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教授在b站開設影片課程《戴錦華大師電影課：中國電影50部》的同時，也開設了專欄@戴錦華講電影，關注正在發生的、值得討論的話題。在2023年11月上線的一期答疑專欄中，戴錦華教授聊到近年國內觀眾在文化趣味上的轉移，並對上述問題進行了系統性的分析。在戴錦華教授看來，我們對國片和傳統文化的熱愛，以及對好萊塢的拒斥，不單純是一個文化價值的轉移。而電影是否能憑藉講述中國自己的故事具有國際競爭力，也不單純是一個由電影、民族文化、風格所能回答的問題。她說：“我們可以首先關心巨大的中國電影市場，關心巨大的潛在的中國觀眾，對我們自己講出中國的故事。”
本文整理自@戴錦華講電影 於2023年11月上線的答同學提問
戴錦華，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教北京電影學院電影文學系11年，自1993年任教於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現為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從事電影、大眾傳媒與性別研究。開設影片課程《戴錦華大師電影課：性別與凝視》《戴錦華大師電影課：中國電影50部》《戴錦華大師電影課：52倍人生》等。中文專著《霧中風景》《電影理論與批評》《隱形書寫》《昨日之島》《性別中國》《給孩子的電影》及《浮出歷史地表》（與孟悅合著）等；英文專著Cinema and Desire, After Post-Cold War。專著與論文被譯為韓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餘種文字出版。
答：我想這個問題當中大概包含了兩個層次。首先，這位同學在提問中做出了她的觀察，就是傳統文化、歷史故事、歷史典故開始進入到大眾文化的生產當中，而且這些產品受到了年輕觀眾的喜愛和追捧。
傳統文化受到青年觀眾的追捧
我認同於她的觀察，一方面我們會看到一個強有力的國家的政策傾斜和一個倡導和支援的趨向。另一方面，我們會看到年輕人，年輕觀眾，大眾文化消費的主流群體，他們的趣味確實發生了相當鮮明的改變。比如人們對好萊塢電影曾經那種絕對的擁躉和追捧的現象幾乎蒸發殆盡，而相反對於中國題材或者中國故事的那種熱情，在一個持續穩定的高漲當中。
一邊是中國崛起所伴隨的、帶有邏輯性的心理事實——伴隨著中國崛起，我們整個的自我感知和自我關注的程度在持續地加強，這是一個邏輯的，或者必然的心理變化。但另外一邊這其中又包含了當後冷戰之後都成為了過去，我們要加上兩個“After”，即After After Post-Cold War，在這樣的一個歷史過程已經發生的時候，事實上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正發生著巨大的轉變，而這種轉變，如果我們站在中國的主體位置上也可以描述為某一種惡化，當這種惡化發生的時候，我們這樣一個對國片，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對好萊塢的拒斥，恐怕就不單純是一個文化趣味或者文化價值的轉移，它本身也構成了一種現實回饋的姿態。而在這樣的一種現實回饋的姿態當中，我們如何延續“五四”一百年來中國現代文化的重要的傳統，就是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的勇氣，民族文化的反思精神，成為了一種新的議題，或者至少在我看來是一個我們應該珍視的歷史傳統和寶貴的歷史提示，這是我對第一個層面的回答。
越本土不一定越國際
而第二個層面就是，影視劇的改編是自覺地講述中國故事，那麼是不是越自覺，中國故事的主體意識越強烈，它就越具有國際競爭力？我恐怕很難用是與否，來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是比較文學專業在處理與中國文化、與國別文化相關的議題時的一個始終的謎題，一個始終的困境，就是是不是越本土就越國際，還是國際化意味著某一些具有通約性，具有普世性的主題。我們引申到中國崛起的今天，我們是否可以把這個問題增加一個新的面向，就是我們的努力是否正在賦予中國傳統文化以普世性，使之成為一個可以為人類所分享的思想和文化資源。
在這樣的一個思考路徑上，我說我不能簡單地回答這位同學所提出的問題——是不是越是中國主體自覺的，越是自覺地講述中國故事，它就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國際競爭力。原因在於文化交流、文化傳播、文化接受不僅在文化史和文化心理的意義上，始終伴隨著文化誤讀。而且這樣的一種文化交流始終不可能自外於國際政治、地緣政治，和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爭奪，以及他們的利益訴求，不可能外在於這些，成為一種純粹的、普世性的、人與人之間的，人類之間的交流，這是我們的理想和夢想。但在實踐當中，它永遠被政治、經濟實踐所滲透，它永遠被利益集團的暴力所幹預。
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具有中國主體自覺的中國故事，而且是經由中國式的審美，中國式的造型元素包裝的影片，是否就更具有國際競爭力，理論上應該是的，因為我們拿出了一些不一樣的，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但是事實上它是否更具有國際競爭力，取決於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文化，對於差異性的中國表述的內在需求，和他們的內在渴望程度。
如果他們渴望，我們前面的表述就成立。如果他們基於種種原因對我們採取一種敵意的和拒絕的姿態，所有凸顯的中國元素甚至並非中國式的中國元素，都可能成為他們拒絕我們的作品的理由。比如說這樣的表述會被描述為中國文化擴張，會被描述為中國的文化侵略或者文化野心。比如張藝謀的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是為好萊塢的電影觀眾所獲知的，但是他們卻拒絕了《金陵十三釵》的美國發行，以致於美國的一線明星克里斯蒂安·貝爾，因為主演了這部影片，一度在他的產業結構當中陷於某種困窘和尷尬。
電影《金陵十三釵》(2011)
這就是我所討論的講述中國故事，中國文化自覺，中國元素，是否一定賦予中國影視作品更強的競爭力，這個問題無法單純地予以回答，它必須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情境之下，在一個特定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接受心理的這種角力和博弈當中，才能夠予以具體的回答和考察。我帶有一點保守主義色彩的回答是，我們不論是講述中國故事，還是拍好中國電影，我們大概首先關心我們巨大的中國電影市場，我們巨大的潛在的中國電影觀眾。如果我們首先對我們自己講出我們自己的故事，我想它的豐富性和它的市場潛力，某種意義上對於今天的中國電影現狀來說已然足夠。儘管電影從來都是國別的，但從來都不是國別的，電影永遠在渴望著它的區域市場，渴望著它的世界市場。因此電影是某種廣義的世界語，但是與此同時它始終被鎖定在與民族國家相繫結，與民族國家的政治命運、歷史命運、世界命運相互關聯，所以這就不單純是一個由電影，由民族文化，由風格所可能回答的問題。不知道我是不是歪批了這個問題，不知道在回答過程當中是不是完全地歪樓，但是謝謝同學提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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