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了一件事，讓很多人反感。
南方醫科大學的一名醫學老師，在臨上課前，發現診室裡的一名患者疑似腦出血。
因為緊急處理病情，導致上課遲到29分鐘。
校方得知該情況後，不僅沒有給予理解，反而將其認定為重大教學事故。
該老師被扣除5月份的獎金，約2000塊的工資，同時被取消本年度評優資格。
有記者問校方的處罰行為是否合理？
可校方卻以套話式的公關話術回應：
事後有人爆料，舉報人正是與該老師朝夕相處的學生。
這名留學生在瞭解到具體情況後，仍選擇背刺老師，讓人不齒。
患兒的命和一堂課相比，到底孰輕孰重？
有人說：
“校方的校訓是‘博學篤行，尚德濟世’； 這次的處理結果與校訓極為不符。”
也有人調侃說：
“馬上就要填報志願了，南醫大以一己之力，讓廣大考生望而卻步。”
還有網友吐露了眾人的心聲：
“這個老師是個好人，不能讓好人寒心。 如果大夫沒有人性，那世界該多可怕。”
儘管不想承認，但此種”可怕的事實“，其實就在我們身邊上演過。
為什麼醫生不敢“主動救人”？
19年3月的一箇中午，在柳州至南寧東的一列動車上，一位乘客身體極度不適。
在車內廣播的一遍遍播報聲中，陳醫生主動請纓，前去檢視病情。
根據患者的症狀，陳醫生判斷他是胃腸功能紊亂。
在吸氧過後，又服用了藿香正氣丸，患者的腹痛慢慢得以緩解。
本來一切皆大歡喜。
陳醫生妙手回春，是救死扶傷的好榜樣。
患者病情穩定，可以等到車站停靠就近複查醫治，恢復健康。
可奇怪的事情來了。
就在陳醫生準備返回自己車廂時，他被列車乘務員叫住。
他們要求陳醫生出示醫生證。
陳醫生表示自己沒有攜帶，列車乘務員又提出檢視其身份證和車票、拍照存案。
除此以外，她還被要求書寫一份情況說明並簽字。
陳醫生按照要求一一配合，但事後回憶起來，仍然覺得不舒服。
自己明明是在見義勇為，為何卻要被當成犯罪嫌疑人一樣遭受盤查？
列車員此番操作，明顯是為了撇清關係和責任。
一旦患者出現任何不良反應或性命之憂，患者家屬上前討說法，就可以透過這些白紙黑字，讓自己置身事外。
作為醫生，治病救人自然沒錯。
但就怕患者的身體突遭變故，否則就會攤上責任，有理也說不清。
還記得兩年前的”除顫儀事件“嗎？
一個老人突發哮喘，叫了120，自己叫的120沒到，鄰居叫的120趕巧到了。
老人家屬與鄰居協商，讓自家老人先用救護車。
但120救護車拒絕打破規矩，也拒絕借用車上的除顫儀。
患者家屬眼看借不到，拿出手機拍影片，想以此藉助輿論施壓。
寫到這裡，可能有人不禁要問：
要知道，看似簡單的救助，其實背後的問題十分複雜。
車上有備用的除顫儀嗎？
應該是沒有。
除顫儀借給老人後，是用幾分鐘，還是幾十分鐘？
能夠確保及時歸還嗎？
假如借出去，老人正在用，可到了該發車的時間，你總不能上前去搶吧？
那無異於殺人。
可是，如果不能確保及時歸還，一旦在通往醫院的路上急需除顫儀，鄰居家的患者有了三長兩短，藉助除顫儀的醫生一定會攤上責任。
所以，這位醫生選擇了最穩妥，最不可能承擔事故責任，也同樣在大家眼裡十分冷血的做法：
搖上車窗，不予理會。
從制度層面講，法律不保護醫生在非醫療環境下的行為。
現實中，一個有著基本判斷力的醫生，大機率是不會主動現身，承擔責任的。
如果貿然出手相助，卻對患者造成傷害，患者家屬完全可以起訴醫生。
一個醫生歷經寒窗苦讀，做了無數的實驗寫好論文，好不容易進入一家醫院。
在醫院裡作為助手實習一兩年，終於成為正式的醫生。
卻因為一次見義勇為，很可能被患者家屬糾纏不休，聲名狼藉，甚至傾家蕩產，被吊銷執照。
你說從醫生的角度講，這又是何苦呢？
我們口口聲聲說醫生是白衣天使，身上負有救死扶傷的神聖使命。
卻忽略了他們背後艱難的選擇。
也忽略了他們也是人，也要有自己生活的權利。
因此，出現一位見義勇為的好醫生，那是十分珍貴的存在。
是這個社會的福報，也是我們每個人的福音。
所以，回到南方醫科大學不近人情的處理方式，也難怪有那麼多人表示反感。
生命至上，還是規則至上？
美劇《良醫》中有一段劇情：
美國某一州，共有約1000名患者等待肝臟移植。
為了保證供體匹配度較高，手術成功率增加，醫院規定：
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6個月內不能飲酒、不能吸菸，一旦被發現將失去資格。
這一天，肝臟移植的名額，終於輪到了一位普通家庭的黑人父親。
但因為在女兒的畢業典禮上飲了一杯香檳，違反醫院的規定，失去移植肝臟資格。
醫院認為，如果為他手術，就是對其他999名患者不公平。
但轉眼間，獲得移植的資格落在了醫院的一位VIP客戶身上。
這位客戶的來頭可不簡單，他正是這家醫院的重要資助者之一。
他無視規定，6個月內不斷地抽菸，卻依然保有移植資格，成功進行手術。
你看，普通人總是被規則束縛。
社會資源多的人，卻可能視規則於無形。
今年年初的電影《第二十條》中說：
“法律，應該讓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讓好人出手的代價更大。”
同理，規則的出現，應該是讓社會資源較多的人，破壞規則的難度更大；
而不是讓普通人生存的難度更大。
之所以強調生命至上，是因為規則，本就應該是保護普通人而服務。
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醫生都必須成為見義勇為的英雄。
但至少，每一個挺身而出的醫生，不該被冰冷的處罰對待。
你覺得南方醫科大學的做法合理嗎？
關於醫生主動現身救人的困境，你有什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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