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漢全
來源：《歷史評論》2025年第3期
新文化運動興起以來，對其內容、性質及歷史作用的認識言人人殊。其中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多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中國的文藝復興”。1919年初，傅斯年等創辦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新潮》，在胡適影響下，雜誌以“The Renaissance”（文藝復興）為英文名。胡適在同年11月撰寫《新思潮的意義》，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對舊文化要“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最終目的是“再造文明”，再造文明或解放改造都是“一點一滴”進行的。隨國民黨敗退臺灣後，胡適以“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為口述自傳第八章標題，將“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之說理論化，在不同場合反覆聲言新文化運動實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此說影響甚廣，但其“以西釋中”的認知模式具有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無法準確反映新文化運動興起和發展的現實邏輯和歷史實際，更刻意遮蔽和否定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運動走向馬克思主義的突出特點和歷史性選擇。
14—16世紀發生在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與1915年以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為發端的新文化運動，植根於各自特殊而具體的歷史環境、條件和需要之中。“中國的文藝復興”說試圖“以西釋中”，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過程中常見的認知方式。但這種方式及其結論脫離近代中國歷史情境，不能解釋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歷史邏輯。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新文化運動興起的重要背景，是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但其成果被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以帝國主義為靠山的北洋軍閥竊取。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反思總結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嘗試彌補辛亥革命只在表面上建立一套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卻未能在思想文化層面充分啟蒙、動員人民大眾的缺陷。這場文化運動的開展，標誌著近代以來中國人對救亡圖存道路的探索，已從“器物上感覺不足”、“制度上感覺不足”發展到“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中國的先進分子認識到，要想真正改變中國命運，必須摧毀封建思想文化枷鎖。運動初期，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成為運動的有力武器。如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所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對比而言，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鬥爭物件是天主教封建神權及其思想控制，未發展到反對封建政治制度、建設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階段；由於沒有足以完全取代天主教文化的文化體系，時人主張返歸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文學藝術，從中汲取資源，以“復興”為標榜。兩者雖都是反封建的思想解放運動，但鬥爭物件、思想資源和歷史邏輯並不一致。
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根本原因，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新文化運動反對封建禮教、提倡民主科學的思想主張，直指北洋軍閥的“尊孔”復古、專制統治和帝制復辟活動。由於各派軍閥以帝國主義列強為靠山，特別是袁世凱和張勳的復辟活動背後有日本、德國等帝國主義列強支援，反對封建舊文化因而也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意義。新文化運動衝破封建思想束縛的要求，極大鼓舞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推動捍衛山東主權、反對北洋軍閥賣國行徑和帝國主義分贓會議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徹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又推動先進知識分子認清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本質。新文化運動因而走向深入，拋棄資本主義的救國方案、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進行根本社會改造成為進步思想主流，進而孕育中國共產黨和“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新文化運動雖然未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但毫無疑問是近代中國追求民族獨立、擺脫半殖民地境地歷程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與外來侵略問題並無直接關係，將新文化運動比作文藝復興，實是閹割其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歷史內涵。
簡而言之，把新文化運動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完全無視新文化運動與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務的內在關聯，毫不尊重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體性和內在邏輯，是機械套用西方歷史發展模式來理解、衡量、裁剪近代中國歷史程序。
胡適將新文化運動視作“中國的文藝復興”主要有兩大理由，一是文藝復興運動期間存在“對新語言、新文字、新（文化交通）工具——也就是新的自我表達的工具之需要”，“促使現代歐洲民族國家之形成”。而新文化運動特別是文學革命，是“對一千多年來所逐漸發展的白話故事、小說、戲劇、歌曲等等活文學之提倡和復興的有意識的認可”。兩者都使用了新的語言工具。二是文藝復興和新文化運動都“把個人從傳統的舊風俗、舊思想和舊行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了他自己的獨立自由的人格；維護了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即兩者都推崇個人解放、個性解放。但從根本上說，文藝復興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遵循不同的歷史邏輯，形式上的相似蘊含著不同的歷史意義，主張上的相似是片段式而非整體性的。
從形式上說，文藝復興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文學創作都使用了“新”的語言工具，分別是“方言”即各民族語言文字和白話文，都具有反封建的意義。但白話文與文言文基本是口頭語與書面語的關系，歐洲各民族語文與拉丁語文的關係則要複雜得多。使用“方言”進行創作不僅意味著反對籠罩整個歐洲的封建神權，更意味著此時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正在逐漸形成，語言文字是區分不同民族的標誌。而新文化運動時期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主要是因為封建式的文體同樣束縛思想、壓制革新和創造，但無區分和建立不同民族國家的含義。中國現代國家的建立路徑，也不同於西方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兩種“新”語言工具的歷史意義不能等同。
從內涵上說，新文化運動初期的確與文藝復興運動一樣追求個性解放，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十月革命勝利和五四運動爆發，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存在難以調和的內在矛盾，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中國必須以新的革命方法挽救民族危亡，廣大工農群眾擁有掀起社會革命的偉大力量。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化運動已經不侷限於個性解放，而是“一切學術思想，都很明瞭地要轉變到社會本位主義”。陳獨秀於1920年發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一文，不僅重申民主和科學的精神，而且要求新文化運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關注“三件事”——“要注重團體的活動”，“造成新集合力”；“要注重創造的精神”，“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即要從資本家的奴役下解放勞動者、消滅帝國主義戰爭與軍閥政治。也就是說，個人從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後，不必迷信“個人解放—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既有方案，而要探索真正適合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道路和指導思想，以新的組織形式凝聚力量；新文化運動不能停留于思想文化學術層面，必須積極關注和研究社會生活的實際狀況，向根本改造社會的革命實踐發展，推翻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
新文化運動初期，陳獨秀等《新青年》同人曾有“不談政治”的表態，實指不與北洋軍閥同流合汙，不意味著完全摒棄政治經濟方面的主張和行動。1918年7月，陳獨秀批評“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何必談甚麼政治”的觀點，認為政治改革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根本問題”。1918年12月，《新青年》同人的中堅——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創辦《每週評論》，積極關注國際政治形勢和國內政局演變，反對列強強權政治、人種歧視和軍閥“把持政權”。新文化運動與現實革命鬥爭更加密切地配合，助推五四運動爆發。而“文藝復興”以文學藝術為主要領域，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精神，強調個人解放而未全面深入具體的政治社會實踐。“中國的文藝復興”說，顯然是一個無法涵蓋新文化運動整體過程和內涵的片面比附。
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向縱深發展的關鍵節點，而胡適在完善所謂“中國的文藝復興”說時，試圖割裂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思想啟蒙與反帝救亡的內在聯絡，甚至違背史實貶抑《新青年》，刻意抬高《新潮》的作用和地位。如1960年胡適在訪談中稱，五四運動的爆發使得“我們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一個文藝復興運動，有的時候叫新思想運動、新思潮運動、新文化運動、文藝復興運動就變了質啦，就走上政治一條路上”。在自傳中，他將五四運動稱作“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援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幹擾”。他還貶低《新青年》的馬克思主義轉向，稱五四運動後，《新青年》“這個（傳播）‘中國文藝復興’的期刊，（在陳氏一人主編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漸變成一個（鼓吹）工人運動的刊物，後來就專門變成宣傳共產主義的雜誌了”，反而是“《新潮》雜誌，在內容和見解兩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他的根本用意，在於否定新文化運動後期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性選擇，否認資本主義道路在近代中國的失敗，攻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圖為1923年12月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在廣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封面。封面由瞿秋白設計，中心是監獄鐵窗，但有一隻有力的手從中伸出，手上握著鮮紅綢帶，配有文字：“革命黨自獄中慶祝革命之聲”，象徵著中國共產黨不畏壓迫、堅持真理的堅定信念 資料圖片
五四運動後，跟隨十月革命和蘇俄所代表的新社會形態，走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新道路，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特點。新文化運動初期在批判封建禮教上具有較大共識的營壘，也開始發生明顯分化。1919年7月，胡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鼓吹“一點一滴”的改造，反對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反對根本的社會革命，以其為代表、堅持資本主義道路的群體也逐漸從新文化運動中退出並落伍於時代潮流。
歷史證明，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近代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弱小，民族資本主義不可能得到充分發展，資產階級共和國道路走不通，一點一滴的改良也是徒勞無功的。馬克思主義正因為能夠提供準確分析資本主義世界形勢與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有效組織和動員佔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工農群眾、有力連線個人解放與社會改造實踐的理論工具，適應了中國社會的客觀需要，“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絡”，才能在新文化運動期間紛繁複雜的“主義”和救國方案中脫穎而出，成為近代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實現徹底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胡適跟隨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需要抗衡“早期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等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基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歷史認識。他在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性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一黨專政統治下，依然對資產階級民主制抱有幻想，才在晚年不斷建構和完善“中國的文藝復興”說。胡適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論，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後來的“救亡壓倒啟蒙”論的“祖師爺”，後者繼承前者割裂政治運動與思想文化運動、個性解放與反帝救亡內在聯絡的特點。
歸根結底，“中國的文藝復興”說扭曲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本質，割裂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軌跡，否定運動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性選擇，逐步發展為貶低攻擊近代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工具，必須警惕、辨析和駁斥這一片面歷史認識。
作者單位：杭州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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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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