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許準
蛇年農曆春節期間，我在網上看見了麥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去世的不幸訊息，這無疑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界的重要損失。馬克思主義研究和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一般性社會科學研究在二戰之後的東西方都曾經出現了數十年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世界社會主義取得重要進展的1950-1970年代，出現了一批核心的馬克思主義論著，當代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還在很大程度上屬於這一波熱潮的延續，而布洛維最重要的工作就孕育於這個時代。
麥克·布洛維
在幾年前，另一位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埃裡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也去世了。這兩位學者是同年（1947年生），在這裡講述年齡，不是閒筆，而是要特意指出他們所處的特殊歷史時刻。從馬克思的年代開始，每二三十年都會出現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但是由於所處的時代不一，他們想做的和能做的事情就會有相當的差別。在他們之前一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比如經濟學界的斯威齊，歷史學界的霍布斯鮑姆，經歷了大蕭條和二戰，其學術的主要形成期是資本主義處於防守態勢的情形下。但布洛維、賴特這一代學者，其思想學術成長於1970年代，其實是攻守轉換的當口，60年代的浪潮已經要過去了，而在其走入學術成熟時期的時候，已然世殊事異，社會主義遭受挫折，資本主義也隨之變得愈加保守腐朽。
埃裡克·奧林·賴特
在學術風潮來的時候，跟著走是容易的，於是乎在1960、1970年代，不論陣營，似乎無處不談馬克思。但是到了1980年代以後，風潮一變，很多人也馬上跟上新潮流，自我洗腦去了，甚至有的人要痛悔前非，覺得自己作為書生上了當。所以，布洛維這一代學者，能夠在這之後還提馬克思主義傳統，這本身也是貢獻。
毋庸諱言，這種時代的變化畢竟是強有力的，人終究不能擺脫自己的社會關係，對於這些在精英高校任教的學者來說也是一樣。正如下面要闡述的，儘管這些學者還願意繼續在馬克思主義傳統裡面寫作，但80年代以後的大環境也的確影響了這批學者的思想發展。
在賴特去世的時候，布洛維給他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叫“兩個馬克思主義的故事”（A tale of two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2020）。我們不妨就從此處入手，來談談所謂兩個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所謂兩個馬克思主義，其實形容的就是在舊的歷史條件下生長出來的批判性學說的普遍境況：一方面，這樣的學說必須對當下的社會關係進行科學的分析，另一方面，這樣的學說也還得告訴我們怎麼從當下走到未來那個更好的社會。在布洛維引述的美國社會學家Alvin Gouldner的論著中，頭一種被叫做“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而後一種則是“批判的馬克思主義”。
對現有的社會關係進行分析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專利。各門各派的學說實際上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只不過抽象的立場和方法各有不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跟一般庸俗學問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把握住了科學分析中的矛盾關係。拿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為例，他們的筆下，社會結構可以如此去分析：“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
我們還能順著馬恩的話繼續：“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的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僕、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
如果一位學者的工作就是尋找無窮的數字和案例來分析在某個國家某個時期有多少個層次，裡面又有著多少大小人物的悲歡離合，那麼無疑可以在學術界端上飯碗了。但是這種工筆畫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興趣所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也並不是到此為止了，而是要關注結構當中的矛盾，以及矛盾鬥爭中出現新的變化——“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由此，馬恩開始進入對於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描述分析。
通觀《共產黨宣言》，其中既有對於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析，又有在19世紀中期應該如何推動社會主義的具體方略。所以哪怕從一開頭，“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和“ 批判的馬克思主義”這兩者本來也是相輔相成的。
布洛維提到在1970年代（或者任何革命浪潮的時代），兩種馬克思主義是統一的，但是之後這兩者就分開了。這種分割是怎麼出現的呢？布洛維沒有解釋，原因其實並不複雜。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經典分析當中，他們“科學”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對於現代社會生產關係的把握，而一旦把握主要矛盾，就能夠進而分析出在改變舊的生產關係的過程中，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由此也就能夠得到可靠的政治路線和策略，來切實推動改天換地的鬥爭，這也就進入了“批判”的領域，而每一個階段的具體分析使得策略得以不斷的調整，最終的目的則是建立新的社會。
在1960、1970年代的時候，賴特、布洛維這一批青年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正如最開頭提到的，他們曾經見識過資本主義退守陣地的階段，什麼東西的發展都似乎能潛在地給資本主義的滅亡挖一個坑。所以，對當時美國或者任何地方的客觀分析，無非都是在指向激進變革的可能性甚至是實際政治策略，“科學”與“批判”就能自然統一。
話雖如此，我想，不管對賴特還是布洛維，這樣的統一其實從一開頭就不容易。
這是什麼意思呢？布洛維成名作可能是1970年代末發表的《製造同意》，研究的是資本如何有效地統治勞工。這裡面的關係刻畫的是一種有些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裡面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鬥爭關係，布洛維特別強調這種統治和剝削沒有工人的某種參與和同意也是實現不了的。有點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意思。
此處不是詳細評價布洛維學術貢獻的地方，不過這種對於被壓迫一方“同意”的基本邏輯，其實從布洛維早年的第一本學術著作，也就是他研究尚比亞獨立後的礦業裡面就展現出來了。布洛維認為很多殖民時期的特徵在獨立之後還是延續下來了，這其實也就對尚比亞民族政府的獨立發展道路提出了質疑。他進而認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也有某種“同意”關係，而這種“同意”塑造了獨立後的政治經濟秩序。
布洛維的觀察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老爺們總有幾個家生的忠僕，殖民者手裡掌握大批買辦，跟著西方走的心理也無異於某種思想鋼印。但是把這種現實中的抗爭和20世紀偉大的民族解放，敘述為某種殖民秩序的延續，甚至強調殖民秩序的某種“同意”關係，這又容易要走向另一面。
這種思考裡，資本主義堅韌無比，壓迫關係裡面簡直上下同心，現實的民族政府也似乎不比之前（殖民者）更好。一旦在所謂的“階級分析”裡面看不到主要矛盾，鬥爭，以及新的力量，看起來是特別具有批判性，但其實是有些絕望的，容易喪失從“科學”走向“批判”的能力。
在另一方面，賴特早期研究美國的監獄，後來主要關注階級分析。在70年代末期發表的最早的一本主要著作裡（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New Left Books），他精到地分析了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結構和政治經濟危機。作為結論，他認為，在美國這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給定當時階級構成，社會主義革命不太能發生，那麼社會主義者能做什麼呢？就是利用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制度來儘量削弱資產階級國家，以待未來。賴特的清醒之處，就是明確知道資產階級國家不能直接為社會主義所用，期待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空想，因此，削弱資產階級國家已然是賴特能看到的最切實的路線。
比起布洛維一度把希望放在波蘭團結工會，賴特的政治眼光可能更成熟一些。但是不管如何，他們都很難在現實中看到發展社會主義的路徑。如果說賴特還期待著西方左翼政治力量能夠靠民主制度削弱資產階級國家，那麼到了80年代以後，全世界右轉，布洛維的期待（團結工會）和賴特的期待（削弱資產階級國家），都喪失了條件，那麼對於他們來說，下一步能往何處？
在這種條件下，這一批學者一方面不那麼看重實際的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裡面的根本性變化，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還遠遠提不上日程。因此“科學”與“批判”就不得不分離，如果他們乾脆拋棄馬克思主義，那麼也不用去提什麼新社會，只要搞搞學院社會學即可，可他們又不願意這樣做，因此只能去研究“現實烏托邦”來作為批判，其實就是要保持對於新社會的想象力，這就不得不陷入到某種“空想”當中去了。
問題也就在此處。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整體，一旦在分析當中把馬克思主義硬生生地切出了“空想”和“科學”兩半，那麼任何一半都很難稱為馬克思主義，而是會氧化成為某種另外的東西。
賴特在1980年代以後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跨國的定量階級分析。這種經驗主義的工作本身已經遠離他70年代的初心了，何況這樣的研究最後也沒有什麼有趣的結果。他之後開始投入到所謂真實烏托邦的工作，在現實世界中研究整理超越資本主義的案例，包括員工持股、社會分紅、基本收入等等。這是他在堅持自己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整體性的努力，就是在“科學”之外，依然還在努力做“批判”類的工作，儘管已經從70年代一退再退。
布洛維則在本世紀推動了所謂公共社會學的傳播，強調學術與政治社會議題的關聯（尤其是保衛所謂市民社會），這種學術研究其實也就是他的“批判”類的努力，只不過在社會主義這個方向上更加不明顯。這樣的工作也跟馬克思關聯不大，這也許就是他後來轉向波拉尼、中早期的杜波伊斯那裡去尋找新啟示的原因。
布洛維曾評述，賴特從開始想用馬克思主義改造社會學，最後其工作反而逐漸發展成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其實這樣的分析也可能適用於他自己。就事論事，這些後來的社會學研究工作是有用的。然而，對於這些試圖在馬克思主義傳統裡寫作的人自身來說，恐怕又是遠遠不夠的。恩格斯寫過傳世名篇：《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只要還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誰願意從科學到空想？
說了這些，目的不是要批評這些已經逝去的學者。布洛維和賴特這些學者，在很不利的歷史條件下堅持下來，而且留下了一批值得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閱讀討論的著述，這已經難能可貴。我基本沒有提到他們個人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當中遇到的挑戰。其實這個反倒是最容易想象的。從工作環境來說，雖然他們都曾在頗有名望的院校任教，也不用擔心丟工作，不過在學術界的人就知道，做少數派什麼時候都不容易，何況孤立無援的學院小環境也是痛苦的來源。我沒有個人接觸過這兩位學者，也許布洛維所在的伯克利相對好不少，可我的確曾經聽說，賴特在其生前工作的威斯康星大學社會學系是頗為孤獨的。
我們可以重溫馬克思的那句老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況且，我們早就清楚，“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在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我們隔布洛維、賴特當時面臨的轉折點又已經過去了40年。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這樣的變化在加速進行中。可以說，第三條道路早已覆滅，資本主義內部的各種改良的希望渺茫。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勢力明顯下滑，而全球南方勢頭日漲，這些世界的大變局在催生著新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在這樣的探索當中，馬克思主義者有希望能夠統一“科學”與“批判”。不管寄身在哪個學科，希望有一個更好的世界的人都還面臨著重要而艱鉅的工作。我想，必須得是這樣的探索努力，才是對布洛維和賴特這一代傑出學者的真正紀念。
2025年2月，《共產黨宣言》發表177週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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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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