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鶴子:別困在“女人”這個角色上

別困在“女人”這個角色上
節選自:《一個人的老後》、作者:上野千鶴子
市面上有許多教人如何“招待”顧客的相關書籍,卻沒有任何一本書教人如何“接受招待”,令我深感納悶。
同樣地,我也始終想不透,為何市面上有那麼多談論“照護方法”的書籍,卻沒有一本書教大家如何當個成熟的“受照護者”。
畢竟照護保險制度剛推出時,用錢構築出來的各種照護服務,無論對誰而言,都是陌生的初次經驗,照護者或受照護者雙方都是新手上路。然而隨著照護服務質量提升,受照護者的心態是否也會隨之改變?
我認為今後將受照護的老人,應負起累積這方面經驗與智慧的使命,但我們目前卻很少聽到受照護者的聲音。相信日本的受照護者中,一定不乏口齒伶俐、文采不凡的人士,那麼為何不見這些人公開談論自己身為“受照護者的經驗”?為何不指摘現今照護制度還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因此,我一心期待著自已也能早日享受照護服務資源(肯定會是個很羅唆的受照護者),只是我不會傻傻枯等,我會積極地向正在接受照護服務的前輩們請教各種相關問題。
將自己從“賢妻良母” 的角色中解脫出來 
那麼,為何很少聽到“受照護者”的心聲?有幾個說法可以釋疑。
首先,當事人不願接受自己成為受照護者的事實。不只制度與法律層面是這樣的思維模式,就連受照護者本身也抱持著“可以的話,不想接受照護”的排斥感,針對受照護者的這種負面情感,大多數人則採取否認,也就是抱著完全沒這回事或完全忽略的態度。
女性的排斥感尤其強烈,因為無法接受自己從照顧一家大小的角色,成為需要別人照顧的一方,這種自責的痛苦,比被人嚴厲斥責還要難受。
柳澤桂子女士也是因為罹病而必須依賴家人照顧,曾寫過一首短詩:
  母親嚴格教導我成為一個賢妻良母,
  以夫為重,避免搶了丈夫的風頭,
  不能讓丈夫幫忙做家事,
  甚至不允許自己生病,
  自從嫁為人婦,我始終謹守母親的教誨,
  卻也始終擺脫不了這道枷鎖。
  看到丈夫做家事的身影,
  我竟有種如坐針氈的心情。
許多婦女就連發高燒時也還是拼命將家事往身上攬,並不是因為體諒丈夫工作打拼的辛苦,也不是因為丈夫不會做家事,而是無法忍受自己失職的罪惡感。也有些女性就算只是坐著等丈夫幫忙端一杯茶,也覺得愧疚。
讓女人困在“女人”這個角色上的,不是丈夫,也不是小孩,而是自己。許多為人妻母者之所以覺得晚餐非要準備三道以上的菜色,多半不是害怕丈夫拳腳相加,而是出於內心的自責感。也許,多數男人便是對妻子固執奉行“為人妻母之道”感到無可奈何,才打算一切依妻子的意見,奉陪到底。
話雖如此,讀了巖村暢子的著作《蛻變中的家庭蛻變中的餐桌》,更讓人有這類傳統女性也許已成為“稀有動物”的感慨。畢竟年輕世代的新女性,已經很少有人每天早起準備早餐,或是堅持每道菜都得親手料理。
擺脫“為他人著想”的魔咒 
我曾聽某位醫界人士談及女性銀髮族住院時間較長的原因。據他的說法,就算主治醫師告知病人可以立即出院了,這些女性銀髮族仍會拼了命地拜託醫生,讓自己再在醫院住一陣子。因為平常家事都是由女性一肩挑起,一旦在家無用武之地,只能被動地接受照顧,會讓女性不知如何自處,更別提居家療養,因為家裡根本沒有人手負起看護之責。
對障礙學有深入研究的社會學家立巖真也先生,曾在其著作《動彈不得的身體與活機器ALS患者》中提到ALS患者的“自我意志問題”。我也曾在第3章提及,ALS是種全身肌肉無法動彈,目前尚無法治癒的疾病,病情會漸漸惡化到呼吸困難,最後只能決定是否要裝上人工呼吸器維持生命。若是選擇“維持生命”,一旦接受氣管切開術便無法言語,而且24小時都裝著人工呼吸器,便需要隨時有人在旁照料。立巖先生所做的研究報告指出,關於這種“自我意志問題”,其實男女反應大不同,決定裝上呼吸器的患者,以男性佔壓倒多數。
立巖先生認為,特意要求患者自行決定是否要裝上人工呼吸器以維持生命的做法,其實頗令人匪夷所思。就像我們不會要求有近視或遠視的人,一定要戴眼鏡的道理是一樣的。其實病患被迫選擇是否要裝上呼吸器時,也就等於被迫決定是否要接受24小時照護。
對男人而言是理所當然的選項,但對女人來說,可就不一定。這也是必須裝上呼吸器才能維持生命的ALS男女患者所表現的態度天差地別的原因所在。沒想到“為他人著想”的個性,居然會和生命有所關聯。
 面子問題——接受照護的一大難題 
社會學家副田義也先生曾提出一個觀點,他認為其實不只是女人,男人對於成為“受照護者”一事也有相當的排斥感,因為他們從小就被灌輸男子漢不能凡事依賴別人,必須自立的觀念。
在所有的“否定感”中,最棘手的便是“自我否定感”,越固執於自我價值的男性,越無法接受自己成為“受照護者的事實。一開始聽到這種論點時,我有種恍然大悟之感,但後來想想,就我的經驗來看,事實並非如此。
日本男人習慣被妻子伺候得服服帖帖,習慣當個受人照顧的被動角色,即使是出了社會的成年男性,心理依然保持幼兒狀態,一點也不覺得被照護有什麼好內疚的。男人之所以會覺得難堪,是因為怕損及自己在家中的地位,這點和社會地位有著相當關聯。而且,這種關聯和擔心自己是否還能在職場打拼,害怕退休後人生就此結束的心態無關。我曾聽社會學家春日紀壽代女士提過一個例子,有位半身不遂、長期臥床的老先生,居然揮棒毆打負責照顧他的歐巴桑,而且老先生打人時,還大聲嚷著:“也不想想你是靠誰的年金混飯吃啊!”哎呀!男人啊,真是到死都愛面子呢!

接受照護,不需過分客氣 
另一個受照護者會產生的問題在於:不習慣接受他人照顧的女性,無論接受什麼樣的照護,都會心存感激或覺得歉疚。這些女性朋友總是抱著過分客氣的心態:
  “上野女士,這樣可以嗎?”
  “嗯,這樣就行了,真是太謝謝你了。”
  “那這樣可以嗎?”
  “嗯,可以、可以,老是麻煩你,真是不好意思呀!”
其實這麼做,並無法讓對方感受到自己真正的心意。
曾經身為受照護者的柳澤桂子女士說:“儘量配合照護人員的步調就對了。”因為柳澤女士發現照護人員很想配合她的步調,卻怎麼都無法配合,後來她發現其實只要自己主動配合對方,一切就會變得順利多了。
因為腦性麻痺導致全身性障礙的舞蹈家金滿裡女士,也是資深受照護者。她曾經歷過因照護人員的技巧不夠純熟,而弄得渾身是傷的恐怖經驗,相信不少受照護者也曾遇到類似的問題。其實這是因為受照護者抱著“我接受你的照護”的心態就和入住老年設施的年長者為訪客拍手,抱著“我接受你的慰問”的心態一樣。如此一來,便無法期待照護質量有所提升。
單身者接受專業照護服務時,本身也要有一定的原則及認知。若要說起單身者接受別人貼心服務的機會,也許上美容沙龍或接受按摩服務都算是,只是不去美容沙龍沒什麼關係,但不接受照護,可就會危及生命。正因為是將自己的生命和身體交給別人,當然要對照護一事有所認知才行。
況且受照護者在身體上本來就是弱勢的,也許付錢能讓自己在經濟立場上強勢一點,但就如我一再提及的,金錢與服務質量並不一定成正比,因此為了讓自已能接受更好的照護服務,也需要一定的做法與技巧。
照護服務是一項特殊的服務 
雖說只要付了錢,誰都有消費權利,但從各種研究報告可知,所謂的“顧客滿意度”,並不適用於照護服務。
第一個理由是,初次接受照護的人,很難判斷什麼樣的照護方式最適合自己。
第二個理由是,沒有什麼可以比較的選項。就算不曉得什麼照護方式最適合自己,若有兩個以上的選項可供比較,就可以知道哪一個較適合自己。但在目前日本的照護保險制度下,大部分地方提供照護服務的機構有限,沒有選擇時,受照護者也不敢有所抱怨,一想到自己有可能被這些照護人員或機構棄之不顧,恐怕沒有地方會收留自己,也就不敢大肆聲張權益。
第三個理由是,就算心裡不高興,也無法坦然表現出來。特別是要對照顧自己的人傳達負面情緒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女性,因為不想惹得對方不愉快,只好壓抑自己,閉口不說。只是,我想任何事情總有第一次。心裡不好受卻隱忍不說,久而久之就更說不出口了。
性騷擾就是其中尤為甚者。相信大家都知道,上司濫用權力,抓住對方什麼都隱忍不說的弱點,就是所謂的性騷擾。“反正她又沒拒絕!”這種藉口是說不通的。性騷擾的加害者多是個性謹慎之人,其中有許多男性加害者不會對敢當面拒絕的人伸出鹹豬手,而是專找不敢說“NO”的人下手,事後再狡辯一切都是兩廂情願。只是,就算被侵害者沒有明確開口拒絕,難道完全沒有察覺對方極力抗拒的態度嗎?我真想告訴這些人,你們這種無視對方態度、偏要實施侵犯的行為實在不可原諒!
當個聰明的消費者
女權主義文學評論家,也是梅·沙頓的好友一-凱洛琳·海柏倫(Carolyn G.Heilbrun)在《女人自傳》(Writing a Woman'sLife)中提到:
  “對女人而言,憤怒是種最被壓抑的情感。”
一直壓抑的話,難道不會有爆發的一天嗎?就心理學觀點而言,這種情形並不多,因為壓抑久了就會成了一種習慣。其實,表達情感也有“Know How”,一直沒有表達出來的情感,久而久之就會忘了該如何表達。
只要付錢,誰都是大爺。服務也是一種很好的商品,為了提升質量,必須傾聽顧客的要求。不過有人說:“手藝精湛的廚師,往往會寵壞饕客的舌頭。”據說也是位美食主義者的作家谷崎潤一郎,只要吃到難吃的料理,就會立刻不發一語地離開,再也不會踏進那間店一步。雖然廚師最怕遇到這種客人,但這也是消費者握有選擇權的一種表現,否則服務質量永遠無法提升。同樣地,如何提升照護服務的質量也是一樣的道理。唯有聰明的消費者才能創造優良的商品,這種真理也適用於照護服務。
摘選書目:《一個人的老後》
作  者:[日]上野千鶴子
 張靜喬 譯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23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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