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聰明壹休哥
往日風摘要：
歷史是一根鏈條，每一個環節都不可缺少，每一個環節都是環環緊扣。古往今來，無論多麼顯赫的權勢人物都在歷史中化為煙塵，化為糞土。所以眾生平等，每一個人的努力都不會等於零，歷史是由每一個人的每一個細節的努力共同構成的。一個社會能不能在關鍵時刻實現制度的轉型，有的時候就取決於千千萬萬具體的個人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努力。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理性的、清醒的、適當的，那麼歷史向正確的方向轉化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地加大。
本文轉自大家談
中國兩千年漫長的歷史上，我覺得只有兩次和平轉型的機會，失去了非常可惜。
中國是一個暴力傳統非常深厚的國度，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表明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暴力完成的，不是農民造反，就是宮廷政變、黃袍加身，總是這樣的一種暴力模式在主導著中國社會的演變。“和平轉型”對中國來說是完全是個陌生的概念。
本文作者傅國湧先生
在中國古代史中我們是讀不到“和平轉型”這個詞的。“和平轉型”之所以在近代出現可能性，是因為引入了其他文明的因子。自鴉片戰爭起，從來沒有遭遇過的西方力量敲開中國的大門，從而打破了一個農耕社會數千年的平靜，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處於農民種地納糧、皇帝垂拱而治這樣的一種模式。中國的農民只要有地種，求溫飽就足矣，皇帝則充分利用中國農民的順從、忍耐，只要不把他們逼到餓死的邊緣，是不會造反的，所以一種制度可以週而復始的迴圈，從來沒有什麼變化，百代都行秦政制，不管換什麼皇帝，都採用一樣的制度。嚴格地說，統治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另一面，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就有什麼樣的統治方式。
兩次和平轉型，第一次是出現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殺這個歷史階段，第二次是出現在抗日戰爭結束到1946年政協會議，然後政協決議沒得到實施，國共談判破裂，以內戰告終。這是中國可以和平轉型的兩次比較大的機會。
和平轉型成為可能是需要條件的，第一個條件是必須產生幾種不同的社會力量，他們相互之間能進行較量、搏奕，如果有一方特別強大，能絕對主導整個局面，那麼社會就絕對不可能出現和平對話的方式。和平轉型只有在這個社會有了至少兩種以上的不同力量，而且力量基本上對等，或者說每一方都不具有決定性的主導權時，才有可能出現。
我們看從晚清到民國初年這個階段大約十來年，為什麼第一次出現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就是因為當時的晚清政府實際上已經被西方列強大大地削弱，本身已不是一個能絕對說了算的力量，這時候在民間興起了一股強大的、以往曾經被我們忽略的力量，就是立憲派，這股力量是建立在新興的經濟基礎之上的。
大量開辦的工廠和對外貿易都是以往傳統社會不可想象的一種經濟方式，隨之產生了那些人、那些力量。可以說，立憲派就是清政府之外的、獨立於官方的一種新經濟力量，這是第二種力量。第三種力量就是社會的強烈不滿分子，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主張用革命方式來改變現狀的力量。當時至少出現了這三種力量的博弈。每一種力量中又有不同的小力量，比如說清政府內部，由於中央政權的削弱，地方政府的崛起，逐漸地形成了地方大、中央小的局面。
袁世凱
直隸總督袁世凱和他代表的北洋力量幾乎超過了皇室的力量。因為他掌握了當時最新式的北洋陸軍，其他各地新辦的新式陸軍基本上都掌握在日本留學回來計程車官生手裡。所以，我們看辛亥革命，嚴格意義上不是一場純粹暴力的革命，只是有限暴力，它是在武昌工程營幾個士兵首先起事，沒有發生特別大的暴力衝突，長江流域就傳檄而定，各地就紛紛獨立了。各地獨立的基本力量實際上也不是革命黨人的力量，而是新軍和立憲派的力量為主，這些力量在當時的中國已經舉足輕重，是朝廷不能完全控制的力量。清廷面對這樣的格局，選擇了一個禪讓的方式，它說的非常體面，只是交出政權，繼續保持皇室的尊榮。
在孫中山代表的革命陣營裡面也不是鐵板一塊，並不是都聽孫中山的，他僅僅能掌握同盟會的一個派系，名義上他是同盟會領袖，但是在同盟會當中有很多不同的派系並不臣服他，包括直接導致武昌起義的組織，叫中部同盟會，這個組織跟他就沒有太大的關係，是宋教仁、陳英士他們成立的，在成立宣言裡面甚至不點名地批評了他，他們對於向來很敬重的、富有人格魅力的黃興也頗有微詞。
浙江、安徽一帶的光復會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地合併到同盟會裡面。以往的歷史教科書說，1905年，孫中山的同盟會、黃興的華興會和章太炎、陶成章他們的光復會在日本東京合併成為同盟會。事實是，這三個會從來沒有以會的形式合併過，也就是說不是組織上的合併，華興會也是一樣，大部分骨幹成員都加入了同盟會，當時他們曾開會研究要不要取消華興會，討論的意見是既然大部分骨幹都已加入同盟會，華興會就不要活動了。興中會整個轉入同盟會，興中會事實上就不存在了。光復會只是個別成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同盟會，但光復會的名稱一直儲存著，在長江流域一帶繼續以光復會的名義活動，從來沒有說它們被同盟會取而代之。
僅僅兩年以後，1907年，孫中山和章太炎、陶成章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為了經費的支配、籌集等問題，矛盾非常深，所以就分家了。已經加入同盟會的光復會的主要人物都脫離了同盟會，自立門戶，重建立了光復會總部，重新去發展自己的組織，跟孫中山派系爭奪籌款的資源。
在立憲派內部也沒有一個領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全中國的能力，從來都沒有。立憲派是晚清新政的產物。1900年，八國聯軍把慈禧太后趕到西安之後，她才意識到必須執行被她親手扼殺的戊戌變法的遺產，甚至走得比戊戌變法更遠，這才有了晚清新政。許多措施超過了1898年光緒皇帝103天當中頒發的那些詔書範圍，已經進入了實質性的改革層面。
我們現在對晚清歷史很多地方都矮化了。以慈禧為代表的決策者已經感覺到不得不走改革的道路，除了經濟改革，還要政治改革。她開始意識到嚴峻的危機，不光來自外患，還有內憂。當時進行的官制改革做得比較完整，從地方到中央把整個官制都改過來，有些地方甚至近代化了。像農商部、學部、交通部這樣的新機構都已經出現，完全擺脫了傳統社會延續了多少年的六部的官制。而且，清廷的改革已超出簡單的行政改革範疇。
清末新政帶來的最大一個遺產就是地方自治，它給予了各個地方成立諮議局的權力，而且實質性地去做了。諮議局的選舉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參加，它有一個最低財產的限制、最低教育程度的限制，來確定選民資格和侯選人的資格。即使如此，一百年前做到這樣，在中國來說完全是一個突破性的進步。我們不能小看大清王朝的這種度量、這種開放。要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們的思維方式裡面從來都沒有想過要透過自下而上的方式來變革社會，而是自上而下的統治，一個聖旨下去一切都解決。
但是，諮議局的出現意味著中國的政治文明開始跨入一個農耕社會陌生的狀態。諮議局之外，全國性的帶有準議會性質、名義上當作諮詢機構的資政院也已經成立，由各省諮議局選出部分代表，皇室再挑選自己的代表共同組成，皇室的比例佔了1/2強，在人數上略多一些，但是由於這些人大多數是一些老朽，一些沒有什麼新知識的人，所以開起會來，整個會場就被那些地方選舉上來的代表給完全控制了，地方代表的發言，那些官選代表無法對話，壓根就沒有對話的能力。這個時候實際上人數不是最主要的。一個會場裡，哪怕只有1個人說出“我反對”，它的意義也是非凡的。因為這裡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這是質的區別，不是量的不同。晚清中國，一種新的社會力量迅速地竄起來。
當年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里循去過中國很多地方，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我看了非常震撼，他到了新疆，那個時代的交通條件，坐馬車從北京去新疆要很多時間。他拍下了新疆諮議局的照片，那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小院，卻赫然掛著一塊非常醒目的“新疆諮議局”牌子，門口有一棵老樹，掉光了葉子。看了這幅照片，我的感覺是，當時的物質條件是很差的，跟現在無法比，如今一個小小的鄉鎮政府可能就富麗堂皇、豪華奢侈。那個時候一個省級議會機構不過是幾間平房，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一個院落。但是這不要緊，那塊牌子就是一個新生事物，牌子就意味著新的因素。
當時的清政府和社會已經出現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當然我們知道慈禧太后做這些並不是心甘情願的。歷朝歷代從來沒有一個統治者主動放棄自己掌握的部分權力、讓民眾來分享的，開明君主的“開明”一定是有具體原因，這個原因，我們要到歷史中去尋找，他們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肯定都有自己的原因，絕對不可能是他們主動地讓渡出一部分權力。包括蔣經國二十多年前在臺灣開放報禁、黨禁，走向民主化，他也是因為有很多的壓力，是綜合的因素迫使他做出這樣的抉擇。但是一個統治者能夠作出這樣的抉擇，無論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都離不開他主觀上的決定。所以哪怕是不情願的，是假的，最後弄假成真了，我們都得肯定這個統治者的這一舉措，歷史上還是要給他寫上一筆。什麼叫歷史？歷史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他做了這個事，就要把它用刀刻在一片一片的竹簡上。
有了朝廷和社會之間的這種互動，到了清朝快要崩潰前幾年，事實上已出現了一種和平轉型的可能性，而且歷史的步伐已經邁開了，但是它的步子慢了一點，被革命的步伐超過了。孫中山代表的革命力量始終是社會的重要力量之一，哪怕他們的人數最少、力量有限，哪怕他們都被趕到海外去了，但它始終在場。
歷史就是這樣。不是因為你弱小就不存在，而且所謂的弱和強是可以轉化的，有時候它的轉化可能就在一個晚上。我們看東歐的當代歷史，齊奧塞斯庫在廣場上演講的時候還是威風八面的，他在臺上侃侃而談，那麼的從容，轉眼之間攻守之勢易也。歷史不能完全用量來衡量，有時候數學在歷史當中沒有太大的作用，它是無法進行精密計算的，數學算不出歷史的尺度，數學也算不出王朝更迭的時間，數學更算不出歷史未來變化的趨勢。很多的時候，量的因素在歷史當中並不起決定性的作用。
概而言之，一個社會產生了兩種或三種以上不同的社會力量，而且沒有一種可以把另一種立馬吃掉的那種格局下，是有可能出現和平轉型的。
朱爾典
當然，和平轉型需要有第二個條件，那就是遭遇一個大的契機，這個大的契機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國際性的背景。世界進入近代之後，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孤立地把自己畫地為牢，關起門來玩家家了，尤其不能再按照歷朝歷代玩過的舊玩法，它要融入整個國際政治新格局當中。晚清到民初，對中國影響最深的是大英帝國。由英國解密的藍皮書可知，英國駐華機構每天都在觀察中國的政局變化，然後向倫敦的外交部彙報，他們對中國時局走向的分析，簡直比我們中國人還要了解中國人，他們比中國人還要關心中國人。英國駐中國公使朱爾典對推動清朝的和平交接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朱爾典的干預直接導致了袁世凱的上臺，甚至是一個外國記者都能在關鍵時刻發揮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
《泰晤士報》記者莫里循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多次介入了中國近代的重大事件。他在中國待了幾十年，是一個典型的中國通。他跟袁世凱有一定的私交。武昌起義之後，他密切地關注中國，利用給《泰晤士報》寫電訊的這個方式影響中國的政局，其影響之大，是我們今天所無法想象的。他的一篇電訊能直接影響英國的國策，英國的態度又能影響法國、德國以及其他列強的態度。英國介入中國的政局，我們今天重新面對這些問題時會覺得這是一個悖論。我們很不希望外國人介入中國的事務，但是歷史就是有悖論，就像租界的存在一樣。租界肯定是一個不好的東西，因為它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國中之國，有法外治權。但是沒有租界，中國的近代史可能就要徹底地改寫。
沒有租界，毀滅一個新生事物，毀滅一個密謀組織幾乎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但是有了租界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租界也好，外國力量對中國的介入也好，我們在看到它負面影響的同時，應該也包含了一些正面的因素。它在推動中國歷史的程序當中，有時候往往起到一些非常微妙的作用。英國人對中國的國策是什麼？它的一個主要想法是中國不能大亂，中國要保持適當的穩定和秩序。它不想讓中國陷入一個非常動盪的局面，它希望中國保持相對的統一。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事實上為中國的和平轉型提供了另一個條件。因為英國對中國的影響力非常大，它的態度直接影響了一些中國的強人，包括像袁世凱這樣的人物。也就是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現和平轉型的機會。
洋務運動
和平轉型的第三個條件是經濟上出現一些新的變化。立憲派就是建立在中國有了新的經濟因素基礎上的。在洋務運動之前，中國幾乎沒有工業，中國的企業都是1870年以後出現的，最初幾乎都是以軍工企業為主，沒有什麼民用工業。中國早期的企業除了幾家官辦的大企業之外，其餘都是外國人辦的，中國人開始有自己的民營企業，真正起步是在1895年以後，是在簽定《馬關條約》之後。《馬關條約》是一個屈辱的條約，要賠款、割地。這個條約裡面有一條就是外國人可以在中國設立工廠。
正是這個條款極大地刺激了中國本土的有識之士，其中就包括張謇，他是1894年的狀元，1895年他正好在家守制，他父親死了按照慣例，他要在家守孝。就在這個期間他在南通創辦了一個有名的大生紗廠。與此同時，在交通發達的長江流域開始出現一些帶有民營性質的企業。這是中國民營經濟的真正起點，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屈辱的《馬關條約》刺激之下產生的。現在看來《馬關條約》還是有一定的正面意義，沒有它的刺激，民營企業不一定在那個時候起來。
到清朝滅亡之前，民營企業已初成氣候。特別重要的是清王朝居然在1905年到1909年間，制定了一系列的經濟法律、法規。從今天來看，那個年代連破產法都有了。那個時代其實有很多東西已經走到非常前面，從這些經濟立法的腳步可以知道當時中國民營經濟的狀態，這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實踐，空洞的立法怎麼可能出現呢？一般來說都是實踐推動立法，當然也有例外。新的工商業的崛起意味著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政治運作方式面臨著被淘汰的可能性。王朝必須要更新自己的統治方式，更新政治結構。
慈禧在1906年9月1日頒佈的預備立憲詔書可以說就是一種回應。預備立憲之後的中國就不是一個朝廷說了算的中國，實際上當時已經是幾種力量並存。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力量的推動力是絕對不能忽略的一個環節。清朝末年發生了三次非常大的國會請願運動，國會請願運動的骨幹大多數是社會上相對有錢一點的人，至少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士紳、資本家，辦企業的人、開當鋪、錢莊的人，一些家裡有私產的人，這些人是有錢人，有身份的人，同時又都是讀書人，他們有文化，又有經濟的支撐。
在這場歷時兩年、先後有三次高潮的國會請願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晚清政府當時所面臨的挑戰，主要不是來自革命黨人，而是來自社會中層強烈要求社會變革的這種挑戰。這些人在社會的變化當中已經看到了必須順應這種變化的大勢。他們認為如果繼續延續舊的統治方式，君主傳統將保不住，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他們要發展經濟，要爭得更大的發言權都必須要推動君主立憲，就要把預備立憲變成真的立憲，這符合中產階級以上的最大利益，他們面臨的最大對手是滿清貴族，連袁世凱這樣的漢族重臣，他們的屁股也開始坐到立憲運動的板凳上來。
整個中國在辛亥革命發生之前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只不過我們從來不把有錢人參政議政的願望當作是革命，認為那個是改良，是資產階級的。我認為恰恰他們是真正的革命，因為他們會帶來一些全新的制度，而有一些主張重新洗牌、暴力革命的人反而可能是要複製前面的制度，這一點，歷史已經向我們一再地證明過了。暴力革命很可能導致新一輪的專制，而不是真正的解放。
解放只有在一個意義上才有可能成為真實的解放，那就是自我解放，自己解放自己。別人給你的解放都是要打問號的，人家怎麼可能解放你呢？如果說承認別人有解放你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承認世上有救世主，只有救世主才可以解放別人，社會的解放是自我解放的過程，個人的解放也是自我解放的過程。我覺得當時的社會加入不發生辛亥革命，就按君主立憲的道路走下去，也完全有可能走通的。但歷史不能假設，只能按照已經發生的記錄下來。
清朝到了1910年都還有一個機會，這是大清王朝的最後機會，但他們也失去了。當時狀元實業家張謇已經辦了14年企業，手裡掌握巨大的資本，已經是一個龐然大物，威震東南的社會新興階層的領袖人物，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他在一次跟外商見面的宴會上面透露了一些不尋常的資訊。這個外商有寫日記的習慣，記下了他們一次飯桌上的對話，張謇竟然在不經意中流露了對清王朝的不滿，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像張謇這樣狀元出身計程車紳階層都已經跟清王朝離心離德了。
1910年之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有異心，對王室不忠的異心。在這個之前，他們都非常熱心地去做國會請願運動。結果他們一次、兩次、三次遭到拒絕，實際上雙方爭奪的焦點是一張時間表。不同的社會角色之間的分歧就是一張時間表的問題。清王朝那個時間表的分歧非常小，雙方的要求只相差兩年。民間的要求是立即立憲、開國會、頒佈憲法，朝廷給的答案是在拖兩年到1913年再解決，但是1913年就來不及了，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發。
如果說立憲運動的要求被清廷接受，和平轉型在那一刻就實現了。國會開了、憲法頒佈了，君主就是有限制的君主，君主立憲的框架就可以確立起來。我們不知道清廷拒絕這些要求的非常具體的原因，但是可以知道當時的清廷也面臨著自己的一些問題，這是專制統治帶來的必然的東西。它的皇帝是個小孩，是由攝政王載灃來具體管理國家政事，但是載灃又受到隆裕太后的制約，所以整個中國沒有一個人可以說了算，是一個多頭政治的狀態，不是一個有絕對權威的時代，載灃不是，隆裕也不是，她雖然可以約束攝政王，但不能具體管理國事，這樣的一個狀況也是不利於變革。
為什麼臺灣變得特別順利，是因為蔣經國擁有絕對的權威。我們看紀錄片可以知道，1987年的蔣經國是一個輪椅上的、風燭殘年、病入膏肓的人，他的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說話都非常吃力，最後一次公開路面只說了104個字，包括好幾個口號在內。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居然有能力做出重大的轉折性的決定，就是因為他的權威，絕對權威，他在做出這個決定時沒有其他人指手畫腳。
國民黨在開放黨禁、做出這樣的決定時，內部並沒有達成高度的統一，沒有中委開會充分討論、做出決定，就是蔣經國決定了就可以了。人家服從他、信任他。權威有時候也有權威的好處。歷史經常有這樣的悖論。清朝末年缺乏一個說了算的權威，也使它失去了一個接受民間要求迅速開國會、立憲法的可能性，接下來辛亥革命發生了。辛亥革命是有限的暴力革命，不是無節制的暴力，殺虐不是很重，而且時間很短，沒有發生大的南北戰爭。這個辛亥革命看起來就是整個清末民初和平轉型程序中的一支插曲，一支類似於放鞭炮的慶祝性的插曲。
和平轉型的重心從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春天那段時間，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政治上的黃金時代。中國的報紙一下子出現了500多種，今天聽來，認為500是一個小數字，但在那個年代有500多種報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政黨和具有政黨性質的社會團體一夜之間冒出了幾百個，當然經過分化以後留下來的不多。
1912年冬天參眾兩院的選舉跟諮議局的選舉也有很大的相同之處。選民資格的四個條件是：文化程度，相當於小學文化強調同等學力，那個年代的人不重視文憑而重視能力，第二個條件是財產的限制，我們看西方的選舉史一直就有這種限制性條款。雖然有條件限制，選舉過程當中也出現了個別的越軌，包括極少數的買選票行為。但這並不表明選舉本身有什麼問題，而是恰恰說明了這種選舉可能給中國帶來真正的、全新的共和國，當時叫中華民國。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本來可以慢慢改變的，這次選舉產生的議員組成非常有意思，有人把諮議局和這次選舉產生的議員作了一個比較，諮議局議員大都有舊的科舉功名，秀才以上，有的是舉人，有點甚至是進士，以秀才為主，有個別是新式學堂出身，也有從海外歸來的，但是不佔主流。就年齡比例來說，四十歲以上的人佔多數。到了民國選出來的參眾兩院代表平均年齡是36歲，都是少壯，學歷有個別是舊科舉功名的，絕大部分是新學的，國內的新式學堂畢業或者是從海外留學歸來的，一下子面目全新。當時這個兩會選舉結束，宋教仁就躊躇滿志、志得意滿，認為成功了，袁世凱已經成了掌中之物了。
因為宋教仁所領導的國民黨佔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席位，掌握了參眾兩院的多數。那個時候的法律是總統制和內閣制相結合，內閣總理要由多數黨的領袖擔任，國民黨在大選中獲勝意味著作為實際黨魁的宋教仁將成為總理。當時還有一條法律規定，總統簽署的任何法律都必須經過內閣副署。那就意味著袁世凱總統的絕對權力受到限制。
所以宋教仁非常興奮，以為憑憲法、國會和內閣這三樣法寶就可以約束舊官僚、舊軍閥，讓中國走上憲政的軌道。他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講演，其中說，以前我們是革命黨，革命黨就是要拿出鐵血的精神拼命，現在我們是普通政黨，就要拿出自己的政綱來去跟他們奮鬥。這幾句話非常到位，三言兩語就把複雜的東西說清楚，說明白了。普通政黨就不是天生的執政黨，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選舉的基礎上的，沒有足夠的選票，你就得在野。1913年代春天，宋教仁實際上已經勝利在握，但就在這一刻他被暗殺了。中國第一次和平轉型的機會被1913年的3月20日上海火車站的一聲槍響終結了。
民國初年的兩院選舉是完全建立在晚清憲政的基礎上的，中間的辛亥革命是個插曲，它並沒有中斷和平轉型的程序。一個社會在大的變遷過程中，怎樣不發生大的動盪、大的衝突，怎樣避免出現長期的亂局，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好的結局，這是需要政治家、知識分子、民間社會的精英、企業家階層，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人都能夠運用自己高度的理性，付出最大的努力去達到這個結果，這是合理的構成，不是某一個黨派、某一個組織可以做到的。歷史變革的程序出來不是一家所決定的，包括那些暴力最強大的、大一統的新天下，在造成之前的那一刻其實還是有很大的變數的。
眾所周知，宋教仁被殺之後，孫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就選擇了暴力反抗，組織了“二次革命”，戰爭主要發生在江西和南京，所以當時叫“贛寧之役”。之後出現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軍閥混戰，一直到了1927年以後，國民黨用武力造成了一個新政權。
重慶談判
到1937年以後，民族危機，又出現了新的變數，給中國帶來再一次和平轉型的新機會。這個機會是，抗日戰爭提供了一個國際大背景的條件，當時美國所代表的國際勢力主張中國走和平的道路，這是大勢所趨。抗日戰爭的勝利給了中國一次重新凝聚人心的機會，也是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的。當時人們把蔣介石奉為民族英雄。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店高樓上面掛著巨幅畫像，還有標語。還都南京的時候，蔣介石受到南京市民歡迎的熱烈之程度，也讓我們今天很驚訝。那個時代就是這樣一種氛圍，其實和平的呼聲非常響亮。特別是國際壓力，所以蔣介石才會一而再地從重慶發電報給毛澤東，請他到重慶來。這是在國際背景下發生的事情，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當時的中國存在著幾大勢力，最大的當然是國、共兩黨，雙方都掌握著龐大的武力，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了在這兩個集團之外還存在著非常有號召力的第三種力量。這第三種力量也不是鐵板一塊，都是統一的，而是由無數不同的群落構成的。其中最大的一股就是中國民主同盟。
民盟在當年的實力是我們今天可能已難以想象，因為它當時起的是國共之間平衡的作用，張瀾、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這些人在當時都是龐然大物，都是顯赫的政治人物。羅隆基一生最揚眉吐氣的時候就是1945年秋天到1946年春天。我記得有人曾經說過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不靠子彈，而靠才智發言的時代。每一種不同的政治主張，每一個不同的政治派別，每一個不同的社會團體都可以坐下來對話。儘管雙方的觀點針鋒相對，但是可以討論，可以爭得面紅耳赤。討論完了，雙方還可以握手言歡。
政協會議就是因為當時中國存在好幾種不同的政治力量，才需要坐下來協商。“政治協商”這個名詞不是共產黨人起的，而是法學家出身的國民黨高官王世傑起的。那個“政治協商”是真的協商，雙方有可能是對立的，分歧很嚴重，但是可以坐下來協商。
當時還有另外一種很重要的力量，沒有能夠進入政治協商的格局當中的社會團體，批評他們那些黨派開的是分贓會議。中國這麼大，怎麼只有這麼幾家坐下來談，其他人怎麼辦？跟這些黨派都沒有關係的人更多。那個時候選擇各種政治黨派基本上是基於信仰，當然也有機會主義的人，這個永遠都避免不了。有一個黨叫中國青年黨，是跟國共兩黨同時崛起的一個黨，它是1925年在巴黎成立的國家主義派別。
這個政黨鼎盛時期黨員有四、五萬人。大部分分佈在文化、教育等崗位上。中國青年黨一度是民盟的三派之一，後來分裂出來。民盟為什麼影響比青年黨大，因為民盟都是中上層的知識分子。參加政協會議，能夠坐在桌子上談判的代表，國民黨8個、共產黨7個、民盟9個、青年黨5個、無黨無派5個，有出版家王雲五、報人胡政之、實業家繆雲臺、學者傅斯年、作家郭沫若，其中郭沫若是紅色背景。這樣一些人坐下來討論，討價還價，刀光劍影，唇槍舌戰，最後終於達成了五個歷史性的文獻，包括制定一部新憲法的基本原則，非常的細緻，裡面的很多東西今天看來都非常好，不僅具有歷史的價值。
包括改組國民黨主控的國民政府方案，怎麼樣分配的比例都有了。包括選舉一個孫中山所設計的國民大會，代表比例怎麼分配，原來的老代表承不承認，這個爭論是最激烈的。還有一個共同綱領性質的《建國綱領》也達成了原則性意見。
除了這四個文的方案，還有一個武的軍事整編方案，共產黨下屬的軍隊和國民政府的軍隊按什麼比例整編都已經談妥了。如果按這五個方案去做，抗日戰爭的勝利就給中國帶來了一次空前的和平轉型機會，就把中國這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帶入了西方主流世界的共和國。
但是我們知道歷史的結局是沒有人去執行這五個協議，最終還是以武力決出了勝負。為什麼這麼大的一次和平轉型的機會，這個天上掉下的大餡餅我們會接不住？我個人有幾個不成熟的看法，其中一個原因是，歷史學家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裡說，如果中國同時並存兩個擁有武裝的打天下集團，必然要一家吃掉另一家，否則是不會罷休的。
他的這個說法放在1946年的中國來看也是基本成立的。國共雙方都掌握著大規模的武力，要用和平的手段化解戰爭、化干戈為玉帛，組成一個民主政府，本身就存在著非常大的風險。
第二個原因，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要負責任。當時民盟非常有影響力的那些知識分子其實骨子裡面都普遍有一種思想上的模糊，這有時代的原因，他們對蘇聯完全不瞭解、一知半解、霧裡看花，民盟有一箇中常委張東蓀，是一個哲學家。他有一個很著名的說法叫民主社會主義，又叫做新民主主義，跟毛的表述完全是同一個詞，但裡面的內容略有區別，但大同小異，最根本的是八個字“民主政治、計劃經濟”。當時很大一批知識分子、精英骨子裡面信仰的是這八個字，他們認為英美提供了民主政治的樣板，蘇聯提供了計劃經濟的樣板，他們認為市場經濟不好，有些人窮，有些人富，計劃經濟好，由國家按計劃來搞經濟。
他們沒有看到蘇聯本國發生的問題，比如饑荒，這些負面的東西他們都不知道，他們認為蘇聯解決了人類長期以來一直困擾的一些問題，比如分配不公等問題。他們設想，如果把蘇聯和英美加起來就是人類最完美的模式。他們忽略了在任何一種政治模式或社會制度當中都存在著不足和缺陷。這個不足和缺陷不能靠“1+1”去解決，把不同的制度加在一起，而是要看哪一種制度具有更強的自我更新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那個時候他們還看不到這些，所以民盟的中上層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是傾向於左的，都是中間偏左，只有小部分是中間偏右。這就意味著在有武力的兩黨之間的中間力量，本身就帶有傾向性，不是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場上，這是導致和平轉型破產的一個因素之一。
第三個原因，我們不排除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些國際勢力，特別是蘇聯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當然這需要更多的史料來論證。
歷史留給我們中國人和平轉變的機會是很少的，我們幾千年的歷史都是暴力造成的，連偉大的、創立民國的孫中山，1920年初在上海見到張國燾、許德珩這些“五四”學生時，竟然對他們說，你們搞五四運動，上街遊行喊口號很了不起，有點作用，但這只是赤手空拳，我給你們五百枝槍，你們敢去幹嗎？這番話流露出來的那種心態大成問題。就是說連孫中山這樣的呼吸到西方文明的政治領袖身上也帶有很強的暴力傾向，最終走的道路就是黃埔建軍，直接導致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這是國民黨專政的政府，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連孫中山這樣的人，現在看來已經夠偉大，要給他足夠多的正面評價，但就是他這樣的人物身上也帶有這麼強烈的暴力決定論傾向，要讓中國人從暴力的傳統當中超越出來，確實非常艱難。
兩次和平轉型的機會在幾十年之內先後流失，可能帶有某種必然性。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宿命。
我非常喜歡六個字“盡人事、聽天命”，不是說一種宿命。在大的歷史變遷當中，有時候，人的計算、努力，都是非常有侷限的。當然，這些努力在很長的一個時間裡不是完全無效的，總是能在歷史的程序中刻上一刀，留下一道痕跡。真正決定歷史變化的是什麼？就是每一個人不同方向、不同領域的努力背後，類似於我們經濟學上講的“看不見的手”這樣的東西，我把這個叫做“天命”，跟中國傳統文化講的天命不太一樣。
傳統的“天命”講皇帝是天命，君權神授那些東西。在人力無法到達的地方還是有一些非常強大的、改變歷史的因素，和平也好，暴力也好，這些事情發生了，是無法挽回的。歷史的一次扭轉可能就是幾十年、上百年，幾十年、上百年在漫長的編年史當中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有時候只要寫一句話就足夠了。比如說我們寫西方的中世紀，“黑暗的中世紀一千年”一句話就夠了，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計。比如說，未來五百年之後去寫歷史，當代史也許只需要幾個字去表述，我們也不知道，今天是個未知數。這就是天命，是我們無法控制、無法把握的。但是我們可以盡人事，可以去做我們可以做到的那些事。這就是我前面說的，我們做的這一切，很可能沒有結果，但是它不會等於零，為什麼不會等於零，因為它可能在編年史的竹簡當中留下一道一道小小的劃痕，這個劃痕也許很輕，但是它會留下。
因為歷史是一根鏈條，每一個環節都不可缺少，每一個環節都是環環緊扣。古往今來，無論多麼顯赫的權勢人物都在歷史中化為煙塵，化為糞土。所以眾生平等，每一個人的努力都不會等於零，歷史是由每一個人的每一個細節的努力共同構成的。一個社會能不能在關鍵時刻實現制度的轉型，有的時候就取決於千千萬萬具體的個人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努力。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理性的、清醒的、適當的，那麼歷史向正確的方向轉化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地加大。
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式的、狂熱的義和團式、新左派式的，在某一個時段看起來也許都有些道理，但是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不是主義，主義都是人為的、強加的，主義多了，這個世界就多了一份紛爭。我看晚清到民初的這段轉型，那個時候人們並不講主義，人們所追求的方向其實是很清晰的，就是要把中國從古老的帝國帶入一個新的民國。
從帝國到民國就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抗日戰爭勝利後就是要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變成一個多黨執政的聯合政府，目標都很清晰。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太多的主義，主義的紛爭都是在社會和平轉型的契機還沒有真正到來的時候。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分歧還不是主義的分歧，選擇的路不同，但最終要回到一條路上來，條條道路通羅馬。
人類的歷史證明一點，那麼多成功完成制度轉型的國家最終靠的都不是槍桿子。我們可以這樣說，美國的獨立戰爭打了八年，但那種武力都是有限武力，那種暴力也不是絕對暴力，那種暴力更多的是象徵性的。假如說華盛頓的軍隊跟英國皇家的軍隊真的要血戰，當然也打過幾次硬仗，它是耗不起八年的。華盛頓的軍隊嚴格意義上講是一種象徵性的武力征戰，類似於當年曼德拉要搞“非洲之矛”一樣，他不是要打人，而是要打建築物，他的武力是象徵性的，是有具體目標的。我覺得中國人失去了那兩次機會之後，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歷史就走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