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不妙，連一本書都讀不完的精英大學生

不論是因為能力退化，還是興趣缺乏，新一代學生正在讀得更少。他們或許長大後會開始閱讀——老年人通常是最愛讀書的群體——但資料並不樂觀。《美國時間使用調查》顯示，過去二十年中，為娛樂目的而讀書的人口整體在減少。我採訪的一些教授說，學生如今將閱讀視為類似“聽黑膠唱片”那樣的行為——還有人沉迷其中，但整體上已經是一種過時的文化形式。

青少年長期沉迷於手機的誘惑，妨礙了他們為大學課程做準備——而一旦進入大學，這種干擾仍然存在。許多學生如今即便進入的是頂尖精英大學，也不再具備閱讀整本書的準備。

連一本書都讀不完的

精英大學生

文/Rose Horowitch

來源/原載大西洋月刊、雅理讀書，轉自群學書院

尼古拉斯·戴姆斯（Nicholas Dames）自1998年起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人文”（Literature Humanities）課程，這是一門必修的大部頭經典著作課。他熱愛這份工作，但這份工作已經發生了變化。過去十年裡，學生們對閱讀的負擔感日益加重。大學生歷來不會完成所有指定閱讀，這早已不是新聞，但現在的情況似乎不同了。戴姆斯的學生如今似乎連一個學期讀幾本書這件事都覺得難以想象。他的同事們也注意到了同樣的問題。許多學生如今即便進入的是頂尖精英大學，也不再具備閱讀整本書的準備。

這個現象讓戴姆斯感到困惑，直到2022年秋季學期的某一天，一名一年級學生來參加他的辦公時間，向他傾訴課程早期的作業有多麼困難。“文學人文”課程經常要求學生在一兩週內讀完一本書，有時還是非常冗長、晦澀的作品。但這位學生告訴戴姆斯，她在所就讀的公立高中從未被要求讀完一本完整的書。她被分配閱讀過一些節選、詩歌和新聞文章，但從未從頭到尾讀過一本書。

“我驚呆了。”戴姆斯對我說。這個小插曲幫助他解釋了他在學生身上看到的變化：不是他們不想讀書，而是他們不知道怎麼讀。中學和高中已經不再要求他們去閱讀完整的書了。

1979年，具有影響力的掃盲學者瑪莎·麥克斯韋（Martha Maxwell）寫道：“每一代人都會在某個階段發現，學生的閱讀能力沒有他們自己希望的那麼好，也沒有教授們期望的那麼好。”作為一位研究小說史的學者，戴姆斯當然意識到這種抱怨的歷史。“我總是有點傾向於對‘這是新問題’的說法持懷疑態度，”他說。

喬治城大學英語系主任丹尼爾·肖爾（Daniel Shore）告訴我，他的學生甚至很難專注於讀完一首十四行詩。

儘管如此，“我也不願輕易無視我們正在觀察到的現象。”二十年前，戴姆斯的學生能夠在一週內深入討論《傲慢與偏見》，下一週則討論《罪與罰》，絲毫不感吃力。而如今，他的學生一開始就告訴他，這樣的閱讀量讓他們感到無法應付。不僅僅是節奏太快；他們還難以在關注細節的同時把握整部作品的情節脈絡。

目前尚無關於這一趨勢的系統資料，但我採訪的33位教授中，大多數都傳達了相似的經歷。許多人在系務會議上或私下裡都討論過這個變化。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說，他的學生入學時的詞彙量更窄，對語言的理解也不如以前。他說：“仍然有學生能讀得深刻、寫得優美，但他們如今更像是例外。”弗吉尼亞大學教授、中文文學學者傑克·陳（Jack Chen）發現學生在面對難懂的概念時會“當場卡殼”；他們比過去更難堅持讀完一本具有挑戰性的作品。喬治城的肖爾教授告訴我，他的學生甚至難以集中精力讀完一首十四行詩。

讀不完十四行詩而分心的現象暗示了一個熟悉的解釋：智慧手機。青少年長期沉迷於手機的誘惑，妨礙了他們為大學課程做準備——而一旦進入大學，這種干擾仍然存在。“它改變了我們對‘什麼值得關注’的預期，”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威林厄姆（Daniel Willingham）對我說。“無聊已經變得不自然。”即便是為了娛樂，讀書也無法與 TikTok、Instagram 和 YouTube 競爭。1976年，大約40%的高中畢業生表示他們在過去一年中出於興趣讀過至少六本書，而11.5%的人一部書都沒讀。而到2022年，這兩個比例發生了對調。

但中學和高中的課堂中，學生實際接觸到完整圖書的機會也越來越少。過去二十多年裡，諸如《一個都不能落下》（No Child Left Behind）和“共同核心課程標準”（Common Core）等新教育政策強調的是資訊類文字和標準化測試。許多學校的教師從整本書轉向了短文資訊材料，並配以“作者主旨”之類的問題——這種設計仿照了標準化的閱讀理解測試。斯坦福大學教育學教授、全國英語教師協會副主席加西亞（Antero Garcia）曾在洛杉磯的一所公立學校任教。他告訴我，這些新指南原本旨在幫助學生形成清晰的論證、整合不同文字。但他說，“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犧牲了年輕人整體應對長篇文字的能力。”

波士頓和紐約市有著近二十年教學與行政經驗的教師邁克·斯科爾卡（Mike Szkolka）告訴我，從小學到高中，“節選”已經取代了整本書的教學。“沒有哪種測試技能能對應‘你能坐下來讀完托爾斯泰嗎？’”他說。而如果某種技能難以被測量，教師和校方就缺乏去教授它的動力。全國各地幫助教師設計課程的掃盲專家卡羅爾·賈戈（Carol Jago）說，教師們告訴她，他們已經停止教授那些他們曾經鍾愛的小說，如《我的安東妮婭》和《遠大前程》。而疫情期間的網課和教學混亂，更加速了從整本書教學向節選和碎片式內容的轉變。

根據《教育週刊研究中心》（Ed Week Research Center）對大約300位三到八年級教師的調查，僅有17%的教師表示他們以整本書為主進行教學。另有49%的人表示他們將整本書與選段或節選結合使用。但幾乎有四分之一的教師表示，書籍已不再是課程的核心。一位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公立高中教師告訴我，她過去圍繞整本書設計課程，現在則聚焦於技能培養，例如如何做出良好的決策。在關於“領導力”的單元中，學生們會讀《奧德賽》的部分章節，並輔以音樂、文章和 TED 演講。（她向我保證，她的學生每學期至少會完整閱讀兩本書。）一位來自亞特蘭大的高階英語文學課程教師告訴我，以前他們每年會讀14本書，現在已經減少到六七本。

“我不能對學生說，‘接下來三週我要你們讀完《伊利亞特》’，因為他們不會去讀。”

私立學校（這些學校培養出不成比例數量的精英大學學生）似乎在從整本書轉向節選方面動作較慢——這也導致了戴姆斯所說的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新生之間在閱讀能力方面的鴻溝正在擴大。但私立學校也並未對此免疫。我畢業於的一所預備中學（五年前），當時我在高三修了一門簡·奧斯汀課程，整學期只讀了一本奧斯汀的小說。

戴姆斯和其他教授所觀察到的問題，與社群大學和非精英大學學生的識字能力或理解力不足並不完全一樣。在這些學校，一些學生確實因基本閱讀能力缺乏而難以完成大學課程。而在哥倫比亞這樣高度選拔的學校中，學生能看懂字面意思，但他們難以集中注意力，或者缺乏把自己沉浸於一整部作品所需的“志氣”。

面對這一困境，許多大學教授別無選擇，只能減少閱讀任務、降低要求。自1997年起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文學的維多利亞·卡恩（Victoria Kahn）過去每週佈置200頁的閱讀量。現在，她佈置不到一半。“我不會佈置整部《伊利亞特》，我只佈置其中幾卷。我希望他們能把整本都讀了，”卡恩告訴我，“但我不能說，‘接下來三週你要讀完整部《伊利亞特》’，因為他們根本不會讀。”

哥倫比亞大學的資深美國研究教授安德魯·德爾班科（Andrew Delbanco）現在教授一門短篇美國散文研討課，取代了原來的文學通史課程。原本“梅爾維爾”單元會讀《白鯨》，現在則是《比利·巴德》、《貝尼託·塞雷諾》和《書記員巴特爾比》。德爾班科告訴我，雖然這有一些好處——短篇作品讓人們有更多時間關注“語言的複雜性和微妙之處”，但他已經接受了這一變化。“人必須順應時代，”他說。

制定文學人文課程的哥倫比亞教師團隊決定為當前學年縮短閱讀書單。（近年書單不斷增長，儘管學生早已無法完成全部閱讀，原因是陸續添加了非白人作家的作品。）與德爾班科一樣，有些人認為減少閱讀量也有益處。即便是準備最充分的學生，多年來其實也一直在跳讀文學人文課程的部分文字。該課程負責人約瑟夫·豪利（Joseph Howley）表示，與其讓學生走馬觀花讀一大堆經典——比如如今已經被移除書單的《罪與罰》——不如讓他們把少數幾本作品讀得更深入。而且，減少書目還能讓教授有更多時間教學生該如何閱讀。

但僅僅壓縮課程大綱是否能激發學生的閱讀熱情，尚未可知。我採訪的一些專家認為，學生閱讀量的減少，反映的是價值觀的轉變而非能力的下降。他們認為，學生仍然能讀書——他們只是不願意。今天的學生比以往更關注未來的就業前景。豪利說，他們每年都會告訴他，儘管喜歡文學人文課的內容，但他們還是想攻讀一個“對職業更有用”的學位。

導致人文學科報讀人數下降的因素，同樣也在讓學生在現有課程中花更少時間閱讀。2023年一項針對哈佛大學應屆畢業生的調查顯示，他們花在兼職和課外活動上的時間，幾乎與學習一樣多。再加上多年持續的成績通脹（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哈佛有79%的成績在A區間），大學生即使不讀完所有指定讀物也能輕鬆應付。

不論是因為能力退化，還是興趣缺乏，新一代學生正在讀得更少。他們或許長大後會開始閱讀——老年人通常是最愛讀書的群體——但資料並不樂觀。《美國時間使用調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顯示，過去二十年中，為娛樂目的而讀書的人口整體在減少。我採訪的一些教授說，學生如今將閱讀視為類似“聽黑膠唱片”那樣的行為——還有人沉迷其中，但整體上已經是一種過時的文化形式。

出版行業的經濟存續依賴於一批有意願、有能力花時間閱讀長篇作品的讀者。但正如所有文學雜誌的讀者都會理解的那樣，問題不僅僅關乎某個產業的命運。書籍可以培養一種複雜而深刻的同理心，讓讀者置身於幾百年前的人的思想之中，或進入一個與自己生活環境完全不同的世界。“當代關於同理心的很多說法都建立在身份認同或身份政治之上，”伯克利的卡恩教授說，“但閱讀是更復雜的，它可以拓展你的共情能力。”

然而，要實現這種效用，必須陪伴一個人物角色走完他的旅程；這無法透過讀五頁，甚至三十頁的節選來實現。根據神經科學家瑪麗安·沃爾夫（Maryanne Wolf）的研究，所謂“深度閱讀”——即專注沉浸在文字之中——會激發一系列寶貴的思維習慣，包括批判性思維和自我反思，而這些習慣是跳讀或碎片式閱讀所無法激發的。

我採訪的大多數教授都描繪出了一幅年輕人閱讀習慣的悲觀圖景。（歷史學家阿德里安·約翰斯[Adrian Johns]是個例外，他說，“我的經歷有點特別，因為芝加哥大學大概是世上最後一個還真的有人會讀東西的地方。”）多年來，戴姆斯每年都會問他的一年級學生：“你最喜歡的一本書是什麼？”過去，學生們會提到《呼嘯山莊》和《簡·愛》；而現在，他說，差不多一半的學生提到的是青少年小說。裡克·里奧丹（Rick Riordan）的《波西·傑克遜》系列尤其受歡迎。

作為通向文學人文課程艱難試煉的一種準備，我倒也能想象不出太多比這更壞的選擇。儘管這套系列充滿了熱鬧冒險和某些低齡幽默，但它確實巧妙地參與了西方文藝傳統中一個最古老的遊戲：為那些任性妄為的神祇和道德模糊的英雄們續寫新故事。但當然，我們之所以在幾千年裡從未忘記這些原作，是有原因的。要理解人的境況，要欣賞人類最偉大的精神成就，你還是得去讀《伊利亞特》——整部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