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 慕諧
“交通燈熄滅”（Ampel-Aus）被德國的杜登大詞典評選為2024年的年度詞彙。在當下的德語語境中，“交通燈”特指剛剛解散的執政大聯盟。由於聯合執政的三黨在德國的政治版圖中分別由紅（社民黨）、綠（綠黨）和黃（自民黨）三色所代表，因此，在德語媒體上它們被簡稱為交通燈聯盟。11月6日，幾乎在特朗普勝選的同一時刻，社民黨的聯邦政府總理朔爾茨宣佈解僱自民黨財政部長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理由是經濟和預算政策存在不可調和的分歧。隨後，自民黨宣佈召回所有在聯合政府中任職的該黨成員。除了交通部長維辛（Volker Wissing）以外，該黨其他幾位在交通燈聯盟中任職的部長也旋即提出了辭呈，交通燈聯盟解體。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27日，德國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宣佈決定解散聯邦議院（議會下院）。
由於自民黨的退出，執政聯盟不再獲得議會多數的支援，朔爾茨發起了信任投票。他毫無懸念地沒有透過此次投票，隨後，德國聯邦總統斯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宣佈解散議會，並確定在今年2月底進行提前大選。戰後，德國僅出現過三次類似的狀況，最近的一次發生在2005年。交通燈聯盟的提前解體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無論是執政聯盟還是他們共同推動的政策民意的支援率都極低。近六成的民眾支援解散當前的政府，總理朔爾茨的民意支援率只有可憐的20%，損失最為慘重的自民黨的支援率已經低於了5%，即進入議會的及格線。此外，70%的德國公民反對該國的移民政策，58%的人表示不會購買電動汽車作為他們的下一輛代步工具，2023年中，已有76%的德國人拒絕接受《建築能源法》修正案。
在默克爾主政德國16年後，交通燈聯盟被社會賦予了各種美好的希望。但是，一方面，交通燈聯盟中的三黨由於各自觀念和立場分歧很大，該聯盟的組建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另一方面，他們也並不是期待中的革新者，而更像是默克爾的繼承者，他們替她走完了未盡的旅程，進一步放大了她的錯誤，為她的政治遺產正式地蓋棺定論。他們為全世界尷尬地樹立了“不該做什麼的典型”，提供了政策避雷指南。
朔爾茨的“憤怒”和林德納的“委屈”
在宣佈解僱林德納的當天，朔爾茨毫不掩飾地對這位前同事進行了討伐。他在講話中表示，林德納堅持“債務剎車”，讓2025年聯邦預算案難產是“將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行動。他指責林德納“自負、卑鄙和拒絕妥協”，在自民黨支援率下降時，使用了“心胸狹窄的黨派政治策略”。如果對朔爾茨的這段講話稍稍做一下“事實核查”的話，那麼他的講話內容大多數都是“不實資訊”。對於德國《基本法》中規定的“債務剎車”的遵守難道是“將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朔爾茨的這一評論難道不是將執政聯盟的利益置於德國的憲法之上？交通燈聯盟的早夭可以被歸結為各種因素，預算案和債務剎車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朔爾茨對於林德納和自民黨的“憤怒”或許表現了他一以貫之的對真正問題的鴕鳥心態。
當地時間2025年1月19日，德國黑森州施瓦巴赫市，德國總理及社民黨候選人奧拉夫·朔爾茨在市民中心的選舉活動上發表講話。
朔爾茨可以說時運不濟，幾乎在上任伊始就被歷史判以了“死刑”。在新一屆聯合政府剛剛組建三個月之後，俄烏衝突爆發，這也直接引爆了社民黨。二戰後，“東方政策”（Ostpolitik）是該黨最引以為傲的政治資產。冷戰期間，社民黨挑戰了美國以武力威脅的對蘇政策，提出了“透過接觸實現改變”（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的理念，以經濟貿易為先導，展開了與蘇聯之間的能源供應的合作，致力於實現“輸氣管代替導彈”（Röhren statt Raketen）的構想。這一合作為德國提供了長期的廉價能源，但也打開了能源依賴的潘多拉魔盒。隨著俄烏衝突的爆發，“東方政策”徹底淪為社民黨的負資產。它被視為德國當下能源危機和政治尷尬的導火索，遭到了社會各界的口誅筆伐。因此，朔爾茨上任伊始就成了滅火隊員。他提出了“時代轉折”（Zeitenwende）的口號，要徹底改變德國的對外關係政策，大幅度提高軍費開支，但是，這樣的雄心更像是對社民黨“歷史汙點”的掩飾。
在現實中，朔爾茨是這一口號的提出者，同時又是其埋葬者。他被公認是戰後德國最弱勢、存在感最低的總理。他的弱勢讓“時代轉折”無疾而終。我們甚至很難辨認究竟誰是德國領導者，因為，他的副手哈貝克更像是總理。無論是媒體的曝光度還是推行政策的重要性和“破壞性”上，哈貝克和綠黨都要勝於朔爾茨。2021年的德國大選被各方都看作是一次“氣候選舉”，應對氣候變化是本屆政府的重中之重。在組閣之後，綠黨自然佔據了舞臺的最中央，他們推動了更為激進的能源轉型。雖然，Covid-19大流行病和俄烏衝突一直被當作是近年來經濟不景氣、通貨膨脹高企的主要原因，但是，現在德國社會越來越看清了烏托邦式的能源轉型才是問題的根源。能源價格的暴漲導致了從生產到生活的一系列困境。為了解決這些燃眉之急，交通燈聯盟對企業和民生的負擔進行大規模的額外補貼。這些本不必要的額外支出，進一步消減了朔爾茨在財政支出上本就不寬裕的空間。因此，社民黨在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化工程和“時代轉折”等領域所做的承諾都變成了無源之水。比如，朔爾茨競選綱領中一項非常誘人的承諾，即建造大量的經濟適用房。社民黨籍的住房部長蓋維茨（Klara Geywitz）承諾建造400000套新公寓，現實是可能只有120000套公寓建成了。
在執政聯盟中，綠黨畸形的“一枝獨秀”不僅給社民黨帶來了打擊，它對自民黨的影響可能更是致命的。2017年，林德納在德國政界留下他最為人所熟知的話：“不參與執政總比錯誤地參與執政要好”。他說這句話的背景是，在2017年大選之後，默克爾正與綠黨和自民黨進行組建聯合政府的談判。林德納中斷了“牙買加聯盟”（黑綠黃聯盟）的談判。他認為，由於綠黨始終將自己視為擁有更高道德真理的政黨，在任何聯盟中都會成為意識形態的主導者。他們不屑於讓步和妥協，會在聯盟中強勢地推進本黨的議程。自民黨與綠黨的意識形態和施政綱領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分歧。自民黨的支持者主要是企業家、個體經營者和自由職業者。他們關心的是更自由靈活的稅收政策、更可靠的法治和更少的官僚主義，唯獨不需要“綠色意識形態”。另外，德國的媒體從業者“綠黨”濃度過高，主流媒體幾乎成為了綠黨的宣傳機器。屆時，默克爾註定不會抵抗，而會更加綠黨化，自民黨將處於腹背受敵的不利境地。
無疑，林德納在2017年作出了正確的選擇。但當2021年林德納再次收到聯合執政的邀請時，他已經很難拒絕了。因為，再次拒絕會讓他的政黨背上不敢承擔責任的罵名，斷送政治前程。林德納此番面對的是相較於2017年更為嚴峻的聯盟夥伴。自進入執政聯盟的伊始，林德納就將自民黨塑造成了剎車片的角色，他要為社民黨和綠黨過於激進的左傾政策踩剎車：自民黨強烈反對綠黨的核退出政策，但是，綠黨和社民黨最終繞開了自民黨不惜一切代價將核電站從德國的電網上剝離；綠黨主導的《供暖法》在自民黨的“阻撓”下最終以相對“溫和”的版本提交議會表決；自民黨反對現行的移民政策，朔爾茨也口頭承諾要大規模遣返非法移民，但是，交通燈聯盟最終通過了一項新的移民法，使入籍和歸化變得更容易；林德納反對由社民黨主導的對公民基本津貼的大幅提高，因為它會讓工作變得不值得；他嚴守債務剎車的底線，控制政府債務的進一步膨脹。
不過，自民黨所做的這些“剎車”依然不能阻止他們在民意支援率上以自由落體速度下降。在過去的三年多里，為了保住執政聯盟，自民黨做了過多的妥協，惹惱了他們的支持者。與此同時，為了避免自民黨在政壇的泡沫化，自民黨黨內離開聯盟的呼聲一直很高。早在2023年年底，黨內就進行了一輪投票，最後支援留在聯盟中的陣營以微弱的優勢取勝。2024年年末，黨內反對派炮製了一份“勝利日檔案”（D-Day-Papier），設計了自民黨終止執政聯盟的路線。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為了儘快退出聯盟、挽回該黨不到5%的民意支援率。
自民黨現在的尷尬處境也印證了林德納2017年時的擔心。雖然，現在綠黨的支援率只有13%（2021年大選他們獲得了14%的支援率），但是，他們主導了德國的政策走向，執政聯盟中的其它政黨只能作為陪襯。所以，基民盟的姊妹黨基社盟的領導人索德爾（Markus Söder）呼籲要吸取自民黨的教訓。他強烈反對，基民盟現任主席默茨（Friedrich Merz）在勝選後將其拉入新的執政聯盟中。因為，這樣的聯盟會讓在選戰中獲勝的基民盟/基社盟成為綠黨的花瓶黨。
德國作為全世界不應該做什麼的“典範”
2023年9月，德國最著名的企業家萊茨勒（Wolfgang Reitzle）在《世界報》（Die Welt）發表了一篇題為《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繁榮的幻覺》（Die Illusion vom anstrengungslosen Wohlstand）的“現象級”評論文章。文中提到了災難性的能源轉型、失控的移民問題和過度膨脹的福利國家。當這些議題剛剛出現在德國政治舞臺上時，它們無不是聚光燈下的焦點，使德國成為了全世界的榜樣。然而，時過境遷，它們逐漸成為德國人痛苦的來源，經過交通燈聯盟的三年執政，這些議題已經使德國成為了全世界不應該做什麼的“典範”。
（1）在交通燈聯盟的聯合執政協議中，由綠黨所主導的氣候佔據了創紀錄的40多頁，力求將德國塑造成綠色轉型的楷模。但是，三年前意氣風發的哈貝克現在在媒體鏡頭面前往往支支吾吾，顧左右而言他。去年年底，挪威和瑞典扯下了德國能源轉型最後的“遮羞布”。兩國的能源部長威脅要切斷在德國的“黑暗無風期”（Dunkelflaute，這個詞已經在英語中被不加翻譯地使用了，它特指在冬季由於無風無陽光時期，可再生能源只能提供極少的電力供應的情況）對該國的電力供應（一般輸送的是核電和化石能源生產的電力）。因為，對德國的雪中送炭影響了兩國國內的電力供應，推升了兩國的電價。另外，德國政府平時還喜歡指責挪威和瑞典不願意放棄核能和化石能源，不夠“綠色”。
綠黨所竭力倡導的去核化，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的電力轉型的理念對經濟，對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對淨零目標都帶來了不可逆的傷害。由於可再生能源的低能量密度和波動性，威脅了德國的能源供應安全，造成了過去幾年德國能源價格的暴漲，“去工業化”成為了經濟的主旋律。作為德國工業支柱的能源密集型企業大量裁員和外遷。與此相關的是，德國企業在2024年的破產數量已經達到了2009年金融危機時期的最高水平。這一數字將在2025年進一步惡化，“沒有哪個國家像德國那樣熱衷於打擊自己作為商業和工業重鎮地位的。”
當地時間2024年5月3日，德國勃蘭登堡州，太陽能公園內鋪設的太陽能電池板。德國正在擴大其可再生能源生產能力，其年度目標是增加風能和太陽能基礎設施。德國30%到65%的電力來自風能和太陽能。德國計劃2038年退出煤炭使用。
鑑於筆者在過去的文章中已經多次解釋了德國能源轉型的問題，在此就不費更多的筆墨了。本文倒是想談一下交通燈政府另一項重要的能源轉型措施，即《建築能源法》（Gebäudeenergiegesetz），俗稱《供暖法》。該法案修正案2023年9月在聯邦議會獲得透過。它的內容極其繁複，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是，自2024年1月1日起，建築物新安裝的供暖系統都必須使用至少65%的可再生能源。因此，傳統的使用天然氣和石油的鍋爐必須被新型的供暖裝置所取代，主要是電熱泵。政府設定了到2030年安裝500萬臺熱泵的政治目標。
該法案在審議階段就遭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和質疑。因為，為了提高熱泵的供熱效率，全德的許多老舊建築必須進行大規模修繕，以提高建築的隔熱效能，這使得建築維護和翻修的成本急劇升高。除了高昂的建築成本以外，電熱泵招致的最大質疑在於：它是否真的減少了碳排放。德國聯邦議會2023年8月30日釋出的一份新聞公報宣稱，《供暖法》帶來的碳減排量依然不清楚。不少專業人士質疑，該項新政並沒有避免碳排放，它只是被轉移了。由於冬季可再生能源在發電上表現不佳，需要大量啟用天然氣和燃煤電廠。因此，化石能源依然是電熱泵的供熱來源。
與能源轉型類似，《供暖法》本身也帶有烏托邦和自毀的色彩。完全脫離工業和農業生產領域的綠色精英和技術官僚根據抽象、武斷的淨零目標時間對社會的運轉和普通人的生活進行了重新設計。這些自以為是並帶有浪漫主義幻想的解決方案（挑戰了物理學定律）究竟給減少碳排放帶來了多少益處依然存疑，但是，它們威脅了德國的能源供應安全，讓德國的工業遭受了幾乎不可逆的破壞，高昂的經濟成本透支了年輕人的未來（根據安永和德國聯邦能源和水工業協會的一項評估預計，從2023年到2035年對能源轉型的進一步投資需要達到驚人的12140億歐元）。遺憾的是，“可持續的綠色解決方案”在現實中已經顯現出它是不可持續的，綠色轉型淪為了黑色轉型。交通燈聯盟又一次向我們詮釋了，“通向地獄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所鋪就的。”
（2）自2015年，默克爾對大量湧入的尋求庇護者實行了毫無保留的“歡迎政策”。此後，移民成為了德國最常出現在世界新聞頭條中的話題。在交通燈聯盟執政期間，德國的移民問題進一步惡化，2024年，在索林根、馬格德堡等地發生的一系列惡性事件使得民怨達到了頂點。已故的德國聯邦議院前議長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曾經指出了德國移民問題的一大死穴，即“將尋求庇護者納入了社會保障系統，而沒有將他們‘納入’勞動力市場”。默克爾力排眾議所推行的“歡迎政策”，當然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聖母心氾濫”。該政策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透過移民來補充德國的勞動力短缺。然而，在這一政策施行近10年以後，美好的願景徹底落空。根據德國聯邦勞動統計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的數字顯示：超過60%的德國人進入了勞動市場，有近一半的外國人在德國有工作，然而有工作的難民只佔了這一群體的四成。雖然，從2015年12月到2022年7月，尋求庇護者的就業率已經從17%上升至近42%。但是，這一群體的就業率依舊在德國墊底。在接收烏克蘭難民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戰爭爆發一年半以後，僅有18%適齡的烏克蘭人在德國找到了工作。這一比例遠遠低於鄰國波蘭和捷克。
另外，關於尋求庇護者犯罪率的問題今年在德國逐漸脫敏。根據現在已有的資料顯示，有移民背景的人的犯罪率不成比例的高。這不僅僅是國內安全域性勢的惡化，同時它也凸顯了國家合法性的危機。在馬格德堡聖誕市場襲擊發生後，社民黨籍前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文化和財政部長布羅德柯布（Mathias Brodkorb）在給德國政論網刊《西塞羅》（Cicero）撰寫的評論文章中已經指出了這一點。首先，現代國家的產生是公民讓渡部分權利的產物。其中，公民讓渡了對暴力使用的權利，讓國家壟斷了對暴力的使用，以此保護公民的安全。因此，國家這個“利維坦”有義務透過暴力管控邊境，保障公民的安全。其次，在德國的非法尋求庇護者或犯了罪的尋求庇護者依然能獲得大量的福利。他們在獲得福利的優先順序上甚至高於本國公民和合法的非法尋求庇護者。這也就意味著“守法”的成本遠遠高於“違法”的成本，國家完全不尊重與公民之間所訂立的契約。布羅德柯布將上述現象稱之為“國家的消解”。
（3）德國引以為傲的社會福利體系陷入了更深的泥沼之中。2021年，社民黨將公民基本津貼（Bürgergeld）作為競選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提案致力於設立一個更具普惠性的基礎保障系統，減少了依賴工作市場的條件，並提高了福利金額。公民基本津貼的前身是失業救濟金（Arbeitslosengeld II，俗稱哈茨四<Hartz IV>）。它在2023年1月被正式施行，取代原先的“哈茨四”。此前，每個透過工作無力支付其日常開銷的人，每月可以透過“哈茨四”申領到451歐元，自2023年起，他們可以每月獲得502歐。2024年起，聯邦政府將這一數字提高到563歐元。但是，這一方案一經推出，就招致了包括自民黨和社會各界的批評。在德國，幾乎不存在任何一項其它工作，每年能提供12%的“加薪”。最低工資的增長遠遠低於社會福利的增長。2024年德國的最低工資只會增加41歐分，此前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12歐元。
當社會福利的增長明顯超過工資增長時，勞動和工作的價值受到了貶低。國家的高福利體系會進一步衝擊原有的就業體系，因為，它使得每天工作變得不值得。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字，2022年該國每週工作時間為34.7小時，低於歐洲平均水平。非全日制工作的比例也在繼續上升。公民基本津貼疊加未來四天工作制和遠端工作的推廣會導致就業情況的進一步惡化和勞動效率的下降。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2日，德國，各地大眾汽車員工將發起全國範圍的警示性罷工。
儘管社民黨籍聯邦勞動和社會事務部長海爾（Hubertus Heil）一再辯稱，公民基本津貼不會降低人們的工作意願。不過，他在2024年宣佈的一項新的激勵舉措駁斥了他的說法：長期失業者（失業超過12個月）如果重新找到一份符合要求的新工作，他們將獲得1000歐元的一次性獎勵。前社民黨黨主席加布裡埃爾（Sigmar Gabriel）強調，“社民黨永遠不能再質疑工作的價值”。然而，新版公民基本津貼恰恰反映了對福利領取者的取悅，對打工人的背叛。工人黨是否還為工人服務這一問題又一次被擺到了社民黨面前。
擺在社民黨面前的另一個問題是，高福利國家的基礎是一個高速運轉的經濟。只有繁榮和增長，才可以有良好的再分配，而不是反過來。但是，社民黨和綠黨一起推動讓德國經濟陷入泥潭的能源轉型。所以，這些聽上去都很美妙的政策之間是相互打架的，這也是德國給全世界樹立的又一個負面典型。
德國“民主的去民主化”？
執政聯盟的破裂、大選的提前或許使寒冬裡的德國人又燃起了一絲希望，但是，德國政治中的一些固有問題會使他們期待的重大改革變得遙遙無期。根據現在的民調資料來看，基民盟將毫無懸念地在接下來的提前大選中獲勝，默茨是下一任總理最有可能的候選人。他已經明確表示一旦當選不會邀請現在民調位列第二的選擇黨聯合組閣，這是德國政壇對這個極右翼政黨築起的“防火牆”。所以，基民盟/基社盟必須選擇其它政黨聯合執政。按照現在的民調資料來看，交通燈聯盟中的兩個政黨必定有一家或者有可能兩家同時出現在未來的新大聯合政府中。
雖然基民盟已經公佈了他們的競選綱領，並且提出了要對德國進行徹底的改造，但是，默茨註定無法輕而易舉地推翻前朝遺留下來的政策。迴歸核能？大規模減稅？大刀闊斧地改變庇護政策？重組公民基本津貼？對Covid-19大流行病的各項措施進行重新評估？廢除《性別自決法》和《供暖法》？社民黨的聯邦議院選舉候選人名單已經顯示出了進一步左傾的傾向，綠黨已經提出了更為激進的施政綱領。因此，默茨本人可能都不相信，他能迫使社民黨或綠黨在任何一項上述議程上讓步。林德納給予了默茨善意的建議：“如果未來的執政黨想對現行的政策進行脫胎換骨的改變，那麼紅（社民黨）和綠（綠黨）任何一家都不能出現在執政聯盟中。”最終，默茨或許會不得不朝著紅綠方向眨眼，做出妥協（就在筆者寫作本文的時候，他已經向綠黨所支援的綠色鋼鐵表達了開放態度），採取更溫和的路線。簡而言之：我們會看到默克爾2.0版本。
當地時間2021年9月7日，德國柏林，德國總理默克爾出席德國聯邦議院會議。
另外，在德國也廣為流傳著這樣的一種說法，即默克爾早已把基民盟改造成一個既不基督教的（unchristlich）又不民主的（undemokratisch）政黨了。在她任內，基民盟已經出現了“綠黨化”的趨勢。在經濟問題上，她主張更多的國家干預，更少的市場；在移民問題上，毫無節制的“歡迎文化”是她最重要的政治標籤；在能源問題上，福島核事故以後，她在德國推動了恐慌性的核退出計劃。這些最帶有綠黨色彩的、對德國社會破壞最大的政策，都是在她的任期內被大力推行的。此外，她在退休後始終和基民盟保持了某種距離，比如她拒絕擔任該黨的終身榮譽黨主席。與此相反，她卻參加了綠黨精神領袖特里廷（Jürgen Trittin）正式退出政壇的告別儀式。這暗示了默克爾真實的政治傾向。雖然遠離了德國的政治中心，但她在基民盟中依然有大量的追隨者。默茨能夠說服這些黨內“綠黨化”了的同僚，拋棄那些早已失去民心的政策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比如，還有半數的基民盟黨員支援默克爾留下的親移民的政策。默茨如何在大刀闊斧地改變移民政策的同時又不造成黨內的分裂呢？
或許我們會在未來德國政治中看到極為矛盾的現象。儘管德國絕大多數選民將在馬上到來的選舉中，用選票懲罰現在的執政黨和它們所施行的政策，但弔詭的是，這些被多數選民所反對和放棄的政策會透過“後門”回到德國政治舞臺的中心。它們依然會在未來四年牢牢地主宰德國人的日常生活。德國政治版圖中的這些傳統力量根本無法帶來絕大多數選民所期望的改變。
這一張力也導致德國政治陷入了“民主的去民主化”困境之中。一方面，無論是剛成立僅一年的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還是選擇黨都宣稱他們要在能源、移民和外交等領域進行徹底的變革。不過，由於兩黨的民粹主義色彩，傳統政黨、媒體和憲法保衛局都開足馬力警告德國選民，一旦這兩黨執政，我們將又一次看到極權政治的力量透過民主制度掌握權力，民主制度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按照德國現行的選舉規則，好像無論選民如何進行選擇，最終都將由基民盟/基社盟、社民黨和綠黨這三家理念和政策已經高度趨同的政黨輪流坐莊，組成排名先後次序略有不同的執政聯盟。他們將進一步推行那些被大多數選民所拒絕的政策。也就是說，無論是民粹政黨贏得大選，還是傳統政黨繼續組成執政聯盟，都會使德國陷入到某種“不民主”的困境中。當下，筆者看不出來，任何一家政黨、任何一位政客有這樣的政治智慧和勇氣帶領德國走出這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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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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