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窮愁潦倒時,我如何“賣豬”籌措生活費

本文原標題:我為什麼“賣豬”
編者按關注作者微信公號“周成林的半場”,也許你有機會買下作者的一頭“豬”。

前些年出書,不論寫的還是譯的,出版社通常會有十冊上下的樣書贈送。這些樣書,除了自留一冊,我都送給朋友或熟人。免費書誰不喜歡,而且還是簽名本,所以很快送完。
去年,我出了兩本譯作。第一本是過了國際版權期限的兒童藝術史,一套三冊。前年接下這宗翻譯活,純為賺些還算不低的翻譯稿費。書出版前,預付的大部分稿費卻已花完,用於房租等生活開支。
去年年中,書出版了,拿到五套樣書,很快送出四套。跟以前送書不同,我在微信朋友圈發了簽名送書帖,不是白送,而是以書易物,換茶、換酒或換一餐飯,用我的話說,騙吃騙喝。的確也如期換得茶葉若干,蘇格蘭威士忌一瓶,還有兩三頓暴飲暴食。對於送書者和得書者,皆大歡喜,雙贏。
去年出的第二本譯作,是已故英國作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的中期故事集《豬的土地》(Pig Earth),寫的上個世紀中葉,現代化和消費主義對西歐傳統農業和鄉村生活的侵蝕。我喜歡伯格這本書,儘管翻譯稿費不到上面那套兒童藝術史的一半。全書將近十萬字。
上前年初夏開始,我用了半年多的時間譯完,很滿意自己的譯文,而且自信心爆棚,覺得是我迄今譯得最好的一本書,就像另一位譯者後來讀到《豬的土地》,讓編輯轉給我的話所說:看了譯本,實在覺得周老師譯得好,是比由我來做更好,他簡潔、純淨、樸直的句子傳鄉村生活之神。……謝謝他帶給我們符合我心目中嚮往的漢語版《豬的土地》。
去年十月,《豬的土地》總算出版了。上前年,出版者預付的該書大部分翻譯稿費,當然也已花完。不幸的是,這本譯作出版前夕,豬肉漲價了,譬如我喜歡光顧的一家味道不錯的蒼蠅館子,青椒肉絲從一份十八元漲到二十二元。
前年到去年,我多數時間都在省城的洞洞舞廳鬼混,儘管入難敷出,寫了卻有差不多十萬字,名為《愛與希望的舞廳》,完全可出一本新書。書當然出不了,這些文字,絕大部分也難正式發表。
豬肉漲價,二十二元一份的青椒肉絲可以不吃,要命的卻是,雖然自己很希望能像前一陣網上瘋傳的那位網友“不想努力了”,緊要關頭有富婆搭救,但我沒有富婆搭救,要是再不努力,我又將面臨新一輪的經濟危機。

約翰·伯格當然不會想到,他的這本《豬的土地》,竟然可以搭救一位窮愁潦倒和“人生規劃”極有問題的中譯者。豬肉雖然漲價,《豬的土地》卻在這個時候出版了。太好了。還沒拿到樣書,我就有了“賣豬”的打算。
這次,為了儘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活下去,我最需要的,肯定不再限於“騙吃騙喝”,而是“騙錢”。錢更重要,因為很快,我又得付下一季度房租;出血幾大千,就像電梯廣告說的,你會有“餘額恐慌症”,除非趕快“賣豬”
但是,“賣豬”,總不能隨便擺個地攤吧。“羅馬”街頭,不時有賣唱者、小販或是攤開一堆證明檔案跪在甚至蓋著被子睡在人行道上要錢的苦主。你只要擺出想做一點小生意或乞討的架勢,不出幾分鐘,騎著電動車的城管叔叔,馬上就來請你走人。
還好,我有微信公眾號,我可以蓋著被子,不用跪,舒舒服服躺在公眾號上,攤開我的微信收款二維碼或打賞按鈕,當然,還有我要賣的“豬”。
十一月初,《豬的土地》十冊樣書寄來“羅馬”。依照翻譯合同,我用譯者購書六五折的價格,再買了十頭“豬”。想到身邊還剩一套上面提到的兒童藝術史和另一套譯作(其中一冊,收錄我翻譯的毛姆東南亞遊記部分章節),本來自留,決定還是不留。書不重要,錢比什麼都重要。
“周成林譯著出版,賣譯者簽名書籌措生活費”,這是那天早上,我給自己在微信公眾號“賣豬”找的由頭,也跟“羅馬”街頭下跪或睡在人行道上的苦主異曲同工。除了另外兩套書以原價簽名售出,《豬的土地》官方定價五十二元,我的基本賣價則是簽名本一百五十元,上不封頂,就像當時我寫的:“依照現在的豬肉價格,大約等於五斤豬肉。”我也“歡迎並多謝讀者自願以多出基本售價的金額幫助譯者”。

為了把這二十頭“豬”賣出去,我引用了約翰·伯格這本書中的一段話,權當“促銷”,自認也是他所寫到的“落後者”,並請讀者跟我這樣的“落後者”團結一致:“資本只有不斷自我複製才能存在;它現有的存在取決於它未來的實現。這是資本的形而上學:信譽(credit)一詞,指的不是過去的成就,只是未來的期待。這樣一種形而上學是在預示一個世界體系的到來,並被轉化成消費主義的實踐。同一種形而上學,也把因為這一體系而陷入貧困的所有人歸為落後一類(亦即帶有過去的烙印和恥辱)。這個三部曲的撰寫,是為了跟所謂的‘落後者’團結一致,不論他們住在鄉村,或被迫移居大都市。
萬萬想不到,最多半天,二十頭“豬”,還有另外兩套書,一售而空。跟我這個“落後者”團結一致的,既有新舊朋友或熟識,更有素不相識的讀者。那天上午到下午,我就像個忙碌的微商,午飯也來不及吃,手機幾乎隨時都有簡訊、留言或收款。有的讀者完全不問就微信掃碼付款,有的讀者問過之後立刻付款。
一位讀者,先是八百元直接微信付款,然後才說她要買一頭“豬”和另外兩套書;另一位讀者,先於前者兩三分鐘拍下,但沒來得及付款,因為我的忙中疏忽,很是惱火,簡訊說我“不守信用”,一氣之下不買了,即使我再三解釋和道歉。除了這一樁小小的不愉快,一切順利,不僅賣完,還有十來位讀者預定了十來頭“豬”。

一個星期後,我第二次在公眾號賣豬,由頭只換了幾個字:“周成林籌措生活費,第二次售賣簽名譯作和著作。”這一次,我還是依照翻譯合同的譯者購書優惠條款,再買三十頭“豬”,售價跟第一次相同,依然上不封頂,並且“高價”搭售身邊多餘的一冊非虛構文集,也就是我的《愛與希望的小街》,還有另一本絕版譯作《時光中的時光:塔可夫斯基日記》。
我的“賣豬軟文”寫道:“扣除讀者預訂的書,我現在大概還有十一冊到十五冊《豬的土地》有待售賣。”想到“奇蹟”豈能重演,我也給自己預留了一個避免尷尬的臺階:“一鼓作氣,再鼓而竭。賣不完或賣不出去怎麼辦?那我只好留著,慢慢賣。
萬萬想不到,“奇蹟”可以重演。最多半天,第二批“豬”,還有“高價”搭售的另外兩冊書,一售而空,而且依然還有讀者不時詢問或“下訂單”。我依然忙得或分心得像一個淘寶微商,不時回覆“買家親”的諮詢,確認“訂單”,從省城朋友開的小書店補貨,等等。
賺錢是快樂的,收款是快樂的,收到不買書的讀者打賞更是快樂的。
一位朋友用一千元買了一頭“豬”,一位溫州讀者用一千元各買兩本書,一位不買書的讀者打賞了兩百元……我既開心又不安,百無一用是書生那樣的不安,自己如此醉心賺錢收款,以後還能不能靜下心來寫東西?但我明白,這終究是“奇蹟”,即使一而再再而三,“奇蹟”終究會有盡頭。
兩次“賣豬”之後,我的“餘額恐慌症”終得緩解,走到那家蒼蠅館子,也再度有了叫一碟二十二元青椒肉絲的“底氣”或“豪氣”。然而,錢是用來花的,對於生財之道極為有限的窮人,錢通常只會愈用愈少“餘額恐慌症”,更是窮人最易患上的絕症。
半個多月後,也就是去年十二月下旬,聽從二三朋友的忠告,我打算繼續賣下去,把自己的三本書(著作《愛與希望的小街》,譯作《豬的土地》和《客廳裡的紳士》),放在自己的公眾號上長期“高價”售賣,這樣也多一個經濟來源。
正如我的長期賣書“軟文”所寫:“這三本書,都是個人相當滿意或比較滿意的勞作成果,不論寫作還是翻譯,都曾精雕細琢,付出心血。……賣自己的書,並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哪怕‘投機倒把’,沒有什麼難為情。
周成林著作 《愛與希望的小街》(圖左),譯作《豬的土地》(圖中)《客廳裡的紳士》(圖右)
想到小本生意,這三種書,我總共進了三十冊(一樣十冊),真的打算或預計慢慢賣,畢竟,人要知道分寸,不可貪心。況且,這兩年,我也一直頑固堅守過一天算一天的消極立場,只要下一季度或下下一季度還能交上房租,就得過且過,儘管始終擺脫不了“餘額恐慌症”;在約翰·伯格寫到的“資本的形而上學”之下,窮人難有未來,只能過好今天。再說,兩次躺在公眾號上“賣豬”,我至少賺到兩個季度的房租,加上“賣豬”帶來的其他“效益”,支撐一年,應該沒有問題。
萬萬想不到,“奇蹟”第三次出現。這三十本書,售價跟第一次相同,依然上不封頂,短短十天,依然一售而空,哪怕跟前兩次不同,我一邊“守株待兔”,一邊告誡自己,賣不完不要緊,然而還是賣完了。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打算長期售賣的三十本書,還剩最後三冊。這一天,一位深圳的朋友,好幾年前就已“認識”(儘管不曾見過),曾是媒體從業者,寫過電話採訪我的文章,買了我的兩本書。然後,看到我在微信朋友圈發的最新“庫存”:“只剩一本‘豬’了,看看今年能不能清倉。”這位朋友隨即留言:“相信群眾,我保底。
有些反高潮(anticlimax)的是,到了去年最後一天,這頭“豬”真的還沒賣出去。當天下午,“保底群眾”微信問我:“那本賣了嗎?”我說沒有。她立刻發來一個紅包,她要了,讓我寄給她的妹妹。當我謝謝她的“保底”,她回覆說:“說到做到。
“我覺得我看重的不是書,而是您的態度。這是我第一次“賣豬”時,很多令人感動的留言或簡訊之中,一位陌生讀者的留言。我猜,幫我“清倉”的這位“保底群眾”,還有所有買書的人和不買書也打賞的人,應該也是這麼想的,儘管我只是儘可能想以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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