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程賢
如果對比媒體對2021年和2025年兩次德國聯邦大選的報道，人們很難想象，這三年半間究竟發生了怎樣的鉅變。2021年，儘管德國剛剛經歷新冠疫情對經濟和日常生活的衝擊，選舉結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選民對政治現狀的滿意以及對未來的樂觀期待。當時，圍繞選舉的輿論基調多是慶祝與希望。而今年2月的大選，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氛圍：無論是選舉的勝者、失敗者，還是普通選民，沒有人對當下形勢感到樂觀，更遑論對未來抱有信心。選舉結果的每一個數據、每一條變化趨勢，都清晰地指向一個事實——選民正將對當前困境的不滿，歸咎於過去數年的政治現狀。
透視當前德國的政治與經濟局勢，不難理解選民悲觀情緒的現實依據。德國經濟正經歷近二十年來的首次連續衰退，多家關鍵產業企業相繼宣佈裁員計劃，而普通民眾則面臨持續高企的物價壓力。同時，在地緣政治層面，德國正處於兩難境地：美國對歐洲的國防支援有所削弱，而德國自身軍隊乃至整個歐洲的防禦能力卻難以迅速填補這一空缺。在過去的三年半里究竟發生了什麼讓局勢發生了悲觀轉變？大選後即將組建的新政府，又能否經受今天的挑戰？
一
對於2021年大選前後的德國人來說，政治現狀的現實意義是默克爾16年的執政生涯。因此，大選結果從各方面來看也是對她路線的肯定：在早些時期基民盟的黨主席選舉中，默克爾的政治同盟順利當選為她黨內的接棒人，併成為整個聯盟黨（CDU/CSU）的總理候選人。雖然他在之後的競選中做出的一系列誤判和過失導致聯盟黨輸掉了執政組閣黨的位置，最終贏得選舉併成為總理的社民黨（SPD）候選人朔爾茨則同樣是靠作為默克爾政府副總理的履歷和與她相近的作風而得以取勝——換句話說，面對大體上對德國走向滿意的選民群體，延續現狀的能力就是最吸引選票的特質。
而選民——特別是年輕人——對未來的樂觀，則體現在了綠黨所獲得的歷史性的選舉結果上。這個起源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草根環保和和平主義運動的政黨，在經歷了在左翼政治光譜內的幾次搖擺和試錯以後，找到了贏得選舉勝利的政治配方：雖然當時距離“Fridays for Future”運動的高峰已經過去近兩年，新冠疫情更是重創了運動的街頭政治成分，但其所倡導的理念依然在來自大城市上中產家庭的年輕人中頗受歡迎。準確看到了這個趨勢的綠黨，將自身打造成了這場運動的政黨“繼承人”，不僅接手了運動中將比預期更快地實現氣候中和的目標，還全盤接手了這一部分左翼精英出自“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原則的更多主張：更加開放的難民和移民政策，更慷慨的社會福利，加速進行的經濟模式轉型等。在一個大多數人對未來經濟走向充滿信心的社會，這些主張也自然會在格外在乎社會正義的年輕選民群體中大受歡迎。綠黨也在大選後順理成章地成為在18-24歲的選民中得票最高的政黨。
大選結束以後的組閣談判也表徵著同樣的情緒：作為大選中的獲勝者，社民黨、綠黨和中間派的自由民主黨（FDP）組成了德國聯邦級別的第一個三黨聯盟“交通燈政府（Ampelkoalition，得名於三個政黨的象徵顏色）”，聯盟協議中的內容也包括了綠黨在氣候和經濟轉型方面和社民黨在社會福利方面最為大膽的主張，這種被樂觀情緒驅動的進步主義承諾也讓這個三黨聯盟被觀察者稱為“未來聯盟（Zukunftskoalition）”。
然而，新政府的蜜月期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短暫。和全球絕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一樣，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始於疫情本身最嚴峻的階段以後，通貨膨脹帶來的物價上漲幾乎在聯盟協議簽訂的同時開始加速；三個月後，俄烏戰爭的全面爆發更是對德國製造業和整個由出口驅動的德國經濟造成了重創。在執政的十六年間，默克爾忽視了盟友和國內專業人士的警告，持續使用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和天然氣填補德國對能源的工業和民用需求，同時在福島核電站的洩漏事故後，做出了終止德國本土核電發展的決定，並制定了關閉現有核電站的時間表，將最後三座核電站最終的下線時間定在2022年底。由於對應用核能的反對一直是德國左翼運動的一個核心身份，默克爾此時的決定也被視為一個跨越黨派政治的遠見姿態。但這一系列決定所造成的另一個後果，就是德國對來自俄羅斯的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賴。所以，戰爭爆發後歐盟對俄羅斯實行的一系列制裁，就直接打斷了德國能源供應的一個重要支柱。
這一系列變化的後果也很快蔓延進普通德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能源價格的上漲很快提升了整體的物價水平，截至2022年底——戰爭爆發的第一年，德國的通貨膨脹率升至了7%；如果由此造成的能源缺口無法補足，許多德國人甚至擔憂自己的國家無法維持2022年冬天用電用暖供應的危機。
二
交通燈政府的大膽進步主義政綱正好迎頭撞在了這場發展迅速的危機之上。在危機初期，聯盟政府可以說拿出了足夠果斷的應對方式：不僅總理朔爾茨在戰爭爆發三天後面對議會做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宣告國防政策轉向的“轉折點（Zeitenwende）”演說，來自綠黨、兼任副總理和經濟部長的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還主持實施了一系列具備較高靈活度的能源政策來補足缺口，其中包括擴大從卡達等國進口的液態天然氣、繞過德國傳統的冗長審批手續新建了數座天然氣碼頭（LNG Terminal）、重新啟用或延長數座煤電和核電站等突破綠黨意識形態傳統的措施，不僅避免了德國面臨一個無法滿足取暖供電需求的冬季的境況，也讓他本人的民調值一路高升，一度成為德國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
但應對危機所需要的實用主義，很快就招致了將紅綠兩黨推向勝利的城市左翼年輕人的不滿。如上文所說，他們是近年來以氣候運動為主的左翼社會運動的主力，因此在綠黨黨內、尤其是綠黨的青年組織（Grüne Jugend）中具有不可忽視的發言權。從擴大液態天然氣進口到重啟煤電站，他們在幾乎每個節點都對哈貝克的實用主義政策表達了不滿，將其視為是對選舉承諾的背叛。
這種逐漸發酵的不滿在2023年初終於以衝突的形式爆發出來：2023年，根據德國聯邦政府、北威州政府和能源公司RWE的協定，對加爾茲韋勒煤礦的擴建及隨後的褐煤開採獲得最終批准，而對位於開採區上的無人村呂策拉特村（Lützerath）的拆除也隨之開始。儘管這次開採擴建並不與完成能源碳中和轉型計劃相沖突，僅僅是為了補充短期能源缺口，當下的能源危機更是增強了其必要性，然而以“氣候罷課”為主的活動組織還是召集了在該地的大規模抗議，來自全德乃至整個歐洲的數千抗議者和協助拆除的警方間產生了激烈的衝突。讓許多活動人士尤其不滿的是，自己視為政治同盟的綠黨在達成協議的兩級政府中都是執政黨之一，因此，綠黨在多個地區的辦公室也成為了抗議的目標，發生了多起辦公室被毀、被噴塗“叛徒”等字眼的事件。
雖然這場風波本身並沒有佔據媒體頭條太久，但對整個綠黨來說，它“警示”了與活動人士群體分裂的巨大潛在危險。於是，綠黨在之後在很大程度上將重心重新轉移到實現大膽的選舉承諾上。綠黨不久後在核電議題上的決定就是這個轉向的一個示例。此前，為應對2022年底的能源危機，聯盟政府決定將核電站原定於此時結束的運營延長。但進入2023年初，在能源供應最緊張的時期結束以後，哈貝克便堅持不再購買新的燃料棒以繼續延長核電站的執行，最後三座反應堆因此於2023年4月3日下線。和十年前默克爾作出這個決定時不同，由於對核能理解的增進和能源危機的威脅，公眾對核電站的態度早就已經出現了180度轉彎，三分之二的德國民眾對關閉核電站持反對意見；許多專業人士也對此持反對態度，認為這不必要地加劇了能源緊缺、降低了德國製造業的可計劃性和電網的穩定性；由於由此產生的供電缺口只能透過更加昂貴、碳排放更高的燃煤發電補充，甚至其他國家的氣候活動人士也批評了這個舉措；唯一對這個決定表示滿意的，只有德國本國的左翼氣候活動人士群體，因此，這個舉動很大程度上被視為是由綠黨基礎選民的反核意識形態驅動的，缺乏科學依據和長遠考量，成為了交通燈政府民調開始下跌的早期里程碑之一。
但綠黨似乎並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幾個月後，哈貝克又主匯出臺了另一項備受爭議的《建築能源法（Gebäudeenergiegesetz）》，旨在規定建築供暖系統實現碳中和轉型的速度和形式。它迅速成為了交通燈政府最不受歡迎的立法之一，民眾普遍認為，法律中對維修、更換、新裝供暖設施的型別的強制，代表了政府對私人產權的干涉，且對實現轉型的速度提出了完全不切實際的要求，沒有考慮業主和租戶在今天的經濟狀況下已經承受的負擔，此外，受這部法律所青睞的供暖設施熱泵由於技術上的複雜性還遠不夠成熟，在從生產到安裝的每個環節還都存在許多問題，且依然十分昂貴。《建築能源法》也成為了綠黨在交通燈政府中作風的代名詞：脫離現實，不切實際，忽視政策對民眾日常需求的影響，而只顧迎合以活動人士和富足城市年輕人為主的基礎選民。
除氣候以外，另一個拉低了交通燈政府聲望的政策領域便是移民和難民。近年裡德國移民政策方面最重要的里程碑，無疑是默克爾在2015年做出的讓近一百萬來自敘利亞的難民進入德國的決定。考慮到當時複雜、困難且變化迅速的情況以及可能出現的人道主義危機，這個決定無疑是正確且可敬的，但另一個事實是，德國的法律、行政基建和對移民社會這一複雜議題的理解，都沒有為接納這些難民做好充分的準備。
一個開放、成熟且運作良好的移民體系必須具備三個關鍵要素：首先，所有基於正當理由申請居留的人——無論是因就業、家庭團聚，還是出於真實可信的庇護需求——都應當擁有清晰、可行、可及的途徑獲取居留權乃至國籍，並在整個過程中獲得必要的支援和協助；同時，這個系統也需要是有序且可控的：這意味著相關部門應當能夠準確掌握入境人員的資訊，並有效甄別，將那些拒絕認同憲法等社會基本原則，甚至可能威脅公共安全的人拒之門外。最後，為確保這些措施能夠得到執行，政府必須建立一套清晰同時與時俱進的評估體系。這些因素也是相輔相成的：秩序與控制方面的元素不應作為削弱社會開放性的藉口；而缺乏了秩序元素，不僅整個移民體系無法在實際操作層面正常運作，公眾也會失去對建立一個正常運作、保障所有人正常生活的移民體系的信心。美國民主黨在2024年大選的失敗，重要誘因之一就是沒能在其執政期間把握好這一平衡。
不幸的是，德國政府自2015年以來的移民政策在這三個要素方面都是失敗的。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職業技術人員的短缺一直是對德國經濟帶來最大消極影響的因素之一。儘管如此，希望在德國工作、居住的外國人依然面對過於複雜的官僚主義障礙，而希望從事許多人員短缺嚴重的行業的來德難民則苦於自己在家鄉所獲得的學歷和資歷無法被認證的現實。德國對遣返的執行也是混亂不堪乃至本末倒置的：一些已經具備較高語言水平，擁有訓練、學習、工作崗位的人因許多不可控因素而面臨遣返；另一方面，不少庇護申請已被拒絕且擁有暴力犯罪記錄、極端主義傾向的人卻由於無法確認身份、與來源國缺乏合作等因素無法被遣返。與此同時，除新冠疫情的封控期間外，大量的非法越境依然沒能得到有效遏制。
可想而知，從移民群體到德國人，沒人能從這樣一套混亂的系統中受益。理性的做法當然是改革、擴大合法移民和難民的居留和入籍許可路徑、擴大移民的就業可能，同時加速對有暴力犯罪記錄者的遣返並增強對邊境的控制。但前者涉及對德國官僚主義和職業認證體系的深度改革，不僅困難且無法一蹴而就，專注於此也很難獲得公眾的注意力。因此，在活動人士的敦促下，交通燈政府、尤其是綠黨，便將貫徹開放移民的承諾聚焦在了強硬拒絕任何增強控制和秩序性的改革上。
如果在上行的經濟形勢下，這種政策的後果還能被樂觀情緒掩蓋，而在不樂觀的經濟形勢下，它的後果就會被許多人更直接地感受到。早在2022年中後期，許多市鎮級政府就已經發出了警告，稱自己的地區缺乏安置難民所需的財力和空間，以至於本地的公共服務可能受到影響。同時，甄別、控制極端主義者不力的後果也同樣開始顯現出來：自2023年起，在曼海姆、索林根、馬德堡 、慕尼黑等地接連發生了多起獨狼式的恐怖襲擊，後續調查顯示，兇手均為來自敘利亞、阿富汗、沙特等國的尋求庇護者，其中絕大多數人的庇護申請已因缺乏正當理由甚至本人的犯罪前科被拒絕，但相關部門卻缺乏對他們最基本的控制。這些事件讓許多德國人感受到自己習以為常的公共安全已經受到威脅，而紅綠燈政府除表態和承諾以外幾乎從未採取能夠帶來系統性改變的實際行動。隨著移民政策在選民眼中的重要性的上升，交通燈政府的民調也在以相同的速度下降。
三
交通燈政府在上述幾個議題上的失敗，其實反映了進步主義政治在許多國家的困境。在民主社會中，政治運動實現自身主張的方式，是透過發聲和行動改變民意，將自身的主張主流化，而這種民意的改變又自然會透過選舉結果而體現在政治中從而被付諸實施——這是從種族平等到同性婚姻合法等諸多里程碑式的進步實現的途徑。
但改變民意是一個需要時間、精力、說服力和理性主張的過程，而今天的許多進步主義活動人士卻愈發地不再擁有足夠的耐心和理性，他們所主張的忽視經濟現狀和可操作性的氣候政策、將任何增強必要控制的移民改革稱為歧視和偏見的烏托邦想象一般的意識形態，也更難獲得主流民意支援。於是，他們的鬥爭策略往往轉變為跳過說服選民改變民意這個中心步驟，直接利用他們在媒體和政治中與他們的人數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對與他們有最強連結的主流政黨施壓，使後者儘可能迅速而直接地執行自己的主張。正是這種來自活動人士的壓力驅使交通燈聯盟做出了一系列導致其民調斷崖式下跌的決定。
然而事實上，說整個執政聯盟都犯下了這個錯誤其實並不公平。從一開始就看到了這種決策方案危險性的，是聯盟內最小的執政黨、代表交通燈中黃色的德國自民黨。對外界觀察者來說，自民黨的意識形態和在光譜上的位置會較難理解：它是一個居於正中間的主張自由主義的政黨，在政策層面，這意味著同時支援性少數、女性、邊緣群體權利並增強公民權的社會自由主義和強化市場經濟角色的經濟自由主義。事實上，自民黨相信，擁有紮實福利制度的市場經濟，是對弱勢群體賦權、實現社會公平的最佳途徑。在2021年的選舉中，自民黨就透過一個結合了鞏固公民權、改革官僚主義、加快德國數字化程序的競選綱領，成為緊隨綠黨以後的第二受年輕選民歡迎的政黨。
這種中道、務實的作風也讓自民黨擁有了最能解決這些棘手問題的方案：在移民政策上，自民黨主張大幅降低準移民在就業和居留申請方面的門檻，賦予更多難民進入就業市場的權利，加速庇護申請稽核流程，同時加強邊境管控且提高政府遣返政策的靈活性和可操作性，從而讓對公共安全和社會造成危險的個人能更快被驅離。在氣候政策上，自民黨則相信創新、科技進步和歐盟層面地區級決策的力量，因此主張為所有有潛能的清潔能源發展創造市場條件，並建立一套歐盟範圍內的排放額度交易系統從而用利潤和成本鼓勵企業的減排創新。此外，自民黨最為擅長的領域是經濟政策，它準確地看到，除疫情和戰爭帶來的短期影響以外，過高的稅收、過高的營商成本、短缺的勞動市場、缺乏投資的教育、過低的數字化程度和難以駕馭的官僚主義都是制約德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並對每個頑疾都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
不幸的是，從聯盟組建開始，受制於其最小執政黨的地位，自民黨就幾乎不曾擁有施展身手的任何空間。在財長和黨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的帶領下，自民黨固然成功實現延長核電站執行、修改《建築能源法》中特定條款、在歐盟範圍內的內燃機車禁令中增加了對清潔能源內燃機的豁免等，但卻沒能將自身在氣候、移民、養老金改革、教育等極有可能帶來真實進步的諸多計劃付諸實踐。
換句話說，和其在競選中所承諾的改革者角色正好相反，自民黨在聯盟政府中所起到的時常是剎車片的作用。這個角色也惹惱了紅綠兩黨和它們的基礎選民，由於自民黨信任市場、反對過分經濟干預、同時反對繼續無條件放鬆移民政策的立場，它時常被氣候和移民權益活動人士批評為是在“為大公司利益犧牲氣候、移民和弱勢群體”，其所力主的增大資本市場投資的養老金改革也惹惱了組成社民黨選民核心的工會群體。
遺憾的是，大多數選民並不會花費精力來區分哪些政黨在聯合政府中提出了能帶來實質進步的政策，哪些則忙於擺姿態。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個作為整體的執政聯盟無心實施必要的改革而只顧爭吵、內訌、停滯不前。在缺乏實質性改革的情況下，德國不景氣的經濟狀況也自然難有改善。在對執政聯盟、進而演變成對整個政治建制的不滿下，越來越多的選民不再相信主流政黨能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將自己的支援轉向了大聲宣告自己政治局外人身份的民粹主義政黨，其中最危險的自然是具有濃重極右翼色彩的另類選擇黨（AfD）。
四
2023年11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定政府將指定為應對疫情的緊急基金的剩餘部分挪用在氣候保護專案上的決定違憲，為聯邦政府猝不及防地製造了一個高達六百億歐元的預算漏洞。政府民調的下降，讓三個執政黨都更加堅定地退回了自己的意識形態陣地中，讓妥協變得愈發艱難。最終，2024年11月，由於預算談判中無法調和的不和，總理朔爾茨解僱了林德納，自民黨隨後宣佈撤回所有部長並退出聯合政府，交通燈聯盟隨即破裂，大選舉行的日期也隨之和預計相比提早了七個月。
在很大程度上，大選的大體結果在選前數個星期就已經明朗：社民黨在三年半里時而作為黃綠間的調停者、時而親自出手阻礙自民黨的經濟計劃以後，支援率相比2021大選幾乎被攔腰折斷，朔爾茨也沒有任何繼續擔任總理的希望，組閣執政黨的位置也註定將重回默克爾的聯盟黨手中。而今天的聯盟黨和四年前默克爾領導下的已經有了天壤之別：在上一次大選失利後，接手黨主席一職的是擁有商界背景的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默茨屬於黨內的保守派，也因此是默克爾長期以來的黨內對手，並在二十年前爭取科爾繼承人身份的黨內競爭中輸給了默克爾，隨後一度因此退出政壇。因此，他重回黨首之位，也象徵著聯盟黨與默克爾路線告別的選擇。吸取聯盟黨在上次大選中失誤的教訓，在交通燈政府執政期間，默茨和聯盟黨基本沒有采取太過主動的行動，而任由交通燈政黨憑藉自身的失誤將上次大選中失去的選民推回自己的陣營。
在聯盟破裂、選戰開始後，默茨一方面延續了自己的保守派路線，另一方面也竭力展示了自己擁有作為這個關鍵時期國家領導人所必須的變通能力、合作精神和大局觀。他用來實現前者的表態主要是集中於移民政策方面的，不僅在競選綱領中寫入了一系列包括邊境控制、制定接納庇護人數上限、在歐盟外部邊境執行庇護申請評估等可行性和合憲性存疑的承諾，還在一起引發震驚全德的獨狼式襲擊後試圖和另類選擇黨合作透過一部增強入境限制的法案。公眾對這一動作的評價是兩極分化的：一部分人認為他的決定是在尋求受自身意識形態鉗制而拒絕行動的紅綠兩黨支援無果的被逼無奈，另一部分人則認為他打破了德國戰後主流政治拒絕以任何形式和極右翼合作的“防火牆（Brandmauer）”傳統，是一個給極右在未來登堂入室機會的危險先例。
同時，德國選戰與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的“撞期”則給了默茨展示後者特質充足的機會。特朗普、副總統萬斯和伊隆·馬斯克開始以令人震驚的程度對歐洲表示敵意，同時史無前例地對另類選擇黨和其民粹圖景公開表達了支援以後，默茨沒有因同為保守黨派領袖便對特朗普服軟，而是旗幟鮮明地指出了對方表態的錯誤和危險，在大選日期前就主動尋求和其他歐洲盟友合作應對新局面的途徑，這種果斷風格和朔爾茨三年半里外交政策上一直以來的猶豫不決形成了鮮明對比。
五
無論是默茨利用另類選擇黨支援立法的決定，還是來自馬斯克對另類選擇黨的隆重背書，雖然在當時都產生了爆炸性的輿論效應，但都終究沒有對選舉結果產生太大的影響。相比之下，選民在過去數年對政治現狀的觀感可以說早就確定了2月23日晚的結果：聯盟黨不出所料地成為第一大黨，而交通燈聯盟的三個執政黨都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損失，社民黨取得了建黨一個多世紀以來最糟糕的結果，而自民黨甚至因沒能達到5%的得票門檻而失去了進入下一屆聯邦議會的資格。
與此同時，另類選擇黨則獲得了有史以來最好的結果，使其成為了議會中反對派的領袖，從而在制定議事規則和立法議程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言權。此外，在光譜的另一方面，具有民粹極左色彩的左翼黨（die Linke）也獲得了空前的好結果。儘管它的危險程度和另類選擇黨尚還不能相比，左翼黨同樣具有類似的孤立主義和歐洲懷疑主義色彩，堅持絕對到對經濟有災難性後果的國家干預，其中一部分成員也同樣被憲法保護機構歸類為具有極端主義嫌疑，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成功吸引到了對綠黨的小幅中道轉向不滿的左翼活動人士的選票。令許多人擔憂的是，左翼黨和另類選擇黨的席位加在一起已經超過了三分之一，令他們擁有了阻撓新政府憲法改革、任命憲法法院法官等決定的能力。
考慮到默茨的領導地位一定程度代表了聯盟黨與其過去作風的“斷絕關係”，這次選舉結果，是德國選民對傳統政黨大聲宣告自己對現狀的不滿和對未來的悲觀。諷刺的是，這個結果也同時意味著，能為德國經濟、社會、風險承受能力和選民生活帶來實質性進步的變革其實並不太可能發生。來自極左右的民粹主義政黨並不能提出帶有任何建設性的政策，主流政黨中最具有革新勇氣、能力和政策的自民黨不再擁有任何席位，而可能性最高的執政聯盟——由聯盟黨和社民黨組成的“大聯盟（Große Koalition）”則是最有可能依賴慣性、維持現狀的一個。
而這也正是許多人在今天正在進行的組閣談判中所觀察到的：雖然在特朗普白宮孤立主義政策的威脅下，這一次兩黨組閣談判得以以相對迅速的步伐進行，但另一方面，目前所達成的成果看上去則與以往大聯盟的執政作風並無兩樣：在綠黨的支援下，雙方同意透過一個同時用於提高國防預算、提升基建水平、支付氣候保護專案的特殊撥款（Sondervermögen）。雖然提高國防預算無疑是面對美國外交政策轉向的德國所急需的，但撥款的後兩部分則又是典型的來自紅綠兩黨為討好基礎選民和活動人士而設定的專案，不僅缺乏明確規劃和對未來經濟影響的考量，還突破了德國賴以維護財政和貨幣穩定性的債務上限（Schuldenbremse）規定，對今天依然處於危機中的德國經濟很難說會有任何積極影響。這個將傳統黨派間利益交換傳統置於冷靜尋求最佳政策之上的開頭，可以說並沒有給期待有效變革的觀察者太多對新政府的信心。
同時，許多人認為，接下來的四年，是主流政黨有效回應民眾變革意願的最後機會。否則，當更多選民在沮喪中將選票投給左右兩端的極端政黨，將它們排除在聯合政府之外從而阻止其對民主制度造成不可逆傷害的防火牆將在數學上變得不再可能，作為整個歐盟政經領導者的德國也恐怕會帶領整個歐洲駛向危險的未知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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