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總是以吃貨而自豪。自然界的萬物，主要是牲畜、禽鳥和魚類，當然還有各種山珍野味，構築起舌尖上的英格蘭、法蘭西、德意志、俄羅斯……
但諷刺的是，動物也用細菌和病毒回饋人類的“厚愛”。
賈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就感慨：“整個近代史上的人類殺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結核、瘧疾，瘟疫，麻疹和霍亂。他們都是從動物的疾病演化而來的傳染病，雖然奇怪的是，引起我們人類流行疾病的大多數病菌如今幾乎只侷限在人類中流行。”
造物主的想法玩味，如果不是18世紀以後，現代醫學、化學和微生物學的驚人進步，人類每隔百來年就要被自己的慾望再平衡一次。
1894年始於廣州的腺鼠疫，以香港為傳播源波及32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紀之交的全球瘟疫。這年香港鼠疫患者2679人，其中死亡2552人，成為香港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年份。腺鼠疫，又名黑死病。
一
800年前的14世紀，法國人可能要感謝來自黑海沿岸的老鼠。
也許由於某種黑色老鼠登上了從亞洲前往歐洲的貨船，導致當時被俗稱為“黑死病”的腺鼠疫席捲了歐洲，大概在全世界殺死了2500萬人，深刻的改變了人類歷史。
圖：黑死病在歐洲的傳播範圍
當時，英法兩國正在百年戰爭中激戰正酣。
黑死病消滅大量目不識丁的農民，工匠和威爾士長弓手。正是這些長弓手，射出按照歷史記載來說“下雪一般的箭雨”，在克雷西和阿金庫爾消滅了數以萬計的法蘭西騎士。
黑死病讓英法兩國在短期內無力再戰，但讓整體戰爭的時間被拉長。
疫情對英格蘭的摧殘尤其厲害，因為英格蘭人口更少，被黑死病奪走了100萬人，當時英格蘭總人口只有400多萬。
無疑，這對在軍事上佔據較大優勢但在人口上少於法國的英國不利。
時間的推進帶來了技術的改良，法國人終於找到了對付英國長弓手的辦法，那就是大炮。群炮齊發，英國最終輸掉了百年戰爭。
所以，除了奧爾良的少女——聖女貞德，老鼠也決定了歐洲的走向。
還有一個結果，黑死病改變了歐洲不少國家的經濟結構。
以英國為例，由於黑死病的爆發導致大量的勞動力死亡，田地大量荒蕪，催生了擁有土地的自耕農階層和職業工匠階層。工人們公然反抗領主，向工資更高的地方遷移。
在疫病面前，想奮鬥也沒人了，地主們只好轉為養羊，小農經濟向大農場轉變。
所以，比歷史教科書中的重要名詞“羊吃人運動”還要早數百年，英國就開始大規模發展以羊為主的畜牧業。
“羊羊這麼可愛，全身都是寶，還好吃”。
但事實上，從傳染疾病的角度來看，羊並不比老鼠更宜人。
還是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記錄了一個得了嚴重流感的人。
原因尷尬：那個人和羊進行了性交。
無論家養還是野生，無論是“兩勺鹽，兩勺料酒，三顆大料”還是柏拉圖式的戀愛，動物總有辦法讓人得病。
二
戰爭與征服之所以容易帶來傳染病，是因為過程中總有大量人口遷徙。這種人口遷徙，打破了古代社會各個民族聚居的孤島狀態，也帶來了更多不可阻擋的細菌和病毒。
公元前429年，一場瘟疫席捲了雅典，消滅了那裡四分之一的人口，也包括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
儘管在《聖經》裡，已經有“摩西在埃及降下瘟疫，最終殺死埃及每個新生兒”這樣的記載。
雅典大瘟疫依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比較明確全面的傳染病事件。
伯里克利領導下的雅典，處於歷史上的黃金時期。不但在文化上誕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大師，在政治上，雅典的勢力範圍遍佈整個東地中海。
而為了應付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伯里克利制定一套在歷史上被稱為“伯里克利路線”的戰略。
用雅典佔優勢的海軍，切斷斯巴達的海上交通線，在陸地上避免和陸軍強國斯巴達交戰。雅典築起被稱為“雅典衛城”的城牆，守城不出。
在公元前4世紀，西方還缺乏打破城牆的攻城器械，雅典的“塔防戰術”牢不可破。
聽起來很像英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對德戰略。
但人算不如天算，希臘時代商業與航海的流行，為地中海沿海的地居民“打破孤島”大行方便。根據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記載，疫病從衣索比亞開始，經過埃及和利比亞，穿過了整個地中海，在雅典登陸。
坑爹的是，這個傳染病似乎對斯巴達人無效。
應該不是宙斯偏心，從現代醫學觀念出發，斯巴達人在城牆外的流動作戰，可以遠離自己的糞便。
雅典人在城牆內，意味著他們的食物和水源更容易被排洩物汙染。
伯里克利本人也沒有熬住。他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早明確死於傳染病的名人。雖然在他葬禮上的演講，因為對民主精神的昇華可謂感人至深。
如“權力不是被少數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這就是民主。”
但民主無法打敗斯巴達人，也無法治療那場瘟疫。
雅典最終戰敗，終結了古希臘的黃金時代，希臘城邦民主制解體，各類僭主紛紛登場，直到迎來亞歷山大大帝。
無法完全確認毀滅希臘民主的瘟疫到底是什麼疾病。正如很難從歷史記錄中推測出中國古代歷史中的各場大疫到底是指鼠疫、天花、流感還是瘧疾。
不過從修昔底德對一些人發病細節的記錄來看，歷史學家推測，很可能是天花或麻疹。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年—前429年。他的這段演講詞，被後世作為制度典範而銘記：
權力不是被少數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這就是民主。當私人糾紛產生時，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公共地位方面，都以每個人的所長而不是他所屬的黨團來獲得名譽。如果一個人有德有才，只要他能服務大眾，那麼因地位卑微而造成的貧困便不會成為他的絆腳石。……我們總是遵從在職官員及法律，且尤其遵守那些保護弱者的法律及給予反亂者明確羞辱的不成文習俗。
三
令人感慨的是，民主在希臘亡於病毒，差不多2000年後又去了新大陸，但同去的還有天花，流感等傳染病。
印第安人被傳染病毀滅，是歷史上最典型的“打破孤島後的傳染病爆發”。
這次大爆發還是兩個大陸的一次互相傳染。
1520年，西班牙殖民者科爾特斯以數百人的西班牙兵力和一些印第安盟友，征服了中美洲的阿茲特克帝國（今天的墨西哥）。阿茲特克人一度將科爾特斯的軍隊逐出首都，並予以重創。結果一場神秘的疫病席捲了阿茲臺克軍隊，殺死了他們的指揮官。
今天的歷史學家估計，歐洲人抵達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的總數已經超過1億，在墨西哥可能有2000萬。他們面對天花、麻疹、白喉和腮腺炎這些舊大陸的傳染病毫無抵抗能力。
老彼得·勃魯蓋爾於1562年左右繪製的油畫《死亡的勝利》
一位德國傳教士寫道：“印第安人死得那麼容易，以致只是看到或聞到一個西班牙人就會使他們魂飛魄散。”
也正是這種面對傳染病的沮喪，讓印第安人放棄了他們對太陽神和羽蛇神崇拜，快速改信天主教。
是的，傳染病會重塑人們的意識形態。
正如羅馬帝國末期的大規模瘟疫加速了基督教的傳播一樣，羅馬官方主推的價值觀斯多葛主義（和中國儒家有一些類似，強調理性與道德）無力解釋為什麼天降災難殺人還不分窮富善惡。
而黑死病流行又動搖了天主教的權威，薄伽丘的《十日談》裡，描繪了傳染病肆虐中的“活在當下”。
爆發於拜占庭帝國的查士丁尼大瘟疫，據說使全世界兩千五百萬人喪生，僅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有40%的城市居民死亡。它使541年至700年間的歐洲人口減少約50%，可能也是阿拉伯人征服成功的原因之一。
不過信仰是無用的，到1568年，在科爾特斯征服不到50年後，墨西哥中部的人口已減少到300萬，約為科爾特斯登陸時的1/10，到1620年人口降到約160萬。
為了代替印第安人，歐洲殖民者開始從非洲大量輸送黑奴。印第安人、歐洲人、黑人，因為傳染病進行了史上最大規模的族群遷徙。
但也許是一種報應。舊大陸的天花，蕁麻疹消滅印第安人的同時，新大陸也給舊大陸帶去了一種可怕的疾病，那就是梅毒（梅毒是否來自美洲，現在有爭議，但梅毒和斑疹傷寒等新疾病，確實在發現美洲後出現在歐洲）。
目前已知關於最早符合梅毒醫學形象的畫作，繪於1498年，維也納
梅毒在歐洲迅速流行並傳到印度、中國和日本。
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寫道：“法軍一路輕鬆地攻入義大利，無意中就拿下了熱那亞、那不勒斯和梅毒。然後他們就被人趕了出去，從那不勒斯和熱那亞被驅逐。但他們沒有失去一切——梅毒始終跟隨著他們。”
梅毒也是一種名人病，據說因為早期症狀會引發精神亢奮，特別適合藝術天才和政治導師，如弗朗茨·舒伯特、愛德華·馬奈、居伊·德·莫泊桑、阿圖爾·叔本華、弗雷德里希·尼采，梵高和列寧等。
可謂人類群星閃耀時。
四
討論這個話題時，對人類有重大影響的中華民族是不能缺席的。
中國古代擁有世界上體系最完整的歷史記載，當中有大量災疫記錄。
史載，東漢末年幾十年間，全國性大瘟疫共有十多次。患者往往高燒喘息，氣短而絕。發病急、死亡率高，身上有血斑。桓帝延熹九年，「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建寧二年（169年），「疫氣流行，死者極眾。」
但這些記錄早期基本以編年體的形式出現。所以，相比於“人口增減之下土地兼併”這一顯學，瘟疫，也就是傳染病，到底對到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一種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並不容易看清楚。
直到近年來，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等西方學者提出了一個新概念，“疫病階梯”。
所謂疫病階梯，是指古代社會的人類遷移過程中，進入新的地理環境，需要面對該地自然環境鉅變帶來的各種惡性傳染病。
如果覺得這個名詞太高大上，我們可以換一個接地氣的：水土不服。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似乎確實有什麼在影響中國的經濟中心從北方轉移到南方。
如果按照傳說裡的記載，華夏文明進入華南地區（黃帝對陣三苗部落的蚩尤）大概是在4000年以前；春秋時期楚國的興起大約在公元前7世紀，祖龍秦始皇帝派“我從河北來”的趙佗征服嶺南大約在公元前204年。
而我們知道，直到唐宋時期，或者說要到宋代，中國經濟中心才逐漸完成南移，才意味著大量先人遷徙到長江流域乃至更南部定居。
如果不是五胡等北族入侵造成各種南渡，這個過程可能會更加緩慢。
到底是什麼阻止了從秦漢到隋唐的窮苦大眾寧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也不南下打工呢？真是因為我甜黨鹹黨自古漢賊不兩立嗎？
原因固然有很多，南方奇特的病毒與細菌（所謂瘟疫、瘴氣等）一定是重要障礙。
司馬遷曾寫道：“江南地卑溼，人早夭。”
直到唐宋時代，華南還是流放犯人之地。如果誰到南方去做官，幾乎意味著壽命的大幅削減。
如韓愈，被髮配到潮州做官以後，上表抱怨：“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髪白齒落，理不久長……”從被髮配到去世，只經過了4年。
唐代詩人柳宗元於《永州龍興寺息壤記行文》寫道：南方多疫，勞者先死。
南方為什麼疫病多，中國古代對此有各種解釋。
主流當然是玄妙的水土論。
《黃帝內經》裡載：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其民嗜酸而食胕（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攣痺……
元代醫生曾世榮認為“北人水氣多，南人瘟疫盛，地氣天時使之然也”。
也有觀點很有趣，認為南方疫病和諸多“大吃省”有關。
如元代醫生危亦林認為：關中土地，俗好儉嗇，廚膳餚饈不過葅醬而已，其人少病而壽。江南嶺表，其處饒足，海陸鮭餚，無所不備，土俗多疾，而人早夭。
可以說是相當養生了。
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來看，南方暖溼，意味著有很多的宿主，如蚊子、釘螺和小型野生動物等，帶來瘧疾、登革熱、血吸蟲病等傳染病。2003年肆虐一時的SARS，也曾被認為和果子狸有關。（編注：後來經證明，果子狸只是中間宿主，SARS病毒最初的宿主是蝙蝠）
不過，北方的鹹黨也不要太有優越感，有一種可怕的病毒是北重南輕。
那就是天花。
中國很早就有天花的記載。在漢人武德衰退後，更成為了遊牧民族殺手。
與漢人不同，蒙古人和滿族人對天花完全沒有適應性。1661年，天花就奪走了清朝世祖順治皇帝年僅26歲的生命。
出於對天花的恐懼，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傳教士湯若望的建議下，順治指定了年僅8歲的皇子玄燁繼承了清帝國。是因為在眾多皇子種，玄燁是出過痘的，也就意味著他對天花具有了免疫力。
戰痘成功的康熙帝，其長相可能是“一臉麻子”
所以某種程度來說，如果順治帝不死，如果玄燁不能成為康熙帝，中國歷史也可能有新的變化。天花在中國王朝的興衰中也構成了一個變數。
滿人易得天花，而自我隔離也加劇了這點。
早在入關前，滿清已經開始設立各種避痘所。這類“避痘所”通常是獨立宅第，而且會有河水隔絕。清代痘醫曾香田這樣觀察：“京外如蒙古等處，其人在本土則從未聞有是疾，及來京師遂傳發焉。”
連現代人所寫的各種清朝宮鬥劇如《如懿傳》裡，天花也成為清朝後宮主子們互害的利器。
沒病怎麼宮鬥呢。
五
還是那個問題，“征服與交流”造就傳染病爆發，但適應傳染病又只能繼續依靠接觸。這就是“孤島與病毒”的悖論。
當中國北方移民經過一代又一代，逐漸跨越了疫病階梯後，南方逐漸變得宜居了。
正如在19世紀，法國軍隊中的來自農村計程車兵容易患病，而這些傳染病在城裡的同齡人那裡已經接觸過了。結果強壯的農民子弟比那些來自城市貧民窟營養不良計程車兵死亡率更高。
當現代科技進步以後，老問題有了新對策。
在1942—1943年，阿拉斯加的公路建設讓一個偏僻的印第安群落，僅在一年時間內就接觸到麻疹、德國麻疹、痢疾、百日咳、腮腺炎、扁桃腺炎、腦膜炎以及黃疸性肝炎等一系列傳染病。
所幸的是，患者被及時空運到現代醫院接受治療，130人中只有7人死亡。
出於對天花的恐懼，康熙及以後的清朝統治者對西方傳來的天花治療方法持比較開明的態度。大概用了100多年，西方來的牛痘法才取代了中國傳統的人痘法。
1933年，魯迅寫了一篇文章，生動記述他第一次接種牛痘的經歷，當時他兩三歲，是在老家紹興。在家裡種的痘，而不是在種痘局，這“大約是特別隆重的意思”。他還記得痘官的臉，“胖而圓，紅紅的，還帶著一副墨晶的大眼鏡”。
魯迅還稱讚上海“可能是中國最文明的地方”，因為那裡牛痘接種很流行、也很方便。
最後，感謝列文虎克、路易·巴斯德、羅伯特·科赫、愛德華·琴那、亞歷山大·弗萊明、野口英世、卡爾婁·武爾班尼和千千萬萬的醫學家、科學家及尊重科學尊重客觀規律的社會管理者。
因為你們，我們今天才能享受深夜擼串的美好。
願大家平安度過這波肺炎病情。
文/張子宇：先後在紙媒及網際網路行業工作，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東亞研究碩士和倫敦大學學院現代史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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