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高校的年輕老師因為非升即走/即降的制度而自殺的訊息，挺痛心的。國內高校目前推行的非升即走制度，使得青年學者普遍很焦慮。我一直懷疑，創造性的工作，在一個焦慮的環境中，怎麼可能出高質量的成果？對學術創作來說，大學自身把土壤搞豐厚了，有了水草豐美的土壤，自然就能長出茁壯的大樹。

可能有人會認為大學不應該養懶人，但本來就不能指望每位大學老師都成為出色的學者。更何況，大學主要還是一個培養人才的地方吧，學術上不出成果，不意味教學上不行，更不代表就是懶人。目前的這種考核制度，只會造成大學老師在科研上投入更多，而在教學上投入更少。制度設定上的“既要又要還要”，最後只會導致不僅原本的問題沒有解決，反而又帶來很多新的問題。指望在科研與課題申請上投入更多，同時又不影響教學方面的投入，怎麼可能呢？

很多學生吐槽導師對自己的學業管得太少，包括論文指導方面。不排除有少數不負責任的導師，但從普遍情況來看，導師這邊也有挺多的無奈之處，尤其是還沒解決職稱問題的導師。在科研壓力之下，再加上客觀上教學任務比較繁重，又有各類開會，還必須申請課題，再要擠出大量的時間放在學生培養上，也委實有難度。老實說，在現今的高校，教學基本上就是良心活了。在教學上投入多少，是否願意付出時間給學生，主要還是依靠導師個人的良心與責任感。

制度改來改去，往往到最後就是各方都更加不滿，因為進一步惡化了原先的處境。當然，要說根子就出在大學管理層，可能也有些不公，因為大學自己也被各種考評指標指揮著。但凡在雙一流與學科評比上排名落後，大學管理層就會有巨大壓力。這應該就是當年外賣騎手困於系統中的文章，讓那麼多人產生共鳴的緣由吧。

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相對於普通老師，大學管理層需要儘可能多地承擔與消解一些壓力，而相對於學生，老師這邊應該更多地承擔與消解壓力，而不是層層傳遞壓力，甚至變本加厲。理由很簡單，能力越大，責任應該越大。變本加厲地向下傳遞壓力，只會使情勢惡化，並與當初制度變革的初衷越來越漸行漸遠。什麼時候，能試著把壓力向上傳遞而不是向下傳遞呢？

（微博@勞東燕2004，2024-5-13）

教育領域的很多所謂制度改革，就像是把一個魚缸裡的魚騰換到另一個魚缸，號稱是要把魚養得更大，更有利於魚的生長，實際上就是折騰這些魚。鬧心的是，每過幾年都要來一次這樣的改革，結果魚缸的生態環境反而越來越差了。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可能是非如此不足以彰顯管理部門的政績吧。

（微博@勞東燕2004，2024-5-15）

目前國內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與教師職稱晉升，考評時主要看論文發表、課題申請（國家級或省部級課題）與領導批示。

論文發表方面，對論文發表的刊物有特別的限定，必須發表在本專業權威或核心刊物上。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對專業刊物影響力也有專門的評價排名體系，刊物更喜歡發有知名度的大牌教授的論文，因為這樣可以提高引用率與刊物的影響因子，而不怎麼情願發年輕學者的論文。這使得年輕學者很難在專業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

課題申請方面，大學教師為了完成非升即走與職稱評定的指標，必須要有國家級或省部級的課題。國家級的課題，在自然科學領域主要是自然科學基金的專案，在人文社科領域則主要是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省部級的課題總量也相當有限。全國這麼多高校教師，幾乎人人都需要手頭有課題，僧多粥少之下難免競爭激烈。課題能不能申請成功又有很大的偶然性，不一定取決於自身的學術實力。

領導批示方面，級別越高的領導所做出的批示，對在高校的留任與職稱晉升的幫助就越大。當然，各個高校具體做法不一，賦予的權重會有所不同。一位兄弟院校的同行曾與我提起，在其所在的大學，高層領導的批示可以替代頂級刊物的論文，甚至還能折抵數篇。這樣的考評指標之下，就難免會有一些大學教師把精力花在如何獲取領導批示上。

在這種“既要又要還要”的考評體系之下，大學教師放在教學與指導學生上的時間與精力自然大受影響。為了防止教師在教學方面投入不足，有的大學又會設定相應的指標進行倒逼，提教學方面的要求，甚至搞一票否決。這樣的層層捆綁之下，大學青年教師群體怎麼可能不焦慮？

（微博@勞東燕2004，2024-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