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盟的微信後臺和微博總是有人提議“說說野豬”。這使我不禁產生了好奇，今年野豬的話題屢屢衝上熱搜，意味著什麼呢？

於是我在Google上搜索了一下“野豬+種群+調查”、“野豬+種群+危害”和“野豬+種群+調控”三組關鍵詞。可見2024年人與野豬衝突，以及野豬種群調控話題的熱度確實是空前的。

“野豬數量過剩，需要捕殺”的觀念有多火，不用我來說明。但要了解野豬種群的狀況，首先需要進行實地調查。那麼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調查，來證實“野豬種群數量過剩”呢？

我在Google學術和萬方資料上，同樣搜尋了“野豬+種群+調查”、“野豬+種群+危害”和“野豬+種群+調控”三組關鍵詞。可見媒體上關於野豬的話題數量暴增的同時，對於野豬種群及調控的學術研究發表量並沒有迅速增長，只能說是緩慢上漲而已。

不過研究本身是具有滯後性的。單憑研究的熱度和討論的熱度不同步，並不能得出什麼結論。於是我細篩了一遍Google學術和萬方資料上搜索“野豬+種群+調查”的結果，有如下發現：

“野豬+種群+調查”的搜尋結果看起來多，真正涉及野豬種群的論文並不多，Google學術和萬方資料上搜索結果最多的一年都是17篇。而以野豬種群調查為主題最多的一年只有6篇。

大部分論文的調查範圍只限於一個市、一個縣或者自然保護區。以省為研究範圍的只有《陝西省野豬種群數量和分佈現狀研究》、《生態恢復中生態系統反服務與居民生存的博弈——以甘肅“豬進人退”現象為例》、《貴州山地環境野豬空間分佈、覓食地選擇與危害特徵研究》和《浙江省野豬資源及與人類衝突現狀》四篇，以全國為研究範圍的只有《野豬種群資源現狀調查》一篇。《野豬種群資源現狀調查》的篇幅很短，而且參考文獻只有6篇，看上去並不是一篇對全國野豬種群的全面調查。

其中比較有參考價值的是《浙江省野豬資源及與人類衝突現狀》。作者使用紅外相機記錄，估算了浙江省2019年1月至2023年8月間的野豬密度，與2014~2016年的資料對比，得出野豬密度在上升的結論。

相當大一部分（超過三分之一）文章只是在用紅外相機進行當地物種調查的時候，獲得了野豬的相對多度和活動節律等資料，並非針對野豬。這個瞭解是很初步的。

總之，對於野豬種群狀況研究的量和範圍都不算大，與野豬廣泛的分佈和龐大的種群基數相比，甚至算得上很小。

在這些搜尋結果之外，還有兩篇論文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訊。

一篇是2023年發表的《中國人—野豬衝突時空特徵及對生態系統“反服務”的啟示》，它分析了2000-2021年中國的野豬“肇事”事件，得出結論，野豬“肇事”的次數、範圍和嚴重程度都有增加。它提及了野豬在“部分地區”“氾濫”，但並沒有說這個“氾濫”的普遍性，引用的資料是浙江。這篇文章的依據是文獻和報道，並沒有進行實地調查。

還有一篇是英文論文《中國城市中人與野豬衝突的特徵和影響：以中國南京為案例研究》（“Attribu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human and wild boar conflicts in China’s Citie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 China”，下文簡稱《南京》），研究地點是南京。它引用了南京綠化局和江蘇林業科學研究院的監測結果，認為南京野豬數量在快速增長。而且，它對媒體報道的人豬衝突事件的整理顯示，南京的人豬衝突數量隨著時間推移快速增加。

那麼從這兩篇文章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全國範圍內，人豬衝突的激烈程度和數量至少在一些地區確實是在增加的。而且至少在一些地區，野豬數量也的確有比較迅速的增長。但這不能得出結論“全國的野豬都已經氾濫了”，因為我正如上一節所說，野豬的種群調查範圍和強度還是很有限的，並不能代表全國的情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存在野豬捕食者的環境”裡進行的研究，對待野豬的態度是衝突和保護並存，並更多地考慮了野豬的生態價值，而不是單純地從人獸衝突的角度來看待：

《長白山老爺嶺南部東北虎棲息地、優先區域和生態廊道研究》提到，“野豬和梅花鹿棲息地受盜獵和人虎衝突的影響嚴重”，《中國東北虎種群現狀、冬季獵物選擇及運動特徵研究》提到“由於放牧等大量的人為干擾破壞了植被，導致獵物數量減少”。《基於佔域模型的琿春地區人獸衝突初步分析》提到，琿春2017-2020年間報道的人與野豬衝突事件共2092起，提議“適當降低野豬數量”，但同時指出，要“考慮野豬作為東北虎野生獵物的生態角色”。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問，我們要的是野豬不再造成人獸衝突，數數野豬有幾頭，又有什麼意義呢？野豬種群調查和野豬數量調控，看似相互對立的一個“秀才”一個“兵”，其實是緊密相關的。

2011年發表的《豬太多了？對減少野豬和野化家豬影響方法的綜述》（“Too many hogs? A review of methods to mitigate impact by wild boar and feral hogs”，以下簡稱《方法》）一文，總結了野豬種群調控的工作要點。其中提到：在野豬種群調控的工作中，持續監測野豬的種群數量，是非常有用的一環。

例如，加州的聖克魯茨島（Santa Cruz Island）消滅入侵物種野化家豬的工作相當之成功，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使用了GIS地圖，隨時記錄野化家豬的消滅狀況，並依此調動人力，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之前西吉招募民間獵人捕野豬的活動，進行得很不順利。獵人們表示，他們不瞭解當地野豬的分佈情況，搜尋困難。而且西吉縣之前已經組織捕獵過野豬，野豬的實際數量比官方通報的要少。

我們要確定調控野豬（比如打野豬）有沒有效，當然要知道野豬之前有多少，調控過後有多少。這些資料還可以用來指導將來的工作。調控工作做完之後，持續進行監測也是很有價值的，可以瞭解野豬數量調控造成的生態影響。《方法》一文指出，人們在島嶼上消滅入侵物種野化家豬的活動，其結果大多沒有發表，有的甚至連資料都沒有記錄下來，這樣就白白損失了很多對後來人有參考價值的資訊。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媒體充斥著“野豬數量已經過剩”的聲音同時，針對某些地區的調查，卻得出了“野豬在減少”的結論。

我們在《野豬“人皆可打”？警惕媒體混淆視聽！》這篇文章裡，引用了貓盟在和順調查的野豬相對多度資料，可見在2023年，野豬的相對多度斷崖式下降。這是因為豬瘟等傳染病的爆發。

這裡不得不提到一個近期出現的因素，就是新傳入國內的傳染病非洲豬瘟。非洲豬瘟由非洲豬瘟類病毒科的DNA病毒引起，可感染多種豬科動物。2018年8月，中國首次報告非洲豬瘟。2018年11月16日農業農村部新聞辦公室釋出，吉林省白山市渾江區發現一頭感染非洲豬瘟的野豬，這是國內首次發現野豬非洲豬瘟疫情。

《非洲豬瘟流行病學及其在中國的風險防控研究》提到，截止到2020年10月底，中國大陸總共報道了6起野豬疫情。《非洲豬瘟的疫情的時空演化分析》提到，2018年至2020年12月，農業農村部共報道178例非洲豬瘟疫情，分佈涉及30個省，當前非洲豬瘟病毒在國內分佈廣泛，且已在野豬種群中定植。

2023年四川省畜牧業協會發布的《關於近期非洲豬瘟疫情發生情況彙報及建議》指出，目前中國北方的非洲豬瘟在持續發酵中，我國的非洲豬瘟爆發和擴散主要集中在河南、山東、河北等省，華東、西南、華南地區也有散發。2024年12月20日，農業農村部發布了《農業農村部關於印發<非洲豬瘟疫情應急實施方案（第六版）>的通知》。

我在萬方資料上查詢了“非洲豬瘟+野豬+種群”以及“非洲豬瘟+野豬+減少”，企圖瞭解傳染病對中國野豬種群的影響。結果發現，雖然有論文提到“野豬太多了”，卻沒有一篇提及非洲豬瘟對國內野豬種群的作用，唯一一篇證實了非洲豬瘟使野豬種群減少的論文，研究地點竟然是馬來西亞。

非洲豬瘟不僅危害畜牧業，也會對生態環境產生巨大負面影響。有些瀕危的豬科物種，例如鹿豚（Babyrousa spp.），因非洲豬瘟種群數量大減，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野豬因非洲豬瘟減少，還影響到了東北虎種群的恢復。

如果我們要了解野豬種群和生態環境的關係，非洲豬瘟這個重要的影響野豬種群動態的因素，是必須要考慮的。但國內學術界對非洲豬瘟在野豬中的傳播狀況，瞭解還是很初步的。

最後，人豬衝突的增加，僅僅是因為野豬太多了嗎？

《中國人—野豬衝突時空特徵及對生態系統“反服務”的啟示》認為，人豬衝突增加的驅動因素有三：

而《南京》一文關注了南京城建和人獸衝突的關係。2000到2020年間，南京建成區增長超過三倍，城市建設不斷擴張，而且有“爬山”的傾向，與之同時，南京的綠地不斷萎縮、破碎化。南京人豬衝突集中分佈於建成區內，特別是在城市向山坡上蔓延的區域周圍，與城市擴充套件的模式一致。

研究者因此得出結論，森林景觀因城市開發而破碎化，是人豬衝突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並建議修建生態廊道和動物過路裝置，以減少人豬衝突。

總之，人獸衝突的原因不能單純地歸為“野豬繁殖太多”。人類農業和建築擴張導致棲息地碎片化，野生動物被迫進入人類生活環境尋找生存資源，也是不可不考慮的一個因素。

野豬和人類的衝突，是棲息地減少和破碎化，與全社會對生態保護愈發重視共同作用之下的必然結果。。然而在媒體的渲染下，“野豬氾濫”這個結論已經成為很多人的思想鋼印，而忘記了任何問題的解需決都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們需要更多針對野豬種群和人豬衝突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制定更有效的調控種群和緩解人豬衝突的策略，而不是被輿論裹挾，一味地“喊打喊殺”。

[1] 奔流新聞. 野豬“躲貓貓”，“賞金獵人”在西吉進退兩難. https://www.ctdsb.net/c1716_202410/2286388.html，2024-10-23/2024-11-01

[2] Shen W, Yang A, Wang Y. Attribu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human and wild boar conflicts in China’s Citie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 China[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3, 156: 111089.

[3] 王亞輝, 楊遨郗, 楊慶媛, 等. 中國人—野豬衝突時空特徵及對生態系統" 反服務" 的啟示[J]. 地理學報, 2023, 78(1): 163-176.

[4] 譚莉萍，劉俊辰，王劍武，宋虓，章書聲，陳鋒，趙閃閃，徐愛春. 浙江省野豬資源及與人類衝突現狀. 應用生態學報. 2024(10): 2907-2915 .

[5] Massei G, Roy S, Bunting R. Too many hogs? A review of methods to mitigate impact by wild boar and feral hogs[J]. Human-Wildlife Interactions, 2011, 5(1): 7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