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閱讀為何越來越難

有趣靈魂說

“文學人文”（Literature Humanities）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領域，主要集中於透過文學作品來研究和理解人類文化、歷史、哲學和思想。這一領域的核心理念是透過經典文學作品來探索人類的思想、價值觀、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

在西方大學中，“Literature Humanities”通常是人文學科核心課程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一些強調文科教育的大學，比如哥倫比亞大學的“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這個課程的設計旨在透過閱讀和討論西方文化中具有重要影響的文學作品，如荷馬的《伊利亞特》、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戲劇、奧古斯丁的《懺悔錄》等，來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道德判斷以及對人類經驗的深層理解。

簡而言之，“文學人文”不僅是學習文學，更是透過文學來理解人性和社會，培養學生的思想深度和人文素養。

（文末有全文精華總結）

譯文僅供個人學習使用

來源於：有趣靈魂擁有者

作者：Rose Horowitch

大西洋月刊

The Elite college Students Who Can’t Read Books

無法閱讀書籍的精英大學生

To read a book in college, it helps to have read a book in high school.

大學裡想要讀懂一本書，高中的閱讀經驗會有所幫助

By Rose Horowitch, an assistant editor at The Atlantic

自1988年起，尼古拉斯·達姆斯（Nicholas Dames）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人文課程，這是學校要求的經典著作課程。他熱愛這份工作，但卻發現工作本身已經發生了變化。在過去十年裡，閱讀讓學生們感到不堪重負。大學生當然不可能完成所有的閱讀任務，但這種情況似乎不同以往。如今，達姆斯的學生似乎對一個學期讀完幾本書的想法感到困惑。他的同事們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許多學生在進入大學時——即便是那些要求嚴格的精英大學——也已不再具備閱讀整本書的能力。

學生在閱讀能力上的這種變化令達姆斯（Dames）感到困惑，直到2022年秋季學期的一天，一位一年級學生在他的辦公時間來找他，訴說自己在完成前期作業時遇到的困難。文學人文課程常要求學生在一到兩週內讀完一本書，有時還是非常長且內容密集的大部頭。然而，這位學生告訴達姆斯，在她就讀的公立高中，從未要求通讀整本書，她的閱讀任務通常是節選片段、詩歌和新聞文章，而不是一本書從頭到尾地完整閱讀。

“我驚掉了下巴。”達姆斯（Dames）告訴我。這一事件讓他了解到學生身上所發生的變化：並非他們不想完成閱讀，而是他們不知道怎麼去讀。中學和高中的課程已經不再要求他們這樣做了。

1979年，有影響力的讀寫學者瑪莎·麥克斯韋（Martha Maxwell）寫道：“每一代人都會在某個時刻發現，學生們的閱讀能力無法達到他們所希望的水平，也達不到教授們的期望。”研究小說史的達姆斯（Dames）也承認這種抱怨由來已久。他說：“我總有些懷疑這種現象是否真的是新產生的。”

然而，“我認為我們確實注意到了一種現象，我也不願輕易忽視。”二十年前，達姆斯（Dames）的課堂能夠順利地在一週內討論《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下一週再探討《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這樣的複雜作品。而如今，學生們一開始就告訴他這種閱讀量讓他們感到難以承受。問題不只出在節奏快，此外他們很難做到在關注細節的同時也能把握整體情節。

關於這一趨勢，目前還沒有詳盡的資料，但在我採訪的33位教授中，大多數人都反饋了類似的經歷。許多人在教師會議和與同事的交流中都討論過這種變化。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表示，如今他的學生入學時的詞彙量更少，對語言的理解也比以往更欠缺。他提到，總有一些學生“閱讀時理解很透徹、寫作時用詞也很優美”，但這些學生現在更像是上天的恩賜。弗吉尼亞大學中文文學教授陳杰克（Jack Chen）發現，學生在遇到不理解的觀點時會“擺爛放棄”，他們應對困難文字的能力已不如以往。喬治城大學英語系主任丹尼爾·肖爾（Daniel Shore）告訴我，他的學生甚至難以集中注意力讀完一首十四行詩。

無法集中注意力讀完一首十四行詩，似乎印證了閱讀能力下降的常見解釋：智慧手機。青少年總是受到智慧裝置的誘惑，這影響了他們為應對大學課程的嚴格要求所做的準備——到了大學，分心的情況依然持續。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威林厄姆（Daniel Willingham）表示：“這改變了人們對值得關注事物的期待。感到無聊已經變得不自然了。”閱讀書籍，即便是休閒閱讀，也無法與TikTok、Instagram和YouTube競爭。1976年，大約40%的高中的高年級學生表示在過去一年中至少閱讀了六本課外書，而一本都沒讀的比例佔到11.5%。可到了2022年，這一比例已徹底調了個。

不過，初高中生在課堂上接觸書籍的機會似乎也越來越少。二十多年來，諸如“不讓一個孩子掉隊”（No Child Left Behind）和“共同核心”（Common Core）等新的教育倡議強調資訊性文字和標準化考試。許多學校的教師從整書閱讀轉向篇幅短的資訊性文章，緊隨其後的是關於文章主旨的問題，模仿了標準化閱讀理解測試題的形式。斯坦福大學教育學教授安特羅·加西亞（Antero Garcia）現任全美英語教師協會副主席，並曾在洛杉磯的一所公立學校任教。他告訴我，新指南的目的是幫助學生清晰地表達觀點並綜合資訊，但“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犧牲了年輕人普遍應對長篇文字的能力。”

邁克·斯科爾卡（Mike Szkolka）在波士頓和紐約的學校裡擔任教師和管理員近二十年，他告訴我，各年級的課程中書籍已被節選內容所取代。他表示：“沒有哪項測試技能與’你能否靜下心來讀托爾斯泰’有關。”如果一項能力難以量化，教師和學區領導就缺乏教授它的動力。遍訪全國幫助教師設計課程的讀寫專家卡羅爾·賈戈（Carol Jago）表示，許多教育者告訴她，他們已不再教授自己長期推崇的小說，比如《我的安東妮亞》（My Ántonia）和《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疫情加速了這一轉變——課程表被打亂、教學轉為線上，於是完整作品的教學逐漸被放棄。

根據EdWeek研究中心近期對約300名三至八年級教育者的調查，只有17%的人表示他們主要教授完整的文字，另有49%的人將完整文字與選集、節選等內容結合使用。但近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書籍已不再是他們課程的核心。一位伊利諾伊州的公立高中教師告訴我，她過去會圍繞書籍來設計課程，而現在則更關注技能培養，例如如何做出正確的決策。在一個關於領導力的單元中，學生會閱讀荷馬《奧德賽》的部分內容，並輔以音樂、文章和TED演講。（她向我保證，她的學生每學期至少會完整閱讀兩本書。）亞特蘭大的一位高階英語文學課程教師告訴我，以前的班級每年要閱讀14本書，而現在則減至六到七本。

私立學校能為大量精英大學輸送生源，在放棄完整書籍閱讀方面，它們似乎轉變得較慢，這造成了大一新生中出現了閱讀能力方面的差距，正如達姆斯（Dames）所憂慮的那樣。然而，私立學校也未能倖免於這一趨勢的影響。我五年前從預科學校畢業，在高年級時我修了一門關於簡·奧斯汀（Jane Austen）的課程，但只讀了一本奧斯汀的小說。

達姆斯（Dames）和其他教授觀察到的問題，與社群大學和非選擇性大學所面臨的情況有所不同。在那些學校中，一些學生因讀寫和理解能力欠缺，難以完成大學課程。而精英院校（比如哥倫比亞大學等）的優秀學生則具備解讀單詞和句子的能力，但他們在深入閱讀一部內容豐富的著作方面，難以集中足夠的注意力，也缺乏雄心。

面對這種困境，許多大學教授感到別無選擇，只能減少閱讀任務，並降低期望值。自1997年以來一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文學的維多利亞·卡恩（Victoria Kahn）以前每週佈置200頁的閱讀任務，而現在不到原來的一半。卡恩告訴我：“我不再要求學生讀完整的《伊利亞特》，只佈置其中的幾卷，希望有些學生會自己全部讀完。我不可能說，‘接下來三週，我希望你們讀完《伊利亞特》’，因為他們不會去讀。”

在哥倫比亞大學長期教授美國研究課程的安德魯·德爾班科（Andrew Delbanco），如今教授的是一門美國短篇散文研討課，而不再是文學綜述課程。過去的梅爾維爾（Melville）單元包括《白鯨》（Moby-Dick），而現在他的學生只能勉強應付《比利·巴德》（Billy Budd）、《貝尼託·塞雷諾》（Benito Cereno）和《抄寫員巴特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等。德爾班科告訴我，這樣也有一些好處——短篇作品能讓學生有更多時間關注“語言的錯綜複雜與細微之處”，對這一變化他已坦然接受。他說：“人必須順應時代。”

負責哥倫比亞大學文學人文課程（Lit Hum）的課標設定的教師們決定在本學年縮減閱讀清單。（近些年，儘管學生對閱讀感到吃力，但隨著更多非白人作者的新作列入，書單不斷變長。）像德爾班科（Delbanco）一樣，一些教師認為減少書目確有優勢。即便是準備最充分的學生，可能多年來也只是粗略瀏覽某些文學人文課程的指定讀物。該課程主任約瑟夫·豪利（Joseph Howley）表示，他寧願學生錯過部分經典——例如《罪與罰》現從清單移除——同時希望他們能更深入地閱讀餘下的作品。此外，至關重要的是，這一改變能給教授們騰出更多時間，將他們所期望的閱讀方式教給學生。

然而，尚不確定教師是否能透過縮減大綱來培養學生的閱讀熱情。一些專家認為，書籍閱讀的減少歸因於價值觀的轉變，而非技能的缺失。他們認為，學生依然具備閱讀書籍的能力，只是他們選擇不去讀罷了。相比過去，如今的學生更加關注就業前景。每年他們都會告訴豪利，儘管喜歡在文學人文課程中所學的內容，但他們打算進修對未來職業更有用的學位。

導致人文學科入學人數下降的因素，或許同時也促使學生在所選課程中減少了閱讀時間。2023年一項對哈佛大學高年級學生的調查發現，他們花在工作和課外活動上的時間幾乎與學術活動相當。再加上多年的成績貶值（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哈佛79%的成績處於A檔），大學生即使不完成所有指定作業也能順利透過。

無論是因為能力退化還是興趣缺乏，這一代學生閱讀書籍的數量正在減少。雖然隨著年齡增長，他們或許會讀更多書——畢竟年長者往往是最貪讀的群體——但相關資料並不樂觀。美國時間使用調查（The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顯示，過去二十年中，以閱讀書籍為樂的人群整體在縮小。一些教授告訴我，他們的學生把讀書看作是類似於聽黑膠唱片（也許仍有小部分群體喜歡）的活動，但大多已是過去時代的遺風。

出版行業的經濟生存依賴於一個願意並能夠投入時間閱讀長篇作品的受眾群體。然而，正如文學雜誌的讀者們必然理解的那樣，這不僅關乎一個歷史悠久的行業的存續。書籍能夠培養一種深刻的共情能力，使讀者得以進入生活在幾百年前人的內心，或體驗活在完全不同環境中的人的思想。伯克利教授卡恩說：“當代很多關於共情的想法都基於認同和身份政治，但閱讀遠比這複雜，因此它拓寬了人的同情心。”

然而，要獲得這樣的益處，需要跟書中的角色一起經歷整個旅程，這是無法透過閱讀五頁甚至三十頁的節選就能實現的。神經科學家瑪麗安·沃爾夫（Maryanne Wolf）指出，所謂的“深度閱讀”（即持續沉浸於文字之中）能夠激發多種寶貴的思維習慣，包括批判性思維和自我反思，而這些是瀏覽式或短時間的閱讀無法帶來的。

好幾位教授在交談中都不止一次描繪了年輕人閱讀習慣的嚴峻現狀。（歷史學家阿德里安·約翰斯（Adrian Johns）是少數反對者之一，但他也承認：“我的經歷有些特殊，因為芝加哥大學幾乎是堅持閱讀傳統的最後堡壘了。”）多年來，達姆斯（Dames）都會詢問一年級新生他們最喜歡的書籍。過去，他們會提到像《呼嘯山莊》和《簡·愛》這樣的書。而如今，他說，幾乎有一半的學生選擇了青少年讀物，裡克·里奧丹（Rick Riordan）的《波西·傑克遜》系列似乎特別受歡迎。

我可以想象還有更糟的準備來應對文學人文課程的考驗與震撼。儘管里奧丹的系列充滿輕鬆的動作場面和偶爾幼稚的幽默，並它巧妙地融入了與西方經典一樣古老的文學修行——為古希臘神話中那些易怒的神祇和有缺陷的英雄編織新的冒險故事。不過，確實有一個原因讓我們在歷經數千年的重新詮釋後，仍未遺忘原著。要理解人類的處境，欣賞人類最偉大的成就，還是要落腳在閱讀《伊利亞特》——每一卷都要讀。

有趣靈魂說

文章指出，精英大學生在閱讀整本書時出現困難，原因之一在於他們在中學階段的閱讀經驗嚴重不足。過去，學生在中學會接觸到整本書的閱讀，但如今教育系統更偏向於節選、短篇和資訊性文字，配合標準化考試。這使得許多學生在進入大學時缺乏深度閱讀的經驗，導致他們難以應對文學人文課程中的長篇經典著作。這種不足的高中閱讀背景，意味著學生既缺少應對複雜文字的專注力，也未掌握批判性思維與深入分析的習慣，影響他們在大學中順利完成大部頭書籍的閱讀。因此，高中的整本書閱讀經驗，對於培養耐心和理解深度至關重要。

在哥倫比亞大學文學人文課程的教授達姆斯（Nicholas Dames）觀察到，學生們如今對閱讀整本書感到力不從心，甚至困惑。這一現象並非單一案例，許多高校教師都表示學生的閱讀能力和耐心明顯下降。智慧手機、社交媒體等科技的發展分散了學生的注意力，而近年來的教育改革更加強調短篇資訊性文字，導致整本書的閱讀逐漸被取代。調查顯示，如今只有少數學生能在閱讀中深入理解複雜的語言和情感。

私立學校相對較慢地轉向這種短篇閱讀模式，但即便在精英學校，學生之間的閱讀能力差距日益顯著。教授們因此不得不減少閱讀任務，以降低難度和期望。然而，許多專家認為，這一代學生對閱讀的冷淡更多源於他們的價值觀轉變——就業前景變得更為重要，人文學科被視為無關緊要。隨著時間推移，書籍閱讀習慣的萎縮愈發顯著，即使是休閒閱讀的人群也在縮小。

對整本書的閱讀具有無法替代的價值，能培養深層的共情能力、批判性思維和自我反思。然而，這種好處必須透過“深度閱讀”才能實現，短篇節選或瀏覽無法帶來同樣的體驗。教授們憂心學生失去了理解經典文學和人類成就的能力，書籍閱讀的減少不僅是對出版行業的衝擊，也是對人類心靈和思想深度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