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學者：俄美關係走向“緩和”，但能持續多久呢？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

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學術委員會主任

當地時間4月23日，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俄美新一輪會談將很快舉行。此前也有報道稱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將於本週訪問俄羅斯。

不出意外的話，俄美關係“破冰”將會更進一步。

當地時間4月22日，俄羅斯著名藝術家尼卡斯·薩夫羅諾夫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展示了他創作的一幅特朗普肖像畫，這幅畫在今年3月由普京贈送給特朗普，但當時並未公開。圖自：CNN

目前，推動俄美對話向積極方向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唐納德·特朗普，他本人非常希望能在莫斯科和基輔之間扮演主要的調解角色。其他的眾多事項，包括俄美雙邊關係正常化程序、兩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出人意料地都投下贊成票、華盛頓發出可能放鬆對俄製裁的訊號等等，這些都或多或少地服務於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特朗普非常迫切地希望俄烏至少能在地面實現停火，這樣共和黨政府就能夠宣佈自己贏得了一場政治勝利，並證明自己比民主黨政府更有能力。

在近期俄美兩國總統進行的電話交談以及在沙烏地阿拉伯啟動的雙邊磋商中，美方的這一意圖已體現得十分明顯。現在，讓我們暫且假設這場發生在歐洲的嚴重危機已經過去。俄羅斯與美國在戰略利益上的重合領域到底有多大？兩國實現長期合作的潛力又有多大？

當地時間2月18日，俄羅斯代表團和美國代表團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舉行會晤。

軍控問題

從傳統角度來說，莫斯科和華盛頓都不應熱衷於投入一場失控的軍備競賽。無論來自兩國首都的鷹派人士如何表態，這種競賽對雙方來說都代價高昂而且十分危險。唐納德·特朗普提議將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的軍費開支都削減一半，而弗拉基米爾·普京欣然支援了這一想法，這並非完全偶然。

對特朗普而言，把大量資金浪費在基本沒有用處的軍事裝備上是對美國稅收的浪費。俄羅斯和美國應共同致力於防止核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莫斯科和華盛頓都應該對未來軍事發展所造成的威脅保持警惕，這些威脅包括將外太空和網路空間軍事化、將人工智慧用於軍事目的、部署各種自主致命系統，以及可能產生其他目前尚無法完全預測但結果顯然對雙方都不利的各種軍事技術。

然而，傳統形式的軍控協議不太可能再次成為雙邊關係的核心內容，而且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的情況就一直如此。唐納德·特朗普從來都不是任何軍控形式的支持者，這一點從他第一任期內的表現就可見一斑，當時美國退出了《中導條約》，並且實際上拒絕就延長《進一步裁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措施的條約》（START-3）進行談判。

顯然，特朗普認為美國有能力在軍費開支和軍事能力方面超越任何對手，包括俄羅斯。此外，任何新的全面戰略軍控都將不再是雙邊性質的，這種軍控談判必須是多邊的，也就是說必須把其他國家的核武庫同時納入考慮。很明顯，特朗普更擔心的是中國快速增長的軍事實力，而非俄羅斯。

地區問題

從理論層面來看，莫斯科和華盛頓能夠在諸多地區性問題上開展富有成效的合作，這其中包括中東、東北亞、阿富汗、非洲乃至拉丁美洲等地區。我們有理由認為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這方面與俄羅斯展開合作，因為地區危機的進一步加劇將需要華盛頓在諸多不穩定地區進行大量安全投入，這其中包括展示軍事存在，甚至可能導致美國不得不直接介入當地衝突，而特朗普政府希望儘可能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如果莫斯科能夠協助華盛頓馴服伊朗、朝鮮甚至委內瑞拉，那麼白宮方面一定會十分感激。

然而，莫斯科與華盛頓在當前大多數重大地區問題上開展實際合作的機會似乎極為有限。在中東地區，尤其是在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政權垮臺之後，美國顯然有意讓俄羅斯接受既成事實（在最近美國對葉門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也是如此）。特朗普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援使得俄羅斯很難在任何涉及巴以和解的問題上為美國提供幫助。非洲顯然根本不在特朗普政府的戰略優先事項之列，美國新一屆政府可以說已將非洲的安全問題外包給了美國的歐洲盟友。

至於朝鮮半島，莫斯科和華盛頓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而且俄羅斯方面還受到去年6月與朝鮮簽署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條約》所產生義務的約束。伊朗也是類似的情況，俄羅斯今年1月與伊朗也簽署了此類協議。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莫斯科會為了討好華盛頓而去犧牲與平壤或德黑蘭的長期關係。

2024年6月，朝鮮為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的官方歡迎儀式圖自：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經濟關係

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夠至少部分解除或放寬眾多針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這種政策上的轉變確實有可能為兩國之間開展更多的經濟合作開啟新的機遇之門。美國需要俄羅斯的鈦來製造波音飛機，需要俄羅斯的鈾來為美國的核電站提供燃料，甚至還需要俄羅斯的重油在美國煉油廠進行加工。

此外，美國製造業部門也不會拒絕俄羅斯的稀土及其他礦產資源。反過來，俄羅斯也可以嘗試從美國吸引大量的直接投資或者組合投資，並增加更多從民用飛機到各類消費品等美國商品的進口。

不過，人們也不應過高估計俄美兩國之間的這些經濟機會的意義。從歷史上來看，莫斯科和華盛頓從來都不是彼此主要的貿易或投資夥伴。即便是在本世紀頭20年的鼎盛時期，雙邊貿易額也從未超過450億美元，美國對俄羅斯的出口額僅為100億美元，這比目前中國對俄羅斯的出口額整整差了一個數量級。

因此，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美國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在汽車、機械或消費電子產品等領域，從中國手中奪取俄羅斯消費市場的重要份額。即便是在外國直接投資規模方面，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前夕，美國積累的對俄直接投資規模僅為92億美元，這個數量不僅低於塞普勒斯、百慕大群島或巴哈馬群島等離岸司法管轄區，甚至也低於英國、荷蘭、法國和德國等幾個歐洲國家。即便美國的部分投資是透過上述離岸司法管轄區或透過歐洲合作伙伴間接流入俄羅斯的，其總體投資規模也並不算很可觀。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很容易預測，在包括武器、油氣、食品等眾多關鍵的全球市場上，華盛頓和莫斯科未來仍將存在貿易競爭關係。

科研合作

俄羅斯在某些領域的研發能力無疑是令美國感興趣的。而在另一方面，莫斯科也可能有意拓展其國際研發合作網路，以維持“技術主權”。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經驗表明，俄羅斯和美國能夠成功地在各種型別的雙邊和多邊聯合研究專案中展開合作。如果他們過去能夠合作，未來為什麼就不能呢？例如，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負責人基里爾·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已經提議在2029年派遣一支由俄羅斯和美國組成的聯合探測團隊前往火星。

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負責人、俄方談判代表基里爾·德米特里耶夫圖自：路透社

然而，如果兩國在其他領域仍主要是競爭關係而非合作關係，那麼這種整體狀態必然會嚴重限制兩國在科研合作方面的深度和廣度。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預測，美國會像今天對待中國那樣對待俄羅斯——推行一種“小院高牆”的政策。然而不幸的是，正如中美關係現有經驗所表明的那樣，美國人並不擅長在建造“高牆”的同時把“院子”縮小。

人文領域

近年來在俄羅斯民眾的意識中，儘管“美國是一座矗立在山巔的閃耀之城”這一形象已經變得有些黯淡，不過美國的整體吸引力並未完全消失，當下在俄羅斯民眾對歐洲的態度出現消極變化的情況下尤其如此。許多專家認為，當前俄羅斯社會中的反美情緒並非那麼根深蒂固。

或許，我們可以看到俄美兩國在教育和文化領域的交流會逐漸復甦，專家層面以及民間社會團體層面的第二軌道交流也會逐漸擴大，就像我們在20年前看到的那樣。我們不應忽視的一點是，世界上最大的俄羅斯（或者說前蘇聯）僑民群體就生活在美國，他們的總人數要超過300萬。這個僑民群體可以促進雙方更緊密的社會互動，進而在兩國之間發揮天然橋樑的作用。

不過，在人文方面同樣也不應指望有什麼奇蹟發生。在美國，反俄共識依然非常強烈而且根深蒂固，短期內不太可能有什麼變化。這種反俄共識很可能會延續到特朗普政府卸任之後，並在白宮新的領導層執政期間獲得進一步鞏固。

與此同時，俄羅斯對美國的仰慕也不應被過分誇大。在2019年（即疫情暴發前的那年），約有5.7萬名俄羅斯人進入外國大學留學，美國僅佔這一人數的略多於10%，遠低於德國、義大利甚至是韓國。在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方面也呈現出同樣的情況。至於生活在美國的前蘇聯僑民群體，他們規模龐大而且政治觀點上是分裂的，目前尚不清楚他們是否會成為俄美關係發展的助推器，還是會成為某種阻礙因素。

在橢圓形辦公室簽署行政命令的特朗普總統（左）、俄羅斯國家媒體2月提供的照片中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右）。圖自：紐約時報

新的世界秩序

如今，莫斯科和華盛頓擁有諸多共同的戰術利益。雙方都在與他們所認為的全球主義國際既有勢力作鬥爭，都在反對國際政治經濟精英階層的主導地位，都在爭取恢復傳統的國家主權，並且都在迴歸保守的價值觀。兩國的領導人——弗拉基米爾·普京和唐納德·特朗普——彼此非常瞭解，他們雖然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看法不盡相同，但二人之間的關係似乎並不疏遠。同時，他們的觀點和價值觀與大多數歐洲國家領導人或許多歐盟高階官員所秉持的觀點和價值觀是大相徑庭的。

雖然兩國有諸多共同觀點，但在長期利益、願望和目標方面仍然存在明顯的分歧。例如，對於莫斯科的政治家們來說，進一步加強金磚國家或上海合作組織是其核心的外交政策優先事項之一；而對於華盛頓的政治家們來說，這兩個組織卻是其嚴峻的外交政策挑戰。

對於克里姆林宮而言，美元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地位的下降是一個自然而然而且樂見的過程；然而對白宮而言，美元地位的下降卻直接威脅到了美國在根本層面的金融乃至國家安全利益。對於俄羅斯而言，現在和未來，中國都將繼續是其最重要的戰略合作伙伴；然而對於美國而言，現在和未來，中國將繼續是其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在莫斯科，政治家們正在構想一種全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然而在華盛頓，他們則傾向於尋求能夠為美國當下帶來具體政治和經濟好處的“交易”。

總結

本文所涉及的內容並不意味著莫斯科和華盛頓會註定永遠對抗下去，也不意味著在關係出現“緩和”之後，兩國必然會遭遇新一輪冷戰的嚴寒。俄美雙方都應當利用任何哪怕是最有限的機會來開展對話，即便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建設性的雙邊關係對於穩定世界局勢也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人們不應對俄美雙邊關係抱有任何幻想：因為俄美關係中正在出現的這種驚人的大轉變之所以成為可能，僅僅是美國第47任總統的個人立場所致。這種變化仍然是脆弱且可逆轉的。俄美雙方應當著手為他們未來的雙邊關係建立一個新的、更穩定且更可靠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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