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重視個體命運時，對歷史的思考才有意義

「2024獻給城市的人文禮」主題交流現場

本文轉自：尋麓書館

隨著城市面貌的改變，語言、文化、人與城市的關係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我們是否能夠深入瞭解這些變遷的背後，探尋它們對城市與居民生活的深遠影響？在快速發展的城市化程序中，我們如何看待“新”與“舊”的衝突？城市在不斷拆遷與重建的過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獨特的文化與歷史記憶？

10月27日，歷史學家王笛教授與歷史影像學者馮暉，以成都為例，從一座城的變遷切入，提出“用顯微鏡看歷史”的獨特視角，將宏大敘事轉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透過探討社會史、微觀史與新文化史，來探尋個體與日常在歷史中的獨特價值。

回顧精選

NO.02

微觀成都：

顯微鏡下的歷史風景

王笛 X 馮暉

微觀成都：顯微鏡下的歷史風景

為什麼要關注城市微觀史？

王笛：從《消失的古城》的書名就能看出，我對成都的大拆大建持有批評態度。儘管現在“成都”這個名字和地理位置依舊，但所有的古城建築已被拆除，這是非常遺憾的。其實，在大規模城市改造的背後，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對城市一系列的認識問題，如何認識成都的文化、建築、社群以及城市的歷史。這不僅僅是一個個案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理論問題。這個理論問題在《顯微鏡下的成都》一書中我已經做了較為概括的闡述，從方法論的角度探討了為何我們只關注宏觀問題而忽視微觀問題。

但歷史的研究是可以採用顯微鏡式的視角。試想，我們肉眼所見的物件與將其置於顯微鏡下所看到的內容是不同的。有時，我們可能認為自己已經對某個物件有了充分的瞭解，但如果深入詢問其細節，比如其結構和內部構造，我們實際上並不清楚。所以我才最早提出了將歷史研究置於顯微鏡下的觀點。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城市研究的早期階段都較為宏觀。例如，馬克斯·韋伯在《城市》一書中討論中國城市時，給人的感覺是他彷彿在空中飄浮。因為他不懂中文，也沒有來過中國。所以他在討論中國城市時，是基於他的宏觀理解，比如他試圖回答為什麼中國沒有發展成為現代資本主義這樣的大問題。這類大問題當然值得思考，但我認為在研究城市時，我們應該深入到城市的最底層，去真正瞭解城市中的個體。

圖源：《顯微鏡下的成都》王笛著

過去，我們在研究歷史時往往忽視了個體，而更多地關注群體，比如群眾、民眾或人民等宏觀概念。這些與個體人民的生活有何關聯？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如何謀生，他們面臨哪些困難，他們的想法是什麼，這些我們過去不會去寫，也不會關心。所以，我認為微觀史研究就是深入到城市的最底層，真正瞭解個體的生活。

像芒福德、柯布西耶在研究城市的時候，提出的宏觀問題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這遠遠不夠，我們要真正認識一個城市，還是要走進城市的內部，你想想，我們觀察一個城市，從飛機上看到的是一個城市的輪廓，但對這個城市的人、社會、文化這些是不清楚的。所以你必須要走到這個城市的最底部，要走到街頭，走進茶館，茶館文化等等，你才能真正理解一個城市，而不是浮在表面。

微觀成都：顯微鏡下的歷史風景

城市改造如何影響城市文化？

王笛：過去在進行城市改造時，我們普遍偏愛“新”的建築。拿成都來說，即七、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初期，與今日的成都相比，當時的城市相當陳舊。那時我們對新事物是一種追求，尤為明顯的就是九眼橋。九眼橋作為成都的一個重要地標，80年代修了新橋，新橋的建成使得舊橋顯得破敗，所以決定將其拆除。當時，四川大學歷史系的老師們都很反對，認為舊橋是文物。但那時的觀念認為舊的不如新的好看。因為在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城市的遠景與現今的觀念有所不同。但這是一個逐漸變化的理念。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對新事物的渴望，導致對舊物的不珍惜。以成都為例，1997年我從美國回來收集博士論文資料，曾實地考察並拍攝了大慈寺後的一大片街區，包括和尚街、筆帖式街等。但不久之後，那片區域便被拆除。如果那片區域1997年的狀態得以保留並加以改造的話，將非常了不起。儘管現在成都保留了一些地方，但經過多年的大規模拆除和重建，實際上缺乏大片的老社群。因為那時我們並不珍惜這些，而且居住在那裡的居民也有改變居住環境的需求。我還記得我去拍照的時候，居民以為我是拆遷辦的，詢問何時拆遷，因為當時的居住條件很差，衛生、廁所和房屋狀況都存在問題。如果要大規模改造這些城區，政府需要大量投資。

但遺憾的是，城市重建大多交給了開發商，導致那些區域被完全拆除。後來，當我再次回來時，那裡已經變成了今天的太古里。太古里在商業上無疑是非常成功的，已成為成都的一張名片。但當我去太古里時，如果不仔細尋找，很難發現大慈寺，因為它已被擠到邊緣，而太古里佔據了主要位置，這是非常不相稱的。過去，大慈寺和和尚街那片區域，之所以叫和尚街，是因為唐代大慈寺非常大，後來因火災而逐漸縮小，許多和尚住在寺外。如果這片區域得以保護，它將成為成都的一張非常好的名片，但現在已不復存在，成為了歷史，不過我們也不能永遠糾結於歷史。

圖源：《顯微鏡下的成都》王笛著

有時我也會反覆思考，既然太古里已經非常成功，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成都的年輕人或外地來的人，他們的印象當然太古里已經成為成都的一部分。那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後，太古里也將成為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這說明了一個道理：文化和城市都在不斷演變。過去你說這不是成都，但如果我們追溯得更遠，明末清初時成都幾乎被完全摧毀，我們所說的老成都實際上是清初重建的。在張獻忠屠蜀之後，成都幾乎沒有人煙，據筆記描述，老虎可以在成都出沒，說明完全是荒涼的，後來才重修，栽了芙蓉，也是這個原因成都才被稱為芙蓉城。所以，成都這座城市不是從遠古以來就是這樣，也在不斷演化。今天的成都的人幾乎都是從外地來的，幾乎找不到土生土長的清代以前的成都人，都是從外縣，或從湖廣和其他地區來的，所以才有“湖廣填四川”的說法。

還有我們今天的語言、川戲、川菜幾乎都是清代形成的。我們今天的成都老茶館，如觀音閣老茶館，也是20世紀初才形成的。成都知縣周詢寫的《蜀海叢談》中就提到了成都的茶館。19世紀末，茶館裡是坐凳子的，不是那種扶手椅，坐起來很舒服。所以是到了20世紀才開始演變成今天的樣式。茶館也在演化，觀音閣老茶館差不多代表了民國時期的味道。今天的茶樓則代表了改革開放後從外面傳過來的形式。

圖源：《顯微鏡下的成都》王笛著

其實這個城市每天都在變，我們意識不到，這是正常的。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文化都是在不斷變的，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你想或者你不想，它都在變。就像美國城市建築專家芒福德說的，一個城市就像人一樣，是個有機體。為什麼叫有機體呢？他說城市也有血脈的，文化就是它的血脈，所以城市文化一定要珍惜。但他也有過擔憂：以後城市的發展，特別是超大城市的發展，最後血脈都會被切斷。

芒福德還指出城市都有生命週期，從出生、成長到衰老甚至死亡，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有的城市也在死亡，包括過去玉門、大慶這些都是資源型城市，特別是玉門，這種石油資源枯竭，城市的人口流失等等就開始了。這樣的例子，在西方，在中國都可以找到。

微觀成都：顯微鏡下的歷史風景

什麼叫微觀史？

馮暉：我想提出一個問題，這裡涉及到幾個概念：社會史、城市史、微觀史和新文化史。王老師是如何綜合運用這些概念的？這些“史”之間有何聯絡，又該如何應用？

王笛：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理清這些脈絡有助於我們理解城市。社會史、文化史、城市史、新文化史和微觀史，大家都注意到一個共同點——它們都以“史”結尾，這意味著它們都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問題。

如果要定位我的第一本書《跨出封閉的世界》，我認為它是社會史。我在寫作時也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我寫這本書時，受到了法國年鑑學派布羅代爾的影響。年鑑學派是將歷史視為三種時段：長時段，即自然生態歷史，以千年、數百年為跨度進行研究；短時段，即政治歷史，非常短暫，如辛亥革命、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等；介於長時段和短時段之間的是中時段，即社會的歷史。

而像城市史研究的是革命，是短暫的。社會史研究的是相對穩定但也在不斷變化的歷史，時間跨度可能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他們認為，要研究短時段的革命，必須瞭解社會，必須瞭解中時段。布羅代爾打了個比喻，我覺得非常準確：革命就像海面上的波濤，你看得見它的起伏，但引起波濤的潛流你卻看不見，而正是這些潛流影響了上面的波濤。

因此，我們研究革命時一定要研究其社會背景。比如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我們不能僅僅研究革命本身，還要研究革命存在的土壤。從辛亥革命結束、軍閥混戰、新文化運動，到第一次國內革命、第二次國內革命等一系列社會土壤影響了最終的國共相爭，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研究革命，一定要研究社會、研究文化。

文化史研究的範圍比社會史更廣泛，需要研究人口。《跨出封閉的世界》研究了清代四川的人口。過去官方記載，到1911年辛亥革命時，四川有七八千萬人。但根據我的考察，這是錯誤的，而且錯得離譜，官方統計幾乎多了一半。根據我考據的實際人口數量。實際上，晚清時期辛亥革命時，四川只有幾千萬人口。

還有一個問題是，官方統計在晚清時期四川有多少耕地？是四千多萬畝，即人均0.5畝。但我說這也是不對的，幾乎少了一半。而我考察出1911年辛亥革命時，四川的實際耕地是九千多萬畝。所以你說社會史有沒有意義？意義非常重大。因為如果你連自己省的人口都搞不清楚，又如何理解四川的整個歷史呢？

所以社會史研究範圍非常廣泛，但文化史稍微侷限一些，比如當時尊經書院的山長主持了四川的改良運動。文化史就是研究這些，當時作為四川大學前身的尊經書院是如何影響我們，這在後來刻印的叢書中都還能找到。

新文化史研究的是什麼？新文化史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特別是法國、美國興起的，研究的不是精英，不是知識分子，而是普通人，把普通人作為研究物件，研究他們的文化。例如，英國曆史學家E.P.湯普寫了一本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他研究的是工人，過去我們認為研究工人就是研究產業工人，但他專門研究手工工匠。他說，包括英國在內，大眾文化是從農村文化逐漸演變而來的，來自農村的工匠影響到他們的行為方式。如果是研究上層人物，我們稱為文化史，新文化史實際上研究的是非常鄉土的，不僅是E.P.湯普，包括霍布斯鮑姆寫了《土匪》《原始的叛亂》，這些都不是以精英為史，都是研究大眾。

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國曆史學家林·亨特，他研究的是法國大革命的文化。如果我們研究五四運動的文化，是研究胡適、李大釗、陳獨秀這些領導人，都是精英階層，知識分子。但林·亨特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文化不研究伏爾泰、盧梭，研究的是下層的群體，比如他們的衣服樣式，徽章符號等。這與過去我們研究文化的概念不同，所以叫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下面有個分支，就是微觀史，也就是說微觀史可以放到新文化史裡面，可以作為新文化史的一部分。什麼叫微觀史？《袍哥》就是微觀史。微觀史並不是說你寫得細就是微觀史，這是首先要明確的。

圖源：《顯微鏡下的成都》王笛著

我們所謂的微觀史，是你如果不研究那個人的話，那個人在歷史上從來不會被提到，也不會被注意到。《袍哥》裡面的雷明遠，一個鄉村裡的袍哥生意人，在歷史上完全被遺忘，把他發掘出來，讓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的代表。因為像雷明遠在民國時期那種袍哥身份的人千千萬萬，如果我們不寫他，那這一批人的歷史都會被遺忘。這裡並不是說寫微觀史我們要寫千千萬萬個這樣的人，但是如果我們寫了一兩個代表人物，就能代表後面的千千萬萬的人。

我再舉個例子，胡安焉寫的《我在北京送快遞》，作為一個快遞員，如果他不把他的經歷寫下來，其他人也不寫，也可能在十年以後，快遞員這個職業已經被機器人取代了，可能這個行業會消失。那如果任何人都不寫的話，他們的歷史就被完全忘掉。胡安焉記錄下來他的經歷，他的故事，以後就是非常好的微觀史資料。

當然，一個人的回憶是遠遠不夠的，儘管他代表了很多人，但是每個個體的故事都會不一樣。

微觀成都：顯微鏡下的歷史風景

我們應該具備怎樣的歷史觀？

王笛：我在去年提出過：“從宏大回歸日常，用記錄抵抗遺忘”。大家不要以為我記憶力很好，能記住所有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記憶會逐漸淡忘，誰也說不清楚，就像你小時候無法詳細描述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一樣。我認為一切都值得記錄。

大約二十多年前，我發表了一篇題為《人人都是歷史學家》的文章。我經常自稱歷史學家，但我必須將歷史學家從神壇上拉下來。我的同行們認為歷史學家是神聖的，史學家的工作是神秘的，認為只有特殊的人才能撰寫歷史。但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是歷史學家，只要你記錄下自己的經歷，你就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記錄。因為國家的歷史總有人記錄，而大多數普通人的聲音卻被容易忽視。

圖源：《顯微鏡下的成都》王笛著

不過現在，隨著社會和科技的發展，我們的記錄手段也開始改變，無論是使用影片、語音，還是透過微博、朋友圈分享，我認為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可能有些人認為這些都是無用的資訊，我不同意這種觀點。你記錄自己的生活，無論是誇張還是美化，都不必擔心，因為未來的史學家會去偽存真。想想過去的文字記錄，同樣存在許多虛假成分，甚至比我們今天的影像、影片更多。

我反覆強調，《二十四史》是不可信的歷史，因為過去皇帝想讓什麼東西留下來就留下來，他不想讓你知道的全部銷燬。不要說遠了，乾隆修四庫全書時，不想讓人知道的都被毀掉。所以我經常說，如果不修《二十四史》，留下來的真實歷史要多得多。因為有官修的歷史，我過去覺得這是值得自豪的，但恰恰這是對中國歷史歪曲是最嚴重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有一個歷史觀的啟蒙”。比如我們五四的時候有民主與科學的啟蒙，但在歷史觀上我們從來沒有進行認真的反思，我們還沉醉在過去的帝王史觀的狀態下，崇拜皇帝。這個帝王史觀在影響到我們對現代社會的看法，對未來的看法。所以為什麼要有歷史觀的啟蒙，這個太重要了。

儘管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就說了，《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姓之家譜，就是給皇帝寫家譜。這造成了什麼樣的結果呢？只知有王朝不知有國家。我們漢語中的國家有三個概念，我們雖然講國家，但實際涉及到三種概念並沒有劃分清楚。

第一種國家是指地緣的國家，用英語叫Country。第二種國家就是剛才提到的叫民族國家，叫Nation。第三種國家是指政府，國家機器，這個叫State。國家是個近代的概念，是到了二十世紀，特別是梁啟超這些改良思想家，從西方引進的，而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是個現代的概念。所以如果我們還沉醉於那種帝王史觀，還沉醉於“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這種斷代史，我們就不能成為一個現代人。

我們讀了帝王史觀下的歷史，把自己看得特別輕，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價值看得特別輕，就覺得在宏大敘事面前我們就是一粒灰塵，如果為了宏大的目的，我們生命的喪失，那不值一提。

儘管我們每個人的聲音都很微弱的，但是你作為一個普通人，你有權利有義務來發出你的聲音，如果人人都能發出你的聲音，你的聲音肯定就會被聽到。

我在《歷史的微聲》那本書裡面特別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一個帝王他要創造歷史的時候，他站在山顛之上，下面是烏泱烏泱他的軍隊，這個是電影鏡頭裡面經常展示的，特別是西方的電影，有king在那裡指揮著千軍萬馬，開始發動戰爭，當然在中國電影裡也有這種，但是下面烏泱烏泱的軍隊，其實就是普通的民眾。你想想，對帝王來說他要創造歷史，要青史留名。但是對於馬上就要加入到戰爭中間喪失生命的這些人來說，他們死掉了，沒有留下名字，沒有留下故事，化作了塵土。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員，你怎麼看？你願不願意為了帝王的宏大事業，讓你的整個家庭，你的村莊、兄弟等等這些都消失了。

這就是所謂宏大敘事的實質，過去的帝王史觀下的歷史是理所當然的，但當我們重視個體的命運的時候，那就是另外一種思考。也就是說對待任何一個歷史問題，我覺得你首先考慮你應該站在誰的立場上，站到帝王的立場上，還是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