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繡春刀》
明朝，是中國曆朝歷代、最受文藝創作歡迎的時代之一。
《繡春刀》《大明王朝1566》《明朝那些事》《顯微鏡下的大明》……這個時代之所以能成為許多故事的富礦，或許是因為，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矛盾最為激烈的時期：新事物、新生活與新享受層出不窮，同時，自上到下卻充滿了黑暗與腐朽。
在社會組織、官僚機構和思想文化都發生鉅變的時代，新的漢人統一政權，沒有延續盛世圖景，而是留下了重重危機。
一個充斥集權恐怖、種種混亂與荒誕並存的朝代，為何可以延續兩百多年？
系列音訊節目「重述中國通史」第9季《潛伏的危機時刻：明朝》已在看理想App上線。
這一季，讓我們跟隨楊照，重新揭開“大明王朝”的奇特面具，看到大歷史中潛藏的伏流和暗湧。在明的興亡之中，找尋中國皇權與官僚制度，難以應對未來變局的終極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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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楊照
來源｜節選自《潛伏的危機時刻：明朝》導言
1.
什麼是明朝？
首先，明朝基本上似乎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性格、統一的面貌。如果順著從傳統的習慣看歷史，總是看皇帝、看朝廷、看政治上的變化，那我們看到的明朝，那真的是昏暗一片。
在影視劇中，如果拍到了明朝，例如那具備有經典地位的《龍門客棧》，它的背景就是明朝。什麼樣的一個明朝呢？那是由宦官當政，那是由東廠、西廠迫害忠良。
在胡金銓所拍的《龍門客棧》當中就定下了這樣的一個主調，那就是這些可惡的朝廷的爪牙，他們迫害忠良，甚至迫害忠良之後，因此才讓江湖俠客，必須要保護這些忠良和忠良之後。於是正、邪就變得非常清楚，基本上“正”在江湖這一邊，“邪”都在朝廷那邊，朝廷充滿了“邪”，這樣的政治能夠不黑暗嗎？
《龍門客棧》
如果大家對於正史歷史再更稍微有所涉獵，也就會又看到、又聽到了，例如正德皇帝他設了“豹房”，每天在豹房裡胡天胡帝，這可是正史裡的記載。
或者是萬曆皇帝二十幾年不上朝，基本上跟朝廷的文官不只是脫節的，甚至是對立的。這也是在正史裡面就已經彰顯、表現出來的。你看，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是這樣的明朝。
不過換另外一個方向，如果我們看的是社會、商業和生活享受，例如說大家看《金瓶梅》，雖然《金瓶梅》依託、延續著《水滸傳》的故事，把它的背景設在宋朝，但每個人都知道，它所反映的是晚明的生活情況，而且是都市裡面擁有各式各樣生活享受的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況。
所以史學家史景遷將明朝評為“在公元1000年到2000年之間最令人嚮往的時代”，可不是出於浪漫的空想，他是真正瞭解明朝的這一面的。
他提到明朝“活力驚人，人們飽讀詩書，繪畫冠絕一時，酒食豐富。鴉片尚未流入中國，社會平等，沒有奴隸”。接下來又說，“1600年的中華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所有統一國家當中，疆域最為廣袤，統治經驗最為豐富的國家。”
這跟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樣的一個明朝，是同一個朝代、同一個時代嗎？這樣的兩個明朝同時並在，於是就讓像我們要講中國通史，講到這個時代、這一段的時候，產生了巨大的挑戰。也就是要描述明朝，我們得把這樣的矛盾現象一併描述出來。
當然，更難的是，那要如何形成歷史解釋，為什麼會有這麼相反、不一樣、矛盾的兩面，這兩面，更不要說還有其他不同的面向，究竟是如何連結起來，我們能提供什麼樣的理解架構呢？
在為大家正式地講這樣的一個矛盾的明朝之前，也許應該先將提醒大家，我們要好好認識明朝，先得要對於過去的一些歷史的觀念有所澄清。
2.
從更大的視野看待中國歷史
一兩百年的“歷史結構化”知識潮流，也就衝擊著研究中國歷史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問題，因而探究出不同的答案。
過去所認識的中國歷史，幾乎都集中在最上層、變化速度最快的部分。例如，詳細地去陳述哪一年劉基給了什麼建議、朱元璋因而做了什麼事，但相對很少描述明朝傳承了什麼樣的制度，又進行了什麼樣的改革，新建立的官僚組織是什麼樣的性質，和當時的社會結構有什麼樣的關聯，也就更少觸及那個時代的普遍價值信念和思想模式。
從“歷史結構化”的衝擊當中去看，我們就知道，原來傳留下來的中國歷史知識，只佔我們應該要探究的歷史領域當中很小很小的一塊。
回到明朝矛盾性的問題，於是我們也就明白，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理解這樣的明朝，那就是，我們看到，不同的時間尺度、不同的層次都有著不一樣的歷史的力量。
這些歷史的因素，我們把它結構化起來，於是我們就更容易可以體會，為什麼表面上看起來是矛盾的，事實上它內在是有著一種因果聯結。那樣的朝廷政治在帝王的層次是如此混亂，那就表示，它底下要有比較穩定的文官系統，才讓這個朝代可以維繫。
《龍門客棧》
另外，也是要靠它不一樣的經濟活動的模式，安定了當時的人從農業到商業的各種不同生活的基礎。在那個生活基礎相對穩定的情況底下，於是本來的矛盾就沒那麼矛盾了。
是的，因為人民的生活從商業影響到農業，有著比較安穩的寶藏，所以就算上面的帝王怎麼樣混亂，怎麼樣怠惰，這個系統在多層結構底下，我們統合地來看，它有著一種內在自我聯絡的系統，這是我們看待明朝歷史可以採取的一個特別的與當今不同、比較全面的歷史觀照。
3.
無法當故事講的，是歷史的大段落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以“唯物史觀”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指導原則。專注於從底層、從社會階級結構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也有了很多成果。過程中無可諱言地，產生了一些教條僵化的內容，也產生了“主題先行”、枯燥到難以卒讀的樣板文章。
進入21世紀之後，從學院研究到歷史普及讀物，在風格與性質上都出現了大幅變化。
最令人驚訝的，不只是“唯物史觀”退潮之快而且還一窩蜂地返回到傳統帝王將相式的歷史關懷，電視劇裡呈現的歷史是“宮鬥”，全劇裡可以完全沒有一個平民老百姓，暢銷歷史書地主要人物是曹操、是司馬懿，又回到似乎就是由這些大人物來主宰、決定歷史的價值觀。
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也在走回頭路，放棄曾經開發出的豐富面向，縮回只有人物、只有短時變化，可以當故事講、當戲劇演的那個小小領域。
無法當故事講、當戲劇演的，是歷史的大段落、大結構。例如中古史和近世史的根本差異，還有近世前期和近世後期的斷代道理。
《繡春刀》
唐末五代終結了中古，宋代打開了近世，關鍵差異在於中國的社會組織。宋朝之後，原本握有龐大資源、影響力甚大的世家貴族消失了，從原本“皇權─世家─人民”的三層結構，改造為“皇權─人民”的上下雙層，不再有任何的力量橫隔在皇帝統治權力與一般升斗小民之間。
皇權帶著官僚體系，直接壓在廣眾的庶民身上，中間不允許有任何團體、任何組織存在。近世史的一項主題，因而就是如果有任何勢力看起來有機會形成類似過去世家大族般的中介力量，就會被朝廷視為危險的、應該壓制的物件，並想辦法予以消滅。
在中古時期，世家大族的勢力是建立在莊園經濟的基礎上的。一旦世家大族消失了，連帶地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也就徹底沒落，於是許多無形的界線被打破了，促進了近世社會交通、貿易的開放和成長。
沒有了世家貴族，也改變了人們如何看待皇權的基本態度。簡而言之，“天高皇帝遠”的態度不再能夠維持。皇帝、皇權透過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僚體系，直接管轄每個人，皇帝不可能距離遙遠。
所以士人文化興起，一頭聯結皇權，參與官僚運作，“與皇帝共治天下”；另一頭則直接紮根於庶民社會中，因為每個士人都從民間來，藉由科舉才進入官僚體系。其士人身份及身而終，後代子孫仍然是平民身份，除非他們自己也能夠考試中舉。
4.
被新世界體系編納在邊緣地帶
近世前期與近世後期的一項重要分野，不是由中國自身的歷史變化決定的，而是牽涉到歐洲歷史與全球變化。那就是15世紀之後，歐洲開始了波瀾壯闊、現象驚人的“大航海時代”，不只打開了完全不一樣的東西方接觸，同時還造成了東、西方勢力的大逆轉。
在幾百年的過程中，從原本東方領先西方，逆轉為明顯的西方領先東方，並且以帝國主義的形式，用西方力量壓制東方，甚至徹底改造東方。
這是一段漫長的過程，越到後來，從西方傳來的壓力越大，衝擊也越大。一般敘述這段歷史，都將焦點放在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那是帝國主義明確地侵略中國的開端。
然而如果以近世後期，也就是從明朝成立到1840年之前，作為一個有意義斷代的話，我們會發現，要理解西方帶來的影響，應該要回溯到15世紀。自15世紀開始，從海上而來的歷史力量，就已經開始在中國產生作用、在改變中國了。
15世紀之前，中國人長期穩定地處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自我世界裡。即使在蒙古人統治時期，居住在元朝的人，一方面仍然不太能感受到其他地區的存在，不覺得也不需要和伊兒汗國、金帳汗國有什麼關係；另一方面蒙古大汗待在元朝，元朝還是蒙古人統治的中心。
然而從16世紀開始，中國的這套文明秩序，逐漸被以歐洲為中心的新世界體系吸納進去。中國不僅不再是獨立的一套系統，還被新世界體系編納、置放在邊緣地帶。
這裡牽涉到美國社會學家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2019） 的“世界體系”理論。雖然地球的存在是個物理性的事實，人類都居住在同一個地球上，但絕大部分的歷史時間中，不同的人在各自的區域活動，彼此隔絕，劃分成好幾個不同的世界。
到15、16世紀，以全球為範圍的世界才開始逐漸形成。這個世界體系是以“西方興起”的方式形成的，也就是原本僻處於歐亞大陸一角的力量，透過大航海活動，積極且快速地向外擴張，將越來越大的區域捲入其體系中。
這個體系最大的特色是以海洋為通路。過去人類經驗中，海洋向來都是阻礙，卻在此時、此文明系統中被逆轉為無所不到的交通管道。由面向陸地轉為面向海洋，大幅增加了交流影響的範圍與速度。
美洲新大陸的作物傳到歐洲，又從歐洲傳到東亞，只花了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如此形成了過去無法想像的廣大連結力量，終至將整個地球聯絡在同一個世界體系裡。
中國和新世界體系最早的連結是透過三種作物——甘蔗、玉米和馬鈴薯。這三種作物從海上傳入中國，是西方大航海時代的連鎖反應，先從美洲新大陸傳入歐洲，再從歐洲傳到東亞。
絕對不能小看這幾項作物的全球性影響力。今天去到美國的波士頓，還能看到不少愛爾蘭裔的聚居地，光從他們特殊的姓氏就看得出來。而波士頓的警察單位，到現在仍有很多愛爾蘭裔與義大利裔的成員。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波士頓警察制度的建立，正好和愛爾蘭大移民潮同時。
愛爾蘭大移民潮的起因是農產歉收引發的大饑荒，吃不飽的難民只好牽親引戚逃到新大陸找生路。而愛爾蘭的饑荒主要是馬鈴薯歉收造成的。這個時候，愛爾蘭的農業高度依賴馬鈴薯，幾乎變成馬鈴薯單一作物的生產型態，以至於馬鈴薯歉收就釀成了全國性無法救治的大災難。
那愛爾蘭人為什麼不分散耕種多種其他食糧作物，如此集中生產馬鈴薯，給自己製造這般痛苦困境，導致上百萬人倉皇離開家鄉，甚至遠走北美新大陸？因為馬鈴薯太有用了！
馬鈴薯很容易種、很容易長，對於土壤、雨量等自然條件的要求不高，還可以在較為乾燥的地方種植。馬鈴薯比小麥好種，營養成分又比小麥完整。於是馬鈴薯傳入愛爾蘭之後，其明顯的優勢就排擠了其他的食糧作物。單一作物佔據大比例的耕地面積，萬一有任何病蟲害因素使得馬鈴薯無法正常採收，那麼整個愛爾蘭的民生基礎就會受到嚴重威脅。
甘蔗、玉米、馬鈴薯進入中國，相較於原有作物具備的優勢，是可以在無法生產食糧的荒地上種植。
明朝建立之初，國家核心政策之一是積極墾荒。這符合朱元璋希望人民“務本”、從事農業並留在土地上的價值觀。
除此之外，還有元朝遺留的因素。明朝承接在一個由遊牧民族所建立的朝代之後，因而會刻意凸顯元朝因為忽視農業所造成的失敗。明朝對元朝重要的指控，解釋元朝滅亡的原因，就在於他們不瞭解農業，造成農業退化，人民流離失所。
朱元璋所頒發的墾荒詔令，特別強調“荒”的存在與元朝失政之間的關係。如此建立了明朝的立國原則，而往後的每位皇帝都要表現對於墾荒、對於發展農業的重視。這是明朝留給中國封建王朝的一個重點。
5.
問不同的問題，會帶你到不同的地方
大家在學校裡都學過歷史，然而學校裡教歷史的方法，對我來說一直都有和史學探究的根本衝突、矛盾之處：那就是總認為要用“言簡意賅”的方式講歷史。
“言簡意賅”、三言兩語地交代歷史，最大的好處是方便考試，這是假定學歷史是為了考試而設計的。
考試需要有標準答案，需要有讓學生能夠準備的合理範圍，在這兩個要求交集下，就產生了歷史課本不能編得太厚、不能講得太多，尤其是不能講不確定的內容的原則。
然而這樣的原則跟我所認識的史學是相牴觸的。歷史要“言簡意賅”，就會被簡化到只剩下一堆和我們自身生活沒有任何關係的東西。讓你知道在六百年前，有這群人和那群人打仗，打完了，這群人打贏了、那群人打輸了。
如果這叫做“歷史”，那麼引發的下一個簡單問題是：So? So what?我們知道這些會怎麼樣？或者倒過來問：不知道這些會怎麼樣？
“言簡意賅”的歷史無法回答這衍生的“So?”“So what?”問題。於是我們就只能不解釋地強迫學生學，逼他們將和他們沒有任何現實關係的內容硬吃下去、硬背起來，在考試時按原樣吐出來，然後考完試就忘掉。
這樣真的有意義嗎？這樣非但不是教歷史、傳遞歷史知識，反而是有意識地消滅學生對歷史可能產生的興趣。更糟的是，斷絕了他們可能從歷史中建立知識系統，將知識系統連結到更廣大的對於人類行為的歸納認識，從中獲取成熟地理解世界、理解人類所需要的智慧。
《龍門客棧》
要讓歷史有意義，那就非得進入細節，從史料中去探討：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這種環境裡，會有這個人或這群人選擇做了這樣的事，因而帶來了怎樣的結果？從動機、到行為、到後果是如何連結起來的？那樣才能幫助我們增進對於人類行為和現實生活中從動機、到行為、到後果之間關係的認識。
歷史非常龐大，留下來的史料非常多，即便是已經從史料中整理出來的史事也還是很多。還原面對這龐大的訊息倉庫，我們會學到一個關鍵的原則：
如果貿然進入這倉庫，你只會看得眼花撩亂，什麼都看不出來，也看不到任何重點。要真能“看到”，你必須帶著問題意識，知道自己想要在這龐大的訊息資料中回答什麼問題，尋找什麼樣的答案。
換另一個角度看，我們也就明白，面對同樣的資料，問不同的問題，會帶你到不同的地方，見到不同的風景。歷史不是死的、固定的、單面向的，隨著你問不同的問題，歷史就會展現出變化的、不同方向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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