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問題凸顯,為什麼中小學老師越來越累?

*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2024年初,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俞國良在一篇文獻分析研究中稱,國內教師群體心理健康問題的總檢出率是16%(排除幼兒教師的檢出率為17.8%),這個資料高於醫生、公務員、企業職工等其他職業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其中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排在較高位置。

與這個資料對應的,是近幾年有關中小學教師死亡、自殺的社會新聞。2023年,鄭州市管城區一名23歲的小學教師留下遺書後跳樓身亡,稱學校的檢查、活動多,行政壓力大。今年2月12日,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一名49歲的小學老師在教室內意外離世,再次引發社會對中小學教師負擔過重的討論。
這些資料和討論背後的一個事實是,近些年教師的角色已經發生變化,不只是教學和育人,還需承擔行政、評估等多項任務,教師的工作更技術化、格式化。而且,有研究者提到,在2019年中央陸續釋出針對中小學教師、中小學學生減負的檔案後,在很多學校,有些教師的負擔反而更重了。
北京師範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宋萑、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雷望紅常年關注教育話題,在城市、縣鄉中小學針對中小學教師的負擔狀況進行了持續多年的田野調研,訪談過很多中小學教師、校長以及教育部門工作人員。他們都發現,非教學工作,正越來越多擠佔著教師的時間,也加劇了他們的心理負擔。這些形式主義工作的出現,既與當下對教育的評估方式有關,也反映出學校一直以來在地方政府中所處的弱勢地位。一切的壓力,最終給到學校、老師。
以下分別是他們的講述。
記者 | 李曉潔
編輯|王珊
負擔之下:重複性、形式主義工作太多
(宋萑講述)
增量的工作
我明確關注到教師負擔問題是在2019年。我從2007年工作開始,一直在做教師教育、教育政策等研究,訪談過不少教師、校長、教育局工作人員等。2019年,我們在做教師隊伍建設研究,關注到教師工作量等問題。但在跟不同學校老師訪談的過程中,很多中小學教師們都會提到負擔重、壓力大。但這種壓力不是過去訪談中提到的“升學壓力”,而是更多集中在一些非教學工作,比如做禁毒、防溺水的宣傳教育;參與扶貧、創文明衛生城市工作;統計各種家長資訊、打卡投票等等。

《青春派》劇照

這些繁重的工作已經影響到教師的敬業度、自主性、生活質量。一位老師說,“你如果說給我造成了負擔或者說心理上的壓力,非教學的會多一些,(在10分裡)可能佔到6或者7,甚至到8。”所以當年我們開始同步做教師負擔,且限定在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的調研,至今陸續去了東部、中部、西部十多個省份做訪談,涵蓋城市、縣鄉和農村中小學,重點學校佔比更多。幾年的調研下來,我們總結了中小學教師負擔的幾個方面:學科教學負擔、特定角色負擔,和增量負擔。
學科教學負擔就是我們知道的日常上課、備課、考試等。這跟班級人數大、帶班數量多、跨年級授課、多學科授課等因素都有關係,過去這些年,教師在學科教學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是增加的,過半受訪教師說他們負責班級人數超過50人。升學壓力下,負責越高年級的教師,教授課程的知識量越大、內容越複雜,教學負擔越沉重。有縣中教師說自己“一個星期將近30個課時”。再加上備課、批改作業等,每週工作時間超出法律規定的40小時不少。但即使如此,絕大多數老師都認為這是份內工作,做了也沒什麼怨言。
特定角色負擔,是指班主任、教務處主任這類特定角色,他們通常身兼多職,既要照顧學生成績和日常生活,也要面對各種測評、學校管理、與家長聯絡,甚至要陪學生看病等事情。他們眼中,特定角色工作的重要程度遠不及學科教學工作。不過大多數老師也接受這些角色,我記得一位老師說過:“我是老師,我的工作就是教書育人。我跟學生打交道,這都是我自願自發的,哪怕工作多一點也願意去接受。”
最令老師們心煩、感到壓力的,是第三類增量工作,包括我前面說的扶貧、禁毒宣傳,各種檢查評比等等,這些基本跟教學沒什麼關係,卻越來越繁瑣、佔據了老師們大約一半的工作時間。
有位小學校長跟我們分享過他“賣土豆”的扶貧經歷。學校被要求包銷當地貧困戶的土豆,但是老師們又不是銷售,不知道怎麼辦,這個校長也很為難,最後只好自己和老師們花了幾百塊錢買了土豆。類似地還有讓老師頭疼的配合宣傳工作。我曾採訪一位政府部門的負責人,他說如果去街道組織活動,基本上沒人願意來。但若把工作交給轄區的學校,讓老師們把檔案發給學生,幾千個學生背後是上萬個家長,很容易組織和擴大影響。
這種型別的增量工作,在我們看來已經超出了一個老師應該承擔的角色。但比較無奈的是,學校和老師很難拒絕這種工作。

《龍城》劇照

一直以來,在地方治理體系中,多個行政部門都有“辦教育”的責任,不僅是教育局,政府其他行政部門、派出所等機構也都有這些責任。而義務教育階段是免費普及的,中小學校在地方行政系統裡被看作“花錢的衙門”,除了特別有影響力的學校外,中小學難有話語權。學校同時要接受來自教育局不同科室的任務,教育局之外,其他各種“局”也給學校下任務。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縣域教師們提到的給學校下發任務的部門有縣委、縣團委、衛健委、交通局、派出所、安全辦等。但每個“局”都有自己一套標準、評估細則,導致老師“重複勞動”。老師們成了“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的那枚針。
有老師說過,“局裡邊每一個科室安排一個任務,到學校可能就是十個任務。不是一個科室,很多科室,只要是管學校的,他都會有任務給你下”。更麻煩的,是一位老師跟我們說:“學校託管的表格,區裡(的表格)跟市裡(的表格)不統一,我們統計交上去之後,說這格式不對,讓再重新弄。”如果教師們不做這些工作,工資、各類評優都會受到影響。

《最好的我們》劇照

最近兩年,我們發現一個突出的問題,是12345投訴電話給教師帶來的負擔。因為12345投訴問題的解決滿意率跟政府業績掛鉤,如果沒有讓投訴者滿意,區政府可能會被扣分,影響排名。我聽到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12345接到過一位社會人員對學校的投訴。說學校配送午餐經過他們街道時,車子路過的噪音太大,吵到他午休,聽起來這個投訴完全沒有道理,但如果教育局不解決,滿意率下降後區政府就要責怪。所以他們給那段路鋪了毯子,得到一個滿意的回覆。但幾天後,即使鋪了地毯,似乎是有東西從運餐車上掉下來,又吵到那位居民了,他又投訴,稱沒有解決問題。最後這所餐車服務的學校被扣分,區裡也扣了分。
“人”的作用
現在有一個很強烈的聲音,是說中小學教師做了太多形式主義工作,承擔了原本不屬於他們的內容。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雖然政府出臺不少針對中小學教師和學生減負的檔案,但是在落實效果上卻不盡如人意。
一箇中部地區中學校長跟我說,教師減負的檔案剛出臺頭半年,確實少了些檢查、宣傳工作。但有一次,政府相關部門臨時來抽查、暗訪。那次他們“幸運”,沒出什麼問題,但為了應對之後還有可能的暗訪,校長再也不敢真的少做材料。這個校長說,有一週,他們接待了來自上層不同部門18次檢查工作,校長和中層領導疲於應付,只能提前準備好材料。
另外,2021年“雙減”政策落實後,學生負擔確實有減輕。但是隨之而來的學生課後服務和素質拓展,卻讓教師的在校時間大大延長,不少一線教師在崗10-11個小時以上,比“雙減”政策前明顯延長。2023年我們在北京某區小學做調研,一個班主任跟我說,雙減後,她下午的主要工作就是“放學”——她要“放三次學”,下午三點半一次、四點半一次、五點半還有一次。三點半是一小部分不參加課後服務學生,她要先在班級點名、再帶著學生們走到校門口,把孩子交給家長,最後走回教室,近半小時過去了,她要準備下一波放學了。四點半是隻上了一部分課後服務學生放學,等她再回來,那就是五點半最後一波,基本上無縫銜接。而這些時間都需要提前一天跟家長溝通後確認。

《小歡喜》劇照

不過,即使是這些繁瑣的材料和新任務,一些老師們說咬一咬牙,熬個夜,或者有時候糊弄下也就交上去了。他們最怕的是一些“例外”。比如校外溺水、飲食安全。這些年,學生壓力大,心理問題和自傷多,可以說每一樣都會影響輿情。總結起來,比起教學,學校和上面各級領導似乎更在意安全問題。我上週去一個學校調研,還聽到一位老師說,開學兩週,他們已經開過三次安全會議了。這期間如果其他城市的學校出了什麼大的安全問題,他們學校還要再次開會、學習,再寫材料,交材料,如此迴圈。
其實,如果把視野放到國際,教師的工作、心理負擔不算一個新話題。20世紀80年代起,英國、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就已經提到中小學教師工作負擔過載的狀況就日漸明顯,這跟目前我們教師面臨的問題很相似。教師已被國際公認為是一種高壓職業,需要在工作中付出大量的情緒勞動,工作負擔過載可能導致教師倦怠、損害教師幸福感。
不同國家都摸索出各自的教師減負方式。比如德國,首先在法律上就明確保障了教師的工作職責、時長,如果工作任務超過劃定範圍,教師完全可以拒絕,權益受到法律保護。另外,德國也有針對教師的專業心理干預和支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國際經驗中,社會力量能給予學校很大幫助。比如中小學學生的心理問題,透過老師的反映後,學生所在社群就有社工介入,去學生家庭做諮詢、家庭治療,也能幫助老師減少一些情緒壓力。

《追光的日子》劇照

針對中國的現狀,我們調研這些年來寫了些文章,中央也有對中小學教師、學生、對基層治理減負的呼籲。但至今我們沒看到教師負擔有特別大的改善。有時候,一個整治的規定下來,聽起來是好的,但最後還是要老師們去開會、寫學習心得。
雖然大多數中小學校在這套密不透風的系統中,不斷做加法。但我們也發現,隨著部分割槽域治理改革的推進,有些學校和教師能明確感受到工作負擔在減少。我記得在浙江某城市一所公立小學,我們訪談時,老師們說沒有感受到太多形式主義負擔,都在跟校領導對接。我找校長聊,他說“上面基本不來檢查我的工作,很少開會,很少這樣那樣的事情佈置給學校。”這實際上跟這個地區推進的政府治理改革有很大關係,包括教育局在內的當地政府部門都認為,他們是為學校提供服務的。當然,這個區域的教育局長本身也是一線教師出身,他明白教師工作真正的重點在哪,而不是隻靠行政思維。他就像是一個過濾器,有方法、有魄力去攔截掉一些壓力。
我們同時也發現,有一些學校的管理者,在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儘量透過改變管理方式、對教師的評價方式,幫助教師們減少一點負擔。比如我去河北某地一所公立小學調研,校長就會在收到各類行政任務時,先跟中層幹部做好分類,如果中層幹部和行政人員能解決,就儘量不直接傳導給教師。另外,他們還會透過配備副班主任、邀請家長當志願者、購買第三方服務的方式減輕教師負擔。
這種改變雖然只是個例,但還是需要有這樣的人慢慢去推進。也許這個問題在一個區解決了,就會對市、對省產生一點影響。我覺得這樣的事,慢慢做,就會有變化。
更復雜的縣鄉教師處境
(雷望紅講述)
我關注縣鄉教師負擔,一個很重要的契機是2014年寒假回鄉的見聞。當時我還在讀博,那年回老家跟鄰居妹妹聊天,她當時正上初中,她說我的初中班主任,一位很負責、有威嚴、能管得住班上最調皮男生的老師,一次回家的路上被學生打了。我很吃驚,妹妹說現在校園裡經常有一些學生“以暴制暴”對待老師。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縣鄉中小學老師的工作處境,這些年可能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所以2017年在我做博士論文調研時,縣域教育就成了我的選題,其中一個方面包括中小學教師的工作負擔。

《山花爛漫時》劇照

這些年,我做過系統的、從鄉村到縣城的中小學教師工作負擔訪談,涉及7個省份。如果單純說心理健康問題,我不敢斷言具體的資料,但我接觸過不少老師都有情緒和軀體上的反應。我一個好友在鄉鎮小學當班主任,本身也是中層幹部。我倆經常聊天,她跟我說,這是縣鄉學校承擔形式主義工作最多、最痛苦的群體。她常情緒崩潰,有時候要寫的材料多,時間緊任務重,她就在辦公室、學校宿舍內哭。還有不少一線教師跟我說,他們乳腺結節和甲狀腺結節檢出率很高,每到寒暑假,老師們扎堆去看病。
我覺得縣鄉的中小學教師,面臨比城市教師更困難的處境,更大的情緒壓力。
原因之一,是很多鄉村中小學教師數量太少,要同時兼任好幾個學科、有更多的行政任務。這裡一個背景是,這些年鄉村學生都在往縣、市去,生源數量不斷減少,而我國的教師編制名額跟學生數量直接掛鉤。以小學為例,每19個學生才有一個教職工編制名額。但現在不少鄉村學校,一個年級都不一定有19個學生,意味著學校能給老師提供的編制變少,甚至有老師一個人帶整個班級的所有科目。而城市的中小學,尤其是重點學校,能吸引很多年輕老師過去,即使不給編制,年輕老師也願意去學習、鍛鍊自己,任務分擔的人更多。
不過,教師數量少其實還是最小的問題。各種由不同部門交給學校做的任務,帶來的家校責任不明晰、教師無限負責是老師們更大的苦惱。以防溺水宣傳為例,這是我們去縣鄉調研時一線教師表達最多不滿的工作之一。農村野河、野溝不少,孩子多是留守。老師們說,一到放假,他們每天放學時要至少口頭提醒一次,節假日期間每天都要在手機上至少提醒家長一次,要孩子們遠離河溝,但只靠提醒很難杜絕。一旦有學生溺亡,即使是發生在節假日,家長也會去學校討說法、教育局一定會倒查教師有沒有做到每日提醒等其他相關要求的工作,如果存在一丁點不到位的地方,教師和學校絕對要承擔責任。

《春風化雨》劇照

我印象中有個例子發生在暑假。是中部一個城市,某街道兩名學生留守在老家,他們想到水邊玩耍,被管護員勸阻離開,結果他們又趁管護員不注意偷偷折返回來,兩人下去游泳最終溺亡。事情發生後,上級領導倒查學校管理的各個環節是否有問題。最後,儘管各個環節都沒有問題,校長、分管安全的副校長和班主任還是承擔了責任,給了家長一定的人道主義補償。這些都加重了老師的心理負擔。
我曾經有個判斷,城鄉教育都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但很不同。城市裡是各種學業壓力、親子關係中無聲的痛苦。而縣鄉的孩子們,父母大多在外打工,看起來不卷,自由甚至快樂,實際上問題很多也很嚴重。現在縣鄉的未成年犯罪問題也逐漸增多,早熟的性、校園欺凌、暴力犯罪、涉毒,包括因為家庭破裂帶來的心理傷痕,以及一些中學生自殺。這些問題最終都跟中小學教師的日常工作有關,單拎出來任意一個都很難處理,更別說有的學生同時涉及好幾個。可以說,家庭、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在時間、空間上,很多責任都移到學校,邊界越來越模糊。
有一個問題是我覺得必須要注意的。我在縣鄉調研時,會跟教師們提到現在越來越嚴重、甚至普遍的學生抑鬱問題。但我發現,處於應付各類活動和檢查,做表格的老師們,一是更容易忽略學生的心理變化,二是就算發現學生心理波動,可能也沒時間、甚至沒耐心跟學生深度聊天了。即使去找學生談話,教師們還要再填一張表格,記錄下談話時間、地點、原因等,把這種格式化的材料交給領導。這種機械化,跟我們設想的教師工作中細微的觀察、人與人之間心靈的碰觸,完全不一樣了。

《天才基本法》劇照

我記得自己在鄉村讀中小學時,新世紀初,教師還都會去做家訪,有時學生遇到個人問題,還會去找老師撒個嬌。老師在這個過程中也能感受到學生對他的信任,這些都是靠教師時間、空間的騰挪做到的。就像那個比喻,教育是農業生產不是工業生產,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做些變化。但現在,家訪大部分都消失了,教師的工作更技術化、格式化,時間大多被非教學工作佔據。如果說學生更孤獨,我覺得老師也身陷牢籠,要不斷靠材料證明自己,同時避免一些責任。
到底什麼時候,縣鄉一線教師也要面對一層層的檢查?不能否認,一直以來教師們都是有些教學工作之外的形式工作要做的,但我們調研下來,發現很早以前,並不需要太多的材料留檔。義務教育階段全面免費後,2013年、2018年算是比較重要的時間節點,因為從這之後,基層政府的治理思維開始轉變,追求規範化管理。
當然,規範化管理肯定有必要性。以學校為例,如果能對往年的工作內容留檔,我們更容易從整體視角做未來的規劃。但現在,一個良好的目標自上而下一層層執行的過程中,很容易出現層層加碼的問題,等到了基層政府,那就是嚴重的負擔,而縣鄉的中小學校,作為基層政府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門,要接受黨委政府的管理,也沒有拒絕的底氣。但學校,這樣一個更依賴人的能動性,要去看到每個學生獨特性的地方,你要怎麼給老師、學生留更多空間?現在看來是更重要的事。
(實習記者楊純希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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