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本海默，被誰摧毀的美國“原子彈之父”？

“我對我的科學感興趣；但我對人與社會的關係一竅不通。 ”

——J·羅伯特·奧本海默

普林斯頓下雨了。是那種初春才有的綿綿細雨。在我動身去紐約採訪之前，我想去找兩個人。一個叫愛因斯坦，一個叫奧本海默。

閨蜜瑾早就給我規劃好了線路，帶著我在一個小時內，先後瞻仰了兩位大人物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

我在愛因斯坦和奧本海默工作過的高階研究所大樓前停留了一小會兒，又在大樓後面的湖邊駐足了一陣子。在電影《奧本海默》中，這兩處場景都一再出現。特別是在那個湖邊，愛因斯坦被突然刮過的一陣風吹掉了帽子，滿頭白髮在風中凌亂，奧本海默帶著心事，徑直向愛因斯坦走去。若有所思的他想尋一個答案。在他們身後的這棟樓裡，穿著體面的高階研究所的理事斯特勞斯（Lewis Strauss）遠遠望著那兩位重逢的忘年交，心下揣摩：“他們是不是在說我的壞話？”

電影《奧本海默》劇照：愛因斯坦與奧本海默（資料圖片）

電影《奧本海默》我刷了兩遍。對一個文科生來說，這電影特別燒腦，臺詞裡有太多的物理學名詞看不懂，隨便抓一個配角都是科學大拿，令我眼拙。好在陪看的閨蜜是清華物理系的高材生，又在德國留過學，充當了我的“活字典”。

我就這樣跌跌撞撞，闖進了被稱為“美國原子彈之父”的核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的歷史。電影裡演的和沒演的，各種書中寫到的和沒寫到的，我在伯克利校園裡看到的和沒看到，都在湖邊這一刻被啟用。

橫掃奧斯卡七項大獎的電影《奧本海默》只是截取了這位科學奇人研發原子彈前後的人生片段。實際上，這位美國的“普羅米修斯”、“原子彈之父”的命運，遠比電影演繹的更迭蕩起伏，更讓人唏噓感嘆。

一、愛因斯坦致白宮的“雞毛信“

1939年7月12日，兩名匈牙利籍物理學家列奧·賽拉德（Leo Szilard）和尤金·魏格勒( Eugene Wigner)來到紐約長島找愛因斯坦。此時，已經進入“花甲之年”的愛因斯坦已經客居美國六載，身份是“難民”。

自從1933年2月訪問美國後，這位出生在德國的猶太科學家就再也回不去了。此時的愛因斯坦已經是全球最偉大、最有影響力的物理學家。他在 1921 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但是，他的盛名對瘋狂的希特勒政府來說，一錢不值。就在愛因斯坦訪問美國期間，德國軍警抄了他的家，燒了他的藏書，賣了他心愛的船。愛因斯坦和許多猶太科學家一樣，成了“國家的敵人”。他的頭還被懸賞5000美元。

1939年初，德國的核物理學家齊格弗裡德·弗呂格連續發表了兩篇關於核能量的論文。賽拉德擔心德國會迅速展開對核彈的研發，於是立馬放下正在跟物理學家費米一起建造的核反應堆，與另一位“火星人”魏格勒一起來找愛因斯坦。魏格勒後來在1963年成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賽拉德是愛因斯坦的學生。師生倆曾經合作發明過冰箱。跟老師一樣，賽拉德也是流浪美國的科學家，“火星人（The Martians）”之一。火星人這個詞專指20世紀早期一群從歐洲流落到美國的匈牙利科學家，他們都是猶太人，而且非常傑出。賽拉德早在1933年就認識到，核鏈式反應會產生大量的能量，可以用於發電或製造核彈。他在 1936 年為這一構想申請了專利。

愛因斯坦聽學生講明來意，希望儘早研發原子彈，很誠實地說，他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他對核研究所知甚少。

賽拉德單刀直入，請老師給比利時駐美大使館立即寫信，警告他們看緊自己的鈾礦石，千萬不要讓世界上最好的鈾礦資源落入德國人之手。

愛因斯坦立馬應允。他當場用德語口授了一封信，由賽拉德記錄。隨後，愛因斯坦簽上了名。

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雲已經在歐洲上空飄蕩。三位物理學家已經敏銳地認識到，美國必須儘快開始研發原子彈，搶在德國人前面。

遠在奧地利的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斯托爾珀建議，研發原子彈的緊迫性必須讓美國總統羅斯福知曉。可是，這群精通各種最前沿理論的物理學家對於如何把“雞毛信“傳到白宮，大傷腦筋。

愛因斯坦在1921年（資料圖片）

1939年正是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銀行家比物理學家更受白宮待見。亞歷山大·薩克斯（Alexander Sachs）進入了這群科學家的視線。這位銀行家時常出入白宮。他是斯托爾珀的朋友，願意擔當“信使”。

為了草擬這封給羅斯福的信，在1939年8月2日這天，賽拉德又帶上另一位物理學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二見愛因斯坦。十幾年後，這位泰勒成為了美國的“氫彈之父”。他還是楊振寧的博士論文導師。

三位物理學家共同草擬了一封信，愛因斯坦簽了名，信上的日期是1939年8月2日。這封信堪稱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封信，它撬動了美國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成為人類第一顆原子彈的“催化劑”。

可是，“信使”薩克斯等了兩個多月，也沒見到羅斯福總統。其間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已經在歐洲開始蔓延。

薩克斯一直到1939年10月11日這天，才見到羅斯福總統，向他轉交這封20世紀最重要的一封信。幾天後，羅斯福他給愛因斯坦回信，並告訴他，已經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徹底調查您關於鈾元素的建議可能性。”

然而，由於各種政府機構效率低下，研發原子彈的計劃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行動。愛因斯坦於1940年3月7日和1940年4月25 日，兩次向羅斯福寄信，呼籲對核研究採取行動。“曼哈頓計劃”直到1942年6月才正式啟動。

愛因斯坦如此積極地推動美國的核研究，自己卻沒有參與“曼哈頓計劃”。重擔落到了奧本海默肩上。

二、伯克利大學的教授“奧皮”

1939年夏秋，正當東海岸的愛因斯坦等物理學家們為如何聯絡白宮而奔忙的時候，遠在西海岸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校園裡，奧本海默卻在“不務正業”。

35歲的他失戀了。伯克利大學一位文學教授的女兒、斯坦福大學藥學院的研究生吉恩·塔特洛克(Jean Tatlock)中止了他們的婚約。他們從1936年相識，一直是彼此之間的“靈魂伴侶”。在他們相戀的三年裡，一直是吉恩掌握著這段關係的主動權。奧本海默曾兩度向她求婚，但都遭到了她的回絕。

吉恩·塔特洛克（資料圖片）

電影《奧本海默》對吉恩女士的處理太過潦草，導演諾蘭只是把吉恩作為吸引觀眾的一道“佐料”，並沒有展示這位女性對奧本海默世界觀的深刻影響，更沒有深入剖析困擾她的抑鬱症。

吉恩在一家美國共產黨雜誌當編輯和記者。正是由於她的關係，奧本海默結識了不少當時的美國共產黨人。這段短暫的戀情在十多年後，成為了奧本海默職業生涯的一枚“定時炸彈”。

與吉恩的關係中斷後，奧本海默心碎的時間並不長。他很快又墜入情網。這次捕獲他的女人叫凱瑟琳·普寧（Katherine Puening），一位激進的伯克利大學的學生。兩人在洛杉磯郊外的帕莎迪那的一次派對上一見鍾情。兩人的關係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她還在第三次婚姻之中。

儘管戀情起起落落，奧本海默在伯克利大學的生活稱得上“歲月靜好”。從1929年到1943年，奧本海默在伯克利執教了14年，這段時間可以說是他短暫的一生中最安定、最浪漫、也最富有學術成就的一段時光。

1927年，奧本海默從德國哥廷根大學拿到物理學博士學位時，才23歲。十幾個世界著名大學向他發出邀請，他最終選擇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伯克利大學甚至不惜與遠在洛杉磯郊外的加州理工學院“共享“奧本海默。於是，奧本海默享有其他教授所沒有的“特權”，一年有六個星期可以去加州理工授課。他像一隻候鳥一樣，每年的秋、冬兩季在伯克利教書，春季則到加州理工學院講課。

奧本海默可謂當時美國最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加入加大物理系後，全美各地優秀的學生和博士後無趨之若鶩。奧本海默建立了全美最強大的理論物理學院，培養了一代科學家。

奧本海默在伯克利大學物理系的辦公室（資料圖片）

電影《奧本海默》中曾有一個奧本海默給劍橋大學的一位教授往蘋果裡下毒的橋段。如果說劍橋大學把奧本海默折磨得對教授起了“殺心”的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則讓他如魚得水。從理論天文學到核物理，他在自己傾心的各個領域自由出入。他擁有相當多的追隨者，他們為他著迷，甚至效仿他的走路、講話和其他舉止。學生和同事都習慣叫他“奧皮（Oppie）”。

漢斯·貝特，1967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這樣評價奧本海默：

“也許他給教學帶來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精緻的品味。他總是知道什麼是重要的問題……他確實與這些問題共存，努力尋求解決方案……他對一切都感興趣……”

奧本海默有著極好的人文素養。他閱讀甚廣，喜歡藝術，還精通拉丁語和希臘語。大約從1932年開始，奧本海默每個星期四的晚上，到梵文專家瑞德（Arthur William Ryder）家去學習梵文。他的梵語後來達到了直接翻譯原著的程度。他閱讀了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巴格瓦德·吉塔》的梵文原著。他將《吉塔》列為最能塑造他生活哲學的書籍之一。他曾寫信給他的兄弟弗蘭克說，《吉塔》是“任何已知語言中最美麗的哲學之歌”。在他最惶恐最孤獨的時候，是這些詩歌與他為伴。

1936年，32歲的奧本海默成為了伯克利大學的教授。

1937年奧本海默的父親去世時，給他們兄弟倆留下了大約39萬美元的遺產（今天約相當於820萬美元）。奧本海默沒多想，就把自己那份捐給了加州大學作為研究生獎學金。那時，作為教授，他一年的年薪也才3000多美元。

奧本海默雖然特立獨行，但他也像所有年輕人一樣，喜歡喝酒、派對。

初到伯克利的時候，單身的他住在教工宿舍裡，與另一個單身漢歐內斯特·勞倫斯打得火熱。兩人不僅成了兄弟，還是酒友和頭腦風暴的對手。1934 年，奧本海默租下了伯克利山上一處房子。“奧皮的簡陋公寓很快就成了狂歡派對的場所，主人招牌的 4:1 冷凍馬提尼酒盛在玻璃杯中，邊緣浸有酸橙汁和蜂蜜。” 這種以酒相佐的聚會常常持續到深夜。那些後來成為全球頂尖物理學家的年輕人醉倒的樣子和常人無異。有人直接就趴在奧本海默家的地毯上呼呼大睡。而奧本海默的課常常得安排在上午11點以後。

奧本海默和凱瑟琳在1940年11月結婚。奧本海默隨後在伯克利山上買了一處房子，與許多伯克利的教授為鄰。他離好友勞倫斯家還不到三英里。他常常帶上小禮物去勞倫斯家吃飯。勞倫斯的孩子都叫他“奧皮叔叔”。

如果沒有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可能奧本海默在伯克利的寧靜生活會繼續下去。

奧本海默在伯克利山上曾經的家（資料圖片）

1942年10月8日，“曼哈頓計劃”負責人萊斯利·格羅夫斯（Leslie Groves ）將軍來到加州伯克利大學。他在校長主持的午餐會上見到了奧本海默。歐內斯特·勞倫斯，1939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向格羅夫斯將軍推薦了自己的朋友奧本海默。

格羅夫斯和奧本海默隨後閉門長談。奧本海默的知識的廣博程度讓格羅夫斯折服。

奧本海默還建議，在一個遙遠而人煙稀少的地方，而不是芝加哥這樣的大城市，建立一箇中心實驗室。這個想法也與格羅夫斯不謀而合。

奧本海默對“曼哈頓計劃”的空前的熱情，也感染了格羅夫斯。一個星期後，兩人在從芝加哥開往紐約的火車上再次見面，又進行了一番閉門長談。火車還沒到終點站紐約，格羅夫斯已經認定，奧本海默就是他要找的能夠領導一群跨學科的科學家的人。

當格羅夫斯向軍事政策委員會報告自己的挑選的核彈實驗室主任人選時，遇到了相當強烈的反對。官僚們認為奧本海默沒有得過諾獎，沒有做過管理者，還跟美國共產黨有種種聯絡。委員會會花了幾個星期，也沒能找出一個比奧本海默更好的人選來。

不是格羅夫斯選擇了奧本海默，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選擇了它的終結者——奧本海默。

我在伯克利大學的老師、紀錄片導演Jon Else在對電影《奧本海默》評價時說：“在伯克利度過的那十多年時間內，你可以看到奧本海默從一個普通人變成了一個洛斯·阿拉莫斯的樂隊指揮，併成為製造原子彈專案的非凡管理員。”

電影《奧本海默》劇照（資料圖片）

三、洛斯•阿拉莫斯的“核人”生活

1943年初春的洛斯·阿拉莫斯簡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剛剛建成的街道來不及命名，初來乍到的科學家們常常找不到自己的住處。雨天，車常常陷在泥漿裡，讓人無可奈何。這裡缺吃少穿。家裡的水管還經常掉蟲子。

生活簡陋也就罷了。這裡還缺自由。寫信必須經過審查，會友必須報告，出入必須查驗證件。住地四周還圍著一圈圈鐵絲網，讓這個荒原中的小鎮頗像一個集中營。

但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座“精英集中營”——這裡聚集了當時全美國最頂尖的科學家。他們捨棄了大學舒適的生活，住在這裡簡易的木板房裡。他們不少人舉家而來。

奧本海默被任命為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主任。他是這場荒漠交響曲的總指揮。

十多年後，奧本海默這樣回憶：

“消失在新墨西哥沙漠中的時間長短不定，而且在準軍事機構的監管下，這讓很多科學家和更多家庭感到不安。但是，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如果能夠成功並且足夠迅速地完成，它可能決定戰爭的結果。幾乎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機會，為他的國家運用科學的基礎知識和技藝。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如果完成了這項工作，它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從1943年3月開始，科學家們陸續來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到1943年6月，科學家的人數已經達到300多人。到1945年，這個在沙漠中崛起的小鎮已經擁有8000多名居民。

奧本海默以他知識領域的廣博，指導了從理論到實驗的各項研究。

維克托·弗雷德里克是奧地利出生的美國理論物理學家。他評論說：“他並不是在辦公室指揮。在每一次決定性的步驟上，他在智力和身體上都在場。他持續而強烈的存在，讓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直接參與的感覺。”

1945 年 7 月 16 日這天凌晨，代號為“Trinity”的第一顆原子彈，在離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東南約200英里處試爆。

“Trinity”一詞就來源於英國詩人約翰·多恩的一首十四行詩。詩的開頭寫道：

"擊碎我的心吧，三位一體的上帝啊。"

這首詩來自16世紀的英國詩人約翰·多恩，是奧本海默的前女友吉恩向他推薦的。1944年1月5日下午，飽受抑鬱症折磨的吉恩在舊金山的公寓裡自殺身亡。

代號為“Trinity”的第一顆原子彈試爆點（資料圖片）

在三位一體測試的前夜，奧本海默引用梵文詩歌來緩解在心中糾結的希望和恐懼：

“在睡眠中，在混亂中，在羞恥的深處，

一個人以前做過的善行可以保護他。”

與奧本海默一起在控制掩體中的托馬斯·法雷爾准將回憶道：“隨著最後幾秒鐘的流逝，他（奧本海默）變得更加緊張。他幾乎沒有呼吸。他扶著一根柱子穩住自己。在最後幾秒鐘，他直視前方……”

從第一朵蘑菇雲騰上青天的那一瞬間開始，世界從此不同。

20年後，生命晚年的奧本海默，回憶起那一刻時，寫道：

“有些人笑了，有些人哭了。大多數人保持沉默。我記得《吉塔》中的那句話：‘現在我已成為死亡，世界的毀滅者。”

四、未達白宮的請願書

芝加哥大學內的冶金實驗室是“曼哈頓計劃”關鍵的一部分。“火星人”賽拉德在這裡擔任首席物理學家，從事從鈾分離鈽的研究。

從六年前跟愛因斯坦一起成為“曼哈頓計劃”的“催生婆”，到第一顆原子彈眼看就要問世，賽拉德沒有成功的喜悅，反而憂心忡忡。他已經預見到，在不遠的將來，全世界即將被拖入核武器時代。他迫切地想給羅斯福總統建議，儘早控制對原子能的使用。

1945年3月，賽拉德再次說服愛因斯坦給羅斯福寫信。這一次，他們沒有那麼幸運了。羅斯福在這年4月12日去世。

物理學家、“火星人”賽拉德（資料圖片）

杜魯門上任總統後，賽拉德繼續向白宮敲門。他與即將成為國務卿的詹姆斯·拜恩斯有過一次會面。然而，拜恩斯對賽拉德的建議根本不感興趣。拜恩斯沒有幫賽拉德往白宮送“雞毛信“。賽拉德悲哀地對同行說：“如果我像拜恩斯一樣出生在美國，並且具有他那樣的政治影響力，而拜恩斯出生在匈牙利，像我一樣學習物理學，那麼世界可能會好得多。”

在人類第一顆原子彈眼看就要研製成功之際，科學家們認為，經過三年多的艱苦研製，他們有權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將被如何應用。

賽拉德的直接上司、冶金實驗室主任詹姆斯·弗蘭克（James Franck）於6月11日向白宮提交了一份報告。這份被稱為《弗蘭克報告》的檔案向新入主白宮的杜魯門提出了忠告：為了避免戰後各國淪入核軍備競賽，日本在被投下原子彈之前，必須得到適當的警告。弗蘭克也是一位逃出希特勒魔爪的猶太裔物理學家，192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賽拉德成為最早在《弗蘭克報告》上簽名的七名科學家之一。弗蘭克第二天就帶著報告，去了華盛頓特區。然而，弗蘭克被告知：原子彈必須投向日本，沒有選擇。

即使碰到了最高級別的“釘子”，賽拉德仍然沒有放棄最後的努力。7月17日，代號為“Trinity”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試爆第二天，賽拉德在芝加哥大學的冶金實驗室發起了一場規模更大的請願行動。這次，在田納西州橡樹嶺曼哈頓計劃和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冶金實驗室工作的70名科學家在請願書上簽名。他們懇請杜魯門總統公開日本投降的完整條件，並等待日本作出回應，千萬不要先“動核”，並督促他考慮，一旦開啟一個毀滅性的時代，美國將面臨何種“道德譴責”。

賽拉德請物理學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將這份請願書帶到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尋求支援。然而，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科學家們卻沒有一個人在這份請願書上簽名。奧本海默和他的搭檔勞倫斯都不相信日本會主動投降。奧本海默告訴賽拉德，作為科學家，要離政治遠一點。格羅夫斯將軍“封殺“了這封請願書。直到1963年，賽拉德去世前一年，請願書的內容才解密。

為了驗證自己的判斷，格羅夫斯在研發原子彈的科學家中間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發現高達83%的科學家支援在對日本使用原子彈之前，進行一次演示，來鎮懾日本。格羅夫斯也將這一調查結果秘而不宣。

很少有人知道，那麼多曾經日以繼夜，想搶在希特勒之前研製出原子彈的科學家們，在贏得勝利後，竟然全力試圖阻止它的使用。

就在科學們為道德和良知與政客進行拉鋸戰的時候，日本卻在自取滅亡的路上一路狂奔。

第一顆原子彈成功試爆後還不到兩個星期，在1945年7月29日，日本拒絕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投降條件。就在當天，美國載有近1200名官兵的印第安納波利斯號巡洋艦被日本潛艇擊沉，近900名官員與艦體一起沉入大海。

美軍從東京與莫斯科之間截獲的密電中得知，日本希望藉著蘇聯的調停，尋求“有條件的投降”。它甚至想保留軍事獨裁政權，甚至還想保留一些戰時征服的海外領土。

1945年8月6日，第一顆原子彈投向廣島。

三天後，美軍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

在8月9日晚，即使在廣島和長崎兩個城市瞬間被抹平的局勢下，日本皇家理事會關於投降的投票僵持在3比3的平局。天皇裕仁第一次親自出面，打破這個平局，命令日本投降。

8月10日這天，遠在美國新墨西哥州腹地的格羅夫斯將軍已經將第三枚原子彈準備就緒。向日本投放原子彈的清單上還剩下了兩個目標。格羅夫斯的副手建議加上東京。這一行動計劃被總統杜魯門叫停。

日本天皇裕仁直到8月15日，才公開宣佈無條件投降。

1965 年，在二戰終結20年後，奧本海默在接受採訪時談到原子彈時，說道：“以這種方式結束戰爭，當然是殘酷的。但截止今天，我並不相信有更好的做法。”

五、誰的雙手沾滿鮮血？

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成功爆炸的訊息傳開後，奧本海默成了美國的“國家英雄”。他唯一的懊悔是原子彈研發得太晚，沒有讓納粹德國嚐到它的厲害。

隨著原子彈爆炸後的真相一點點揭開，他很快就意識到，他打開了人類的一個“潘多拉盒子”。

曾經勸阻賽拉德不要簽署白宮請願書的奧本海默，很快走上了與他相似的路。

在日本宣佈投降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8月17日，奧本海默去了華盛頓。他向戰爭部長亨利·L·斯蒂姆森（Henry L. Stimson）遞交了一封信，希望看到核武器被禁止。

這年十月，在老朋友的安排下，奧本海默在白宮與杜魯門總統會面。

在長崎原子彈投下的那天，杜魯門收到了一封電報，懇求他“停止轟炸日本 ”。兩天後，杜魯門回覆道：“他們（日本人）似乎唯一能理解的語言就是我們用來轟炸他們的語言。當你與野獸打交道的時候，你就得把他當作野獸來對待。”

就像電影中演繹的那樣，奧本海默與總統杜魯門的見面氣氛沉悶。杜魯門還沒有從一夜間成為“終戰總統”的驕傲中清醒過來。奧本海默卻早已憂心如焚。他說：“總統先生，我覺得我手上沾滿了鮮血。”

沒想到，他這句壓抑已久的話卻讓杜魯門不悅。杜魯門回應說，自己才是唯一一個該對日本使用原子彈負責的人。

奧本海默離開後，杜魯門對副手說：“我不想再見到那混蛋。”

科學家與政客的決裂在那次會面後無可避免。杜魯門沒有為冒然“動核”道過歉，奧本海默則成為了一名反核戰人士。1947年原子能委員會(GAC)成立後，奧本海默成為了顧問委員會主席。他就許多與核有關的問題，向美國政府提出建議。儘管很多建議不被採納，作為美國當時最知名的核物理學家，奧本海默仍然竭盡全力遊說政府，遠離核軍備競賽。年輕時對政治完全不感興趣的他，這時已經完全置身在政治漩渦之中。

六、來自“氫彈之父”的背叛

“火星人”愛德華·特勒（Edward Teller）是參加過“曼哈頓計劃”的一眾核物理學家裡，少有的一個長壽者。2003年9月9日，他在位於斯坦福大學的家中去世，時年95歲。

那時，他曾經的朋友塞拉德在1964去世了，他曾經的學術對手奧本海默在1967年去世。

晚年的特勒常常回憶起1939年紐約的那個夏天。那次賽拉德要去長島拜訪愛因斯坦，請他給羅斯福總統寫信時，是特勒開的車。

他常對人說，他的學術生涯是從給賽拉德開車時開始的。

美國“氫彈之父”愛德華·特勒

（資料圖片）

如果說特勒和塞拉德、愛因斯坦等人一起，催生了人類第一個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此言不虛。正是他在1954年奧本海默的聽證會上，給了奧本海默最致命的一擊。

1953年聖誕節前夜，兩名FBI特工來到奧本海默在普林斯頓的家，查封了他所有的保密檔案。就在當天，奧本海默收到了原子能委員會的正式指控。這封標註日期為1953年12月23日的信列出了奧本海默的“三宗罪”：他與共產黨組織和成員有聯絡；他有通俄嫌疑，以及“在說服其他傑出的科學家不支援氫彈研發的事件上，起了關鍵作用“。原子能委員會限奧本海默在30天內對上述指控做出回應。

在收到這封正式的指控信之前，原子能委員會以“安全考慮“為由，要求奧本海默辭職，遭到奧本海默的拒絕。他選擇舉行公開聽證會證明自己的清白。這時的他已經為美國政府服務了12年，他說：“如果我如此不值得信任，我幾乎無法想像，我曾經代表過我們的科學和我們的國家。“

“通共“、”通俄“，這對奧本海默來說都不是新鮮的指控。”阻礙氫彈研發“這條罪名，則是不折不扣的”公報私仇“。

戰後的奧本海默一方面陷入深深的道德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又積極促成國際社會來共同約束美蘇之間的核軍備競賽。他和原子能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都建議，不要繼續發展被稱為“超級炸彈”的氫彈，他們認為這樣的武器比原子彈殺傷力更強，可能造成數百萬人死亡。

然而，支援研發氫彈的各方勢力積極遊說白宮，1950年1月31日，杜魯門決定正式發展氫彈。承擔氫彈研製任務的，正是奧本海默在執行“曼哈頓計劃”時的下屬特勒。

特勒其實是1943年4月最早抵達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之一。他和妻子還帶了一架有一百年曆史的施坦威鋼琴。特勒喜歡演奏巴赫和莫扎特的曲子。特勒更熱衷於對熱核彈的研究。在原子彈研發進入關鍵時期，他的上司抱怨說，特勒幾乎沒有做任何實質性的工作。奧本海默於是把特勒調去負責研究“超級炸彈“，並直接向奧本海默報告。兩人每週見面一次，每次一個小時。

特勒雖然沒有為建造原子彈做出什麼貢獻，但他對“超級炸彈“的研究為熱核彈的成功鋪平了道路。因此，在眾多科學家對氫彈研發激流勇退的時候，他成為了杜魯門政府的“頭牌核物理學家”。1952年11月，在大多數美國科學家的反對下，美國試爆第一枚氫彈試爆成功。主導設計者正是特勒。他從此被尊為“美國氫彈之父”。

除了特勒之外，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列維斯·斯特勞斯也支援發展氫彈。他是奧本海默聽證會真正的幕後黑手。這位主席對物理學的理解還停留在高中時代讀過的物理學教材上。他對美國核政策的諸多觀點常常與奧本海默等物理學家相左。1953年是奧本海默學術生涯的又一個頂峰。他發表文章，呼籲美國的核武政策面向公眾更加透明。但斯特勞斯則認為，這種單方面的坦誠只會使蘇聯得益。

接下來，就像電影《奧本海默》演的那樣，聽證會在1954年4月和5月舉行，奧本海默的一切隱私，從他最後一次密會舊情人吉恩，到他在伯克利大學的家中與老友的對話，都一一被拿出來刨根問底。

許多頂尖科學家以及政府和軍方人士被召來作證。他們的大多數證言都支援奧本海默。但是特勒是個例外。他在作證中表示：“我想看到這個國家的重要利益掌握在我更瞭解、更信任的人手中。“

奧本海默的老朋友歐內斯特·勞倫斯以患病為由，拒絕作證，但他在提交的一篇採訪中，對奧本海默表達了譴責。這篇採訪也成為了對奧本海默不利的證詞。當初為奧本海默的才能和激情折服的格羅夫斯將軍在作證時說，“在1954年生效的更嚴格的安全標準下，我不會讓奧本海默博士獲得安全許可證”。

在聽證會結束時，委員會以2比1的投票撤銷了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證。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以4比1的投票，支援這一裁決。主席斯特勞斯在意見書中強調奧本海默的“性格缺陷”，“謊言、迴避和歪曲”，以及他與共產黨人的聯絡，而對奧本海默是否對國家忠誠，他沒有做一個字的評論。

特勒在那次聽證會上的證詞激起了科學界的憤怒。他從此被美國科學界孤立。這令他後半生時時陷入孤獨。

特勒引以為傲的有兩件事：一是創辦了美國第二個武器研究機構——勞倫斯-利物摩實驗室；二是研製了氫彈，繼原子彈之後第二種大規模殺傷核武器。

不知道特勒生前是否知道那個在中國流傳了千百年的故事，“既生瑜，何生亮？”

七、奧本海默之死

高階研究所前有一片巨大的草坪。在初春細雨的滋潤下，草色青青。這個研究所並不屬於於普林斯頓大學。它與這所著名大學近在咫尺，卻又保持獨立。

自從1930年建成以來，這座大樓就被命名為Fuld Hall。

高階研究所大樓（攝影：Susan)

因為有門禁，我進不去。我不知道里面是否也像伯克利大學的物理樓那樣，保留著奧本海默的辦公室？我從資料上得知，二樓的225房間曾經是愛因斯坦的辦公室，一樓的113房間則是奧本海默辦公的地方。從它的視窗可以看到大樓後面的草坪和小湖。

我想象著70多年前，愛因斯坦、奧本海默等科學大家在這裡進進出出，以及各種政治勢力拼命向這處全世界最高學術殿堂滲透的情景。

我繞到大樓後面。剛要踩上草坪，忽然從湖邊飛起一隻藍色的鷺鳥。看來是我驚動了它。

電影《奧本海默》中三次出現這處小湖。這是奧本海默向愛因斯坦求教和談心的所在。草坪上居然有一隻狼。細看，竟是一張塑膠模擬狼皮綁在一根小支架上。閨蜜瑾說，那是用來嚇唬狐狸等小動物的。

高階研究所草坪上的模擬狼（攝影：Susan)

為什麼這樣一個世外桃源式的研究所，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一處科學與權勢，良知與陰謀的決鬥場？

20世紀30年代是法西斯主義在歐洲開始得勢的時候，三個富有遠見的美國教育家、慈善家創立這個研究所，它承擔的使命是任何一個研究所無法勝任的——它將當時最為寶貴的歐洲科學家，如愛因斯坦等“知識資本”安全轉移到了美國。這個研究所就是他們的“避難所”。到1934年，這個初創的研究所已經網路了世界上六位最傑出的數學家。1935年，量子物理學先驅沃爾夫岡·波利來到這裡執教。隨著高階研究所的開放，普林斯頓大學取代了德國的哥廷根大學，成為了二十世紀全球數學研究的中心。

夏天的普林斯頓悶熱而潮溼。1947年7月中旬，奧本海默成為了這所高階研究院的主任。他的年薪是兩萬美元。到1966年6月卸任的時候，他是研究所歷史上任職最長的主任，一共19年。

就像他承擔“曼哈頓計劃”時一樣，他一如既往，將來自各個學科的頂尖人材匯聚到這裡，對當時最前沿、最棘手的問題展開研究。奧本海默想把這裡變成全球理論物理的研究中心。1949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楊振寧應邀來到這裡。他遇到了李政道。八年之後，這兩個年輕人因發現了宇稱不守恆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

奧本海默幾十年煙不離手。他一天常常要抽五包煙。在離任前大約四個月，他被診斷出喉癌。對於這一結果，他自嘲說：“也許我抽得太多了。”

醫生對奧本海默進行了化療，但效果並不理想。奧本海默迅速地消瘦，但他的思路仍然清晰。他知道自己快走到生命的盡頭。1967年2月15日，奧本海默參加學院的訪問學者選拔會議。他像往常一樣，對每個候選者都做足了功課。

他的老朋友弗朗西斯·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在2月17日這天來拜訪。他看到，奧本海默身體枯瘦。雖然他還勉強能走動，但他的情況已經很不樂觀。弗格森陪他回到臥室，讓他躺下。

第二天，也就是1967年2月18日晚上10點40分左右，奧本海默停止了呼吸。兩天後，他的遺體被火化。

妻子凱蒂（Kitty）把奧本海默的骨灰帶回了維京群島上的聖約翰小島。從1954年那場聽證風波以後，奧本海默成了美國學術界的“流亡者”。他在這裡買下一片海灘，建起一座海濱小屋。他遠離世界，做了“自己的囚徒”。

從他的海濱小屋望去，可以看到平靜的海面上有一處礁石叫Carval Rock。在一個雨天的下午，凱蒂和女兒託尼一起，以及兩三位朋友和家人，開著摩托艇，來到那處礁石附近。

凱蒂把奧本海默的骨灰甕投入海中。

他們誰都沒有說話。靜靜地等待骨灰甕沉入海中。凱蒂後來解釋說，奧皮曾經跟她討論過，“那是他想去的地方。”

凱蒂在1972年去世。兒子彼得繼承了父母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場，女兒託尼則繼承了聖約翰島海灘上的那處房產。不幸的是，託尼在準備應聘聯合國翻譯時，由於聯邦調查局針對她父親的舊指控沒有解除，她也被撤銷了安全許可證。1977年1月，在她的第二次婚姻結束三個月後，她在家族海灘小屋裡上吊自殺。她生前留下遺囑中，將房產留給“聖約翰島的人們，作為公園和娛樂區域”。後來，這座房子被一場颶風摧毀，再也沒有重建。

奧本海默一家難得的家庭照（資料圖片）

奧本海默去世後，世界各地的報紙對他表示了極高的讚譽。就連蘇聯塔斯社也用了“傑出的美國物理學家”這樣的詞來形容他。美國國會參議員威廉·福布萊在國會追悼奧本海默時說了這樣一句話：

“讓我們記住他用罕見的才能為我們所做的，也記住我們對他做過什麼。”

我找到了1954年奧本海默安全聽證會的文件。在這上千頁的檔案裡，有十多頁奧本海默寫和自述。其中有這樣一段他寫的“戰前時代”，文中的他是一個更為真實的他：

“我閱讀範圍很廣，主要是經典、小說、劇本和詩歌；我也涉獵了其他科學領域的一些內容。我對經濟學或政治不感興趣，也不閱讀相關內容。我幾乎與美國當代社會完全脫節。我從不看報紙，也不看《時代》或《哈潑斯》等時事雜誌；我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話；我直到1929年秋季的股市崩盤事件發生後很久才聽說；我第一次投票是在1936年的總統選舉中。對於很多朋友來說，我對當代事務的漠不關心似乎很奇怪，他們經常責備我太過於專注高雅的事物。我對人類及其經歷感興趣；我對我的科學感興趣；但我對人與社會的關係一竅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