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社會批判傳統,是韓國電影人狂飆20年的重要動力

據韓媒報道,韓國影視界12月7日發起聯合宣告,要求罷免並逮捕總統尹錫悅。導演奉俊昊、樸贊鬱等2500多名電影人參與了此次宣告
近年來,韓國電影人的作品呈現全面起飛的態勢,在世界各大電影節上斬獲多項大獎。無論是爆米花電影,還是針對社會議題的嚴肅影片,都表現得十分成熟。韓國電影的國際位置是從何時開始確立的?為何能形成全面起飛的態勢?我們究竟應向韓國電影學什麼?
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教授在2022年錄製的一期答同學提問中,聊到韓國電影發展的態勢,並對上述問題進行了全面而細緻的分析。在戴錦華教授看來,韓國電影形成全面騰起的態勢是一個頗為漫長的過程,並非因為它獲獎、引人注目了,才了不起。她說:“韓國電影沖刷國際電影節、衝擊好萊塢的勢頭恰恰因為韓國電影原初的設定,不以國際拿獎為目標,而是遵循電影表達現實的初衷,以自身電影與現實,以電影產業與觀眾對話,來作為他們的原初物件。”
本文整理自@戴錦華講電影 於2022年07月更新的答同學提問
ID“風魚雷電”的同學提問:戴老師,2022年的戛納電影節上韓國電影出盡風頭,近年的世界各大重要電影節的獎項上,韓國電影也大有收穫。我個人覺得他們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就算不是藝術片,商業型別片也做得很成熟。網上有人說,不能以西方電影節作為唯一的評判標準。不知道您平時關注韓國電影嗎?這幾年韓國電影的變化怎樣看待?東亞電影走入歐美電影市場這件事您是怎麼看的?
2022年,樸贊鬱(左)和宋康昊(右)在第75屆戛納電影節上的合影
:這是個好問題,但我坦率地說這個問題提出得太晚了。韓國電影早在它被國際電影節授獎、被好萊塢關注之前,已經形成了一個全面起飛的態勢。而且它的這種態勢不是以藝術電影在國際電影節得獎,或者說它們的重要導演被好萊塢青睞的方式形成的,而是它在韓國電影工業自身、在韓國電影市場自身形成了一個越來越全面、越來越強大的生產機制、生產能力和創造力。
我記得在10多年前,我和影界的朋友、業界的朋友說,“你們看到沒有,韓國電影人的野心可不是一個韓國電影自身崛起的訴求,也不是一個國際得獎的訴求。”我說,“韓國電影人已經清晰地看到了好萊塢的頹勢,他們有極大的野心要取而代之。我們看到韓國在它本土的電影產業中開始製作曾經被認為是美國好萊塢特權的型別電影,而且製作出了水準,同時這種水準又建立在它和好萊塢從內容到形式的差異性上。”那個時候我非常強烈地感覺到了這樣的一個特質。
而在那時全面崛起的,在電影的工業規模、資金規模,都大大地超過了韓國的中國電影業,不光沒有生出這樣的野心,我們還相反——我特別不喜歡電影創作會上的一個說法,就是說“對標哪部電影”。大家都明白這句話一說出來,就是指我們的這部電影想仿效哪一部好萊塢,我們想達到哪一部好萊塢的形態或者高度,或者商業奇蹟。
我想這個時候我們太沒有野心了,我們太不張狂了,我們太沒有主體性了。我在此並沒有廣義地討論所謂崇洋心理,或者民族自尊,我覺得提出這種問題有點上綱上線了,有點脫離問題的基礎了。我只是在影界整體的心理狀態,影界對自己的區域市場和全球市場的意義上說,至少十多年前韓國影人已經明確地表達出了他們的這種勢頭。
所以先是像《恐怖直播》(2013)《流感》(2013)《南山的部長們》(2020),這種韓國的電影在韓國本土,在亞洲,在國際上開始流行。然後才有《寄生蟲》拿下了歐洲A級國際電影節大獎,同時拿下了好萊塢最佳影片、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外語片。

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是奉俊昊《寄生蟲》的成功。因為我認為他的影片在奧斯卡拿下大滿貫,是奧斯卡內部危機的結果,而不是影片自身成就的結果。

但是《寄生蟲》的全球風靡卻毫無疑問是這部影片自身成就的結果。所以韓國電影一邊有我熱愛的導演、亞洲藝術電影大師李滄東的《燃燒》這樣的藝術成就,一邊有我們看到的那種商業成就、雅俗共賞的成就,還有韓國電影處理、直面韓國甚至全球社會問題的成就。
此外,我想做一點多餘的補充,就是在韓國電影這樣一個累積多年,現在全面騰起的勢頭旁邊,請大家不要忽略日本電影新浪潮,這不僅是是枝裕和,而且是濱口龍介,以及濱口龍介近旁的一批年輕人創作的勢頭。

所以,我們置身在東亞,我們鄰國的年輕導演們、不同代際導演們的勢頭,是以整個電影的龐大產業基礎、硬體基礎,相匹配的一種狀態。而我們中國電影需要去匹配的是,我們的電影文化,我國的電影原創性,我們真正的那種電影主體。

最後,韓國電影最終衝擊好萊塢、沖刷國際電影節,我以為剛好是因為在他們電影原初的設定並不以國際拿獎,並不以好萊塢的褒揚作為他們的目標物件。他們以自身的電影表達,以自身電影與現實,以電影產業與觀眾的對話,來作為他們的原初物件。   
在這裡我不能不說,韓國曆史所形成的韓國的反美傳統,韓國的社會批判傳統,韓國的、共享的、廣義的左翼立場,事實上是韓國電影業內在的,也是外在的一個重要的動力。它使得韓國電影人沒有那種內在的膜拜,沒有那種內在地把對方的強勢和威壓變成自己的恐懼,或者自己仿效物件的那種心理構成。所以當他們開始起勢的時候,一邊是大膽地借用好萊塢獨有的那些特權的東西,而另一邊是它的原創力是在一個噴發和自然流露的狀態當中。   
在這個意義上看,這不是一個因為它得獎了,所以我們才說韓國電影了不起,而是一個頗為漫長的過程。如果一定要往前追的話,我甚至要追到韓國電影人發動光頭運動,確保四分之三銀幕在韓國電影市場當中。
從韓國電影人主動狙擊好萊塢,確保本土電影的額度,到他們自如地、坦率地說,“不用保護制度了,你開放吧”。我記得當時問李滄東導演,我說,“這不是新的危險的到來嗎”。他說,“不怕,因為我們已經可以在市場意義上去戰勝他們”。這個對話發生在20年前。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曠日持久的積累和堅持,也是一種內在自信的結果。

總體說來,我的電影趣味使我不可能是一個韓國電影迷,或者韓劇迷。但是近年來我最迷戀的電影篇目當中包含兩部韓國電影,一部是《燃燒》(2018),一部是《茲山魚譜》(2021),我真的非常喜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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