導性質，以至於大家以為，那些可怕的綁架和侵害案件是兒童性犯罪的常態，如美國的傑茜·杜加德（Jaycee Dugard）一案和奧地利的娜塔莎·坎普施（Natascha Kampusch）一案。這樣的陌生人侵害事件確實存在，也極為不幸，不過從發生的機率上講，差不多相當於空難一樣的存在。因此，新聞媒體可能會錯誤地讓我們相信，在“外面”似乎威脅無處不在，就好像危險通常來自某個不認識的邪惡怪物。這樣的想法之所以盛行，或許是因為這類威脅竟常常來自我們的家人朋友，這個認識讓人們太難以接受。

與八卦新聞上那些奇怪的想象大不相同的是，我在那個團體中所接觸的兒童性犯罪者，大多並不冷酷或精神失常，甚至其中的大多數似乎有很好的共情能力。在治療專案中，他們每一個人都被要求將自己的犯罪行為寫下來，然後坐到那個聚集了所有人目光的座位上，面向其他犯人把寫的東西念出來。

這並非易事。而其他犯人聽到有歪曲了事實的地方時則會指出來，這對聽者來說並不難，畢竟“旁觀者清”。如果組織和進行得當，這一方法的效果是顯著的。那時候的我學到了非常多，尤其是學到了謹慎和精確對組織和領導團體的重要性。在醫生們專業和細心的支援下，過程或許會看起來有些驚險，但團體治療中的性犯罪者能夠做到不被羞恥感吞沒，而完成誠實的自我表達。

在去了布羅德莫爾醫院後，我跟兒童性犯罪者打交道的機會極少，因為那裡收治的兒童性犯罪者不多。而且跟團體中的那些緩刑犯不一樣的是，那裡的兒童性犯罪者幾乎都把受害者殺害了，這在兒童性犯罪者中是極少見的。

數十年後，我才與緩刑服務部門合作，再次跟典型的兒童性犯罪者打上交道。而到這時，作為一名心理治療師，我已經比過去要有豐富得多的經驗了。此外，我也有幸跟一些優秀的同行學習，如德里克·珀金斯（Derek Perkins），他在針對性犯罪者的治療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還有埃斯特拉·韋爾登（Estela  Welldon），一位團體心理治療領域的開拓者，將犯罪者和受害者聚到一起，讓他們能夠相互瞭解和學習，共同恢復心理健康。

到這時，我的確養育了自己的孩子。我感覺到，這讓我的工作變得更有難度，同時也變得更容易了。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一個點，一種在團體治療的犯人“話術”中經常聽到的說法，即一個人會把自己的後代看作自己的某種延伸，甚至幾乎是自己掌控的一個物件。另外，想象到一個孩子遭受這樣的痛苦，依然會讓我感到沉重。

不過我想，這種沉重也並沒有因為我自己有了孩子就變得更強烈，或者事實上，我在想到任何一種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的痛苦時，都是同樣沉重的。一個不同之處可能在於，我會對兒童性犯罪者的妻子的痛苦有更強烈的共情。她們的孩子遭到丈夫的侵害，我想到她們在看到真相時的震驚和恐懼，以及她們還可能有羞恥感和失敗感，因為社會主流文化期待母親負有保護好孩子的職責。

在跟伊恩第一次會面後不久，我就去了哈米什所在的城市見他。

會面的地方是市區一棟典型的風格單調的公職大樓，我來到裡面的一個會議室坐了下來，跟彼得一起等哈米什。彼得是一位作風老派的緩刑監督官。他認為，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建立起積極的治療聯盟，但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情況顯然並非如此，而是對我們提出了風險管理的基本要求。

他是個大個子男人，一口英國西南部口音，舉止溫和。他身上沉著的氣質讓我感到安心，我想也會讓他監督的犯人們有這樣的感覺。一些犯人告訴我，他們覺得跟年長一些的緩刑監督官更容易打交道，相較而言，那些比較年輕的有時候會強勢和死板一些。

對此我是有感觸的，我想到自己在年輕時，有時會為了掩飾自己信心不足而表現出一種專橫的姿態。如今回過頭來看，我發現如果缺乏照顧的經驗，如不曾照顧過父母、小孩，也沒有照顧寵物的經驗，那麼在跟對你有所依賴，甚至因此有些讓人疲於應付的人打交道時，這種經驗的缺乏就是一個大缺點。妥善應對權力不對等的關係，這是需要許多年實踐經驗才能習得的一項技能。

我坐在了會議室裡長方桌的一端，這樣我就可以很輕鬆地看到彼得和哈米什，而不用像看網球比賽那樣，不停地把腦袋轉來轉去。我意識到我有些緊張，不過說不上來原因。我在心裡跟自己說，來這兒的任務只是觀察。

哈米什被引了進來。他的長相看起來不到 19 歲，一張圓臉，鬍子颳得很乾淨，一頭淺黃色的頭髮，身材苗條。他為來遲了表達歉意，不過事實上他並沒有遲到。他跟我打招呼時，很自然地看著我的眼睛，然後跟我重重地握了握手。他父親見我時跟我握手也是這樣的。

彼得先是做了簡短的介紹，感謝了哈米什能來，然後就說到正題，說我們想更清楚地瞭解哈米什要見父親的這個請求。

年輕人嘆了口氣：“沒有人希望這樣。”哈米什再一次讓我想到他的父親。

“我只是覺得，我需要得到一些答案，”哈米什說道，“我媽媽和我哥哥……他們都覺得我不應該去見他。媽媽說最好把過去留在過去，而且畢竟離開他之後，我們這麼多年過得也挺好……沒錯，我們是過得挺好。”

他把目光從我轉向彼得，目光顯得平靜，“而且，安迪遭受的比我要多。那之後我們都做了心理治療……我是說，沒做幾次，因為媽媽沒那麼多錢。我記得治療師跟我說過，我可能想讓那件事情有個了結，在以後。”

“了結？”彼得挑了挑眉毛問道。

“事實上，我還會想起來曾經一些跟他有關的事，也有一些好的事情，你知道的，像足球、假期之類。我是說，他確實曾是我的爸爸。然後發生了一些事情，然後，咻，他一夜之間就不見了……我知道他現在不是……好比說不再是我的爸爸了，那他現在是誰呢？既然我知道他不在我的生活中了，那現在事情應該怎麼樣呢？說不定哪天我會在街上或者什麼地方碰見他。”

我忍不住問道：“你害怕你的父親嗎？”

彼得看了我一眼，而哈米什皺起眉頭，彷彿這是一個荒唐的問題。“完全不會……我想我對他已經沒有什麼感情了。我只是想見……我不知道，見一見這個怪物一樣的男人。這10年我們都不被允許提他。我現在仍然跟他有關係，不是嗎？”

我察覺到哈米什內心生起某種怒氣，幾乎快要冒了出來。彷彿能看懂我的想法一般，他立即向我們保證，他沒有想要報仇，而我開始對這個年輕人有一種不由自主的讚賞，讚賞他有勇氣全力去做這麼難的一件事。

我和彼得都沒有馬上告訴他可以怎麼讓他們見面，而哈米什的口吻變得懇求起來，近乎迫切：“就沒有什麼程式可以讓我見他的嗎？我看到過這樣的例子，受害者跟傷害他的人在一個房間裡見面……我想要的就是這樣，能夠見上一面就好……”

他所說的這種做法叫恢復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一種促進和解的司法實踐，最早於20世紀70年代在加拿大出現於一些試驗性專案中，這些專案讓一些盜竊或故意破壞財物的罪犯在言語上向受害者賠罪。最終，這些嘗試促成了90年代正式的受害者-犯罪者調解程式的發展，其逐漸被許多組織採納和推廣，如聯合國、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和包括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在內的其他一些組織。

在我為緩刑服務署給伊恩做工作的時候，已經有越來越多類似的司法實踐在英國展開了，並且為公眾所知悉。不過我知道，受害者儘管受到了侵害，卻不意味著可以要求這樣的見面，而犯罪者始終有權拒絕，不論是以什麼原因。

“如果你跟他見面的話，你覺得你第一個要問的問題是什麼？”彼得的聲音輕柔友好。哈米什漲紅了臉。

有那麼一刻，我又從他臉上看到了他父親的樣子，是我第一次去收容所，跟他父親坐下來談話時看到的樣子。“我不知道，就是比如，他現在感到愧疚嗎？還有……他為什麼要那麼做？為什麼？”這個簡單的詞語分量很重，彷彿積攢了許多年的痛苦。

彼得點了點頭：“明白。我們之後再仔細討論見面的事。我們會考慮這種可能性的，我保證。”哈米什的神情變得失望起來，似乎他本來期望這次會面能有更確定的結果。

我對這個年輕人的印象，是覺得他不大可能會想傷害他的父親。但同時，我也覺得他還不夠成熟，沒有充分考慮到在這麼久以後見他父親可能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這不僅涉及他自己，也涉及他母親和哥哥。

這樣的一次見面，有可能會以某種預料之外的方式打破他們家庭關係的平衡。我同樣擔心這對伊恩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尤其是有讓他陷入臨床抑鬱的風險，在我的腦海中，我彷彿已經看到了他窩在沙發裡雙手抱著腦袋的樣子。而且，我想如果我是他的話，真要跟哈米什見了面，可能會感到心碎。

這不是我們一時半會兒能夠想清楚的。在我完成與伊恩在計劃內的幾次談話治療之後，按照工作程式，我要在團隊內分享我仔細斟酌之後的看法。

哈米什離開後，我問彼得對恢復性司法是什麼看法。

“可以遠端操作嗎？”他看上去有些疑慮，“理論上是可以的，但據我所知，還沒有誰在這樣的案子裡這麼做過，更多的情況是搶劫犯和盜竊犯跟受害者見面，這類案子的受害者本人並沒有遭受嚴重的傷害。我想不到有誰能來促成這件事。”這當然不屬於我的專業領域，不過在之後回想這番對話時，我還是會想：“我有什麼能做但沒有做的嗎？”

不過，就算是我們找到了一個足夠勝任的專業人員來促成此事，伊恩面對哈米什那個巨大的“為什麼”，能給出怎樣的回答呢？

在接下來與伊恩在他住處的見面中，我感覺他似乎有生氣了一些，沒有上次那麼憔悴。他似乎並不低落，告訴我說吃飯和睡眠都挺好。

我接他的話說，他看起來已經比較接納和開始享受在監獄外的生活，他表示同意。我們還是在那間有電視的房間裡談話。剛坐下來，他就問我跟他兒子的見面怎麼樣，我告訴了他那次見面的詳情。

“他想問我一些事情？什麼事情？”我沒有直接回答他：“如果你是哈米什，你會想問些什麼？”伊恩迅速搖了搖頭，看起來他無法回答，或者不願意回答。他把目光從我這裡挪開，朝向窗戶，抬起雙手，把手掌根按在眼睛上，似乎要把眼淚攔在裡面。片刻之後，我接著說話，想讓他回到談話中來：“我不是很確定。不過我猜想，他想知道該怎麼看待你。他想面對你，現在的你。或許，你已經沒有那麼讓他感到害怕了？”

“他害怕我？”我想了想怎麼回答他比較好，我說，或許在他兒子的心裡，他所關聯的是他兒子人生中一段難以理解的時光，在這段時光裡，他兒子感到害怕。

“哦。”伊恩應了一句，不過聽起來他依然感到驚訝，於是我問他，聽到這些他是不是有些震驚，或者說，他是不是根本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兒子想要見他。“在我做了那些事情之後？千真萬確，我不理解。”

“伊恩，”我輕聲說，跟他保持著眼神交流，“你能試著跟我講講那些事情嗎？從你現在的視角回過頭去講。”向我談及他的罪行，不會是件容易的事，不過我也清楚他不得不這樣做，在警察面前，在律師、心理治療師和其他一些可能的物件面前。從評估的角度而言，我需要知道他如今對自己的罪行是怎麼想的。在他講述過去時，我會留意他言語中是否有一些“毛刺”，比如，一些話可能表明他內心長期存在著自大傾向，或認為自己那麼做是正當的，這表示他可能感到不公平或拒絕服從規則。像這些都能表明他身上仍然存在著某種風險。

他從自己的童年開始談起。這麼做，或許是因為可以暫且跟犯罪的事情拉開一些距離。他先跟我說，他與父母親之間的關係一直都不好。他母親是個酒鬼，記憶中她頻繁出入康復中心和醫院，這貫穿了他大部分的童年時光。後來他父母親離婚，母親走了，他和父親一起生活。

那時伊恩只有13歲，他弟弟12歲。伊恩將父親描述為一個冷漠甚至充滿敵意的人，說他“冷漠得像一塊冰”，還說自己“超級害怕他”。聽到這裡，我沒有問什麼，不過伊恩可能察覺到了我的好奇，他很快解釋說，他父親從來沒有對他有過暴力侵害，也沒有性侵害。我沒有理由懷疑他。確實有一些兒童性犯罪者在童年時曾遭受同樣的性侵害，不過這只是風險因素的一種。就兒童性犯罪者而言，童年期遭受性侵害的經驗不是必要條件，同樣也不是充分條件，即這樣的受害者並不一定就會成為犯罪者。

伊恩想要趕緊離開學校，也想離開家。於是到了17歲，他去另一座城市給一位建築工人當學徒。我透過查閱警方檔案得知，他在因為性侵被捕之前，只有一次犯罪記錄：19歲時因為露陰而被警方警告。他在講述中並沒有提到這件事，我插嘴向他問起。這讓他有些窘迫，說那件事沒什麼，當時他是喝多了，夜裡在一個公園撒尿就被抓了。

他說，他在監獄的性犯罪者團體治療專案中講過那件事，而且有好多人都講過類似的事情，說那種事情無關緊要。我不確定他說的是不是真的。許多犯過露陰罪的人後來實施了其他的性犯罪，不過另一面也成立，即許多露陰癖也沒有對他人表現出額外的犯罪風險。這次談話中，我們沒有時間去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不過我注意到了他會喝酒，酒是一種消除壓抑的東西。

目前為止，這是我從伊恩身上可以分辨出的一個“腳踏車密碼鎖”數字。而還有一點，同這個犯罪風險評估模型同樣有用，這也是我長期以來不斷意識到的——罪犯在講述中如果有意迴避一些眾所周知的暴力風險因素，這也非常能夠說明問題。我只要想到扎赫拉的例子，就能意識到這一點。我和伊恩在講到這裡時說了一下，我們同意，在下一次的談話中回過頭來聊這次沒有聊完的那些話題。

一週後，我們繼續上次未完成的談話。我在頭腦中很清楚有哪些話題要繼續聊，就像一位在週六晚上到崗值夜班的急診科醫生。

他從25歲左右開始接著講。那時候他認識了妻子希拉，她當時是一位中學老師。他說，他們的交往和婚姻是“平常的”，再沒有多說什麼。“跟我講一講她吧。”我說。

但他顯然不想講，而且用了一套很常見的肢體語言。他把雙臂交叉抱在胸前，下巴抬起，看上去像一個倔強的孩子：“沒什麼可說的。”

“完全沒有嗎？”我溫和地問。

他搖搖頭，很堅持。看來，他不想讓我瞭解他的婚姻。然後過了片刻，他輕聲地說：“我讓她失望了。”他草草地把故事講下去，泛泛地說了說他們一起生活的那些年，一起經營他們的第一個家，組建起一個家庭。

他的講述並沒有顯得不誠懇，也不讓我覺得自以為是或自憐，但他彷彿和所講述的生活很遙遠，彷彿是在講述另一個男人的生活。

他告訴我，父親死後，他和希拉繼承了一點財產。而且她在學校升了職，於是他們商量後決定由他來照顧家裡，當一段時間的全職丈夫。升職後，希拉不得不經常加班，每週都有好幾天要工作到很晚。我問他，她不在家的時間這麼多，這是否讓他感覺到不快。他顯得很驚訝，似乎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他說還好，他當時也支援她，因為那是份好工作，工資也不錯。他為她感到驕傲。

不過他也承認，漸漸地，他也覺得有些不快，因為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承擔起撫育兩個兒子的職責。有些事情還好，像跟他們一起踢足球、做飯，但有些事情他會覺得煩躁，比如輔導他們寫作業，畢竟他自己也沒有上過多少學。兒子們也會要求有更多看電視和玩電腦的時間，他也會由著他們，而不是照著妻子定下的那些嚴格的規矩去要求他們。他不想當“壞警察”，也不想“做所有的事情”。他慢慢覺得自己像一個單身父親。我點了點頭，讓他明白，我理解這不是一個輕鬆的角色。

“事情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我想。”說完，他陷入了漫長的停頓。

他有許多漫長的停頓。我只是耐心地坐著，聽著鐘的嘀嗒聲，還有外面街道上時不時傳來的汽車經過的沙沙聲。過了許久，他深吸一口氣，繼續說起來。此刻，我感覺自己彷彿並肩陪著他朝著一面懸崖走去，馬上就要看到懸崖下的深淵。

這之後，我不再打斷他的話，只在他失去勇氣講下去的時候稍做鼓勵。

故事是從大兒子安迪開始的，他當時11歲。

伊恩說不上來，想要摸他的感覺最初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就記得有一天，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一個畫面，一閃而過：他的手放在了安迪的陰莖上。他從沒有這麼做過。這個畫面讓他心裡漾起一種溫暖的興奮感，彷彿想象到遙遠處有一個什麼東西，可以驅使這個畫面出現在自己的近前，讓它成為發生的事實。聽上去像是性慾雷達，定位到某種遙遠卻真切的性興奮感，這讓我想到伊夫林· 沃（Evelyn Waugh）所寫的：“一陣微弱的蝙蝠吱吱聲，那是性慾的聲音，除了我之外沒有人能聽見。”

一開始，他會把那個念頭趕走，但它一而再地出現，而且越來越強烈。一天晚上，兒子們睡下了，希拉一如往常還沒有回家，他一個人待在房間裡。於是，他一邊在頭腦中想象著一些畫面，一邊手淫，他幻想著安迪在衝他微笑，一個可愛、熱情的微笑。然後，他把9歲的哈米什也拉進幻想中來，還想象他們三個人相互摸彼此的陰莖。這些想象讓他感到性興奮。而且他開始想到，或許安迪會認為這種觸控只是不小心碰到，於是，把幻想變為現實的想法便開始落地生根。

多年來，他都沒有負責監督過兩個兒子洗澡，但這段時間，他開始在他們洗完澡準備上床睡覺的時候走進浴室。他跟他們打水仗玩。他們喜歡這個，而媽媽是從來不允許他們這麼做的。他提議一起玩一個叫“潛水艇和鯊魚”的遊戲，兒子們在浴缸裡，而他坐在浴缸沿上。伊恩告訴我說，這個遊戲男孩們都喜歡，而且慢慢變成了他們三個人的日常。只要希拉不在家，他們三個就在浴室裡玩，大叫大笑著，把浴室弄得亂七八糟，水和肥皂沫濺得到處都是，也沒有人要求他們趕緊洗頭或者刷牙。聽到這裡，我能夠把故事的一些空白處填上了（當然是默默地在心裡）。這樣的故事，我在庭審檔案中已經見了足夠多，也曾在其他的許多案子裡聽說過許多不同的版本。故事都無情地走向冷酷的結局。

安迪感覺到，他父親的手在浴缸裡摸了他的陰莖。第一次被摸之後，他覺得是一次偶然，後來他告訴一位專業應對兒童相關案件的警務人員時是這麼說的。他儘量讓自己不要多想。但在那之後，這樣的情況開始一而再地發生。這讓他開始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他感到“古怪”和難堪。

爸爸在幹嗎？他對性有所耳聞，在學校聽同學說過，甚至在他最要好的一位朋友家裡上網時，還看過一點東西。他開始擔心父親是不是同性戀。或許真是同性戀？但這可是他父親，所以不可能。

他看到爸爸也對弟弟哈米什做了同樣的事情。兄弟倆還曾在回到他們的上下鋪躺下睡覺之前，就這件事情稍微聊過一點。我想象著兩個孩子躺著仰面看著天花板，在黑暗中說著悄悄話。他們沒有面對著彼此，因為這些話語和想法讓他們感到難堪。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告訴媽媽？他們知道她知道之後會多惱火，爸爸也知道。這是他們和爸爸之間的秘密。最後他們什麼也沒說。

伊恩答應請他們看電影，說下次媽媽不在家的時候，帶他們一起去看最新上映的超級英雄電影。在影院，伊恩坐在他的兩個兒子中間，電影看到半途，他把兩隻手分別伸進兩個男孩的褲襠裡。兄弟倆後來說，他們當時驚呆了，也嚇壞了，生怕周圍有人看到。關於這件事，伊恩告訴我說，在他印象裡兩個兒子是允許他那麼做的，畢竟他們倆沒有動彈，沒有對他的行為表示拒絕，而只是看電影。

回到家，在送他們上床睡覺的時候，他讓他們倆一起摸他勃起的陰莖，就像他之前幻想的場景中的那樣。他們也照做了，沒有說什麼。哈米什和安迪後來說，在那天晚上後，他會給他們額外的零花錢，請他們吃喝玩樂，還跟他們說，他們是“乖男孩”。這個稱呼在我聽來並不陌生，他們的母親在證言中也這麼說過。

當時，希拉的新工作頗具挑戰性，佔據了她大量的精力。她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感覺丈夫竟和孩子們相處這麼融洽。但後來回頭看時她能察覺到，在當時那段時間裡，孩子們變得更不愛說話了，也更容易反應過度。

有一天晚上，安迪跟她“沒有任何原因”地大吵了一架，把一件爸爸送他的新玩具砸了個粉碎，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這件事令她感到尤為震驚，因為安迪一直都是兄弟二人中更守規矩的那個，是個負責任的大哥哥的角色。

希拉在跟警方回想當時的情況時說，那天晚上伊恩幫了大忙。他安撫了所有人的情緒，收拾了亂糟糟的現場，安慰她說大概“只是荷爾蒙在作祟”——“你知道的，男孩子會變成大男孩的”。伊恩自己也曾是個難相處的少年。但是安迪還沒有到青春期，他才11歲。那件事之後，她曾試著把工作上的精力勻一些出來照顧家裡，但很難：當時學校馬上要應付教育檢查辦公室的檢查，所有人都得加班。

然後有一天晚上，希拉出差去參加一個會議而沒在家。伊恩想要跟安迪肛交，而且是當著哈米什的面。關於這件事，伊恩講得比較潦草，而我也沒有強迫他。我之前從兩個男孩的證詞裡已經瞭解過大致的情況，他們說得清楚而且簡練。這次遭受性侵後，安迪和弟弟回到臥室，把自己關了起來。

伊恩告訴我，他知道這次自己有些太過分了，當時覺得很慌，不知所措。會發生什麼？他一夜沒有睡著。兩個男孩第二天照常起了床，照常離家去上學。他們什麼都沒說。

又過了幾天，希拉突然接到孩子們學校的電話，讓她趕緊過去。原來，安迪把家裡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一位他信得過的老師。隨後哈米什被叫過去，他證實確有其事。

接著，伊恩向我講述了他在過去的那個家中的最後一天。他講到了晚上以後，他感到多麼漫長又可怕。

希拉依然在加班，沒有回家。不知何故，男孩們放學後沒有回家。起初他想，或許他們去某個朋友家裡了。他的腦子很亂。時間逐漸流淌，孩子們還是沒有回來，他的心跳得越來越快。他給希拉打電話，想問她是怎麼回事，但她沒有接。他又給希拉打了幾次，還是無人接聽。

於是他把家裡收了收拾，準備好晚飯，心裡盼著某個時刻能聽到前門咣的一聲開啟，男孩們嘰嘰喳喳說著話走進來，把書包扔在前廳的凳子上。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他慢慢知道，這些都不會發生了。

他跟我說，他知道結束了。

“什麼結束了？”我輕聲問。這是從他開始講述這段痛苦的過去後，我問的第一個問題。

“人生。”他回答說。

那次是他第一次有了想自殺的念頭。

起初，他盤算著開車去往比奇角（Beachy Head），那是英國一處臭名昭著的自殺點，位於薩塞克斯郡（Sussex）的海岸邊。不過隨後他想，服藥可比那樣簡單多了，可以就著威士忌，服用過量的撲熱息痛i。他趕緊去醫藥箱裡找到撲熱息痛的藥瓶，把瓶子裡的藥片抖出來放在手上，然後拿一隻咖啡杯，倒上單一麥芽威士忌，仰起脖子，把藥和酒全吞了下去。

之後，門鈴響了。來的是警察。伊恩開門時，他明顯已經喝醉了。他告訴警察說，他吃了很多藥，而且補充道：“我很快就會死的，不用擔心。”這句話讓我感到驚異。不用擔心什麼？不用擔心他還會給他的孩子們造成更多的傷害嗎？或者不用擔心他會負隅頑抗嗎？警察迅速把他銬上了車，去了醫院。

伊恩的緩刑檔案包含了部分的警方記錄和庭審記錄。從中我瞭解到，希拉對孩子們說的話沒有絲毫懷疑，她直接報了警，然後把孩子們帶到自己的父母親那邊去。她沒有回家，也沒有聯絡伊恩，從那以後，他們倆再也沒有說過話。和許多跟她處境相似的母親一樣，她內心充滿了自責，她告訴警方說，“我永遠也不能原諒自己”。

我還了解到，在伊恩被捕後，社會工作的相關部門對這個可憐的女人進行了仔細的調查。聽起來可能會顯得有些無情，但這是理所當然的程式。不論是在20世紀90年代那個兒童性犯罪者團體中，還是在之後我接觸過的兒童性犯罪者中，我知道有許多已婚的兒童性犯罪者，不僅性侵子女，還性侵孫子女，其中有些獲得了他們妻子的許可甚至配合。像這些夫妻，不僅會拒絕承認戀童癖的說法，而且不認為這樣的行為屬於性犯罪。

這些案例中，丈夫和妻子都認為，作為一家之主的男人，有權對他的伴侶和孩子做他想做的事情。另外，我還評估過許多涉嫌兒童性侵害的父母，他們下載兒童色情片，拒絕承認他們的行為是不正常的，而且會真的覺得困惑：怎麼能說他們對自己的孩子來說是危險呢？他們並不將他們的孩子視為性物件，正是因為他們與孩子們之間存在一層親子關係。

在和伊恩的最後一次談話中，我們回到瞭如何回應哈米什想要見面的請求的話題上來。起初，伊恩覺得很矛盾。他說如果能見面，他希望兒子寬恕他，如果可能的話；但他接著又說，就算是這樣，他自己也還是過不去。就算是哈米什能原諒他，他怎麼做到原諒自己呢？

如果他們兩個見面，是為了什麼目的而見呢？在迫使哈米什變成他性侵的同謀的一刻起，他就已經掐滅了他們之間的未來。他覺得更能夠理解安迪對他的抗拒了，他知道安迪所經歷的是什麼，以及這個男孩為什麼想要完全斷絕跟父親的關係。

在跟我談了一些後，他向我明確表示，見哈米什對他來說太難承受了。他兒子想要的任何東西他都給不了，起碼現在給不了。

我把他的這一決定轉告給了彼得。彼得如釋重負，並且告訴我，負責伊恩的專家團隊一致認為這是最好的結果。哈米什會感到失望（但他曾從更糟糕的情形中挺了過來，這是大家沒有說出口但心照不宣的話）。我說，或許某一天，當伊恩的心靈重獲新生時，事情會發生一些變化。某一天，他或許能夠開始考慮跟兒子見上一面。“或許吧。”彼得看著我說，他的仁慈中，同時夾雜著某種從多年工作經驗中培養出來的務實作風。

隨後，伊恩的畫面又在我的腦海中浮現了出來。他坐在床邊那張舊沙發上，腦袋低埋，情緒崩潰，與他的羞恥感全力搏鬥。我思考著有關寬恕的問題。寬恕是多麼難啊，而在我們的司法體系中，留給寬恕發生的空間是多麼小啊。

我再次想到了恢復性司法，想著它是否能在伊恩和哈米什的案例中起到作用。把伊恩關在監獄裡，究竟收到了什麼成效呢？我們的社會已經向他和公眾充分表明，我們有多麼痛恨針對兒童造成的性侵害。不過，對一個罪犯的10年監禁會花掉我們將近50萬英鎊的經費支出。花這麼多錢，我們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達到同樣甚至更好的效果？比如，我們將伊恩安排在專門關押罪犯的社群廉租房裡，給他掛上電子標籤；而經費可以分別花在伊恩和他的家人身上，讓他們各自或是共同接受一系列的心理治療，以讓他們從這一相當嚴重的侵害中恢復過來，在心中重新生出安全感和愛。

這樣的治療並不意味著他們會重歸於好，甚至也不能保證寬恕會發生。但是，這將保證父親和兒子們都能獲得他們各自需要的幫助，而判決的刑罰依然照章執行，讓伊恩處在法律的制約當中，也依然能夠向他和公眾表明，他的罪行是受到社會嚴厲譴責的。我不得不認為，這麼將他在監獄裡關上 10 年，是導致他做出這一決定的因素之一。

“我很快就會死的，不用擔心。”伊恩在10年前被捕時曾向警方這麼說。在我們最後一次談話治療的6個月之後，他兌現了這個承諾。那時，他租到了一間房子，也找到了一份夜班的工作。

這看上去是不錯的結果，我也見過一些類似他這樣處境的人在出獄後能夠繼續前行，看起來放下了過去，過上了新生活。儘管表面上看起來狀況挺不錯，但伊恩仍活在一種梭羅（Thoreau）所稱的“寧靜的絕望”中。一天拂曉，他打卡下了班，去了附近的火車站，走上鐵軌，被一輛迎面而來的火車吞噬。

彼得在得知這個訊息後，第一時間告訴了我。他將不得不把這個訊息告訴哈米什。年輕的哈米什有可能會擔心，父親伊恩的自殺是否與他提出想要見面的請求有關。伊恩自殺後，就再沒有和兒子有任何對話的可能了；而我知道，彼得將用他的同情心和多年的工作經驗，來應對哈米什這份可能會有的擔心。哈米什失去了他的父親，我對此感到難過，我還感到難過的一點是，這個真誠又心懷憂慮的年輕人，將永遠不可能得到他所期望的“了結”了。

在我的工作中，一直都存在著一種風險，即你自以為知道病人心裡都在想些什麼，但其實並非如此。在伊恩自殺的悲劇發生後，緩刑服務和心理健康服務團隊將接受審查，以明確我們在工作上是否存在任何失當。但事實是，哪怕我們對伊恩計劃自殺有所預期，我們也沒有太多辦法能夠支援或阻止他這麼做，比如，我們不可能為了保證他的安全，而強行把他關起來讓他接受治療。而且，哪怕我們真的這麼做了，哪怕奇蹟般地正好有一個空床位，我還會懷疑，當地的心理健康服務機構可能依然拒絕收治他，他們會說，按照《心理健康法》（Mental Health Act），他看起來沒有什麼心理疾病，沒有收治他的理由。

伊恩出獄後，我們在務實的層面上，為伊恩面對新的生活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他有了新家，找到了工作，也從緩刑服務團隊和我這裡得到了支援。從心理學的意義上講，我們已經做了所有能做的了。

伊恩無法與自己和解，在他心中，死亡成了他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選擇。不論是否曾收到哈米什的那封信，伊恩的羞恥感都在他心裡。如我之前說到的，羞恥感是可能導致暴力的一種強有力的動機，這暴力也包括針對自己的暴力。

多年前，我讀過一本關於亂倫和虐待兒童所造成的影響的書，我記得書名叫《精神謀殺》（Soul Murder）。我曾聽許多遭受性侵害的受害者講過他們被侵害後的感受，彷彿他們的某個部分死掉了。這種感受對許多犯罪者來說也同樣存在。這聽上去或許有些令人意外，但多年來，基於與伊恩這樣的性犯罪者打交道過程中的觀察，我相信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感受。在性侵了兒童之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表現出一定的自殺傾向。

羞恥感就是這樣一種情感，足以吞噬心靈。

| [紐西蘭] 格溫 · 阿謝德  [美] 艾琳 · 霍恩 著/ 張越 譯 / 果麥 /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 2023年9月

文章由 網易丨人間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