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掉圓柏，人們就不再過敏了嗎？

一棵樹的壽命，可能是人的幾十上百倍；它的體量，也遠遠大於人類，面對這樣一種生命，無論是選擇種植，還是決定治理，或者移除，人類都應該懷抱足夠的敬畏與審慎之心。

文｜程靜之

編輯｜槐楊

花粉圍城

過完一個乾燥的暖冬，北京3月氣溫忽高忽低，在一次次過山車般的變化中迎來了春天。

比起人類，植物對溫度的感知更為敏銳，比如圓柏——這是一種四季常青的喬木，在北京城區大約種植了700多萬棵，它很不起眼，葉子像羅列的小綠棒，四季看起來一個樣。每年3月，圓柏雄株會開花，結花粉，但吸引不了人類的觀賞，更吸引不了昆蟲，只能藉助風力把花粉傳播給雌株，實現物種的繁衍。

面對起伏不定的天氣，圓柏調整了「繁育計劃」，花粉不僅比去年早到了一點兒，而且選中了最早暖和起來的三天，幾乎一次性集中釋放，因此迅速佔領整座城市，也鑽入人們的眼睛與鼻腔，掀起春季第一輪規模較大的過敏。

北京市氣象服務中心每天播報花粉的資料。3月20日這一天，14座監測站紛紛預報，圓柏花粉濃度將達到4到5級，屬於「高」和「很高」的級別。此後三天，部分割槽域花粉濃度甚至超過800粒/千平方毫米。顧有容是首都師範大學植物學副教授，他用另一種方式向《人物》描述這個數字：成人一次呼吸大約交換500毫升氣體，意味著在高濃度區域，「一次呼吸就會吸入數以萬計的花粉」。

社交平臺上，抽象的資料呈現為更直觀的景象。

3月20日，有人在中山公園發現圓柏正在隨風散粉，看起來「像樹著火冒煙了一樣」；景山公園裡，有人拍到圓柏花粉幾乎從樹頂「噴」出，像是狂風捲著細密的沙塵；還有人定位在天壇公園，那裡種植了3萬多棵柏樹，數量在北京所有公園中排名第一，其中有2萬多棵在那天集中飛粉，淡黃色的粉末籠罩著祈年殿，遊客調侃自己「已經飛昇到了天宮」。

很快，這些景象和描述引起了人們對圓柏花粉的焦慮與警覺。有人看到影片，就感到鼻子發癢，連打噴嚏，感嘆這是「過敏性鼻炎患者的末日」；有人分享自己與圓柏花粉鬥爭的八年，過敏已經嚴重到「吃飯吃不出味道，著火也聞不到」的地步；還有人曬出「防護三件套」，只有在KN95口罩、護目鏡、過敏藥的層層保護下，才敢在這個季節踏出家門。

張卉是天壇公園園林科的一名高階工程師，2007年開始在天壇工作，養護圓柏。她告訴《人物》，早在一個月前，天壇公園宣傳科就開始準備科普稿件，做展板，豎立警示牌，一遍遍提示「注意防護」。

但公園之外，到了3月20日，許多地方還是度過了緊張的一天。北京朝陽區甚至有一個消防隊出動了——他們接到一所幼兒園的求助，孩子們在操場活動時，幾棵圓柏突然大量散粉，老師擔心太多孩子會因此過敏，與消防隊協調後，高壓水槍這次對準的不是火，而是圓柏花粉。

醫院更早感應到了這場花粉風暴。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尹佳在面對媒體採訪時說，今年不像以往，患者資料不是緩慢增長，而是突然爆發，湧到醫院。急診科一晚上就來了60多位患者，附近的同仁醫院更是一夜接診了300多位過敏性結膜炎患者。尹佳記得，3月19日那天，她還在國際部接診了住在天壇附近的3位過敏患者，「國際部的掛號費比普通門診高不少，可見患者對求醫的急迫程度。」

中國多中心流行病學研究顯示，我國花粉過敏發病人數有7500萬人，因為氣候與植被差異，北方花粉過敏比南方嚴峻，引起人們鼻塞流涕、眼睛紅腫、皮膚髮癢，甚至導致過敏性哮喘，造成越來越重的醫療負擔。

關於圓柏，北京大學教授李迪華兩次接受《人物》採訪，他是國內較早關注圓柏花粉致敏問題的學者，也是一名哮喘患者：2014年4月初，他搬進北京大學新安排的辦公樓，附近種植了密集的圓柏，引起他輕微打噴嚏、流鼻涕；第二年更嚴重了，流眼淚，喉嚨腫，呼吸困難。但因為對花粉過敏的不瞭解，他忽視了這些症狀，沒想到持續三年之後，病情發展成了哮喘。

每年3月至4月，李迪華夜裡要頻繁起來通鼻子，睡不了一個整覺，他說，「沒有體驗過窒息是什麼感受，就無法體會花粉過敏人的痛苦。」

早幾年，人們對植物花粉致敏還感到很陌生，李迪華的聲音也顯得孤立無援，甚至有相關領導、專家給他打電話，提醒他加強個人身體鍛鍊，提高免疫力，「但事實上，花粉更容易引起免疫力強的群體過敏。」

為了證明城市綠化與過敏的關係，李迪華開始了與之相關的調查與研究，2017年，他發了一條微博，「圓柏，中國城市中最常用的常綠園林樹木，將令我今生無處可逃。」如今，這條微博對應著當下的圓柏花粉致敏問題，像是一份預言，也終於獲得了更多人的理解。

飄起花粉塵的圓柏雄株圖源視覺中國

潛藏的奉獻

討伐圓柏的聲浪中，關於它們的疑問也越來越多。「既然致敏，當年為什麼還要種？」「換個香樟、桂花不行嗎？」

顧有容說，想要在北京種樹，其實能選的品種並不多。北京處於季風氣候區，相比於溼潤溫暖的南方，這裡春天要對抗風沙、寒流，夏天炎熱、多雨，冬天則太冷、太乾，和同緯度的歐洲相比，又沒有海洋暖流幫忙，植物一年中的生長期只有180天左右，能夠適應的樹種非常有限。

許多樹木在這裡活不過一個冬天。比如網友提到的香樟，顧有容記得，首都師範大學校園裡曾經種過一棵，「沒到11月份直接凍死了」；另外一些植物，好不容易能夠忍受北京的寒冷，但忍不了冬天的乾燥，當大風把土壤水分吹走，死得特別快；一些植物能夠在北京周邊山區活得很好，但種到市區也不行，城市夏天比山區熱，植物有的夏天被熱死，有的受不了城市土壤汙染，長勢緩慢，慢慢也走向了死亡。

而圓柏，作為北京的鄉土樹種，非常皮實，好活，「土壤瘠薄一點，澆水少一點，吃點汽車尾氣，都能扛得住。」顧有容說。它有足夠應對寒冷和乾旱的辦法，鱗片狀的葉子層層交疊，減少水份蒸騰，能夠避免在乾燥環境下失水，到了冬天，它會提高體液裡糖的濃度，降低冰點，不至於被凍傷。它還非常容易管理，枝幹長得緩慢，一年不修剪，樹形變化也不大，大大減少了養護的花費。

顧有容說，圓柏的這些優點，恰好彌補了北京氣候的劣勢，還能節省財政支出，增加冬季的綠色，幾乎就成了園林綠化的首選樹種。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是，北京曾經是一座少有綠色的城市。園林綠化局的官網記錄顯示：這座古老的城市在元明兩代時，大面積森林幾乎被砍伐殆盡，民國時期又經歷了漫長的戰火，1949年，北京的人工林已經不足300公頃，森林覆蓋率只有1.3%，能夠開放的公園只有6處。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擴大城市建設，如何為城市「增綠」，變得緊迫。

李迪華記得，一位老園林局長曾對他說，為了改善環境，增加城市綠地率，1980年代，這位局長（當時還是處長）每個月差不多要見兩次市長，專門討論綠化方案，「可想而知，綠化在當時有多麼重要。」那位局長退休後，一代又一代局長接過綠化任務，到了2024年，園林綠化局公佈了他們的成績：70多年過去，北京的森林覆蓋率和綠地率都增長了40多倍，並且會開擴更多的綠色空間，往更高的數字上努力。

這個增長比率裡，包含了繁茂生長的圓柏。李迪華查詢到，北京75%以上的圓柏都是在1980年代後才種植，它們的身影逐漸走出皇家陵墓和園林，出現在更多的綠化帶、人行道和居民小區裡，沒有人能夠預知，這種皮實、常綠、為城市增綠貢獻力量的植物，也為將來的人群過敏埋下了風險。

站在景山公園看到的北京核心區域，一片綠色，圖片下方的樹木大多為圓柏。攝影：尹夕遠

盛花期

2012年春天，張卉的鼻子突然堵了，流鼻涕，咳痰，是圓柏花粉引起的過敏。那時，她已經和天壇的圓柏一起走過了五六個春天，不明白「怎麼會突然過敏」，後來聽老職工說，天壇裡除了3000多棵柏樹是古樹名木，剩下的3萬多棵是1986年後才陸續種植的。她推算出，柏樹從發芽到盛花期，大概需要30至50年，意味著進入2010年之後，新種的那批柏樹正好到了開花、散粉的年齡。

差不多的年份，北京海淀區一個事業單位大院裡許多人也出現過敏。大院裡種植了700多棵圓柏，一排排站在樓前和樓後，雄株釋放花粉逐年增多，導致過敏人數每年增長。到了2016年，光是3月份，大院裡有一家醫院就接治了差不多近千名患者，其中300多人症狀較重，「藥房的過敏藥全都開光了」，醫生當年在接受採訪時說。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亦是如此。《人物》在2021年有過報道，清華大學一名學生曾對身邊同學做了《春季過敏爆發及應對調研》，收回的124份有效問卷中，87名學生是到清華後才開始過敏。還有清華一名校醫接受校媒採訪時介紹，2011年，耳鼻喉科和眼科門診加起來的接診量是4000多，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漲了一倍，變成9000多。協和醫院尹佳團隊入校給學生做檢測，發現多數過敏是因為圓柏花粉。

北京大學的圓柏，被學生投訴後，今年被修剪了，但圓柏是不耐修剪樹種。李迪華供圖

沒有公開的資料記錄，北京到底有多少人對圓柏花粉過敏，但有多個流行病學研究結果證明，花粉過敏發病率呈上升趨勢，尤其在兒童、青少年中高發。北京世紀壇醫院變態反應科有一項更細緻的調查：對2017年1月至2020年7月的10000多位過敏患者做過檢測，發現主要過敏原來自雜草和樹木花粉，其中圓柏花粉陽性反應最高。

人體免疫系統是一個複雜的機制，很難用單一原因解釋為什麼過敏人群越來越多，全球氣候變化、遺傳因素、生活方式改變都被認為可能誘發或者加重過敏。

但花粉量增加或許是最直觀的因素。李迪華注意到，日本和德國有相關的研究：當每立方米空氣中柏樹花粉數量達到50或者80粒，過敏人群數量就會增加，症狀也會加重。他和張卉做出差不多的推算：1980年代大面積種植的柏樹，在2015年前後進入盛花期，導致北京城市空氣中柏樹花粉數量劇烈增加，不斷突破臨界值。「這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近幾年花粉症會在北京加劇。」李迪華說。

北京，紅領巾公園，工作人員給路側的檜柏修剪花枝，以減少花粉飄散量。圖源視覺中國

與花粉共存

長期研究人在環境中的生存狀態和健康，李迪華還了解到，不僅是圓柏，楊樹、柳樹、樺樹、銀杏、懸鈴木（法國梧桐）、臭椿，這些城市常用的園林樹種，都會導致人體過敏。

矛頭的指向更加明確——引發花粉症的大多是風媒植物，它們不依靠昆蟲授粉，而是藉助風力傳播，因此有類似的特點：花粉產量大，顆粒小，一顆直徑只有10~100微分，很輕，沒有粘性。無風時，它們可以飄到幾十、幾百米外，但遇到適宜的條件，它們甚至可以飛躍到上萬米的高空，飄蕩到幾千公里之外。

也因此，不僅在中國，風媒植物幾乎重塑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引發的過敏已經是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問題。

有資料統計，世界範圍內，已經有超過25%的人口受花粉過敏影響。世界衛生組織還有一份報告預測，未來20年內，這個比例將會達到35%，成人發病率可能高達三成，兒童發病率可能逼近四成。對許多人而言，花粉症不是偶發的小病，而是一場困擾終生的「季節戰爭」。

不同地區，花粉致敏源也不同：在北美，是盛夏的豚草；北歐，是開春的樺樹；澳大利亞，是昔日歐洲移民帶去的、如今遍地瘋長的黑麥草；而在日本，過敏多數來源於柳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綠化與林業發展，日本政府大規模栽種了它們，結果是如今42.5%的國民成為花粉症患者。日本柳杉花粉濃度達到頂峰時，甚至會引起"花粉華"的奇觀——數以萬億計的花粉顆粒漂浮在大氣中，形成特殊的光學現象，在太陽周圍浮現出彩虹般的光環。

為了治理花粉，日本國會甚至成立過一個罕見的跨黨派組織——「花粉症對策議員聯盟」；2023年，日本首相還召開專門會議，指示當年6月必須拿出對抗過敏的具體對策。後來的計劃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建立更精準的花粉預警系統，推廣更有效的醫學治療手段，最後是從源頭砍伐柳杉，改種低花粉的新品種，或者直接更換樹種。

然而，這些措施要麼耗費高昂的資金，要麼需要等候漫長的時間。發生效用之前，日本國民依然只能透過帽子、眼鏡、口罩以及吃藥等方式，扛過一個個春天。

在我國，花粉治理同樣面臨困境。北京市園林綠化局做出舉措，修剪花枝、灑水噴淋、溼化地面，儘量減少花粉的散播。但顧有容告訴《人物》，噴水只能把花粉暫時打下，乾燥之後花粉還會隨風飄起，而想要長時間維持高溼度，成本難以承受。另外，北京周邊淺山區還有大量側柏，花粉也會飄散到城區，「噴水能起到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這個說法在天壇公園得到了某種驗證。花粉高峰期那幾天，天壇公園一天要對圓柏噴6次水，張卉說，工人一上班，就開啟水龍頭接水，裝滿5噸水的罐車要一個小時，噴灑卻只需一會兒，工人一整天都在「打水——噴水——再打水」中奔忙，費了許多力氣，能控制的也只是天壇內部的花粉。

天壇公園職工朝圓柏噴水天壇公園供圖

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姚亞男長期以「城市綠色空間與公共健康」為研究方向，她告訴《人物》，花粉之所以難控，是因為太多因素干擾了它們的傳播，強降雨天氣最能降低花粉的傳播，但雷暴、小雨或者雨後微晴，卻讓它們變得更加活躍；當空氣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汙染物濃度升高時，甚至會讓花粉顆粒「炸裂」，釋放出更微小的胞質細顆粒，致敏性會更強。

在今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姚亞男還分析了風力、溫度、溼度、建築佈局等16個因素對花粉致敏風險的影響，結果發現，「即使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個時刻，兩個相隔不到百米的人，所面臨的致敏風險也可能完全不一樣。」這種極強的區域性差異性，也給治理花粉帶來很大困難。

在清華求學時，姚亞男接觸到校園裡大量的圓柏，也成為一名花粉過敏患者。她尋找過根治的辦法，發現協和、世紀壇等醫院能做「脫敏治療」，但每週得去打一到兩次脫敏針，而且要持續三年以上，藥效才能保持較長的時間，「對於上班族來說，代價幾乎是不可接受的。」作為一個普通人，她能做的防護依然有限：勤換衣服，勤洗澡，規律吃抗過敏藥。

姚亞男工作單位附近的圓柏受訪者供圖

樹、鳥和敬畏之心

面對過敏，一些人提出了更進一步的想法：能不能給致敏樹種絕育，或者把樹挪走，甚至，能不能把圓柏砍了？

李迪華支援砍掉一部分圓柏。今年4月，他接受採訪的影片《一個北大學者和花粉過敏鬥爭的11年》在各大平臺有接近2000萬的播放量。他說，城市不同於自然界，是主要為人類設計的特殊空間，建設規劃時，我們是否在過度追求綠化，放大了植物生態多樣性和美觀的作用，而忽視了擺在第一位的，應該是人群的安全和健康？

海淀區有一所幼兒園曾經聯絡李迪華，因為圍牆四周是一圈密集的柏樹，花粉瀰漫時，很多孩子過敏。李迪華聯絡園林部門，得到的答覆也是「不可能砍樹」。他追蹤這件事長達2年，最終爭取到把圓柏樹冠修剪到圍牆的高度。

同在海淀區的一個事業單位大院也有類似經歷。2014年開始，居民持續投訴樹木致敏，卻被告知，不能砍，只能移。但移植一棵高齡圓柏費用高達20多萬元，大院居民開啟其他方式「自救」，剪枝，沖水，還請過植物專家為圓柏「避孕」，讓它不產生花粉，但問題還是很難解決。

李迪華說，在我國，樹木砍伐已經被立法形式確定了下來，具體到北京，砍伐一棵胸徑超過4釐米的樹木，就要上報園林綠化部門。在目前的《北京市綠地樹木許可服務管理辦法》中，過敏不構成移伐樹木的理由，他呼籲，在幼兒園、醫院、養老院、居住小區這些敏感空間，是不是可以適當移植、砍伐一些圓柏雄株？

但砍樹的聲音引發了另一些擔憂。

張卉說，除了樹木，天壇公園裡還生活了243種鳥類，冬季，小鳥沒有別的食物，全靠側柏和圓柏的果實度過。顧有容說，在東亞地區，許多鳥類遷徙也必經北京，極危鳥類不只從這兒飛過，有的還要留下來繁衍，討論砍樹問題時，我們也有必要考慮對動物棲息地會造成什麼影響。

張志翔是北京林業大學教授，也是中國和北京多個植物、林業學會的理事。2019年，北京市民因為花粉過敏頻繁投訴，市園林綠化局開始思考重新修訂主要林木目錄，張志翔作為專家參與了修訂過程，當時他提出，應當種植圓柏雌株，避開雄株，另外還應當把整個刺柏屬（包含圓柏）都從主要名錄中拿掉。兩年後，園林綠化局經過多次調研、座談，更新了目錄：刪除刺柏屬，新增北京市另一種保護植物，白鵑梅屬。

張志翔不認同直接砍樹。他說，法律作為治理社會的尺度，制定與修改必然不會一蹴而就，「如果過敏作為砍樹理由的口子打開了，邊界會在哪裡？批准了一所幼兒園，一家養老院，是不是要批准其他過敏的地方？批准了圓柏，致敏樹種還有一大堆，榆樹、楊樹、柳樹、銀杏，是不是都要砍？」

雖然是圓柏花粉過敏患者，但姚亞男也認為，「砍樹不可行」。她看到一項具體的科學研究——2021年時，比利時有學者對18處城市綠地的花粉致敏風險做過測算，發現移除主要的致敏樹種，只能使過敏風險降低13%。「這或許能夠推斷，單獨清除圓柏，別的致敏樹種影響還在，問題並不因此得到解決。」

砍與不砍的爭論，似乎沒有一個明晰的答案。但確定的是，在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區域，人們的花粉症會更加多發。從結果看，花粉症似乎成為城市化發展的必然代價。

也有人提出更深一步的質疑：城市綠化為何沒能避開高致敏樹種？姚亞男說，這源於人類對植物瞭解的侷限：目前，全球已知的植物種類約37萬種，但被確認有致敏風險的僅有幾百種，「這並不意味著其他植物絕對安全，而是我們沒有與它們產生足夠多的接觸。」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銀杏被記錄為「極少致敏」植物，但20年過後，隨著它們被廣泛種植，已經被權威機構列為主要致敏源之一。

這也是城市綠化的悖論：種得越多，行動得越多，越可能打破原有生態平衡，誘發不可預測的風險。

關於圓柏，北京氣象局花粉監測播報，最後一波花粉已經在4月11日至14日結束了。不過，北京花粉季綿長，從3月持續到10月，一共有213天，接下來是白蠟樹、樺樹、楊樹、柳樹花粉，再晚一點還有懸鈴木（法國梧桐），它的果實裂開後，會像楊柳一樣飄絮，花粉和毛絮都會引起過敏。到了8到9月，蒿草、葎草、藜草等草木花粉會陸續成熟——那將是更厲害的一波過敏原，不比圓柏花粉只是讓大多數人眼睛癢，打噴嚏，流鼻涕，蒿草和葎草花粉會引起更劇烈的哮喘，甚至可以致命。

怎麼與這些植物共處，我們面對的問題，或許還只是一個開始。姚亞男最後給了我們一個啟發性的觀點，是她導師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一棵樹的壽命，可能是人的幾十上百倍；它的體量，也遠遠大於人類，面對這樣一種生命，無論是選擇種植，還是決定治理，或者移除，人類都應該懷抱足夠的敬畏與審慎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