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劉教授和譚先生講了特朗普2.0時代即將來臨，同時我們現在遇到很多變數，也有一些生存的困惑，我和兩位的觀點可能有異曲同工之妙。

特朗普2.0時代顯然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會。這幾年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我們經常說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好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在無奈之下的藉口，當我們明知明天就要垮臺了，今天還是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另一種是真的有所而為，你想清楚了，就像亞里士多德說的那樣，世界上總有一種原理叫First principles第一性原理。馬斯克之所以這麼“偉大”，就是因為他看到了世界最深層的底層架構的東西。所以我們經常說只有鑽到世界的最深處，你才能夠站到世界的最高處去預判未來，一定要明確最底層的邏輯，然後從這個意義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才有意義，否則像第一種情況那樣把事情做好，就是一種逃遁。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特朗普時代到底是危還是機，從策略層面、戰略層面，大家都可以有很多思考，而且這幾天無論是中國將派一個高階代表團參加特朗普的就職典禮，還是前幾天中國國防部在舉辦新春音樂會時播放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歌曲。國防部發言人被外國記者問到為什麼播放美國的樂曲，他說我們希望中美兩軍在未來能夠更好的互動。那為什麼早點不放，顯然在這個時候是好的，策略層面上我們都是歡迎的。

正如我這幾天在影片中所說的那樣，在戰略上、理論上我們要放棄幻想，但是戰略上放棄幻想不等於策略上馬上要展開戰鬥。因為我們中國人經常說放棄幻想，準備戰鬥，那是兩回事。戰略上放棄幻想是指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只要是中美之間深層的結構問題不改變，中美關係可能好不到哪去，但是這不等於我們在策略上要馬上展開戰鬥。相反，在策略上要抓住每一個可以抓住的機會，在即將來臨的特朗普時代，如果我們在危中有機，策略上有所緩和，我認為第一個是值得歡迎的，第二個我們也不用過於看重，因為他充其量只是停留在策略上，只要中美關係結構性的問題不改變，其實好不到哪裡去。

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是什麼？當然大家會說政治體制、價值觀，這當然是一個方面，也有人說這是軟實力，中美的軟實力漸行漸遠，硬實力越來越近。剛才劉教授談的我也很同意，其實中美這幾年的硬實力並沒有逐步接近，如果說前幾年有所接近，這幾年反而差距有所拉大。這種情況下就讓我們更加深刻的思考一下，中國到底如何處理與世界的關係？

過去40年很多人說我們這代人成長起來很美好，因為全球一體，世界大同，中美一體。現在中美要脫鉤、要分家，但是中國到底應該走什麼樣的路，就像人一樣，你到底應該走什麼樣的路。一個學生畢業以後未來30年走什麼樣的路，當然不一定能想清楚，但是如果在一開始，或者在走的過程當中遵循應該有的價值觀，遵循應該有的邏輯，然後不斷的調整和修正，大概你這一生無論是職業還是人生道路、事業道路都不會走的太迷茫。但如果你是走一步看一步，只是盲目的跟在時代的潮流後面，不說引領，連中間清醒的思考都沒有，在這個過程當中經常是機會主義者，機會主義本身不是壞事，比如現在機會主義時代馬上又要來臨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我們跟特朗普做一點機會主義的交易不是壞事。但如果你只是一個機會主義者的話，再加上情緒，恐怕你這一生都會過得很窩囊，人如此，事業、企業如此，國家同樣是如此。

所以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問題。

第一個，特朗普時代折射世界生存的問題。為什麼特朗普會回來，為什麼特朗普會兩次回來，2016年回來其實已經是一個必然，沒想到八年以後特朗普重新迴歸，這一次還與馬斯克緊密合作，商業集權和科技精英高度吻合，就像2014年馬雲所說：“銀行不改變，我們就改變銀行”。馬斯克和特朗普現在就在宣稱，傳統的建設不改變，我們就改變你們。1月10日馬斯克和德國選擇黨主席魏德爾在美國舉行了一次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對話，不知道大家是否在馬斯克的X上看到，對話值得一聽，很有意思。

第一，特朗普們、馬斯克們之所以會回來，主要是兩百年的挑戰。大家想想兩百年之前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會誕生，就是因為當時英國的科技革命，1760到1780年代，英國的科技革命經四五十年的傳導，首先科技傳導到經濟，經濟肯定變成工業化，工業化一定會出現很多很多問題。所以每當沒有科技革命沒有的時候，世界往往比較太平，科技革命來臨的時候，一方面具有建設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很強的破壞性，而且破壞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在於我們稱之為Growing inequality，中文是增長的貧富不均，對內貧富不均增長，對外就是貿易衝突，International trade imbalance，即以國際貿易失衡為代表的各種衝突，然後慢慢一圈一圈的走向外面。

但問題是，與此同時我們還遇到一個400年的挑戰，特朗普要收購格陵蘭島，特朗普要吞併加拿大，聽上去匪夷所思，剛才幾位教授都講了，跟普京好像異曲同工之招。你說要特朗普尊重人類主權，特朗普就笑了，為什麼？在世界發生根本衝突的時候，其實我們現在說的Global governance，就是全球治理出現了嚴重問題。

為什麼是400年，1618年到1648年歐洲30年戰爭，結束以後誕生了人類第一個國際秩序叫威斯特伐利亞秩序，他的基礎就是《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就是人類的主權神聖不可侵犯。其實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時期已經出現了主權重要還是人權重要的爭論，結果美國人說人權重要，主權不重要，於是轟炸了科索沃。現在美國這批建制派，也許價值觀都是對的，但是治理能力很差，於是就出現了像特朗普們、馬斯克們這樣的人——價值觀可能一塌糊塗，但是能力特別強，現在這批人叫“危險的能幹者”，你去聽聽馬斯克和魏德爾的訪談，細思極恐，魏德爾已經開始為希特勒翻案了。當然希特勒也是一個能幹的危險者，100年之前的這個時候希特勒出版了《我的奮鬥》，然後1933年就上任了。某種程度上大家回想十年前馬雲說的話，銀行不改變，我們就改變銀行，當然馬雲在中國不可能改變銀行，但是在美國特朗普和馬斯克們真的可以改變那些建制派完不成的事情。

這是國際，我們看看我們自己到底應該怎麼辦。中國改革開放40年，從早年毛主席時代的“站起來”，到後來的鄧小平時代的“富起來”，現在到了“強起來”的時代，改革開放有沒有結束？這是一個理論問題，我們不在這裡討論。但下一步到底是什麼？過去40年中國改革改什麼？對內改革，改掉那些無法使國計民生國富民強的體制；對外開放，向有錢的、有技術的、有文明的、有法治的國家開放，首先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當然這一步現在已經很困難了，由於中國的硬實力上升，由於中美的軟實力漸行漸遠，所以中美兩國漸行漸遠，要脫鉤。中國自己又何嘗不想跟美國脫鉤，如果我們硬實力夠強的話，我們也想跟美國脫鉤，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

所以這種Positioning定位要非常清楚，下一步到底如何做？對外戰略到底跟誰合作，如何相處？首先從策略上的問題，過去40年中國怎麼發展起來的，鄧小平主席不讀書、不看報，但是他很有智慧，他說凡是跟美國在一起的人都富了，凡是跟美國不在一起的國家都窮了，一語道破天機。中國現在很多的企業家說要跟美國打，要跟美國脫鉤，但是你去想想你願意把資產放在哪兒，你願意把你的子女放到哪兒，為什麼那麼多的企業、資本在離開，無非是一個信心問題。我經常跟我們的會員說，那你把你的錢放到德黑蘭銀行去，放到莫斯科銀行去，你把你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學，送到大馬士革大學，大家都笑了。為什麼笑？莫斯科大學高等數學很好，德黑蘭、敘利亞人類文明的起源地，為什麼不去呢？資本是追著什麼去的？資本不但是追著利而去，我們經常說資本逐利，而且資本是跟文明綁在一起的。資本既要追求一個好的營商環境，同時要追求一個安全的營商環境。好的營商環境來自於健康的市場經濟，安全的營商環境來自於一個好的法治環境，而法治環境一定是和文明在一起的。

非常遺憾的是在目前的全世界，只要馬斯克還不能把我們送上月球的話，我們只能在地球上相處，而地球上現代文明、現代法治目前還只能是在西方國家有。當然西方國家一體兩面，他有老師的一面也有強盜的一面。中國過去150年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西方對中國到底是強盜還是老師，150年之前英國人把香港奪走的時候他是強盜，150年以後他把一顆東方明珠還給我們的時候，難道不是中國的老師嗎，要不然鄧小平主席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所以中國發展其實是需要超越的，不能只是侷限在我們要致富，過去40多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Tactical，也是策略性的。因為我們要致富，所以我們要向西方學習，但我們有沒有想到，到底要跟西方在一起幹什麼，於是今天跟西方產生衝突了，也是Tactical，也是策略性的。因為他是強盜，所以我們要跟他鬥爭。

過去由於盲目的把西方當老師，罔顧了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都有利益衝突，罔顧了利益衝突的一面，更罔顧了他老師當中也有強盜的一面。西方人沒有進化完善，以前我在香港的時候住的愉景灣，每個禮拜五晚上足球比賽開始的時候，那些英國人，那些Radical大吼大叫的時候，你阻止不了，如果你試圖阻止他，他就會和你發生衝突，他有強盜的一面，但他酒醒了，他是一個英國紳士。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能因為西方是老師忽略了他強盜的一面，今天我們也不能因為有矛盾，認為他是“強盜”，忽略了全人類過去三千年的法治和文明，保證良好營商環境的市場經濟和保證財富安全的法治和文明依然還在西方。

下一步就是中國到底如何跟誰相處。中國的現代化到底是中國的現代化還是人類的現代化？不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現在提出的，中國現代化150年前就已經是一個命題了。我相信很多人都說中國現代化當然是中國的現代化，首先中國要富起來，我們要強起來。其實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是人類的現代化，誰說普世價值就一定是西方的，普世價值一定是有西方的一面，有東方的一面。什麼時候中國人不自信到這個程度，認為普世價值就是西方的，難道東方就沒有，東方的價值就不是全世界價值的一部分嗎？所以這就是超越。

150年之前，我們的先輩不可能有這個格局，40年之前我們也不可能有這個格局，10年前我們也不可能有這個格局，因為我們和西方還沒有產生矛盾。現在如果我們的格局依然還只是跟西方斗的話，我們的格局真的太低了。

我們到底是追趕西方還是與西方對抗？兩個都不對，早年是追趕西方、學習西方，變成西方的一部分，俄羅斯就是教訓；現在與西方對抗，也許北朝鮮、伊朗就是教訓。所以中國到底應該什麼樣的，西方到底是強盜還是老師，最後涉及到了思想史。

我必須說剛才我談的這些問題已經不是從商業、歷史、科技、政治層面出發，而是涉及到我們民族的思想史，而我很遺憾的說思想史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天生缺陷。我們去看一下1500年以後中國誕生過多少思想家，而西方在這段時間裡誕生了多少思想家。我們有一個學院叫未來學院，當我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以後，我自己都細思極恐，驚出一身冷汗，我們1500年以後沒有誕生過思想家。19世紀的西方，如果馬克思也是一個思想家的話，中國很多人把嚴復也稱為思想家，嚴復只是一個翻譯家。我們這些人是思想家嗎？我們過去40年只是學西方，我們是思想家嗎？

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群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一個民族的生命是無限的。如果我們中華民族在我們這代人的歷程當中思想史依然是一個天生的缺陷，那不要說商業了，我們的科技原創，我們國家制度的治理，以及我們跟世界相處的關係，我們還只是停留在我們要現代化，而不是中國的現代化是世界的現代化。

最後說到策略性的拐點：

第一，今年經濟顯然目前出現拐點。從去年9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後，然後股市等等，這些都是策略性的。但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後第二天股市大跌，所以不是說的。

經濟的切入點，我們希望就跟外交的切入點一樣，從Tactical，從策略層面是好的，機會主義也是好的，我們現在歡迎機會主義，就像我們要跟特朗普打交道的機會主義一樣。但不能光停留在機會主義，我們希望用無數個小的策略的進步和拐點去促進一個一個小的戰略的進步和拐點。但是背後必須有思想史的支撐，必須有定位的支撐，知道我們的國家究竟應該怎麼辦。

第二個是社會的切入點。什麼時候我們的民營企業家不再對外移民了，我們不再盲目的想我們的財產到底往美國走還是歐洲走。其實一定程度上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就緩和了，當然硬實力不可能完全緩和，但相當部分有接近的可能。但是如果我們一方面跟西方衝突，一方面大量的精英人士在移民，就像19世紀末德國崛起的時候，大量的德國移民前往美國，今天美國人的很多名字，特朗普是德國姓氏，艾森豪威爾是美國姓氏，例如基辛格，基辛格是第二波移民，基辛格是1938年為躲避納粹而移民美國。但大部分的，像特朗普還有艾森豪威爾他們的祖先都是19世紀末在德國崛起的時候向外移民的，這個就很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