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內知名學者吳玉山曾提出分析特朗普的三個維度。
吳玉山認為，“特朗普主義”跨過三次選舉的背後有三項因素在支撐：霸權主義（美國霸權被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挑戰）、重商主義（美國產業在許多重要領域被超越）和右翼民粹（美國所得分配惡化且傳統勞工失業嚴重）。
如果要對這三項因素做重要性排序，依次為右翼民粹、重商主義、霸權主義。
對特朗普來說，重商主義即凡事不能讓美國吃虧，因此他曾威脅北約國家“必須付錢，不然俄國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從這件事來看，特朗普在權衡霸權主義及重商主義兩者時，是站在重商主義這邊的——為了經濟利益哪怕部分犧牲霸權也在所不惜。
至於重商主義跟右翼民粹之間，從特朗普應對汽車工會罷工的行為來看，他選擇的是右翼民粹，畢竟鐵鏽州選票的重要性超過一切。
總的來看，在“特朗普主義”範疇內，美國與俄羅斯的分歧集中在小範圍霸權領域，矛盾並不激烈，這跟民主黨視角下美俄關係摻雜了價值觀、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有很大不同。
而中美關係則兼具霸權主義和重商主義雙重矛盾，有時特朗普甚至會把其國內的失業、分配惡化等問題也一併扣到中國頭上——China！China！China！
眾所周知，特朗普的外交思維簡單粗暴，擅長抓大放小。
透過觀察他本人及其核心團隊成員的表態不難發現，他們均認為美國應該在2021年至2022年之交全力阻止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爆發戰爭，俄烏戰爭是拜登任內犯下的錯誤。
既然事已至此，那就儘快同俄羅斯做妥協，並將戰略重心重新聚焦於真正的威脅——中國。
不同於第一任期強烈依賴傳統建制派政治人物，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將帶領著一個“同質化團隊”，其權力更集中，思路更統一，也更容易做出讓外界意想不到的突破性舉動。
對特朗普來說，想在地緣政治領域做重大調整是十分困難的。
比如：如果特朗普想拉攏俄羅斯，那麼歐洲盟友就要承受這種戰略調整的“成本”，在當前局面下歐洲會覺得遭受了“背叛”，而且美國國內的阻力也無法想象。
因此特朗普有意淡化甚至撤出俄烏議題，把更多精力聚焦於阻力相對較小的關稅和貿易領域。
在一些自由派學者看來，特朗普再次當選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通脹、移民、烏克蘭、LGBT等具體問題，它代表著美國選民對自由主義理解的演變。
2016年特朗普首次當選時，人們很容易認為這只是一次異常，畢竟他當時面對的是一個不怎麼把他當回事的對手，而且最終也沒有贏得普選票。
四年後當拜登入主白宮時，一切都恢復了“正常”。
然而2024年大選的投票結果顯示，拜登當選總統才是個意外，特朗普已開啟美國政治的新紀元。
與2016年不同，2024年美國人在投票時完全瞭解特朗普是誰，以及他代表什麼。
過去三屆大選中，特朗普的得票總數一直在增長，即使輸掉的2020年，其基本盤也未發生任何“潰散”
2016年：6298萬票（46.1%）對6585萬票（48.2%）
2020年：7422萬票（46.8%）對8127萬票（51.3%）
2024年：7511萬票（50.4%）對7181萬票（48%）
展望未來，促使“特朗普主義”崛起的霸權、重商和右翼民粹三股因素將長期存在——中美戰略競爭愈發激烈，美國傳統產業持續遭受來自貿易對手的壓力，以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最終的結果，或許是超級大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意願不斷下降，世界迴歸到集團劃分時代：規模縮小的西方、鬆散的歐亞大陸和眾多搖擺國家。
站在中方角度，大可採用熟悉的後發制人策略，見招拆招。
未來幾年，中國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基於當前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形勢背景，爭取一段“新的戰略機遇期”。
1980年代我們的戰略思路是充分利用“美-蘇-中”大三角，時刻調整自己與西方的矛盾低於蘇聯與西方矛盾，並用中蘇關係正常化去策略性施壓美國。
1990年代是國際環境十分嚴峻的一段時間，當時的宏觀思路為“韜光養晦”，做好對內改革，靜待時機。
2000年代中國抓住了美國反恐戰爭和加入WTO的機遇，迎來長達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
時至今日，新的戰略框架已箭在弦上，一旦成型，它將支撐中國走過最艱難的戰略相持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