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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化，國際環境進入風起雲湧的新階段，而中國經濟本身三期疊加的挑戰尚未完全化解。
聚焦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該如何看待新質生產力與新型生產關係？貿易戰對中國經濟會造成怎樣的影響、該如何補足？擴內需促消費又要如何施策？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原因何在？“中國崩潰論”為什麼反覆出現？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前景如何？
近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行的“中國經濟的內在邏輯與新挑戰暨《解讀中國經濟》新書悅讀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名譽院長林毅夫針對上述問題進行了回應。
①提問：該如何看待新質生產力與新型生產關係？與傳統生產力、生產關係有什麼區別和聯絡？
林毅夫：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又反作用於生產力。談新質生產力時，先要明確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再去探討生產關係。新質生產力最早被提出時曾舉了新能源汽車、商業航天、生物製藥三個產業的例子，導致各地一開始以為新質生產力僅限於這三個產業。後來中央及時糾偏，指出未來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新質生產力的載體，傳統產業若運用新技術（如數字化、智慧化、綠色化技術）替代傳統技術，同樣是新質生產力的來源，且強調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需依據各地比較優勢。像發達的三市五省中心城市，人均GDP超1萬美元，經濟發展水平高、人才集中，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如可控核聚變等，利用當地資本、人才優勢，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機遇。而我國80%產業仍是傳統產業，不少處於追趕階段，有後來者優勢，同時可藉助智慧化、數字化等技術換道超車，新能源汽車就是典型例子。
發展新質生產力需合適的生產關係和制度安排。如利用第四次工業革命機遇發展產業，需耐心資本（如政府引導資金、風險資本）支援，相應就要有適配的制度；若屬傳統產業技術改造，風險較小，主要依靠銀行貸款、企業自有資金等，那麼制度安排又有所不同。總之，要因地制宜、因產業制宜確定合適的制度安排來釋放新質生產力。
我堅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要先弄清楚如何提高經濟基礎（即發展生產力），才能明確上層建築（生產關係、制度等）中哪些是合適的。改革開放後，80年代曾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更重視生產關係、上層建築調整，但因未充分考慮當時產業實際，因此效果不佳。我贊成釋放新質生產力需要合適生產關係，但前提是深入瞭解生產力特性，才能確定匹配的生產關係和制度。
②提問：有觀點認為受貿易戰以及美國“小院高牆”政策影響，我國出口可能拖累GDP下滑1.5—2.5個百分點，您怎麼看？要達到今年5%經濟增速目標，哪些領域可以補足？
林毅夫：對於美國貿易戰等對中國GDP影響的預測，不同機構說法不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影響中國0.8個百分點，世界銀行預測0.2個百分點，我認為這些預測都只是參考，並非完全準確。
我國對美出口佔總出口的20%左右，出口佔GDP的15%不到20%。若不賣給美國，一方面可開拓新市場，我國有龐大國內市場，能通過出口轉內銷來彌補，政府可刺激消費需求，如推行電器產品以舊換新補貼，企業也積極響應，像京東推出出口轉內銷優先上架及2000億元人民幣補貼等。另一方面，還可將產品出口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所以實際影響會比很多國外機構預測得小。
我堅信中國實現5%左右增長的可能性很高。在沒有美國政策影響下，我們第一季度GDP增速達5.4%，現在受貿易戰影響可能下滑一點，但也能保持5%左右，可能也就是4.9%。而且我們有足夠政策空間來緩衝影響，貨幣政策方面，發達國家接近零利率，我們可降息、降準；財政政策方面，我國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財政赤字略超60%，發達國家普遍超100%，我們財政政策空間較大，且政策思路已調整，貨幣政策從審慎轉向適度寬鬆，財政政策從積極變為更加積極。綜上，我認為會比國外那些悲觀預測好得多。
③提問：受外部環境影響，我國正積極推動出口轉內銷，但當前內需不振、消費低迷，您如何看待這個矛盾？可採取哪些措施提振消費？
林毅夫：關於中國消費能力不足的問題，需先明確是消費意願不足還是消費能力不足。雖然提高收入水平能促進消費，但在既定收入水平下，若人們將錢儲蓄而非消費，那僅靠發錢也難以有效提升消費。因此，要從兩方面來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
從長期視角看，持續提高消費的根本前提是收入不斷提高，而收入增長又取決於生產力水平的提升，這需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實現。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離不開有效投資，即依據各地比較優勢，投入到能真正帶來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領域，進而推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水平上去了，收入水平自然提高，消費增長也就有了堅實基礎。所以經濟增長模式不能簡單從投資拉動轉為消費拉動，而是要繼續依賴有效投資來驅動，實現消費的可持續增長。
從當前制約消費的因素看，要解決產品供給與信心不足的問題。
一方面，有時並非民眾沒有消費意願，而是缺乏真正滿足需求的合適產品。比如優質的電影作品《哪吒2》就因契合觀眾喜好而大受歡迎，這說明只要產品對路，現有收入水平下也有巨大的消費潛力可挖掘。
另一方面，當前複雜的外部環境，如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以及一些國外對中國經濟的悲觀論調，容易影響民眾和企業信心。一些類似日本經濟停滯的案例被過度解讀，導致大家對未來預期悲觀，進而抑制消費和投資意願。然而實際上，中國的現狀與日本當年存在諸多不同，不能簡單類比。日本經濟陷入困境主要是因放棄產業政策後缺乏新技術、新產業支撐，而中國一直在積極推進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只要保持信心，持續創造良好就業機會，民眾對未來的收入預期改善，消費意願自然會提升。
因此，當務之急是透過有效投資推動產業升級，創造更多優質產品和服務供給，同時增強各方對經濟發展的信心，如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實現經濟增長與消費增長的良性迴圈。
④提問：為什麼改革開放後中國能持續這麼長時間的高速增長？為什麼改革開放前30年沒有做到？
林毅夫：中國從改革開放後到1995年，保持了連續16年、平均9.7%的高速增長。但即便如此，1995年時，中國的人均GDP也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53%。此後到2024年，中國又實現了年均8.3%的高速增長。而無論是從1978年算起，還是從1995年算起，中國都是同時期增長最快的國家，也是同時期唯一沒有出現系統性經濟金融危機的國家。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
2024年中國的人均GDP按現價美元計算是13445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人均國民收入14005美元）。不僅如此，中國的高速增長還拉動了東亞經濟體甚至是整個世界的經濟復甦。有人說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樂觀派，我認為我是客觀派，因為我講的後來基本上都成為事實。
發展的前提是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新質生產力不斷湧現。這就需要來自技術層面的創新，以及新的附加值高的產業不斷湧現，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是普遍規律。在這方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存在重要區別：發達國家由於產業和技術已經處於世界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能靠自己發明。像美國、西歐等發達國家，他們要繼續創新，只能依靠自身發明新技術、新產業，但這投入大、風險高，成功率低。從歷史資料看，18世紀到19世紀，其人均GDP增長僅1個百分點左右，加上人口增長，平均經濟增長約2個百分點。19世紀中葉至今，除特殊情況外，美國等發達國家人均GDP增長大致在2個百分點，加上人口增長，經濟增長大致在3%左右，2008年金融危機後甚至低於3%。
而發展中國家則可以利用後來者優勢，透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方式，實現比發達國家更快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速度。從成本與風險角度看，自己發明成本高、風險大，而引進消化吸收成本低、風險也低。若發展中國家懂得利用後來者優勢，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速度可快於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也因此快於發達國家。二戰後，部分發展中國家實現了高速增長，中國自改革開放後成為其中之一，經濟增速遠超發達國家。
不過，後來者優勢自工業革命後就一直存在，可中國卻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才實現高速增長。這是因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實現民族復興和滿足國防安全需要，我國選擇重點發展與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但由於當時我國資本短缺，發展這些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需要給予保護補貼，且因技術封鎖等問題，只能自己發明，放棄了後來者優勢，同時保護補貼帶來的干預扭曲也導致效率低下，發展緩慢。
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我國開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這些產業符合我國當時比較優勢，且發達國家已失去此類產業的比較優勢，不再加以保護和限制技術輸出，我國得以真正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⑤提問：“中國崩潰論”為什麼反覆出現？
林毅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普遍抱有趕超發達國家的強烈願望，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擁有與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於是，社會主義國家採取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策略，而非社會主義國家則多實行進口替代戰略，試圖透過發展本國製造業來替代進口。
然而，進口替代戰略多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而這些國家普遍資本短缺，沒有比較優勢，所以這些產業往往需要政府給予保護補貼才能建立。這導致了資源錯誤配置、尋租腐敗等問題，使得經濟發展普遍緩慢。因此，二戰後，只有13個發展中經濟體實現了7%以上的經濟增長，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陷入了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之所以發展不好，根源在於政府幹預帶來的扭曲和政府失靈，而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體系完善，資源配置效率高。對此，主流經濟學理論開出了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藥方”，認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同時，必須把制度安排同時建立起來，也即“華盛頓共識”。除此之外，當時的另一個共識是，中國所實行的“既有計劃，又有市場”的漸進雙軌制改革，是比計劃經濟更為糟糕的制度。也正是由於這一“共識”，每當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下降時，國際上就會出現“中國崩潰論”的聲音，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但事實是，20世紀80年代後按照主流理論進行市場化轉型的國家，絕大多數都出現了經濟停滯、崩潰、危機不斷和嚴重的腐敗，80—90年代的增速甚至比60—70年代還要低。而中國卻憑藉“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漸進雙軌改革，既維持了經濟穩定，又讓新產業利用後來者優勢快速發展，積累資本，使一些產業逐漸符合比較優勢，為過渡到市場經濟創造了物質條件。
⑥提問：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前景如何？
林毅夫：儘管有人認為中國已經利用後來者優勢30多年，增長潛力可能已經耗盡，但實際上，後來者優勢的大小並不取決於已經利用了多少年或當前的絕對發展水平，而是取決於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就是可用中國人均GDP與美國的差距水平來衡量。
透過比較中國與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情況，可以發現當這些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與中國當前相似時，它們都實現了高速增長。按照德國、日本、韓國的歷史經驗，並以2019年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衡量，從2019年到2035年，中國應該還有16年8%以上的增長潛力，有可能實現5%～6%的增長；從2036年到2049年，中國應該還有6%的增長潛力，有可能實現3%—4%的增長。
儘管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挑戰，但這並不會對人均GDP的增長產生重大影響。雖然老齡化可能導致勞動力數量減少，但透過提高勞動力質量（如教育水平），可以保持有效勞動的數量不下降。中國已經在教育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員教育水平較高，這有助於應對老齡化帶來的挑戰。
此外，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具有獨特的優勢。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如人工智慧和大資料，研發週期短、資本投入少，更依賴人力資本。中國擁有大量相關領域的大學畢業生和龐大的國內市場，這為新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提供了有利條件。
關於中美摩擦和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雖然美國可能在一些關鍵技術上對中國進行限制，但中國可以透過與其他國家的技術合作以及新型舉國體制來突破這些限制。例如，華為在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後，仍然能夠生存和發展，這表明中國有能力應對技術封鎖。美國將無法在科技上“卡中國的脖子”，並且美國的高科技企業也需要中國的市場，美國從雙邊貿易中得到的好處將比中國更大。
憑藉人才優勢、國內大市場優勢和產業鏈配套齊全的優勢，中國仍有非常大的可能實現5%的增長。如果能夠充分發揮潛力，中國在2035年之前有望實現5%-6%的增長，在2036年至2049年之間實現3%-4%的增長。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有望達到美國的一半，經濟體量則有望達到美國的兩倍。屆時，中美關係就會進入一個有望改善的新局面，世界也會進入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因此，中國繼續保持較快發展，不僅有助於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也將為世界的穩定發展提供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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