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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平衡被打破，難有人能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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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大戰中，普通人救命治病的“藥”也難倖免。
短暫“豁免”之後，4月9日，特朗普稱將對藥品徵收關稅，以迫使製藥公司在美國開設工廠，因為美國是“最大的市場”。可見，美國民眾將要面臨的藥物短缺、藥價上漲，並不如其政治博弈重要。
雖然特朗普尚未公佈藥品的具體關稅稅率，但此舉已以讓企業自危並做出反應。
4月10日，瑞士跨國藥企諾華宣佈計劃在5年內對美國基礎設施投資230億美元，以確保諾華為美國患者提供的所有關鍵藥物都將在美國製造。當然也有藥企巨頭，如禮來CEO對外媒表示“很難回去”（It'll be hard to come back from here）。
對於中國藥企而言，“出海”本是近幾年發展的關鍵詞，美國也是出海的重要區域。據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統計，如按地域劃分，2024年，國內醫藥產品對美出口總額達190.47億美元，同比增長近12%，比排名2-4位的印度、日本和德國加起來還要多。
如今，一貫的平衡即將被打破，難有人能獨善其身。變局之下，中國醫藥企業的出海預期會如何改變？企業又將如何應對這場關稅風暴？
原料藥高度依賴中國供應
這幾天，梁宇和身在美國的創始人討論最多的就是關稅。幾年前，看準了減重新藥爆發潛力，梁宇與幾位原料藥“老炮兒”開啟了新一輪創業。如今已經收穫了不少來自北美、歐洲、印度的訂單。
原料藥，也是本次行業最為關注的賽道。因為，中國對外出口的諸多醫藥類產品中，西藥及其原料是最大的品類。2024年，國內醫藥產品出口總額1079.64億美元，其中，西藥出口539.53億美元，而西藥原料藥出口在西藥中的佔比更是達到80%，金額為430億美元。
在梁宇看來，原料藥的供需體系和製造業格局，是長期以來形成的，美國對印度、中國原料藥高度依賴，短期內難以改變。
在美國，90%的生物製藥公司要進口原料藥（API，藥物活性成分），來生產FDA批准的產品。“目前，直接銷往美國的API中，印度佔的市場比例比中國大，但印度合成API所需的基本化工原料（KSM）有70%左右主要來自於中國，這主要是由製造成本、工業基礎、環保政策等多種原因導致的。”梁宇解釋。
對於原料藥企而言，將產能轉移到美國幾乎難以實現。
尚且不談貨幣單位差異帶來的高昂成本——據美國藥品研究與製造商協會（PhRMA）的統計，在美國，從0開始建設一座新工廠動輒花費20億美元——“加100%的關稅可能都比這要便宜”；更重要的是，“時間也耗不起”。“從設計到土建、裝置安裝、FDA檢驗、工人培訓、投產，5年時間是最短的，大部分藥企一般都要花個7、8年，而特朗普的任期只有4年。”
尤其是對於中小型企業來說，文化差異的風險同樣隨時存在。梁宇曾考慮過將自己在其他領域的生意放到美國去建廠，但最終放棄的原因是，在美國，“一個實力不夠強的小企業可能難以抗衡律師和工會，一個小官司就可能讓你傾家蕩產”。
因此，藥品製造業的產業迴流美國及供應鏈重組，短期內難以實現。
若未來無差別執行藥品關稅加徵，原料藥成本大機率上升，部分負擔可能會轉嫁至美國普通消費者及政府支付方。有投資人擔憂道：“這幾年，不少原研藥專利相繼到期，價格較低的生物類似藥可以上市。如果因為製造成本的原因導致藥價上漲，價格還是下不來，患者能否承擔？”
此外，供應鏈的穩定性也無從保證。產業組織BIO近期的調研稱，如果對中國徵收高額關稅，79%與中國簽訂合約的公司將受到極大影響。
當然，如果僅針對中國的藥品關稅貿易戰執行，相關原料藥企面臨的競爭格局將發生變化，對美業務板塊的業績可能會受到較大沖擊。
針對如何應對可能到來的“藥品單獨徵稅”，國內頭部原料藥企業華海藥業對外回應稱，美國是市場化價格競爭，所以可能需要“從工藝等方面去找補”，另外也會評估美國生產基地是否存在其他承接方式，轉移生產基地可能是一個方向，但要看它整體是否符合產品生產要求。
這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路。有從業者認為，自己所在企業正在透過改進生產工藝、提高效率的方式降低成本。透過“打鐵仍需自身硬”的手段，進一步降本，以對抗關稅加徵的衝擊。
關稅風暴下的創新藥、CDMO
原料藥之外，另一大關注點在於創新藥。實際上，這部分從業者反倒相對平靜。
除了少部分以產品形式出口的創新藥，當前，國產創新藥出海的主要形式是：透過對外授權產品管線權益（如海外臨床開發、商業化權益）獲得“智慧財產權使用費”，此類交易暫時不會受到關稅加徵的衝擊。
不過，也有完成過管線大額對美授權的企業人士提到，生物技術是中美兩國的關鍵競爭點，還是“不要掉以輕心”。此前，他主導的那項交易由於金額過大，臨到談判後期，MNC買方提出“如果交易主體是中國企業，他們可能會有些壓力”。最終，授權改由該公司的美國子公司來完成。
該企業人士認為，從經驗上判斷，單個資產首付在大幾億美元、總價幾十億的FIC、BIC產品，且雙方有共同開發美國市場意向的，可能更需要注意這個問題。
相比於關稅，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近期的一則公告，更令國內創新藥企研發人員擔憂。該公告稱今年4月4日起禁止中國等多個國家的機構和科研人員訪問NIH的資料儲存庫及相關資料。多位受訪者提及：該公告及透露出的對抗訊號，對於國內新藥臨床研發而言是一大沖擊。
儘管原料藥的全面遷移短期不可能實現，但創新藥成藥生產等高附加值環節的製造業有可能迴流至美國。據Fierce Pharma援引PhRMA的報告稱，美國生物製藥製造工廠數量“逐年穩步增長”，從2018年的1018家增至如今的1591家。
此外，對於以CXO為代表的大量承接美國市場訂單的製藥產業鏈上游企業來說，“關稅”雖未必會直接作用在其身上，但也存在受波及的可能。
有關注CDMO領域的醫藥投資人提到，對於這種“既要考慮資本支出，又要考慮人員、原材料、供應鏈的產業，本應該受益於全球化，哪裡合適就在哪裡生產”，近兩年，雖的確有CDMO企業在美國建廠的案例，但受限於生產效率和人才問題，“規模還沒起來”。
畢馬威美國生命科學國家戰略負責人Jeff Stoll最近在接受醫藥行業媒體Fierce Pharma採訪也時稱，“不可能將很多藥品的全部生產只交給美國，或只交給某個關稅最低的友好國家”，企業方在做重大生產決策時，不該“僅出於對政策的反應”。
有從業者認為，雖然不能否認美國是消費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但“全世界總人口80億，無論貧富，都需要吃藥”，開拓更多北美之外的海外市場，未必不會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比如，翰宇藥業本次就表示，正與合作伙伴正密切關注相關動態，同時，公司也“一直計劃開拓歐洲或東南亞市場，以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
事實上，中國企業應對“關稅震盪”已有諸多先例和經驗。2024年，美國就曾大幅提高了中國注射器和針頭，呼吸器等個人防護類裝置，以及醫用橡膠手套等耗材產品的關稅。相關企業正是透過加速產業在海外當地的本土化生產，減少對美國單一市場依賴等方式積極應對的。
“暫且觀望兩年，再勒緊‘腰帶’撐一撐，待兩年後中期選舉或許事態會更清晰些。”梁宇表示。
（梁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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