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

論優績主義

2025年3月12日，“北京大學大講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邁克爾·桑德爾教授系列講座的第三講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秋林報告廳舉行。本次講座由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哲學系及外國哲學研究所共同主辦，並由哲學系長聘副教授陳斯一主持，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白彤東參加了對談。本場講座將目光投向現代社會最核心的分配原則之一——優績主義（meritocracy）。在這一充滿爭議的議題中，桑德爾教授不僅揭示了優績主義的內在悖論，更引導聽眾思考其對社會精神結構的深遠影響，並重新探討“成功”與“應得”之間的倫理辯證。

桑德爾教授以一個看似不證自明的問題開啟了思辨之旅——擇優選拔的原則是否真的構成了社會公正的基石？他以賽跑的隱喻展開論述：倘若社會競爭的起跑線真正公平，每一位競爭者都享有相同的資源、訓練與機遇，那麼，勝利者是否理所應當地“應得”成功，而失敗者則只能無奈接受自身的落後？即便假設最理想的優績主義體系，即所有外在不公皆被消除，所有競爭者皆享有完全平等的機會，勝利者是否仍然值得其成功？多數聽眾對此表示懷疑。一位聽眾指出，即便賽道平整、規則公正，競爭的結果依然受到偶然性的影響——一次突發的身體不適、一場不可預測的失誤，皆可能決定成敗。另一位聽眾則進一步追問，即便所有外在條件都達至完美，人與人之間的天賦差異依舊存在，而天賦本身並非個人努力的產物，而是某種偶然性的賜予。若成功的基礎建立於天賦這一不可選擇的因素之上，那麼，“應得”（deserved）這一概念是否仍然成立？

討論隨之從競爭拓展至財富的分配。桑德爾教授提出了一個富有爭議性的案例：一位全球知名的流行歌星是否理應比一位辛勤耕耘的高中教師賺取高達一萬倍的財富？這引發了聽眾的激烈討論。一位聽眾認為，泰勒·斯威夫特的音樂作品影響了全球數百萬聽眾，其市場價值自然而然地反映了其社會貢獻的廣泛性。然而，另一位聽眾對此提出質疑：金錢是否真正能夠衡量一個人的社會貢獻？一名高中教師的影響力雖侷限於教室，但其塑造的學生或許會對社會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從這一角度來看，市場回報未必能公正地衡量個體對社會的貢獻，而財富的分配是否應完全依賴市場邏輯，亦值得反思。由此，桑德爾教授進一步提出“天賦的道德偶然性”（moral arbitrariness of talent）的概念，即社會所推崇的才能並非超歷史的存在，而是隨時代需求而變化。例如，一位傑出的籃球運動員若生於文藝復興時期，其天賦或許毫無用武之地，而一位畫家若生於當代，則可能因市場需求的變化而陷入生存困境。因此，財富的累積並不天然具備道德正當性，而更多是一種歷史性的偶然。

然而，優績主義的隱患並不僅限於資源分配的不均，更深遠的影響體現在社會心態的塑造之上。當成功被界定為個人努力的結果，失敗便不可避免地被歸咎於個體的不足，進而加劇社會心理的分裂。一位學生分享了自己申請研究生失敗的經歷，並坦言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中，個體的焦慮不僅源自競爭本身，更來自社會對“成功”的單一價值定義。而另一位聽眾則指出，即便是成功者，也難以逃脫優績主義的桎梏。社會競爭永無止境，即便取得階段性勝利，也不過是通向更高目標的序章，個體始終處於下一場競爭的焦慮之中，無法真正獲得內在的滿足。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桑德爾教授強調，優績主義不僅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更在無形中侵蝕了共同體的紐帶，使個體的存在陷入孤立的境地。當社會中的成功者深信自己的成就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便難以理解、甚至忽視那些未能獲得成功者的境遇；而失敗者則在這一評判體系下，被貼上“無能”或“懶惰”的標籤，被剝奪了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勇氣與尊嚴。最終，一個被優績主義所主導的社會，或許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公平社會，而更可能是一個喪失共同體意識、缺乏謙卑美德的社會。在此意義上，他強調，人類社會所需要的，不僅是個人的成功，更是對共同命運的深刻認知，以及由此生髮的謙遜之德。當我們衡量個體成就時，不應僅僅關注他們的個人努力，而應看到他們所依賴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與歷史機遇。真正的公民身份，並非僅僅意味著個體的自由競爭，而意味著在共同體之中追求共同善（the common good）。唯有當個體不再被勝負邏輯所束縛，社會成員才能真正實現彼此間的責任與關懷，從而超越優績主義的窠臼，邁向更具包容性與正義感的未來。

在隨後的對談中，白彤東教授首先對桑德爾關於優績主義的批判表示認同，並進一步指出，全球化時代的政治話語不斷宣揚教育作為社會流動的通道，但現實卻是，社會階層的躍升通道愈發狹窄，未能躋身精英體系者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籤，並被要求為自身的境遇承擔全部責任。這一邏輯不僅為精英階層的自我正當化提供了道德依據，也使社會底層的痛苦被歸咎於個體的怠惰與資質不足，而非結構性的制度失衡。在他看來，這一思維模式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理解“工作的尊嚴”。在技術變革的浪潮中，自動化取代了大量藍領工人的崗位，而他們失去的，不僅僅是經濟來源，更是社會身份的承載與人生意義的基石。面對這一現實，一部分群體選擇消極抵抗，沉溺於無所作為的狀態，另一部分群體則訴諸集體行動，如近年來港口工人罷工，以抗議自動化對勞動價值的侵蝕。然而，這種抵抗方式本身亦折射出現代社會的深層困境：技術究竟應當解放人，抑或只是資本用以壓縮勞動力成本的工具？

在這一背景下，白彤東教授進一步引入儒家思想，提出一種儒家賢良政治作為替代性方案。他強調，在儒家政治哲學中，真正的“君子”不僅依賴才幹，更必須具備對天下蒼生的關懷之心。相比西方優績主義以個體競爭為核心，儒家政治思想更加強調統治者的道德義務與社會責任。在這一框架下，精英的合法性不應僅建立在才智與效率之上，而應以其對社會整體福祉的貢獻為標準。這一理念催生了一種“同情心的優績主義”（compassion-based meritocracy），即真正的精英並非孤立的勝利者，而是能夠承擔社會責任、關切公共福祉的“有道之人”。若社會的統治階層能夠意識到自身成就的偶然性，並將其轉化為服務社會的動力，優績主義或許能夠擺脫叢林競爭的冷漠邏輯，轉向一種更加溫潤、富有人文關懷的社會治理模式。

由此，白教授進一步對桑德爾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桑德爾所倡導的社群理念，依賴的是一種以地方性共同體為基礎的民主理想，但現代社會的基本現實是一個以陌生人社會和官僚體制為核心的複雜系統。在這一體系下，個人的社會關係已被高度抽象化，國家治理依賴法律、行政與市場規則，而非地方性社群紐帶。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地呼籲“重建共同體”未必能夠解決現實問題，因為現代社會的運作邏輯已遠遠超出了傳統地方性社群的治理模式。例如，在古代雅典或羅馬共和國，小規模社群政治或許可以透過公民的直接參與維繫運轉，但在現代國家中，公共決策的複雜性、技術官僚體系的運作，以及社會成員間流動性的增加，使得這種直接民主模式難以適用。因此，他認為，桑德爾對社群主義的浪漫化設想，未必能夠真正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與其試圖復興社群主義，不如在現代制度框架內探索新的公平機制，例如財政政策的改革，使得教育資源能夠在公立與私立體系之間更均衡地分配，確保社會真正的開放性，而非僅僅是形式上的機會平等。

對此，桑德爾教授回應道，社會的核心問題並非如何遏制技術進步，而在於如何引導技術的發展，使其不僅僅是削減勞動成本，而是增強勞動者的能力。技術的應用方式並非不可更改的宿命，而是資本與政策博弈的產物。在當前資本主義體系下，新技術往往被設計為取代低技能勞動者，以提高資本收益，而非最佳化社會整體福祉。然而，技術完全可以被引導至另一種發展路徑，即提升勞動者的生產力，使他們成為技術進步的受益者，而非犧牲品。歷史上，美國19世紀的“勞動騎士團”便曾提出，在工廠設立閱讀室，使工人在休息時能夠學習和思考，而非僅僅被消耗於機械性的勞動。這一傳統表明，真正的勞動尊嚴不僅關乎收入，更關乎個體是否能夠在思想與實踐中獲得成長，從而實現更高層次的社會參與。若技術的最終目的僅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忽視人的主體性，那麼技術所塑造的社會秩序終將是冷漠的、剝奪個體尊嚴的。真正的社會進步，不應僅僅體現在少數精英的成功，而應當鐫刻在全體社會成員的福祉之上。倘若高等教育成為體面生活的唯一門檻，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便註定被排除在“成功”的定義之外，這不僅會加深貧富鴻溝，更將導致社會內部凝聚力的瓦解。

針對 “同情心的優績主義”，桑德爾部分認可其強調精英社會責任的立場，但同時指出，僅憑道德感召不足以克服根深蒂固的社會不平等。若缺乏制度性的保障，精英階層不會自動放棄自身特權，也難以真正承擔扶持社會弱勢群體的責任。儒家賢良政治固然強調統治者的道德理性，但現代社會已不同於前現代的倫理共同體，僅憑精英的自覺並不足以保障社會公正。真正的變革應超越依賴精英自律的道德框架，建立更具制度約束力的社會機制，使普通勞動者能夠真正擁有話語權，成為公共決策的主體，而非僅僅仰賴精英的施恩。關於社群主義，桑德爾承認，現代社會的規模與複雜性已使古典社群倫理難以直接適用。傳統的儒家社群依賴血緣與鄉土關係，而現代社會則由陌生人網路和制度性規則所維繫，僅憑社群情感紐帶已不足以支撐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結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社群主義的理想必須讓位於市場邏輯或國家權力，相反，它應當在現代制度框架內被重新塑造。真正的公共精神並非迴歸前現代的城邦社會，而是透過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的重建，使民主不再淪為精英的特權，而成為所有人的共同事業。

桑德爾強調，平等不僅僅是賦予個人競爭的機會，而是確保所有人——無論其職業為何——都能在社會中獲得尊嚴與價值。這意味著，我們不僅需要重新思考成功的標準，更需要構建一種更廣義的公民教育，使所有人，無論其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都能夠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共識。或許，社會的終極目標不在於製造更多的贏家，而在於創造一種更具包容性的社會結構，使每一個個體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並在其中實現自身的價值。如果優績主義的最大缺陷在於製造“應得感”與“失敗感”的對立，那麼克服這一缺陷的關鍵，便在於重新發現一種更深層次的公共精神——一種植根於對共同命運的理解，而非基於成就的傲慢與偏見的公共精神。

在講座的最後，陳斯一教授主持了現場師生的互動提問。一位學生提出了一個關涉現實社會公平的重要問題：在優績主義邏輯主導的社會秩序中，那些未能在競爭中勝出的“普通人”該如何自處？社會變革往往緩慢，個人是否只能被動忍受現狀，靜待社會結構自我修正，期待佔據優勢地位的精英階層在道德覺醒後施以仁慈？然而，這種消極的等待是否本身構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優績主義——即賦予勝者以決定社會正義的道德權力，使公平的實現不再是全民共塑的事業，而成為精英群體的恩賜？

對此，桑德爾教授作出了回應。他強調，歷史上任何社會正義的進步，從未單純依賴於精英的自我覺醒，而是建立在普通民眾的自我組織、公共參與與道德實踐之上。推動社會邁向更大平等的關鍵，不在於等待特權階層的恩惠，而在於公民自身的政治行動。他援引1968年馬丁·路德·金在田納西州對罷工工人的演講，強調勞動尊嚴的重要性：“清潔工的勞動，與醫生的工作同樣重要。如果垃圾得不到清理，疾病便會蔓延。”在這裡，勞動的價值並非由市場邏輯所界定，而是一種道德義務的體現。社會應當給予所有勞動者以應有的尊重，而非僅以經濟收益為唯一衡量標準。這不僅是對罷工工人權利的肯定，更是對社會整體價值觀的呼喚——重建對所有貢獻的尊嚴認同，使社會運作不再僅僅依賴功利性的競爭法則，而能體現更深層次的倫理關懷。

另一位學生則提出了更為複雜的問題——在意識到優績主義競爭體系的缺陷後，有些人選擇主動掙脫其邏輯，卻在脫離之後陷入虛無主義，喪失了方向感。他們質疑原有的成功衡量標準，卻未能找到新的價值依歸，最終陷入對社會意義體系的徹底否定。這種現象不僅發生於青年群體，許多退休人士在脫離職業體系後亦常常感到無所適從。那麼，在反思優績主義並試圖超越其侷限性時，個體應如何避免滑入虛無主義的深淵？批判現有體系與完全否定社會秩序之間的界限何在？

桑德爾教授指出，這種精神危機正是當代社會面臨的最深層挑戰之一。隨著公共生活的空洞化，人們愈發難以找到超越市場邏輯的價值依歸。在許多國家，社會治理的核心指標被簡化為GDP增長，而物質繁榮被誤認為是最終的社會目的，而非實現人類尊嚴與共同善的手段。然而，如同個體在獲得經濟成功後仍可能感受到存在的虛無，人們在競爭體系中獲勝後，亦往往發現勝利本身無法提供真正的滿足。因此，社會需要重建一種超越市場導向的公共價值體系，使個體的意義感不再被經濟產出或社會排名所決定。然而，這種意義的重建既非市場所能賦予，亦非技術進步所能提供。科技雖可成為社會發展的工具，但它無法自動賦予人類生活以方向。同樣，優績主義的競爭模式不僅未能填補社會意義的空缺，反而持續瓦解人們對共同體的歸屬感，使公共生活日益碎片化。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哲學的公共使命——不僅要問“何為正義”，更要追問“何為有意義的生活”。只有在這些問題的共同探問中，社會才能重塑價值體系，使其不僅僅是經濟運轉的機械體，而是一個具有共同目標與道德紐帶的生命共同體。桑德爾分享了他在巴西貧民窟的一段經歷。在里約熱內盧，他遇見一位名叫費爾南多（Fernaldo）的青年拾荒者，直到25歲才學會閱讀。他的哲學啟蒙始於一次偶然的邂逅——在一堆被丟棄的垃圾中，他拾到了一本破損的書籍，竟是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的申辯》。書的主人是一位退休的哲學教授，他注意到費爾南多的求知慾後，引導他學習哲學。自此之後，費爾南多不僅學會了閱讀，更成為了社群的思想啟蒙者，組織討論，引導鄰里思考正義、共同體與生活的意義。這一經歷映射出哲學的真正使命：哲學不應僅是一門學院內部的學科，而應成為社會公共討論的一部分，成為每一個公民得以參與、共同塑造社會的智慧工具。

桑德爾教授最後表達了對現場聽眾的由衷敬意。他不僅被學生們流暢的表達能力所折服，更被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勇敢的提問及對公共事務的關注所感動。他指出，這三場講座展現的不僅是一場學術討論，更是一種真正的“公民參與”——一種理性而深刻的公共對話模式。在當前全球政治日益分裂的背景下，這種基於哲學思辨的公共討論精神尤為珍貴。他進一步強調，真正的哲學精神不應囿於象牙塔之中，而應深植於社會現實，在共同生活的探索中尋找可能性。如同蘇格拉底時代的廣場（Agora），理性討論不應僅屬於學院，而應成為社會結構的核心部分。真正的社會變革，並非由少數精英推動，而是依賴於所有公民的共同思考與共同行動。唯有如此，我們方能超越優績主義的桎梏，在公共生活的再創造中，塑造一個更具人文關懷、更具道德厚度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