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源:日本通(ID:ribentong-517japan)
作者: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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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府的一場馬拉松賽場上,39歲的柘植彩在距離終點僅剩1公里時突然倒地。她心臟驟停,命懸一線。
路邊的熱心女士第一時間上前進行心肺復甦,現場救護人員迅速趕到並帶來了AED(體外除顫器)。一切看似都在按救命的劇本進行,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使用AED救助倒地不起的柘植彩。
20分鐘後,醫院救護車趕到,柘植彩被送往醫院,但為時已晚。她雖然保住性命,卻因大腦長時間缺氧導致嚴重意識障礙,從此臥床不起。
事後救助機構給出的事故反饋令人瞠目結舌:現場的救護員是男性,而倒下的是女性,沒人敢掀開她的衣服貼上電極片。

柘植彩與家人的合照
她的丈夫柘植知彥回憶起那天,語氣中帶著無盡的遺憾。他和妻子本是一對熱愛馬拉松的普通夫妻,享受著跑步帶來的簡單快樂。那天他因發燒缺席比賽,沒想到竟幾乎成了“永別”。
如今,柘植彩只能靠眨眼與家人溝通,15歲的女兒奏惠則在成長中不斷與母親的遭遇和自己的內心做著鬥爭。這一家人用十餘年的時間,反覆追問同一個問題:為什麼在性命攸關的時刻,性別成了救命的絆腳石?

AED為何成了“燙手山芋”?
AED是個神奇的小機器,心臟一旦陷入“心房纖顫”的混亂狀態,它能透過電擊讓心跳恢復正常。
操作簡單到連小學生都能學會:撕開包裝,把兩片電極貼在胸口和腹部,按下按鈕,機器自動判斷是否需要放電。可就是這麼一個救命神器,在日本卻頻頻“失靈”——不是機器壞了,而是沒人敢用。

柘植彩就是因為這”不敢用“而錯過了急救的黃金時期
根據熊本大學對2005至2020年間約35萬心跳驟停案例的調查揭露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患者能夠使用上AED的比例本就低得可憐,若倒下的是女性,被使用率甚至會被腰斬:男性3.2%,女性呢?僅1.5%。即使聚焦在15至49歲的青壯年群體,男性7.0%,女性也只有3.8%。
再看心肺復甦的比例,男性56.8%,女性53.5%,依然是男性佔優。資料不會騙人:女性在突發心臟驟停時,更容易被“晾在一邊”。
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其實不難猜。AED使用時需要將電極貼在裸露的皮膚上,這意味著得掀起衣服,甚至可能得解開內衣。

確實有一些AED裝置的設計並不是特別人性化
對於男性救護者來說,這動作難免讓人手心冒汗。萬一被誤解成“耍流氓”怎麼辦?網上甚至流傳著“用AED救人有可能會被控性騷擾”的流言蜚語。儘管日本法律明確規定,善意救人受法律保護,刑事民事責任基本免除,可這種心理陰影還是揮之不去。
飛利浦的一項調查更把這個問題擺上了檯面:86%的日本女性表示,如果異性為了使用AED脫她們的衣服,會感到不適甚至抗拒。而男性在面對異性患者嘗試救助時,61%坦言有牴觸情緒,其中不少人擔心“事後被起訴”。相比之下,女性救助者只有25%有類似顧慮。
性別敏感帶來的尷尬,就像一層無形的屏障,把AED擋在了患者之外。

86%的日本女性對讓異性使用AED表示抗拒

“性別敏感”還是“人命關天”
日本社會對性別界限的敏感由來已久。從小學運動會上的分組要儘量避免男女混雜到電車設女性專用車廂,這種文化習慣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尊重隱私、避免冒犯幾乎成了國民性的一部分。可當這種“禮貌”撞上生死攸關的緊急時刻,就難免讓人不知所措。

”不救女人“已成了一種社會現象
柘植彩的案例不是孤例。類似的新聞時不時見諸報端:某女性在電車中倒下,滿滿一車廂的人卻無人敢用AED;某男子因擔心“救人反被訴”選擇對街上倒下的女性袖手旁觀。有人調侃說,日本人真是“溫柔得過了頭”。可這“溫柔”背後,付出的是實實在在的生命代價。
醫學資料很殘酷:心跳停止後,每延遲1分鐘使用AED,存活率就下降10%。5分鐘內救治,生存率還能有50%;10分鐘後,幾乎沒戲。柘植彩的丈夫柘植知彥就感慨:“如果當時有人果斷用上AED,她可能就不會是現在這樣。”

AED能夠顯著提高救助成功率
反過來說,女性對隱私的在意其實更是一種對未知情景的本能性的不安,也並非無理取鬧。有86%的女性抗拒異性脫衣,這數字背後是無數被一筆帶過的複雜情緒。試想,一個昏迷的女性醒來後發現自己衣衫不整被陌生男性“處置”過,哪怕知道對方是救命恩人,很多人心裡那股彆扭也不是一句“人命關天”就能抹平的。
更何況,日本社會對性騷擾的警惕近年來顯著提高,此起彼伏的性別運動的餘波雖說有所成效,但也讓人們對任何可能涉及性別越界的舉動都多了幾分戒心,也多了幾分猶豫。

“不救女人”的文化根源
這種“救還是不救”的糾結,其實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深層是文化和社會心理的對映。日本人講究“和”,避免衝突和尷尬成了社交的基本功。在緊急情況下,這種特質卻可能變成“優柔寡斷”。
尤其在面對異性時,男性往往揹負更大的道德壓力:救人可能是“英雄”,但萬一被誤解就是“色狼”,這種兩難讓很多人選擇了“安全第一”——也就是什麼都不做。

教師的急救培訓,若患者是女性學生大部分教師都坦言會有所猶豫
再加上日本對個人隱私的高度重視,哪怕是救命的舉動,也容易被套上“侵犯”的標籤。相比之下,美國或歐洲的急救文化更強調“人命要緊,先救再說”,路人使用AED的比例遠高於日本。
日本AED協會一直在呼籲:“性命攸關之時,別管對方是男是女,先貼上電極再說!”可這話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卻需要突破層層心理壁壘。
還有個有趣的現象:日本的AED普及率其實不低,商場、學校、地鐵站隨處可見,甚至比很多發達國家還多。但普及不等於會用,更不等於敢用。很多人知道AED是幹嘛的,卻沒受過正規培訓,更別提在緊急時刻冷靜判斷了。

日本的AED裝置遍佈各種設施
柘植彩的女兒奏惠在小學高年級時參加救命培訓,寫下“希望更多人學會AED,這樣不管男女都能被救”的作文,可到了中學,她卻開始懷疑自己面對真實場景時能不能下手。這種矛盾心理,或許正是日本人普遍心態的縮影。

從“不敢救”到“人人救”的路還有多遠?
要打破“不敢救女人”的僵局,光靠呼籲顯然不夠。柘植知彥把希望寄託在教育上。作為京都大學化學研究所的準教授,他在給高中生上課時,總會提到AED,稱它為“科學的魔法道具”。他相信,如果從小學到高中持續9年普及心肺復甦和AED知識,下一代人或許能自然而然地說出“快用AED!”而不管對方性別。

父女二人不斷在為AED的普及與推廣做出努力
日本文部科學省已將心肺復甦納入中學和高中課程,日本AED財團也在推動小學階段的普及。理論上,只要培訓到位,操作規範,隱私問題其實不難解決。比如多人救援時可以圍成人牆遮擋視線,或者用衣服蓋住患者無關部位。技術上,AED本身也在進化,有的型號甚至能透過語音提示減少操作者的心理負擔。

實際上,使用AED帶來的尷尬並不是無法避免
但教育之外,社會氛圍的改變更關鍵。那些“救人被訴”的謠言需要更有力的闢謠,法律保障也得深入人心。厚生勞動省早就表態,善意救人免責,可有多少人真的知道?與其讓路人在緊急時刻自己掂量風險,不如透過宣傳讓“救人無罪”成為常識。
另一個思路是從女性角度出發。既然86%的女性對異性脫衣有牴觸,能不能培養更多女性救護者?或者設計更人性化的AED?這些或許都能讓女性患者和男性救助者都少點顧慮。

社會也在摸索保護隱私與操作方便的兩全

為了不再冷漠的明天

柘植彩的故事,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日本社會在現代科技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掙扎。AED是救命的“魔法”,卻因性別敏感成了燙手的難題。日本人為何“不救女人”?答案不是簡單的“冷漠”或“膽小”,而是禮貌、羞澀、法律顧慮和教育缺失交織出的複雜情緒。
可生命面前,哪有那麼多時間猶豫?柘植彩的女兒奏惠說得好:“就算自己用不了AED,至少可以叫人幫忙。”從“不敢救”到“人人救”,需要的不僅是技術普及,更是勇氣和信任的重塑。
或許某天,當街頭再有人倒下時,路人不會再問“她是女的怎麼辦”,而是毫不遲疑地撕開電極片——因為那時候,生命早已超越了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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