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
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來源：古槐路
經歷政治運動
在中國，大多數大使和代辦們都是“保皇派”，而在印度尼西亞，情況並不是這樣。
印度尼西亞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總統蘇加諾被罷黜，一個軍事集團統治了國家，幾萬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員被逮捕和殺頭。
代辦姚登山受中國國內革命運動的鼓舞，決定造印度尼西亞新政權的反。結果他被拘留，然後被驅逐出境。從此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外交關係中斷了20多年。
姚登山作為英雄回到中國，同時受到毛主席和江青的接見。淹沒在巨大榮譽中的姚登山站在毛主席和江青中間挽著他倆的胳膊照了一張相，相片第二天在報紙的頭版登出來。
姚登山（中）
回到外交部後，聯絡站人員熱烈歡迎他，選他做頭領。在姚登山的領導下，聯絡站更加肆無忌憚，企圖全面接管外交部大權。
與此同時，我們這些所謂的“保皇派”也聚集力量，於1967年春成立了自己的兩個革命組織——造反總部和攀險峰。我參加了攀險峰。一些聯絡站成員脫離了自己的組織，也參加了攀險峰。
在一次我給總理做翻譯的時候，我告訴他我參加了攀險峰。總理表示同意，並說毛主席自己說過在一個單位有兩派是好事。
在外交部，聯絡站和兩個新成立的組織間很快出現了僵持不下的局面。91位大使和其他高階官員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頌揚陳毅元帥，批評聯絡站。那以後更多人參加了新組織，使聯絡站進一步陷入被動。
但是，1967年8月7日，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的王力，剛從武漢軍區短暫的拘留中解脫，作為英雄回北京後，接見了聯絡站的領導成員，責罵他們對外交部的走資派和“保皇派”太軟。他還煽動說只有手中有了權，他們才能享受榮華富貴。
這等於給這些造反派們打了一針強心劑，他們立刻陰謀全面接管外交部。但同時，他們對和王力的會見保持絕密，不透露半點兒風聲。
1967年的夏天異常悶熱。我父親開始患感冒，後來病情越來越重。在往常，我本可以馬上送他去醫院。但在那時，這幾乎不可能。在這個“革命年代”，沒有計程車，也沒有三輪車，我由於已被打倒也不能從外交部要車。
但真正使我不能送父親去醫院的原因，是那時所有醫院都被紅衛兵接管了。紅衛兵把水平高的醫生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趕去掃廁所，一些二把刀在看病。
翻譯處俄文組的一名年輕翻譯有一次對翻譯處的同事們吹牛，說打倒了那些不可救藥的走資派醫生後，紅衛兵成了醫生，他自己都有權給一個重病患者動手術。他說給病人開刀並不像那些走資派們說的那樣複雜，任何有革命熱情的人都能成為一個好的外科醫生。
這使我們都覺得，父親還是留在家裡恢復健康的機會更大。我的三嫂是個護士，她給我父親注射了幾針抗生素。但我父親病情惡化，終於在1967年8月17日去世了。
我長大成人後很少哭，但這次我痛哭了一場。我父親過去是，現在也一直是我的偶像。儘管他膽子小，但終其一生都很正直。他對所有生命的憐惜，對祖國和人民不變的愛以及對中國未來的信念都深深地教育了我，這些也是我恪守的信條。他有過榮華富貴的時候，但在北京的家中去世時很清貧，只有妻子和兩個兒子守在身邊。
姚登山（前左一）
外交部的局勢急劇惡化，王力對聯絡站的煽動傳到了每個人耳中。姚登山違背總理關於外交部不能奪權的明確指示，在聯絡站幾個最激進分子的協助下，搞垮了整個外交部的領導層並掌管了大權。
攀險峰和造反總部兩個新組織被解散。我被解除一切職務，這也意味著不允許我再為總理或其他人當翻譯。我要寫檢查，還要準備進一步挨鬥。
但對我來說當務之急是火化父親的屍體。要想火化屍體必須從死者家屬的單位開死亡證明。住在父親家的三哥朝輔被他的工作單位西安電影製片廠打成反革命，正在北京藏身，幫不了什麼忙。外交部極為混亂，沒人負責，姚登山領導的激進派掌管了一切。我必須儘快行動，因為天氣很熱。
這時向同幫了忙，她向她的單位中國紅十字會說明情況。紅十字會的兩派都擁護周總理，他們知道我是周總理的翻譯，就開了我父親的死亡證明。
火化了父親的屍體，帶回骨灰後，我又回到外交部準備更糟的事發生。但造反派們沒空兒理我這樣微不足道的“保皇派”，他們策劃著更大的行動。
來自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極“左”分子，主要是六一六兵團和紅旗造反團的年輕人，決定衝擊外交部，以支援外交部的過激分子，並幫他們把所有“保皇派”清除出外交部。
很快幾百名年輕人叫喊著聚集在外交部大門外要求進來，情況非常危急。
我們這些還有頭腦的人知道，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止這些極“左”分子衝進外交部。在所有國家，外交部還有其他幾個部如國防部，掌握著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國家機密，這是個常識。如果這些狂暴的年輕人衝進了外交部，就會對國家安全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我自動和幾百名外交部官員一起用身體阻擋極“左”學生們進入外交部大院。但學生們人數眾多，也更身強力壯。很快他們就用力衝開大門，逼得我們不斷後退，然後他們突然全力衝破了我們的防線，衝進外交部。
姚登山一夥興高采烈地歡迎他們，他本人進駐了外交部部長辦公室。
巨大的恐懼和擔憂籠罩了我們。我們害怕無法彌補的損失很快降臨我們的國家，也防備可能發生在我們這些“保皇派”身上最壞的事。但姚登山一夥忙著更大的陰謀，暫時沒空兒對付我們。
一系列極“左”行動開始了，首先就是抓住和批鬥陳毅元帥本人。
極“左”分子們試圖衝擊人民大會堂，總理站出來了，義正詞嚴地宣佈，如果他們膽敢衝擊人民大會堂揪鬥陳毅元帥，他們只能從他身上跨過去。
總理的話使極“左”分子們猶豫了一下，他們於是和總理商量。總理同意他們召開一個批判會，總理將和陳毅元帥一起出席這個會。
會召開了，總理耐心地坐在那兒聽了幾小時。當他剛起身去衛生間時，幾個極“左”分子一下衝上講壇企圖把陳毅元帥拖下來。陳毅元帥的衛士宮恆徵同志手疾眼快，迅速把陳毅元帥拉下臺，護送他鑽進汽車走了。
揪鬥陳毅元帥的陰謀破產，但姚登山一夥仍牢牢控制著外交部，策劃衝擊外國使館，支援南方的極“左”分子直接進攻香港。
他們先後衝擊了蘇聯、印度和緬甸使館，行為極端惡劣。他們先朝蘇聯大使館大喊大叫，肆意辱罵，然後把蘇聯使館所在街的街牌改成反修路。
又沿著原東交民巷遊行示威，把街名改為反帝路。他們認為印度是帝國主義者的馬屁蟲，就砸爛了印度使館的玻璃。
這些行為完全破壞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外交使團應該享有的外交豁免權。但姚登山一夥的行為繼續升級，甚至波及國外。
在國內“文化大革命”形勢的影響下，我國駐各國外交使團的極“左”分子們也加緊了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狂暴行動，這些行動都嚴重違反了外交準則。
在倫敦，激進的中國外交官員衝上街頭，高喊“打倒英國帝國主義”，並和警察扭打起來。
在仰光，中國外交官挑起了和緬甸警察的流血衝突，中國人員在仰光的傷亡報告在國內引起極大義憤，姚登山一夥計劃衝擊在北京的緬甸大使館。
他們的行為引起外交部很多頭腦清醒的同志們的警覺，和許多“保皇派”一道，我們試圖扭轉這種暴力行為。但我們找不到領導人來支援我們，那時外交部部長和副部長們全都被趕下臺，唯一負責的人就是姚登山。
我們一群人進了姚登山的辦公室，呼籲理智和剋制，爭辯說盡管緬甸警察違反了有關外交豁免權的規定，我們當然可以根據外交準則採取我們認為必要的一切行動，但報復行動不應包括也去破壞緬甸外交官在中國的外交豁免權。
姚登山根本不理我們，繼續指揮衝擊緬甸使館。我們很絕望，但仍繼續呼籲剋制。
姚登山表現得好像辦公室根本沒有我們這幾個人，繼續向不斷進來接受命令的造反派發布指示。
造反派已經在緬甸使館大肆打砸，並開始搶劫。聽到報告搶劫開始時，姚登山突然變得很嚴厲，嚴肅地宣稱：
“注意！我不能容忍搶劫！砸爛那個地方，但不許搶劫或偷竊！”
我們看到再和這個人爭辯下去沒有用，就離開了，為砸爛一個外國使館的嚴重後果而深深擔憂，而這種荒唐的命令竟然是一個主管外交事務的人直接發出的。
他們下一步是衝擊英國代辦處，同時向香港的英國當局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英國於48小時內把香港歸還中國，否則中國將武力收回。
呼應內地的形勢，香港當地的激進分子已經大舉上街，要求英國把香港立即歸還中國，大陸的激進分子也緊鑼密鼓地做準備，以解放香港。
在北京，姚登山一夥人和北京外國語學院的造反派一起，密謀火燒英國代辦處。
事件發生於1967年8月22日下午，那一天我沒什麼事做，造反派也沒工夫管我，我就早早回家了。
我回到離使館區不遠的家不久後，突然聽到街上一陣騷動。我出了家門，看見幾百人甚至上千人朝英國代辦處所在的方向衝過去。我也走過去瞧，只聽見叫喊聲和歡呼聲，英國代辦處火光熊熊，黑煙滾滾。
幾輛救火車很快趕到，但都被紅衛兵擋在外面，無法進去救火。
紅衛兵有的還把裝著汽油的玻璃瓶扔進代辦處，讓大火繼續燃燒，有的手拉手唱著毛主席的語錄歌：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我站在那兒驚呆了。
向同那天騎車回家，突然聽到救火車警笛大作朝我們家所在的地區駛去。她很吃驚，害怕造反派放火燒我們的房子，趕快使盡全身力氣蹬車趕回家來。看到我們的樓沒有起火，才大大鬆了一口氣。
但我們倆都對火燒英國代辦處十分震驚，不知道接著還會發生什麼事。
總理震怒了。毛主席也明確宣佈：
“這起縱火事件是反革命行為，必須嚴懲。”
這樣，由於毛主席的一句話，外交部的政治局勢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姚登山領導的激進派一夜之間由“真正革命派”變為“反革命分子”。
而我們這些“保守派”和“保皇派”，由於反對火燒英國代辦處和其他違反外交準則的行為，一夜之間變成了“真正革命派”。
最後的瘋狂
從1973年到1975年，總理直接安排我去華盛頓駐美聯絡處工作。
1975年夏，在駐美聯絡處工作兩年後我奉召回國，被任命為國際司副司長，但幾星期後我又一次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北郊的五七幹校勞動。
這是第四次派我到農村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也是我第二次去五七幹校。雖然過去這些年我在中國不同地方的田間努力勞動，但我的耕作水平還是很低。
這次在五七幹校的一年多時間裡，我真誠地努力學習像一個真正的農民那樣幹活。儘管我插秧的技術一點兒沒改進，我還是不顧北京夏天的炎熱，堅持在水田插秧。
我彎腰站在田裡，光著膀子受太陽暴曬，汗水就像小雨一樣落下來。我在中國人裡算高的，插秧對我顯得尤其費勁。幸運的是，與以前在農村勞動時糧食限量不同，這次我們有自己的廚房，至少能填飽肚子。
然而，我體重還是減輕了很多，以至於1976年10月，我作為中國聯合國代表團的一位代表參加聯合國大會第31次會議時，基辛格看見我很吃驚，大聲問我：
“冀先生，出了什麼事？你怎麼突然變得這麼瘦？你病得很厲害嗎？”
那時如果沒有其他中國同事在場，我們同外國人說話就要特別小心，否則就會被指責為洩露國家機密，所以我只是笑著簡單回答：“沒什麼事，我很好！”然後就很快走開了。
儘管我很努力，我在地裡的表現還是太糟，最後調我去餵豬，很快豬又掉膘了，可是沒人在意。
幹校的同志們都很同情我，又調我去和婦女、老人一起幹活，像把稻子在場上鋪開曬乾等。那時我46歲。
我在農村時，總理與世長辭，那是1976年1月8日，全國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我立刻要求回北京，總理的衛士安排我向總理的遺體告別。
當總理的靈車緩緩駛過長安街時，儘管沒有事先通告，天上還下著大雪，但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扶老攜幼，在黎明前就沿著長安街佇立等待，痛哭失聲。靈車經過時，每個人都深深鞠躬，淚流滿面。
那時，我們都覺得，我們不僅失去了一位父親，而且我們祖國的前途和命運也都處於巨大的陰影中。
北京人民對“四人幫”越來越憤怒，人們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自發悼念周總理，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貼滿了詩詞、頌文。
我那時已回到幹校，但總有幹校的同事趁回北京的短暫間歇去天安門，回來就給我們看在廣場抄下來的詩詞。這些詩詞只有兩個主題：懷念敬愛的總理以及對“四人幫”公開的憤怒聲討。
外交部黨委釋出了明確的命令，禁止抄錄和宣傳這些詩詞，但沒有人理他們。
向同那時每日騎車上下班都要路過天安門廣場。4月5日那天傍晚她下班回家，想停車去廣場再看看有沒有新的詩詞，突然感到一陣寒風吹過，她莫名其妙地害怕起來，就趕緊騎上車回家了。
不久“四人幫”就派爪牙到廣場上毆打群眾，撕毀了所有詩詞。
與此同時，由於毛主席健康惡化，在外交部，一場劇烈的權力鬥爭，以前是隱蔽的，現在在新任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之間爆發了。
喬冠華在毛主席會見外國貴賓時被排斥在外，急於找機會重新參與這些會見。他派車到幹校把我接回北京，住在他家裡，囑咐我不要告訴向同或任何人我回來的事。
喬冠華於是詳細告訴我那些“通天”的人加在他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後對我說：
“小冀，你太天真了。她們一直想整死你，你卻一點兒也沒意識到。”
我當然意識到了，而且在喬冠華講這些話很久以前就意識到了。我自己確實是那些人的犧牲品之一，我妻子也是。我不喜歡她們，她們也不喜歡我，但是我覺得在外交部又一次製造不和是危險的。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已經通讀了《資治通鑑》，對其中描寫的一個發生在2000年以前的歷史事件印象深刻。那是後來成為東漢第一個皇帝的劉秀，寬恕了他的死敵，結束內戰，從此迎來了東漢王朝200年的和平與繁榮。
我敦請喬冠華部長向劉秀學習，我還提到周總理的豁達大度的處事態度，認為仇怨對任何人都沒好處。
但是喬冠華苦笑著說：
“小冀，你一點都不知道其中的複雜性。”
他告訴我他需要見到毛主席，但他受那些“通天”的人排擠，不讓他見毛主席。他說他是外交部部長，將任命我又一次做毛主席的翻譯，這樣毛主席接見外賓時，他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毛主席的住所。
然後他打電話給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詢問了有關安全事項，張玉鳳問過主席後，表示同意喬冠華的安排。
就這樣，在毛主席和外國友人的最後三次會見中，我再次成為他的英文翻譯。最後一次是會見巴基斯坦總理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
多年以後，布托政府被一次武裝軍事政變推翻，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世界許多政府首腦呼籲寬恕布托，但布托還是被吊死了。
我住在喬冠華家時，他告訴我他已經靠攏江青，從而在和外交部那些“通天”人物的鬥爭中得到支援。
我嚇了一跳，警告他這樣做很危險，所有正直的人都痛恨江青，江青比任何人都壞。
喬冠華又一次笑了，對我說：
“小冀，這就叫做以毒攻毒。”
每次為毛主席翻譯後，我都回到幹校。那個夏天，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大地震，24萬多人在地震中喪生。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許多年，有關這次慘痛損失的原因才漸漸披露出來。原來那時江青一夥正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不允許任何事阻撓這場運動。因此當地震局報告說唐山可能發生大地震時，所有警告大家做好準備的嘗試都被阻止。
地震在凌晨發生時，所有人都毫無防備，全城很快成為一片廢墟。從死亡的人數上看，它是中國乃至世界上100年來損失最慘重的一次地震。
然而，在唐山郊區的一個小鎮，那裡震級和唐山一樣，卻沒有人死亡，只有少數人受傷。因為當地政府不理睬上面關於繼續批鄧、不得終止的要求，通告全鎮人民預防地震，採取了在戶外過夜等防範措施。
北京也受到了這次可怕地震的影響，有不少人員傷亡。
我那時恰好在北京，就安排向同帶著兩個孩子，還有我的母親、哥哥和妹妹，飛到西安和親戚住在一起，我繼續留在北京。
過了一段時間，餘震不再發生後，我的家人就回到北京，我也回幹校去了。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9月18日，隆重的追悼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我和向同都參加了。
追悼會事先安排得很好，所有機關工作人員、學生、工人、農民、解放軍都整齊地列隊站在廣場上。初秋的天氣仍很熱，街上有許多賣冰棒的小攤販。追悼會結束後，我走回家。
不久我被召回外交部，告知我已被選為聯合國大會第一屆委員會的代表。
在紐約時，我有一次寫信給在北京的喬冠華的妻子章含之。在信中我非常直率，罵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
幾乎在同時，在紐約我們駐聯合國使團的駐地，我從收音機裡聽到“四人幫”已被抓起來的訊息。
我當時獨自一人在房間，沒有人可以擁抱歡呼，就高興得跳起來，使勁鼓掌。我感到極大的解脫，渾身說不出來的輕鬆。
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立刻被召回國內。很快，我也接到通知立即回國。我們駐聯合國的代表黃華通知我的時候顯得很擔憂。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擔心，我覺得“四人幫”終於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該結束了，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
我回國之前，一個當時也在紐約使團的翻譯處的同事要求和我談談。他問我對喬冠華部長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的看法，我坦率地對他講了。
不久當我因偏袒喬冠華受到群眾大會批判時，我在紐約告訴這位同事的話被當做證據證明我的“罪行”。
過了些年，我和這位同事都當了大使，我們在國外遇見了。他把我拉到一邊，向我道歉。我被感動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個瘋狂年代，不僅朋友，甚至有時丈夫和妻子、父親和兒子、母親和女兒都相互背叛，以為這是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我接受了他的道歉，我們又成為好朋友。
我返回北京時，在朝鮮時任志願軍代表團的一位領導、後來又擔任國際司代理司長的畢季龍迎接我。他也對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很有看法，並很同情喬冠華部長。
當時外交部的主要副部長劉振華指示，要準備領導國際司開展批判鄧小平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我們都非常迷惑，“四人幫”不是已被打倒了嗎？為什麼我們還要批判鄧小平？而且，為什麼“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錯案仍是正確的？
事情很快就趨於明朗了。喬冠華受到公開批判，外交部部長的職務也撤銷了，所有支援過他的人都要接受批評幫助。
指定了國際司的三個人專門來“幫助”我。其中一個人那時在外地，從未到場，他後任駐外大使，我們仍是朋友。
另兩個人在國際司召集大會、小會批判我，不斷對我施壓，要我坦白和喬冠華一起“搞陰謀”的“罪行”。
這時我還是國際司副司長，我的職務也沒變。很快他們告訴我暫時不能參加和外國官員的會見和外交事務，緊接著他們又不准我參加部裡和司裡的會議。
光明媚的下午，他們突然又告訴我，我不能再審閱外交電文和其他外交檔案，從此集中精力揭發喬冠華的“陰謀”，並坦白自己在這些“陰謀”中的角色。
聽到這些話，我突然感到一陣噁心，對他們這些卑鄙的勾當厭煩之極。我急需呼吸點新鮮空氣，就走上了屋頂。
他們中的一個人，生怕我會幹什麼魯莽的事，趕快緊跟我，滿臉堆笑，想說服我下來。
我一點兒也沒有要從屋頂跳下去的念頭，我繼續在屋頂散步，他也緊緊跟著我，滿臉堆笑，想和我說話。
在這些對我的鬥爭和“幫助”會上，除了這兩個人，幾乎沒什麼人發言批判我。
實際上，不少同事都私下對我表示同情和支援。兩位當時的處長，楊虎昌同志與後來成為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和駐美大使的李道豫同志，利用上廁所的機會提醒我注意那兩個傢伙下一步幹什麼。
一些年輕同事知道我單獨在辦公室時，就藉口給我送報紙或問有關工作的事兒，到我這兒來安慰我，肯定地說他們不相信那兩個傢伙能把我怎麼樣，用不著擔心。
除了那兩個人，我們司又來了一位年紀大的女副司長，我以前從沒見過她。她比那兩個傢伙更急於逼我坦白交代。
幾個月以後，這些人從我這裡挖不出什麼足以置我於死地的東西，就決定再把我送到農村去。他們要我一邊勞動一邊儘量回憶我的“罪行”，還有喬冠華的“罪行”。只有徹底坦白交代，不遮遮掩掩，才有出路。
我出發去農村之前，那位女副司長再次提醒我，我的案子還沒完。我勞動時要認真考慮我的問題，想起什麼就馬上向他們彙報。
當外交部組織批判喬冠華時，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還在繼續。
我回到了以前勞動過的生產隊，受到大家熱情的歡迎。沒有人問我在離開的這一年出了什麼事，也沒人問關於前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事。
五七幹校多了很多新人，大多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年輕畢業生，他們要經過一年的勞動鍛鍊才能派到國外各使館去。有了這些年輕人，五七幹校的氣氛變得輕鬆快樂。年輕人高興地承擔了重體力活兒，我們年老體弱的人就幹些輕活兒。
允許我們每隔一週在週末時輪流回北京，坐卡車只用一小時。每星期一的早上我們就互相轉告在城裡聽到的訊息。我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是鄧小平是否會復出，什麼時候復出。
在一個星期一的上午，天氣很好。一位剛從北京回來的同事告訴我們，外交部一位司機告訴他，他曾載著前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去景山公園以西的一個大院子。王炳南離開時，他看見鄧小平送王炳南出來。這位司機又驚又喜，趕快跑上去和鄧小平握手，問候他的健康狀況。鄧小平微笑著和司機握手，說他很好。
這個驚人的訊息立刻傳遍五七幹校，一些人高興得跳起來歡呼。從那時起，我們回北京後的主要任務就是打聽鄧小平是否已被徹底平反的訊息。
很快各方面的資訊都越來越積極。我們都能在空氣中感到就要發生大事了。有幾個同事有收音機，每當我們去地裡幹活時，總要留人在家裡收聽廣播。
1977年7月的一個大熱天，我和同事們正在地裡幹活兒，看見留在家裡收聽廣播的同事又笑又喊地揮手向我們跑來，我們趕快跑到他面前，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鄧小平徹底解放了！”
所有人都跳起來歡呼，我們衝到五七幹校的總部好好慶祝了一番。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及批判喬冠華的運動在五七幹校從來沒有真正開展過，這時這些運動更是土崩瓦解了。
於是我有了空閒時間回到外交部幾天，找新任領導們談話。
我在朝鮮就認識的凌青大使成為國際司司長，何理良女士是副司長之一，她是代替喬冠華成為外交部部長的黃華的妻子。我的老朋友畢季龍也是副司長之一。我和凌青、畢季龍與何理良談了好多次，也和政治部的司長楊清華女士和剛從加拿大回國的章文晉大使多次談話。我還拜訪了當時任文化部部長的黃鎮和他的妻子朱霖。
我對他們談到對我不公正的待遇，談起外交部某些人不顧總理、毛主席的親筆指示和主管人事的符浩副部長的多次敦促，阻撓我妻子向同去華盛頓駐美聯絡處。我說我想證明我是完全清白的，希望重新安排我和向同到華盛頓的聯絡處工作。
他們所有人都認為我和向同應該去美國工作，無論是在華盛頓駐美聯絡處，或是駐聯合國使團，還是聯合國秘書處。他們告訴我不用擔心，但在一切都搞清楚之前還需要些時間。
的確，事情沒那麼簡單。和其他人不同，那位年老的女副司長問我是否已完全想清楚了我的問題，是否準備好了徹底坦白交代。我回答我對她沒什麼好說的。
左起：斯諾、翻譯冀朝鑄、毛主席、斯諾夫人
大約一年後，我在哈佛大學時的同屋哈伯·萊溫寄給我一張剪報，是我在美國的一位老熟人羅斯·芒羅（Ross Munro）寫的一篇文章，載於1978年1月18日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題為《中國印象》，該文提到我的部分如下：
對外國人來說，發現突然消失了的中國官員的確切命運幾乎是不可能的。
冀朝鑄就是一個例子。他是一位外交部的官員，幾年以前當他在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工作時，以他神態自如的舉止和對美國事務的瞭解給許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於1975年返回北京，在外交部國際司出任重要職務，並於1976年春，在毛澤東和客人的最後幾次會談中充當翻譯。
但是激進的“四人幫”被打倒後不久，冀先生就消失了。當一個外國人最近向冀先生從前的一個同事打聽他的下落時，這位同事粗魯地稱“我想他身體不好”就走開了，中斷了一次本來是很愉快的交談。
向外國人提供中國領導人的官方照片的一位下級工作人員實際上更為坦率。當問到為什麼沒有冀朝鑄為毛主席做翻譯的照片時，他說冀先生是“‘四人幫’的走狗”。
我們可以推斷，冀先生確實遇到了麻煩，但沒辦法知道什麼時候他可以復出，如果他能復出的話。
但我確實復出了，而且幾乎與這篇文章發表的同時。
羅斯·芒羅在1977年末離開中國，在1977年末至1978年初的冬天，我被正式召回外交部。我作為國際司副司長的職務都恢復了。王炳南、黃鎮和外交部其他高階官員與鄧小平進行了多次深入討論。
在一年的時間裡，外交部那些曾經“通天”的人以及國際司那位年老的女副司長和那兩個“幫助”過我的人，還有其他一些人都被派到別處去了。
這樣，隨著打倒“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正式宣佈結束後，外交部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清理整頓，澄清事實。
就全國而言，宣佈“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也並不意味著在那個動亂年代中發生的一切錯亂立即結束，還需要兩三年的時間撥亂反正。
1978年5月11日，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發表了，立即引起激烈的爭論，許多人支援贊同該文，另外一些人強烈反對。
可是，鄧小平熱情地支援這篇文章的觀點。
1978年12月13日，華國鋒承認了他在推行“兩個凡是”方面犯了錯誤。“兩個凡是”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1978年12月18日，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全會廢除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它使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以來“左”的思潮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舉行，不僅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最終被埋葬以及對那個年代的種種錯誤的徹底糾正，還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一個新紀元。
對我個人來說，它意味著今後20年中，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外交工作中去，而不再蒙受各種各樣的干擾和批判。
作者簡介
冀朝鑄（1929—2020），生於山西省汾陽市，早年留學美國，中國著名外交家，被譽為“中國紅牆第一翻譯”。 冀朝鑄在美國長大，20世紀50年代回到祖國，為周恩來總理做了17年翻譯，曾先後任駐斐濟兼駐基巴斯、駐萬那杜大使，駐英國大使，聯合國副秘書長，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等職，親歷國際國內一系列重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