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是一種昂貴的生活。

這麼說似乎有悖常理，貧窮意味著過著節儉的生活。住在條件簡陋的地區，飲食簡單，依賴經濟實惠的公共交通。然而，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馬修·德斯蒙德卻用充分的證據向我們揭示了一個驚人的事實：貧窮的生活成本實際上可能比富人階層更高。

馬修·德斯蒙德長期關注美國社會的結構性貧困問題。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由中產和精英階層代表的美國只是社會現實的一面，現實的另一面是，美國的貧困問題是所有發達國家中最嚴重的。在他的新書《製造貧困：一個美國問題》中，他對社會性貧困的的根本原因抽絲剝繭，給我們提供了關注社會、理解現實的新角度。

馬修曾結識克里斯特爾·梅伯裡，她出生前母親在懷她時遭遇搶劫並被刺傷，她早產但倖存。童年時期，克里斯特爾目睹了家庭暴力和毒品濫用，最終被安置在寄養系統中。她經歷了多次寄養和集體之家的轉移，青春期時因打架被判傷害罪。她被診斷出多種精神疾病，依靠政府的補充保障收入生活。但由於犯罪記錄，成年後她失去補充保障收入，隨後生活陷入困境，開始流浪，甚至不得不賣淫以維持生計。

對於克里斯特爾和與她狀況相似的人們來說，貧困當然意味著沒錢，但同時也意味著各種麻煩事堆積如山。貧困意味著痛苦，生理上的痛苦——在美國的肉類加工廠裡，平均每週都會發生兩起截肢事故：工人在使用帶鋸時，一不小心就會鋸掉自己的手指或整隻手。在貧民窟的房子裡，黴菌和蟑螂攜帶的過敏原會滲入孩子們的肺部和呼吸道，令他們患上哮喘；這些房子含鉛量超標，對兒童幼小的中樞神經系統和大腦造成不可逆的損害。

除了痛苦之外，貧困意味著顛沛流離。過去20年來，租金飆升，租房者的收入卻下降了；然而，在那些符合聯邦政府住房援助條件的家庭裡，真正得到援助的只佔 1/4。大多數收入低於貧困線的家庭現在要花至少一半的收入來租房，1/4 的家庭 將 70% 的收入用於支付租金和水電。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美國低收入租戶被趕出家門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

貧困還意味著生命和人格的矮化。貧困會改變人的思維方式，讓你無法釋放自己的全部潛能；它會佔用你本應用來做決策的精力，讓你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麻煩事上，比如有燃氣 賬單還沒交費，或者是工作丟了，從而沒有精力關注其他的事情。在貧困的影響下，任何人都可能做出在我們這些生活富足的人看起來不明智甚至是特別愚蠢的決定。請想一想：你有沒有 經歷過坐在手術室外，一邊看時間一邊祈禱好訊息的到來？此情此景下，你只關心眼前的緊急情況，其他所有事物和責任都顯得微不足道。這和生活在貧困之中是有相似之處的。行為科學家森迪爾·穆拉納坦和埃爾達爾·沙菲爾稱之為“精力稅”，他們寫道：“貧窮會降低一個人的認知能力， 比熬一整晚夜的程度還要嚴重。”當我們被貧窮困擾，“我們能分給生活中其他事情的精力就更少了”。貧困不僅剝奪了人們的安全感和舒適感，還分走了人們的精力。

即便窮人生活可謂毫無尊嚴，但還是有不少人從窮人中獲利，這一點在租房市場上也許尤為明顯。

在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初期，隨著人們大量湧入城市，城市土地價值飆升，房東開始給房子打隔間，以租給更多的人住。1837年，一場金融危機令美國陷入嚴重的經濟蕭條，史稱“1837 年大恐慌”。這場危機使得給房屋打隔間的現象愈演愈烈， 地下室、閣樓和儲藏庫都被改造成單間公寓，租給貧困的家庭。人們發現，即使是在災難性的經濟衰退中，這種租賃形式也是有利可圖的。在西方的主要城市，貧困人口被高額租金壓榨。

在美國，貧民窟內的剝削持續已久。是金錢造就了貧民窟， 因為貧民窟創造了財富。那麼今天的狀況如何呢？美國的窮人仍被高昂的住房成本壓得喘不過氣。過去20年間，租金增長了 一倍多，租戶收入的增長遠遠趕不上房租上漲的速度。

我們需要更多的住房，這一點無可否認。但是即使在公寓供應充足的城市，租金同樣上漲了。2021年底，亞拉巴馬州伯明翰市有近19%的出租房是空置的，紐約州錫拉丘茲市也有12%的出租房空置。然而，這兩座城市的租金在此前兩年分別增長了約14%和8%。資料還顯示，近年來租金收入已經遠遠超過了房東的成本開支，特別是位於貧困社群的多戶住宅。租金上漲並 不僅僅是運營成本上漲的一種反映。還有一個情況，那就是窮人在住房上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貧困的黑人家庭更是如此。因此，房東可以收取更高的租金。

會不會是因為低端市場的房子更老舊，需要房東支付更高的維護費用呢？也許是因為房客拖欠房租和空置率高等問題，房東往往要承擔損失？我們同樣就這個問題進行了調查，考慮範圍包括屋頂修繕、管道 問題、爐子損壞、窗戶破裂、電氣系統問題和其他幾十種需要房東出錢的情況；同時，我們還把拖欠房租和房屋空置的問題考慮在內，並做了調整。我們發現，扣除所有的支出(包括水費、稅款和保險這種常規費用，還有安裝馬桶、房屋空置等非常規費用)，貧困社群的房東每月仍然可以從每間公寓賺到大約100美元的利潤，而富人社群的房東每月只能從每間公寓賺到50美元。在全美各地，考慮了所有成本後，貧困社群的房東不僅沒有處於劣勢，而且往往比富裕社群的房東多賺一倍。

但在全國房地產最熱門的地方，情況剛好相反。以紐約市為例，在蘇豪區當房東比在南布朗克斯區更有優勢。不過，紐約和其他生活成本較高的大城市是例外。在房價更為典型的城市，如奧蘭多、小石城或塔爾薩，成為低收入社群的房東是更好的選擇，在全國房價最低的城市尤其如此。

如果更好的社群房租貴不了多少，那麼貧困家庭為什麼不搬過去呢？這個問題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假定貧困家庭在搬家時面對的情況和富裕家庭是一樣的：為了能住更好的房子、有更好的 社群和學校才搬家。但實際上更為常見的情況是，搬家對於貧困家庭來說並不是機遇，而是一種緊急狀況，甚至是創傷。他們要在艱難的條件下搬家，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離開；他們竭盡所能避開環境最惡劣的社群，誰最先批准他們的住房申請，他們就不得不接受。而當他們希望從當初被迫搬進去的社群離開時，又會有許多障礙阻止他們搬到更好的地方去。貧窮的租戶往往有被驅逐的歷史和犯罪記錄，他們的信用分數低或者根本沒有信用記錄，也沒有人願意在合同上簽字為他們擔保、讓房東更放心。那些少數族裔和有孩子的人還會面臨房東的歧視。

貧窮的租戶也無法購房，這不是因為他們太窮而無法按時償還貸款—如果人們能夠支付租金，他們基本上一定能夠付得起貸款。但是在幾個因素的作用下，他們甚至都不敢嘗試購房。例如在亞馬遜倉庫工作的拉基亞·希格比，她有兩個成年的女兒、16 歲的兒子以及兩個外孫女住在克利夫蘭市一棟四居室的房子裡。月租金是950美元，儘管房子的窗戶很薄、不擋風，每月的暖氣費用可能高達500美元，但拉基亞覺得條件還行。如果以常規條件貸款買下那座房子，她每月大約需要支付 577 美元，其中包括財產稅和保險費。這樣每個月能節省下373美元，拉基亞也許就能攢夠錢來裝新窗戶了。

但就算信用評分不錯，就算能設法攢夠首付，拉基亞能申請到按揭貸款來購買平價住房的機會仍然很渺茫，因為銀行不願意為她能負擔得起的那種房子提供貸款。由於申請不到這樣的貸款， 貧困家庭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租金，儘管這些房子本來是他們買得起的。就在不太遙遠的過去(1934—1968 年)，由於聯邦政府拒絕在低收入人群和黑人居住的社群提供按揭保險，銀行就不在這些社群開展業務。今天，銀行仍然不大在這些社群開展業務，因為在其他地方開展業務利潤更高。數百萬租戶接受剝削性的住房條件，並不是因為他們負擔不起更好的選擇，而是因為他們通常沒有選擇。

列夫·托爾斯泰在出版了《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後，從俄國鄉下搬到了莫斯科。當時的他 53 歲， 非常富有，僱了一群僕人打理家務。在莫斯科，最先引起托爾斯泰注意的一個現象就是貧困。“我熟悉農村的貧困，”他寫道，“但城市的貧困我以前從未見過，也難以理解。”他走在街上，看到 飢餓與絕望和奢靡與浮華共生，這讓他震驚極了。貧困問題縈繞 在腦海裡，於是托爾斯泰開始尋找答案。這位偉大的作家很快就意識到，問題不在於工作與否，因為窮人似乎永遠都在工作。最終，托爾斯泰認為問題出在自己和其他有錢人這些過著閒適生活的人身上。

“我騎在一個人背上，勒住他的喉嚨，讓他揹著我走，然後對自己和別人說，我是真的很同情他，我希望用一切辦法來減輕他的負 擔— 但我不要從他背上下來。”

這個道理在 19 世紀的俄國適用，在今天的美國同樣適用。問題不在於“雖然”我們很富有，“但是”這個國家還存在很多 貧困；而在於“因為”我們很富有，“所以”這個國家還存在很多貧困。也就是說，不是別人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問 題就是這麼簡單，”托爾斯泰寫道，“如果我想幫助窮人，也就是讓他們擺脫貧困，那就不應該把貧困加諸他們。”

而我們今天是怎麼把貧困加諸美國的窮人的呢？至少有三種方式。

第一，我們剝削他們。我們限制他們在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選擇與權力，壓低工資，同時迫使窮人為住房、獲取現金和信貸支付過高的價格。企業顯然從剝削員工中獲 益，但我們購買貧困勞工生產的廉價商品，購買他們提供的廉價服務，並且直接或間接地投資於股市，我們同樣在獲益。從住房剝削中獲益的人，不只是出租房子的房東，還有其他業主。因為大家一同努力把房子變成了稀缺品和奢侈品，有房一族的房產價格得到了提升。

第二，我們優先考慮的不是減輕貧困，而是補貼富裕階層。如果美國對逃稅的企業和家庭進行嚴厲打擊，並將收回來的稅款重新分配給最需要的人，那麼美國立刻就能在不增加財政赤字的情況下終結貧困。但是，我們卻讓富人矇混過關，並且給已經很富裕的人提供更多福利，從而創造了一個嚴重偏向上層階級的福利體系。

第三，我們建造了繁榮的、排他性的社群。在此過程中，我們把財富集中在某些社群，並把絕望留給其他社群—這就是囤積機會的外部性。財富的囤積會滋生貧困的陷阱。財富集中起來會產生更多的財富，而貧困集中起來則會產生更多的困。貧困本身就會帶來痛苦，而作為窮人，被貧困包圍會帶來更深的傷害。

想要邁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保證低收入人群能夠獲得他們有資格領取的援助。我們曾以為，人們之所以不去申領食品券或者勞動所得稅抵免，是因為他們害怕丟臉。但是大量證據表明，低收人群沒有充分利用政府的援助專案，原因無他：完全是因為我們把專案搞得太過複雜，令人費解。人們要麼沒聽說過這些專門為他們設計的援助專案，要麼是申領過程太煩瑣。要想提升社會專案的參與度，在行為學上最有用的調整方式就是加強宣傳、 簡化手續。

我們還能邁出更大一步。要花多少錢才能消除貧困呢？2020年，美國貧困線以下所有人的收入總和與貧困線之間的差距是 1 770 億美元。我們想要實現的目標是觸手可及的。每年美國人浪費的食物價值都比這個數目要大。

1770 億美元能買到什麼呢？能買到很多東西。用這筆錢，我們可以確保在美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更安全、更便宜的地方居住。我們可以大大減少無家可歸的現象，可以讓人們不再餓肚子。我們能夠為每個孩子提供更公平的機會以獲得安穩且成功的人生。我們可以大大改善許多和貧困相關的問題， 比如暴力、疾病和絕望。犯罪率將大幅下降，也不再會有那麼多人被掃地出門。

這筆錢從哪來呢？在我看來，最好的辦法是先從解決偷稅漏稅問題著手。據國稅局估計，美國每年因未繳稅款損失超過 1萬 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於跨國公司和富裕家庭逃稅導致的。國會沒有給國稅局下發足夠的經費去追查偷稅漏稅的罪犯，令國稅局在這個問題上力不從心。

近幾十年來，企業越來越多地把賺來的錢放在空殼公司中， 這些空殼公司是在稅率極低的國家註冊的。對於那些開在矽谷和華爾街的公司來說，想要把錢轉到空殼公司中，只需要假裝它們有一大部分業務是在愛爾蘭或者百慕大之類的地方完成的就可以了。臉書最近在愛爾蘭上報了 150 億美元的利潤，平均到每一位愛爾蘭員工身上有1000 萬美元之多。百時美施貴寶醫藥公司聲稱在愛爾蘭賺了50億美元，平均到每位當地員工身上大約是750萬美元。顯然，許多企業為了避稅各顯神通。富裕家庭也找到了避稅的新辦法。有研究表明，大多數美國人支付了應繳納稅款的90%，而超級富豪只付了75%。這種情況是因為有錢人越來越多地聘請專業的稅務人員幫忙報稅，這是一個迅速發展的行業，業內人士設計出巧妙的方法來避免客戶的錢被拿去投資公共福利。

在我看來，想要消除貧困，可能需要遵循以下這套指導原則：透過那些廣受歡迎的政策來調整社會安全網、堅持稅收公平，用這種方式對消除貧困進行重大投資。我們應該大膽行動：不要再只是做一些微小的調整，做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不要再在給錢的時候縮手縮腳，然後又責怪一個專案沒有奏效。大膽進取的干預措施應該由累進位制稅收政策和經過調整的福利體系來支援。

我並不是在呼籲“再分配”。我是在呼籲富人正常交稅，呼籲調整我們的社會安全網以做到公平均衡，呼籲迴歸美國在公共福利上做出更大投資的時代，呼籲多關照窮人，給予富人的則適 當減少。

我們不僅需要更深入地投資反貧困措施，還需要採取不同型別的措施，需要不與貧困為伍的政策，需要那些能撼動貧困根源的政策。我們需要確保針對窮人的援助能留在他們的口袋裡，而 不被別人奪走—不被依賴政府福利補貼其低工資的公司、在租戶工資上漲時提高租金的房東，或是收取高額罰款和費用的銀行與發薪日貸款機構掠奪。如果我們不能解決市場底層存在的種種剝削，就可能白白增加了政府支出，還白白浪費了50年時間卻沒能解決貧困問題。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卻隱藏著嚴重的貧困問題。每9人中就有1人生活無保障，公立學校有百萬學生無家可歸，每年許多人因無家可歸而流浪、死亡。社會學家馬修·德斯蒙德認為，貧困無法消除是因為有人從中獲益，導致貧富差距加劇。貧困不僅是物質上的匱乏，更是尊嚴、人格和自由的喪失。解決貧困問題需要的不僅是慈善，而是解決問題的決心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