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亂之中尋找邏輯：美國的真正政治共識

兔主席/tuzhuxi 20250423

對當下的美國政治，到底如何分析解讀，如何建立分析框架，如何在紛繁複雜的資訊中找到脈絡？

一、區分特朗普和他的團隊

筆者的一個基本看法，就是把特朗普本人和他的班底區分開來。

在拜登時期，我們不用對拜登的個人心理特徵及其與團隊的“博弈”進行分析：所謂的“拜登政策”，就是精英團隊集體決策的結晶。

特朗普政府是完全不同的，特朗普有非常個人化的想法、偏好、性情、認知傾向、心理特徵（缺陷）及行為模式。他也基本不掩飾，樂於把自己的想法提前說出來，好打“明牌”，以實力博弈。對於他的性格特徵和行為模式並非憑空分析，而有大量當下和歷史公開講話及身邊人的記錄做佐證。所以，對於特朗普這個具體的人，應該說我們是有充分了解的。【針對特朗普的分析，參見筆者前文《“病人”特朗普：認知立場、人格障礙、MBTI》】

由於特朗普特殊的認知傾向、心理特徵（缺陷）及行為模式，使得他的政策經常是衝動導向，反覆無常，朝令夕改，且時常相互矛盾，讓人很難理出頭緒，搞不清楚這是“草臺班子”還是“戰略迷霧”。實際上，不僅外界如此，其身邊班底也是如此。一開始，人們還在嘗試“緊跟”，覺得特朗普有“高招”，自己跟不上是因為“認知不到位”；但一件件事情多了，經過反覆地反饋、印證，人們會慢慢醒悟，發現特朗普有直覺，但遇到具體問題，確實什麼都不懂。許多公開支援他的盟友和顧問——馬斯克到比爾·艾克曼（Bill Ackman）——實際上都在經歷一個反思和醒悟的過程：原來皇帝確實沒有新衣。擔任副總統、未來有可能“接班”的JD·萬斯。也在經歷同樣的一個過程——以他的資質，如果他真能接班，應該能夠改正特朗普犯下的所有錯誤。

二、特朗普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

實際情況是：特朗普本人是對白宮政治及“MAGA議程”的一種“嚴重干擾”，使其團隊無法按照既定的方針、原則、理念設計及執行政策。特朗普政府的最大敵人就是特朗普自己。他的身邊人疲於應對，要不斷跟上特朗普的節奏，理解特朗普的最新意圖，表達對特朗普的忠心（例如把特朗普所有的政策逆轉都稱為“交易的藝術”、“永遠正確”），在搞清楚怎麼回事後，再設法引導、影響、“管理”特朗普，設法讓特朗普重回軌道。實際上，他們最大的目標，就是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出現，送上一個特朗普有可能喜歡的工具或錦囊，並讓特朗普相信這個錦囊是遵照他本人意志設計，由他本人親自挑選，並在他本人推動下執行的。

畢竟，特朗普是整個共和黨裡唯一能與廣大選民建立直接聯絡、擁有所謂“政治授權”的人。在當下美國，特朗普就是那個擁有民眾賦予的“主權”的“君主”（sovereign）——他是權力的來源——有他，其他人才有推動政治議程的可能性。在這樣一個環境裡，身邊人只能嘗試影響君主，但無法代替君主，也沒有能力成為君主。（作為接班人的JD·萬斯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他的時機還未到）。

但這就把研究分析美國政治，變成了研究分析特朗普個人，變成了分析白宮內部的政治角鬥。如果我們要分析美國政治的中長期趨勢，這樣的分析維度顯然並不夠的。

三、剔除特朗普，尋找所有其他人的“最大公約數”

這裡，作者提供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或方法。

第一，剔除特朗普的個人因素，思考一下，假如沒有特朗普的話，剩下的人會推行什麼政策。對於特朗普，可以做各種假設：譬如他在下一任卸任，我們可以判斷四年之後美國政治的走向；或是特朗普在任內遭遇意外（個人身體原因或外部原因），使得他無法履職。（再次重申，在拜登/哈里斯政府，是不需要做這種假設的，剔除拜登或哈里斯個人因素的話，政策框架和內容基本不會發生變化）

第二，考慮特朗普政府（內閣、幕僚、盟友等）內部存在哪些共識

第三，考慮特朗普政府與更廣泛的共和黨陣營有哪些共識

第四，考慮特朗普政府、共和黨陣營及民主黨的政客及基本盤——也即兩黨和朝野之間——存在哪些共識

以上所有陣營力量都能達成原則共識，沒有激烈的非共識部分，就是他們的“最大公約數”。而由於它是最大公約數，是共識，因此更有可能在中長期為更多的政客所接納，並轉化為具體的政策。

這就是我們要在“亂”中找尋的邏輯和線索。

四、政治共識的動態變化

一個社會的政治共識，其實就是主流民意。政客和民意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政客能夠“發現”並影響和塑造民意，而民意又能給政客提供政治授權和合法性。

伴隨時間推移，主流民意及政治共識也會發生變化。

如果說特朗普政府第一任內有什麼“遺產”，主要兩條，一，把“反華”變成政治共識；二，把美國的實體產業復興變成政治共識。拜登政府基本延續並發展了這兩條共識。

現在已經可以預測特朗普第二任的“遺產”：把“美國優先”的一部分變為共識和前提——未來美國的國內政治及國際秩序，必須包含“美國優先”的要素。所謂“美國優先”，就是更多地考慮美國本土民眾的利益和偏好（本質上是一種民粹主義）。

我們要提取美國政治的“最大公約數”，就要建立在這個大的框架裡。下面來看具體內容。

五、美國的政治共識（“最大公約數”）

以下為特朗普第一任政府以來逐漸形成並鞏固的美國政治共識。

1.解決美國產業“空心化”問題，重振本土製造業

目標：讓更多的實業迴歸美國。具體包括三方面考慮。

1）創造就業：提供更多有技術含量、高質量、穩定、為勞動者提供尊嚴的產業崗位

2）安全：保證美國的供應鏈安全。供應鏈安全即國家安全。帶有戰略性的核心產業（從能源、鋼鐵、造船、半導體、軍工到醫療醫藥）的產能和供應鏈要掌握在自己手裡，不能完全依賴其他國家（尤其是所謂的“外國對手”）

3）技術：具體有兩層，一是技術作為產業鏈的一部分，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裡；二是技術必須依託產能，而不能脫離或架空於產能。大量外包導致製造業“空心化”，核心技術、工藝、裝置、人才也就逐漸流失。要發展科技，維持創新能力，就必須以高質量的製造業產能為基礎

儘管共和黨和民主黨就一些具體問題存在分歧（例如關稅可以發揮多大作用；是否採用產業政策扶持特定產業；哪些是要重點發展的產業、政府應該扮演多大角色；哪些供應鏈可以適度做“友岸外包”），但大的共識是，美國需要重建自己的產能。

2.未來大國博弈的決勝戰場是科技；決定科技戰成敗的將是AI

基本共識是，美國要在未來的世界秩序裡維持主導地位，必須在科技上擁有優勢主導地位。

美蘇冷戰時期，科技競爭主要圍繞核能、航空航天等產業展開。今天，這些產業仍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賽道屬於人工智慧。

如今，人工智慧是科技競爭（及“新冷戰”）的決定性戰場。而競爭和博弈主要在中美之間展開。

人工智慧不僅包括軟體應用，還包括整個上游體系——從半導體到能源。從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都在朝這一方向努力。

——拜登政府時期，推出《晶片法案》，利用產業政策扶持半導體制造業在美國的發展；特朗普政府也將半導體產業迴歸作為最主要的議程

——發展AI也是共識，民主黨和共和黨只是在方法論上有分歧，民主黨更注重政府的監管和引導（因為認定AI的內容也關乎國家安全），而共和黨更傾向於放鬆監管。

——但在對“外國對手”能力的打壓上，兩黨都不遺餘力。這包括限制關鍵技術對中國的出口；限制中國AI技術進入美國，以及將金融戰拓展到AI和相關產業

——AI是耗能的，因此能源獨立也非常重要，成為供應鏈安全的一部分：美國不可能用第三方國家（如沙特）的能源支援自己的資料中心

3.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敵對方、威脅

具體包括幾個方面。

1）認定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挑戰和威脅。這個概念，美國習慣用語為“foreign

adversary”，可稱為“外國對手”，也可以稱為“外國敵對勢力”，這個定義已反覆被寫入美國的各種法律。美國認定中國是美國面對的最大、最難克服的挑戰與威脅

2）接受中國將是國際秩序裡的一個長期存在，是國際格局裡的一極。美國不能再走“接觸”中國的老路，幻想中國會照搬美國的模式和道路。“政權更替”也是不切實際的。美國得接受中國崛起的政治現實，相應的調整自己的位置

3）對中國要進行打壓和遏制。以各種手段（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對中國進行圍堵、遏制，限制、延緩、阻止中國的發展，保持並擴大美國針對中國的相對優勢，確保中國的能力和地位不超過美國

4）與中國實現長期戰略“脫鉤”。概念上，說“去風險”也好，“脫鉤”也好，本質都一樣，就是減少美國對中國經濟、技術領域的依賴和聯絡，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和“滲透”，以美國為中心，構建一個排除中國、繞開中國、獨立於中國、聯合牽制中國的地緣政治生態體系

4.在國際上，美國需要盟友和合作夥伴

具體有三條：

其一，美國需要一個由自己主導，其他國家地區跟隨，可供自己生存、發展、繁榮的一個安全的生態體系（美國“勢力範圍”）

其二，美國不可能靠一己之力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必須依靠盟友和合作夥伴的幫助

其三，基於此，美國要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資源，繼續維護和盟友及夥伴的關係。這些能力資源包括美元體系、經貿往來、軍事、科技及意識形態等。

其四，美國“久經考驗”的核心盟友如下：1）五眼國家（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其中英國地位最高；2）歐洲（“歐盟”、“北約”、“跨大西洋聯盟”）；3）日本和韓國（東北亞的小跟班）；4）墨西哥（美國的後院）；5）以色列（中東的盟友）。其他的，印度（南亞大陸/亞洲的盟友）也是美國要拉攏的重要合作伙伴。

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內打擊傳統盟友的行為是共和黨及民主黨主流都無法接受的。如果沒有了特朗普，其他人（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會迅速調整、修復、改善和鞏固與傳統盟友的關係——包括對歐洲發表嚴苛言辭的JD·萬斯。

5.美國不能簡單地延續原來的模式，盟友和合作夥伴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在美國新的政治共識裡，美國參與國際秩序的方式將永遠包含“美國優先”的要素——儘管未必使用“美國優先”這個具有強烈黨派色彩的具體字眼。

換言之，過去由精英推動的帶有較強意識形態和理想主義色彩的“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全球主義”等理念及方法論已經不再適用。未來美國的對外政策，將始終融入對美國本土利益的現實主義考量。

因此，美國不能無條件、無上限地對國際組織/體系、盟友及合作伙伴提供支援。

在美國主導的生態體系裡，跟隨美國的國家地區要參與分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包括與美國實現更大的貿易平衡，以及參與分擔防務責任。

另需注意，由於美國視中國為最大的對手和挑戰，這套體系從一開始就是針對中國的。

將來，即便民主黨上臺，也必須遵照這套調整後的體系。這裡可以提前預測：“美國優先”就是特朗普第二任的遺產，它將永久改變美國參與國際地緣政治、承擔國際角色的方式。

歐洲之所以要擴大國防支出，並不只是應對特朗普個人（如果這樣，歐洲可以一邊斡旋，一邊熬過特朗普不到四年的任期）。歐洲人已經看到歷史拐點的到來，美國不可能再像原來一樣無條件支援歐洲。歐洲也不能長期地、單向地依賴美國。

以上五條，是我們可以梳理出來的真正的美國政治共識，也即“最大公約數”。如果剔除了特朗普因素，華盛頓可能還會加速朝這個方向聚焦和邁進。

如果說特朗普提供的是“不確定性”，那麼以上五條提供的是“確定性”，可以幫助預判美國的中長期政治選擇。

六、美國政治的“非共識”部分（即分歧及撕裂部分）

美國政治高度撕裂，所以非共識部分也很多，大多數和國內議題有關。這裡只介紹一些與前述“共識”部分相關的一些議題

——扶持哪些產業的問題（例如能源行業，化石能源 vs 新能源；還有對核能的態度）

——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例如是否搞產業政策；放鬆監管還是加強監管等等

——稅收問題（邊際上，是增稅還是減稅。例如，對大企業和富人應當增稅還是減稅）

——政府預算問題（假定預算總額不變，錢應當花在哪些方面）

——對政治與文化意識形態的看法（保守主義 vs 自由主義）

——對主體族群的看法（白人 vs 有色）及對外來人口（包括合法移民與非法移民）的看法

——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分歧點主要在俄羅斯。以色列實際上也是爭議點

——當然，最重要的分歧點在於對經濟意識形態的看法，即左翼 vs 右翼，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減少經濟分配不均，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這是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最根本問題，但美國目前看不見達成共識的任何可能性。而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美國還會將國內矛盾外化，在國際上製造不安和動盪，並把主要矛頭對準中國。

這裡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歷史諷刺：人工智慧/自動化時代到來後，將加劇勞資矛盾（資本和企業會選擇AI，而非人類勞動力），進而加劇社會不平等。最終，人類社會可能需要“普遍收入（UBI）”等機制才能解決分配問題。社會主義是明顯的解決方案。而由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最大的敵人——而且是模式的敵人、制度的敵人、意識形態的敵人，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等於“堵了”美國的路——美國什麼模式都可以採用，唯獨中國模式不能用。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而美國人偏偏不要社會主義，所以他們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最後只能把矛頭針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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