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這次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第一個建言獻策的專家代表，林毅夫認為，“十四五”期間如果能夠繼續發揮“後來者優勢”和“新產業革命”的換道超車優勢，不斷促進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中國經濟在“十四五”乃至2030年依然具有8%左右的增長潛力。

為什麼有這樣的底氣？林毅夫向記者舉了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的例子，當這些國家和地區處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時，利用“後來者優勢”都能夠保持20年8%-9%的經濟增長速度。與這些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是，中國本身是一個人口多、人才多、市場大的發展中國家。“不光是人口數量多，現在中國人力資源的素質也普遍提升，有創新才能的年輕企業家和技術人員越來越多，這是我們在以人力資本為創新的主要投入的網際網路、人工智慧、萬物互聯、雲計算、5G等新產業革命實現‘換道超車’和發達國家齊頭並進的重要機遇，2019年全球有494家創業不到10年、未上市、市場估值在10億美元以上的獨角獸，其中中國有206家、美國203家就是證明。”

在林毅夫看來，增長潛力是由供給側的技術可能性所決定，能否“變現”還取決於需求側。“西方發達國家增長持續疲軟，造成我國的外部需求受到抑制，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和中美摩擦，外部需求不足將會是抑制我國在‘十四五’期間將增長潛力變成實際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不過中國內部市場大，可用的政策手段多，只要我們保持定力，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以國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迴圈相互促進，依靠科技和人才兩個關鍵因素，發揮制度的優越性，那麼在有8%的增長潛力下，應該可以實現年均5%-6%的增長。”

林毅夫認為，目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還比較突出，這就要求政府一定要履行好“因勢利導”的作用。處於追趕階段具有“後來者優勢”可能發生市場失靈的地方和處於“換道超車”引領階段可能發生市場失靈的地方是不一樣的，因此政府要因勢利導的著力點是不一樣的。“我們強調可持續發展，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充分利用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有效的市場價格訊號可以反映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但是這背後需要有政府根據產業發展的需要，幫助企業家克服企業家自己解決不了的基礎設施、營商環境等諸多市場失靈，幫助對創造就業、促進增長能帶來最大貢獻的新產業的發展，真正將各地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

當談及參與這次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的感受時，林毅夫對黨中央開門問策的態度印象深刻。他告訴記者，為了繪好“十四五”期間科學發展的藍圖，今年6月至今，黨中央召開了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全體會議和企業家專門會議集思廣益，總書記親赴吉林、安徽等多地深入考察調研，聚焦地方發展所面臨的新老挑戰，提出“十四五”規劃編制要把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問計於民統一起來。“作為受邀者參與這場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我感到非常榮幸。因為可以貢獻所學，參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規劃中來，與國同行，這份參與感讓中國知識分子有主人翁的自豪。”

當今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變化，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用“逆風逆水”來形容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並提出在“十四五”期間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

面對日益嚴峻的外部環境，中國是否應該降低開放程度，製造自己的“壁壘”以求保全呢？林毅夫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國絕不可以走封閉經濟的老路，而是要內外迴圈雙輪驅動，兩個市場優勢互補。”他認為，中國應大力提升關乎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的核心技術創新能力，在關鍵領域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但並不是說所有的高新技術都需要‘自力更生’地搞，現在美國想封鎖我們，不代表對外開放就關上了大門。絕大多數高新技術不光美國獨有，我們可以從歐洲、日韓等發達國家進口，其他國家也沒有理由為了維護美國的單邊霸權而犧牲自己，不和中國進行貿易和交流。”

“中國作為全世界規模第二大、增長第一快的市場，中國的發展不僅僅會提高我國人民的收入水平，而是可以惠及貿易伙伴，為其擴大市場、創造就業，促進世界繁榮和穩定。”林毅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長達1個多月的全國性質的停工停產導致生產停滯、消費下降、經濟停擺。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遭遇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負增長——GDP同比下降6.8%。隨著中國疫情防控形勢的轉好，復工復產有條不紊的開展，中國第二季度經濟呈現正增長，但隨之而來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這又為穩定恢復的中國經濟增加了諸多不確定因素。

能否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林毅夫告訴記者，這其中有兩個公認的量化指標是“兩個倍增”，即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要翻一番。

“要實現‘兩個倍增’，中國經濟需要在這10年裡保持年均7.2%的增速，前幾年我們的增速較快，超過了7.2%，所以2020年我們只要達到5.3%的增速就可以實現這兩個目標。這個數字如果放在疫情前，應該是非常容易達到的。即使是現在疫情重創了我們的經濟，如果排程好可用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加之中國廣闊的市場和空間縱深，完成這個數字也是有可能的。”林毅夫表示。

但是可以達到並不等於有必要達到。“我個人的建議是要為未來留出政策空間。”

林毅夫認為，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疫苗研發出來之前仍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秋冬季甚至第二年有可能暴發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即使是第一波疫情全世界也尚未出現徹底好轉的趨勢，美國、印度等大國每日新發病例還在數萬。“除非全世界的疫情都控制住了，否則我們並不能說中國就走出了疫情的衝擊。”

林毅夫建議中國應適當調整增長預期，他認為全年3%-4%的增長率更為合理。“如果增長率是3%的話，這就意味著我們在第三、四季度的增長率應該在7.6%。儘管預期調低，但是在今年如此惡劣的世界經濟大環境下，這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因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美國可能負增長8%，歐元區負增長10.2%，全球負增長4.9%，如果我國增長3%，意味著我國比美國、歐元區和世界分別增長高11個、13.2個和7.9個百分點。”

在林毅夫心目中，和單純的數字考量相比，遭遇疫情下的民生改善更牽掛人心。他告訴記者，和過去的金融危機不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並不僅是外來衝擊。外來衝擊對國內生產消費的影響有限，但此次疫情卻實實在在地傷害到了企業生產和人民生活。

“我們的中小企業吸納了80%的就業人口，不開工就沒有工資發給工人，企業連租金都支付不起就只能倒閉。工人突然沒了工作，生活就會很快陷入困頓。”林毅夫非常關注對中小企業和困難家庭的救助，他認為對企業的救助需要實打實的政策：減稅、降費、緩繳五險一金及緩償信貸、向企業增發貸款等都是必要的措施；對因為收入降低而生活困難的家庭，林毅夫認為可以提高失業人群的救濟，提高低保標準，採取發放地方消費券等多種形式來保民生。

“如果今年實現3%的增長，明年保持3%的增長，我們在20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就可以實現“兩個倍增”目標，也即完成我們設立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林毅夫堅定地說。

與改革開放一路同行的林毅夫，無論身處哪裡，始終堅持不懈地耕耘和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創新之路。從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的崗位卸任後，回到北大的林毅夫提出了著名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

不同於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新結構經濟學著眼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規律，密切關注經濟體自身要素稟賦結構的特點，其主張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的觀點，為發展中國家探索了一條可行的發展新路。

“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這40年是一個理論創新的富礦，北大學人不應該辜負這個時代的期望。”提到對北大年輕一代的寄語，林毅夫重複了總書記於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所講：“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

林毅夫始終為“常為新”的北大驕傲著。在他心目中，北京大學自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之始便是各種新思想風雲際會的地方，馬克思主義在這裡最早傳播，北大培養了中國最早期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單純地引進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而是將它與中國革命和改革的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發展著馬克思主義，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引領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活的思想源泉。”

林毅夫說，目前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2030年有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並沒有走西方自由主義發展的老路，而是探索了自己改革開放的新途——“中國經濟現象應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現象，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理論創新，而不是用中國的資料去印證別人的理論或者模型。”在近期舉行的第一屆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師生線上交流會上，林毅夫鼓勵北大年輕一代把握住時代賦予的機遇和挑戰，克服理論上“以西方為尊”的學問正規化，作出有原創性的理論探索。

“我們做經濟學理論的，不應該僅是為了發文章、找工作，我們研究的初心是把符合國情規律的理論挖掘出來，進而指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把我們的社會改造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樣的理論對和我國條件相近、現代化目標相同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講，也會比西方主流理論更有參考借鑑價值，有利於幫助他們實現趕上發達國家的夢想。”這是林毅夫對北大年輕一代學人的期望，也是他自己的“中國夢”和“北大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